“踏上轻骑，马到成功”的广告曾传遍大江南北。

历经新一轮重组的轻骑，未来走向尚不明晰。

曾叱咤一时的张家岭

　　狱中张家岭

　　失去了自由的他，已不愿再回忆过去。但他在狱中得以安静地思考，这带给他新的认识。

　　中国周刊记者  张友红 济南报道

　　在监狱的一楼等候厅，一个负责协助警察登记的犯人“小胖”，知道记者要见的人是张家岭，凑过来低声问：“你也是在轻骑干的么？”

　　在这个大院里面，张家岭属于“名犯”。提起他，已经出狱的狱友，也会知道，“在教育上。”所谓的“教育”，指的是山东省监狱教育分监区。

　　“小胖”说，在记者踏进等候厅的前脚，张春生的前妻刚刚出门。

　　张春生是张家岭之前的贴身秘书，后来因为在澳门豪赌，一夜间输掉几百万，被张家岭赎回来。但是，后来的吸毒，让张春生在索要钱财而不得的情况下，向张家岭连刺7刀。张春生被认为是张家岭用人不当的典型例子。

　　朋友问张家岭：“起诉他么？”

　　张家岭叹口气：“算了。”

　　如今，两个人一个在教育监管区，一个在第二监管区。

　　同在这个大院里的，还有轻骑集团原总会计师韩立彬，他曾负责了轻骑的上市以及参与轻骑炒作资本市场的事情，是张家岭的得力干将。

　　张家岭曾在法庭上说：“一生的绝大部分时间在轻骑度过，整整24年。从我到了这个厂就没安稳过，一直在上上下下反反复复中度过。”如今，所有的辉煌与恩怨都已结束。此时的他，状态如何？

　　十几分钟后，张家岭出现在记者视线里。

　　狱中老人

　　微胖，脸很白，嘴唇很红，眼睛有神。看起来气色不错。

　　入狱前，他被描述为“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声音洪亮，思维敏捷。”现在，与之最大的差别是：头发全白了，稀稀疏疏。

　　2010年，张家岭68岁。

　　左胸前一张巴掌大的白色纸板上写着：“处遇：一级严管”。这表明张家岭在监狱里所能享受到的待遇：每个月只能会见直系亲属一次，每个周只能与自己的直系亲属通一次电话，没有评优评先进的资格。

　　但是，因为年龄原因，张家岭依然享受到了“特殊待遇”，不用每天工作8小时，而是半小时，“监狱里每天来的报纸杂志，都是我先看，我就在图书馆整理这些东西。”张家岭对如今这个“工作”似乎很满意，因为满足了他了解外界的需求。他说，“半小时在图书馆整理报刊，其他时间我自己看书，思考。很充实。”

　　一位出狱者对《中国周刊》记者说，“在监狱里，除了工作和休息，没有外界的任何纷扰。但是这种闲适是有条件的。监狱也是一个社会，很完善的社区。有严格的管理，譬如：犯人要遵守‘监规42条’，要自己洗衣服叠被子等等。”

　　张家岭也不例外，必须遵守这一切。

　　“张家岭就是轻骑，轻骑就是张家岭。”这个判断，放在上世纪最后十年一点不为过。轻骑的张家岭、海尔的张瑞敏和三联的张继升是当时山东有名的“三张”，都是山东省政府在上世纪80年代初向企业输送的“空降兵”。几乎同时，三人各自改变了所在企业的命运。

　　轻骑集团原清欠部部长王建中对《中国周刊》记者回忆，“张家岭要比张瑞敏红火得早，轻骑1993年就上市了，张家岭风云的时候，‘三张’中的张瑞敏和张继升还没这么大名声呢。”

　　如今，张家岭仅仅是一个失去自由的“小老头”。

　　轻骑烙印

　　说到轻骑退壳的事情，张家岭连连点头，“我从报纸上看到了。”面对《中国周刊》记者，他动了动嘴唇，没有对这件事发表看法。几秒钟的沉静之后，补充说：“这个事情等以后再说，我不好说什么，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考虑点。”

　　张家岭的考虑点是什么？

　　如果，仅仅是作为轻骑的老员工，张家岭也会有较大的感情波动。就像记者提到之前采访到的轻骑老员工，他们对于退壳仍旧从感情上难以接受。

　　张家岭低下头，吸一口气，“是，一定的。”

　　在张家岭时代，轻骑印刻着明显的张氏烙印。在轻骑的宿舍区，一位姓胡的退休轻骑员工曾经对《中国周刊》记者说，当年轻骑的广告语——“踏上轻骑，马到成功”就是张家岭想出来，因为张家岭是属马的。轻骑的车型里，也有野马、悍马。

　　那时的张家岭，在王建中看来，也算是仁义的人，张曾说过，“我要让轻骑所有职工都有房住”。最后基本实现了。在济南，光轻骑的职工宿舍就有十几个小区。

　　“那时，正是家用汽车发展非常初期，如果做起来了，轻骑应该是另一番场景了？”

　　对记者的提问，张家岭并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连连点头，说：“汽车的事情没搞起来，有很多原因。这个等以后说吧。”

　　很明显，张家岭收敛了很多，不再是那个“张口骂人，能延续半个小时”的张总，也不像狱中的牟其中“保持着一直的桀骜不驯”。在诸多问题上，他都会安静地说，“这个等以后再说吧。”即使，话到嘴边。

　　这可能与他的性格有关。

　　张家岭曾经的办公室副主任任建中记得，张是一个有毅力的人，能忍。他向《中国周刊》记者说，张家岭抽烟喝酒都很猛，一次大病后，医生要求他戒烟，他果真说戒就戒了。张家岭在开会的时候劝员工戒酒说，“你们看我之前多能喝啊，说戒还是戒了，只要你觉得有些事情威胁到你的生命了，就一定能做到。”

　　股市研究者

　　张家岭曾是中国第一批玩股票的人。

　　王建中记得，轻骑上市之前，张家岭就在集团成立了“证券部”，用于研究股市和筹划轻骑上市。

　　他清晰地记得“上交所营业第一天，指数最低的时候跌到了90点”，“现在不会有那么低的点了”。

　　几年的观察后，1993年，等到轻骑上市时，张家岭专门以高薪从上海万国证券公司请来一位专业人士协助工作。此时，山东省仅有青岛啤酒完成了上市。

　　当时，对股票还很陌生的轻骑员工，在某天接到张家岭的话，“我给你们放假三天，你们去买轻骑的股票，保准赚。”

　　果真如此。任建中就是获益者之一，他曾经对《中国周刊》记者回忆：1993年自己从股市赚到第一笔钱，就是一万多，“觉得，哎呀，一万元在当时是很大的钱了。”

　　提起当年的上市，今天的张家岭轻描淡写地说了这一句：“后来没买的人都着急了。”

　　现在，张家岭依然关心大院外面的股市。

　　他说：“我订阅了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大江南、财经杂志、中国经营报等等。外面的事，我都知道。”

　　股市的话题，显然是张家岭想谈的。

　　他对《中国周刊》记者说：“美国说，他们的股市是市场的晴雨表，我们也一样。证券市场的每次变动都是国家政治经济的反映。”

　　他一项一项地列举着今年股市的每一个节点，什么时候是2500点，什么时候是2700点，什么时候过了3000点，他都能清晰地说出来。

　　他继续向记者分析今年股市的趋势：“昨天(10月27日)，上海证券交易所跌了45点，失守3000点。这轮涨幅会是阶段性的，不稳定的。可能会有连续两轮的起伏。要是这次算是一次的话，今年就比较好。我觉得还有一轮大的起伏，到年底的时候会达到三千四五百点左右。”

　　他曾经申请在监狱里教课，讲证券，但是后来没有如愿，“上课都是晚上，监狱方面认为我年纪大了，晚上上下楼梯不方便。”

　　现在，他也乐意和身边的狱友们交流，“外面也有些做证券的人，来和我切磋证券市场的事情”，“高兴的时候，我就写写，做个摘抄。”

　　但是，现在，他有了担心。“听说，明年证券报和财经杂志就不能订阅了。因为全监狱只有我一个人订这类报纸。”

　　新的思考

　　每天半小时的图书馆工作后，张家岭的剩余时间就是看书、思考。他开始重新看经济学的书，有些是他之前看过的。

　　“家里人也给我买了一些财经方面的书，亚当·斯密的，市场经济的书，看美国的市场经济发展轨迹，在外面之前我也看，有些理论我也知道，但是没这么用心看，现在看看，还是有一些感悟。”

　　“我们国家的市场经济其实和他们(欧美)有相同点也有不一样的地方。相同的是市场经济的大趋势。不一样的，无非是中国政府这张调控的大手起的作用更大而已。但是，市场大趋势是不变的。”

　　他还推崇财经评论员叶檀的《拿什么拯救中国经济》，“写得不错。”

　　他认为书中的观点“不错”：“(这个时代)从宏观经济到金融世界，从股票市场到房地产市场，所有的市场都打下了市场化发轫初期计划经济与自由市场胶着的深刻印迹。处于转型时期的人，不得不在逻辑怪圈中挣扎：赞成自由市场，又看到自由市场的约束条件；不赞成政府过度介入微观市场，却时刻呼吁政府的自律与他律。”

　　在张家岭的经历中，正是充满着这种转型期和成长期的挣扎和荣耀。

　　在去轻骑之前，张家岭是济南国资委一轻局的干部，处在经济转型期，被调到企业。他提出了“跨所有制、跨行业”经营。

　　作为国有企业，轻骑也一直处于政府监管和市场自由的竞争生长状态下。任建中向《中国周刊》记者回忆，1980年代中期，张家岭就看到了市场竞争的力量，花大力气融资，引进技术，才得以成就后来的轻骑王国。

　　但是，张家岭和轻骑也一直处在和政府的微妙关系中。譬如，在“政府意愿下”，短时间内收购了很多济南亏损的企业，是政府眼里的明星企业，好企业；但后来还是遭遇了税务部门的查处，张家岭又表现出了对政府的不重视，之后断了资金链。

　　张家岭曾经在悔过书中写到失败的原因，“一是生产经营中对决策后的风险评估不足，缺乏对决策风险的追踪和控制。二是个人权力过于集中，很难听到相反的意见。三是缺乏学习，法律知识匮乏，个人主义、利欲主义慢慢地滋生起来。”

　　“你会带着回忆，重新思考么？”

　　“现在我不愿意回忆过去，只愿意看现在，去理解这些理论，思考问题。的确有了新的认识。”

　　他抬了抬眼神，换了个姿势，左手伏在座位上，“但是我不写，就是在脑子里想。”

　　“有怎样的新感悟？”

　　他嘴唇动了动，又动了动，安静了10秒钟，抛给记者同一个答案：“这个以后再说吧。”

　　监督岗的犯人走过来提醒时间到了，张家岭看着记者半露笑容，“收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