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只做“素菜”的温州皮鞋佬

　　二十多年来，王建平说自己的公司来来回回全是“素菜”，只做实业不做投资。将来，他还会继续如此，哪怕有红烧肉似的投资的诱惑。

　　中国周刊记者  张友红  报道

　　47岁的王建平有QQ，他和别人推荐自己的联系方式时，会首先主动报上QQ号码，并建议对方去看他的空间。

　　这是一个实名的QQ，签名常年为“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空间里是一首节奏感很强的土耳其进行曲，加快版的。

　　他的发家史几乎和温州当地所有商人一样：小时候家里穷，改革开放后创业，从小作坊做到大工厂，在制造业摸爬滚打几十年，直到有了自己的品牌，并小有名气。

　　王建平做的产品是皮鞋，他创建了自己的品牌“哈杉”。

　　在号称“中国鞋都”的温州，王建平没什么特殊。但有一点与众不同的是，他被周围的朋友调侃为“傻子”。因为他自称做的全是“素菜”，一点“红烧肉”似的投资都没有。

　　傻子的坚持

　　先从二十几年前讲起。那是1987年8月8日，杭州。因假冒伪劣问题，消费者对温州鞋不满，有关部门在杭州武林广场将5000双“温州鞋”付之一炬。这件轰动全国的新闻，被称做“杭州武林门事件”。

　　此后，温州鞋业遭受沉重打击，制鞋企业大浪淘沙，所剩无几。这个曾经给温州带来诸多荣誉和灰色的行业，素有“剩者为王”的概念。

　　王建平的哈杉鞋业就是“剩”下来的一员，如今被认为是温州地区国际化最强的民营企业之一。他的工厂散布在中国、意大利、美国、尼日利亚、阿联酋等地。

　　但是，王建平并没有得到朋友们的羡慕和祝福。

　　他讲了一个故事。

　　去年除夕，还在非洲厂区忙碌的他，给国内朋友打电话拜年。他想问候大家新年好，还想和国内的朋友说，自己在尼日利亚的厂房又在扩建了，国际化的步伐又迈进了一点。

　　一个曾经和他在尼日利亚一起办工厂的老朋友第一个接到了电话，寒暄之后，对方说：“你是笨牛啊！我前年在尼日利亚拼死拼活的做鞋才赚了500万，去年回国一年轻轻松松就赚了5000万。你笨牛啊，还在非洲建什么厂房，劳累！”

　　老朋友继续炫耀自己2009年一年的生活状态：早上睡到自然醒。醒来，股市涨了，高兴。中午，房产中介打电话，说投资的房子260万买的，有人愿意出320万买了，心情倍爽。晚上，出去给别人讲个讲座或者去听听别人的讲座，赢得掌声一片。

　　王建平说，他的这个朋友过的是神仙生活，整天掌声一片。享受到了投资的甜头，就再也不愿意回来做实业了。当初，坚持做实业的他，曾视王建平为生意场上的“大哥”。税务局那儿出了问题，公安局那儿出了问题，都会请王建平出面帮忙。

　　王建平认为，这是投机行为，他最讨厌投机赚钱，“听都不愿意听。我会坚持走下去，宁可踏踏实实一点点做实业，养活更多人，钱赚的少，分享财富的人多。我一个厂子就养活几千人。”

　　在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眼里，王建平是一个书生气很浓的人，一边做企业，一边读硕士，后来还读完了博士，花了很多精力。周德文对他的判断是：“或许就是因为他的这种学术研究精神，学者气息，让他坚持做好一项事业，而不是投机赚快钱。”

　　当然，这一点，周德文并没有和王建平交流过，王建平对外人解释自己，并没那么高雅，甚至俗到家，“我就是愚钝！是老实人！”

　　他还纠正《中国周刊》记者，“别人认为我是傻子。我的傻，是不要加引号的，是真的傻，在他们看来能不傻么，有钱不赚还劳累。所以你不能加引号。”

　　从在商言商的角度，王建平对自己的否定不无道理。

　　在哈杉集团的发展过程中，曾经有诸多机会转行投资，或者更大比例的涉足投资行业。譬如：房地产。

　　这些机会主要集中在2005年和2006年。王建平回忆，“每年多次被邀请去投资房地产、矿产等。他们给我们提供的投资项目条件也非常非常优惠，都是明摆着赚钱的，而且是赚大钱的，赚快钱的。”

　　这些机会面前，王建平坦言，自己心动过，也犹豫过，但是最后还是一拍桌子，“就这么定了！”

　　王建平和自己的管理层定的是：“主业尚未成功，哈杉仍需努力，将军赶路不打小兔！”

　　当然，这一巴掌拍下去之前，王建平也和他的管理层分析：主业所需的精力让哈杉脱不开身做别的，没有足够的时间、精力、人力参与。

　　“也可以认为，我们就是错过了机会！那几年人家都开始投资赚快钱的时候，或者是因为哈杉反应慢，或者是因为我太固执，错过了很多赚快钱的机会。”

　　王建平的精力在做什么？他开始一项项数：哈杉成立开始就做外贸，后来，1998年金融危机，采购商不过来了，我们就走出去，称之为撇脂战略；2004年，为了减少贸易争端，也为了打品牌，我们收购了意大利WILSON(威尔逊)90%的股票，建立研发中心，并在外建厂房；2009年经济危机后，我们走深耕战略，注重国外品牌的打造。

　　王建平总结三次大的战略为三道“素菜”。“哈杉二十多年历史了，我们只有三道菜，全是围绕造鞋，没有别的了。我们不赚投机的钱。”

　　遭遇歧视

　　王建平的路，走的越来越孤单了。

　　这几年，他眼看着身边的朋友们纷纷放弃实业，转行去做投资。坚持下来的，也大都是把实业作为保底的项目，让其半死不活的生存着，只是作为融资信贷的平台，获得信贷后把钱用来投资。

　　在王建平看来，摆在实业商人面前的选择，其实很狭窄。因为要坚持做民营制造业，就意味着困难重重。

　　他总结了两个横在民营制造业面前的阻碍，“一是政府歧视，主要表现在基本没有扶持；二是金融部门的歧视，表现就是他们不愿意贷款给我们。”

　　2008年，金融危机一来，诸多实体企业关门停产搞投资，哈杉坚持着自己的生产计划。但是，转年到了2009年1月份，温州当地一家银行一夜抽掉了哈杉2000万元。王建平说：“原因是，哈杉没有投资项目做抵押，没有投资回报，仅仅做几双鞋，也不圈地投资，能赚几个钱？它们对我们不放心了，宁可贷给有投资项目的企业。”

　　这一资金链被斩断，直接影响了哈杉的发展进度。当时，王建平还在制定每年一倍甚至两倍的生产计划。

　　作为一家跨国型企业，王建平觉得自己“难死了”。他分析，“哈杉走出去，脚跟不踏实，我们没有当地融资，都是在国内融资的。现在，国内的当地银行看到哈杉还是胆战心惊的。”

　　和哈杉相反，温州当地另一家有名的鞋企，一边做制造业，一边大举进攻投资业。银行更乐意把钱贷给它。

　　王建平越来越觉得无依无靠，“国有企业走出去融资可以用项目担保，我们要用自己的房子担保，还要打八七折。利息又很高。我们温州有个对外经济协会，我每年都参加会议，我们都抱怨这个。也不是我一家有这样的问题。”

　　王建平还有个特殊身份——浙江省政协委员，他曾经连续三年把这些民间的抱怨写成提案。

　　在他2009年的提案中，记者看到王建平的提议：“借鉴西方、日本培育跨国公司的经验，对本土跨国公司的融资资金实行100%贴息……在经济开发区滨江园区内另辟2000—3000亩土地作为‘温州跨国公司孵化园区’，让上述优先的第一梯队20—30家公司入园，使其把‘根’留在温州，让其公司的全球零配件生产配置中心留在温州……”

　　但是，今年王建平没再交提案。“交了三年了，每年都没有人搭理我，我干脆就不写了。”

　　实业忧思

　　周德文一直在关注王建平这样的实业商人。在他看来，传统制造业，发展得再好，利润率一般也不会高过5%。拿什么让更多实业企业能像王建平一样，坚持并持续发展下去？这是他这些年一直考虑的。

　　在过去的几年里，周德文大声呼吁，希望政府看到产业空心化的危害，“社会都浮躁，房地产这么热，赚钱这么快，实业这么苦，随便一家企业都会放弃低利润追逐高利润。政府更是浮躁，疯狂地拍卖土地。即使政府口头说鼓励实业发展，但是见不到什么优惠。”

　　他的话，有些无奈的情绪：“在我的办公室，经常有一帮一帮的企业家来讨论实业能不能做？怎么做好？如果做不下去，怎么办？做了几十年了就这么放弃了么？可是，我们能提供给这些彷徨的企业家们的有限，只能是信息和联合抵抗风险的能力。”

　　王建平也听到了一些好消息。

　　在今年的温州民间资本投资服务中心开业仪式上，一批实业项目已作为投资重点成为政府和投资者关注的对象。这被认为是温州回归实业的一个信号。

　　这之前，周德文也注意到一些零星的变化。

　　“在新的温州沿海产业带规划中，政府强调设立工业园，投资高科技实业，这是一次资源的充血，而不是像原来一样，有地皮就开发做房地产。”

　　2009年，浙江省推出了一项“5111”计划，浙江理德企业咨询管理有限公司成为这项计划的执行者之一，董事长金晓华对《中国周刊》记者说：“这项计划对全省制造业提出了具体的帮扶措施，去年我们在绍兴做了试点，明年的目标是杭州。”

　　但这些星星之火并没有消解王建平和周德文的担忧。周德文说：“回归实业的速度远远赶不上实业资本化的速度。这就很可怕。明年上半年会有更多传统小企业放弃实业。国家会比较扶持新兴产业，对传统产业的扶持基本没有了。”

　　王建平就没有享受过政府扶植实业的优惠，他到网上看了相关的报道，得知有这么回事，对《中国周刊》记者说：“作秀成分大。政策从制定好到落实下去，很漫长的。我们期待，但是没有太多期望。可能，中国三十年内还是需要依靠我们这些‘傻瓜’、‘王八蛋’来做实业。”

　　王建平经常自己给自己鼓劲，在他的QQ空间有几首流行歌被重点推荐：刘德华的《男儿志》；谢霆锋的《不败的天才》；薛之谦的《梦开始的原点》……等等。他甚至写了推荐词：“燃起工作激情，以饱满的工作热情，以绝对的工作质量把产品质量做到极致！”

　　这是他给哈杉的鼓劲，也是给自己的鼓劲。

　　我经历的实业困境

　　寒焱

　　傍晚时分，我和爸爸走出星巴克，两个人谁都没说话，一头钻进车里。

　　那天，我们与投资银行谈了整整一下午，他们的目的很简单：探讨对我们这家制造企业进行股权投资，并进行一系列的资本运作，帮助企业完成A股市场PRE—IPO。

　　这些人告诉我们，在现今的生产制造业，应该借助资本市场的力量去经营企业，“大鱼吃小鱼”的市场规则已经演变为“快鱼吃慢鱼”，资本杠杆让以小搏大变成了可能。一席话让在实业领域摸爬滚打了20多年的我们听起来很新鲜也很兴奋，同时又有着更多的困惑与不解：那些眼花缭乱的股权运作、高溢价资产估值、高市盈率发行，让一向觉得赚钱很困难的企业似乎一夜之间就有了点石成金的能力似的。好像不可思议，但又实实在在的有着那么多的实例就发生在身边。

　　我很想知道：我们的实业发展模式真的落伍了吗？

　　我们的厂子，是爸爸一手创办起来的，到现在已经20多年了。创业之初，我们这里还几乎没有什么乡镇企业，他也算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一路走下来，目前我们产品已享有专利，在细分市场里也算是龙头企业了。

　　但是，也就是在近三年来，外部环境变得恶劣起来。不仅用料成本不稳定，时涨时跌，还经历了一次金融危机。另外用工特别紧张，我父亲刚创办这个企业的时候，工人想进厂子都要送礼，现在员工跳来跳去，我们得靠各种福利来留住工人，有些举步维艰的感觉。

　　还有，政府这段时间搞节能减排，限制我们用电。之前规定一个礼拜用电四天，最多五天，经过我们沟通后才活络了一些，规定不能超过上一个月总用电量。但这也还是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工人对此议论纷纷，可政府为了减排指标就不管了。

　　无序的行业竞争也让我们头疼。我们干了二十多年，必须保证产品质量，配件都要用名牌的配件。可新出来的一些小厂就不会，只要好用，他们就会用一些比我们价格低二十倍的配件，产品比我们便宜几百块就卖出去了。

　　现在行业里面也没有一个标准，说这种产品一定要卖到多少钱，低于这个价格的产品就不合格，就要受到处罚。而行业协会也不是特别有威慑力，如果真有威慑力就应该制定一个行业标准，一个行业价格。不能让大家乱卖。

　　因为我们名气在业内比较大，国家有关部委都认可我们公司的产品，很多业内工程师会指定要我们的牌子。结果树大招风，招来很多公司假冒。如果我们报案，法律或许可以制裁他们。但假冒的太多了，打了这边那边还有，打了那边这边又冒出来了，如果光打假去了，就别干活了。

　　随之而来的，是市场销售份额被挤压。有一个办事处，原来一直用我们的产品。但后来，我们发觉，原来一年要用三百万的产品，怎么现在变成一百五十万了？我们就偷偷去他那儿调查，一看发现他用了其他小厂家的产品，虽然里面配件不一样，但外面都漂漂亮亮的，价格却要低20个点。那个负责人说，我们也有苦衷，因为现在很多顾客要的价格低，市场竞争太激烈，为了发展下去，维持营业额，就只能出此下策了。

　　大概在十年前，我们的利润率有40%，那是最辉煌的一段时期。现在利润有10个点已经顶天了，要靠老产品来赚钱是不可能的了。对于我们民企来说，现在完全是微利经营，养养工人，因为毕竟一些员工跟了我爸爸很多年了。我身边有的同行也会跟我说起这些情况，有人说，今年5月份以后生意狂好，但我们觉得没意思，因为忙完了也没什么利润！

　　另外，我们还要拿出一部分的精力去应付各种各样的“婆婆”们，这些事情对我们来说也比较麻烦的。记得有一次，我们因为太忙，一时疏忽忘了去“社交”，有关部门就找上门来了，要增加收费。我们只好赶紧跟他们去调和关系，这才解决了当时他们口中所谓的“问题”。

　　我爸爸现在常觉得做实业太辛苦了，用他的一句话说就是如履薄冰。爸爸这两年动过两次把企业卖一个好价钱的想法。但作为第二代的我坚决不同意，觉得这是多年好不容易打下来的江山。而且我相信，他应该不会真的想把企业卖掉，因为这个老企业就像一手养大的孩子，他现在不会就这样把他掐死了。但是，他确实太无奈了。

　　现在，投资银行要我们放弃原来的一些理念，把公司包装上市。而我们的一贯想法是做产品、做实业。老实说，他们跟我们想的不一样。但是，看着那些曾经与自己面临一样困难处境的企业，在资本市场中翻身，我们不得不进行抉择：是继续坚守实业呢，还是投身于资本市场去追逐高额的利润呢？或者也可以选择走资本与实业相结合的道路吧。

　　但谁又能保证，在吃到资本市场的大蛋糕后，还能记得做出最好的小甜饼的志向呢？

　　(作者为苏南一家制造企业总经理，化名。中国周刊记者 周昂 录音整理)

　　中国实业沉浮录

　　中国实业的发展一直伴随着客观的“官商关系”，以及实业家们主观的“政治理想”。

　　中国周刊记者  张友红 综合报道

　　在刚刚结束的上海世博会上，在浦西企业馆展区，有一处中国船舶馆每天迎接着如织的游人。这个展馆呈长方形，展馆内的未来船舶兼具新能源、新空间的设计理念，让前来参观的人享受着高科技带来的视觉盛宴。

　　这里原本是大清朝江南造船厂原址的一个厂房。如今的繁华已经掩盖了这个地方一百多年的沧桑故事。

　　一百多年前，一个扎着大辫子、留着浓密胡须、身穿官袍、不苟言笑的中国人，在中国第一艘自制大型轮船下水后忍不住兴奋，写道：“中国初造第一号轮船而速且稳如此，殊可喜也。”

　　欢喜的人是曾国藩，时任直隶总督，一个在清帝国里声望和权势极大的汉族大臣。亲手缔造这个新鲜产物江南制造总局的是他的部下，当朝江苏巡抚李鸿章。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家新式工厂。

　　中国近代实业，也由此开始。

　　19世纪60年代至19世纪末

　　从官府大院走来

　　19世纪80年代之前，普通中国人对电报的认识和刚开始对电话的认识一样，认为这些电线里有幽灵或者是妖魔在乱窜，幽灵们传递着声音和信息，如果他们出来了，电话就打不通，电报就发不了了。

　　这样的观念持续了很久，直到1880年一个叫盛宣怀的清朝官商创建了中国自己的电报总局。铺设两万公里的电报线，连接全国重要城市，让这个神秘的幽灵变得普通起来。

　　在这之前，这个长相清瘦、精力旺盛的官商奔波数年寻找矿藏。湖北大冶煤矿、山东登州铅矿、辽宁金州铁矿、锦州煤矿都是他的勘测成果。

　　在这之后的几年，盛宣怀接管了轮船招商局，那是当时全国最大的一家实业工厂。在之后的时间里，他参与了诸多大型国营公司的创立，行业涉及到铁矿、邮政、织布、轮船等。

　　盛宣怀的经历几乎可以概括19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末中国实业发展的主线：采用官办或者“官督商办”的方式，由政府控制甚至垄断几大重工业产业，重点发展轮船、矿产等重工业。

　　这也是洋务运动的内容。从曾国藩、李鸿章到盛宣怀，洋务派在创办实业上不遗余力。从开始后的十几年里，从造船业、采矿业、纺织业到航运业，就出现了众多的中国第一，奠定了近代中国重工业的基础。

　　与洋务运动几乎同时兴盛的还有传统商人的轻纺工业，这部分实体经济主要是轻工业，由一些民间的商帮在运营。

　　最著名的当然是“红顶商人”徽商胡雪岩。他不是官，从事的是中药、丝茶等生意。自明末清初，江浙一带就是全国的纺织中心，这里聚集了世代从事纺织业的大小商人，是民间实体经济的最早形态。

　　在1884年与英美纺织公司的一次商战中，胡雪岩惨败。和他一同参与商战的江南私商也都从此一蹶不振。这也是传统实业的第一次集体惨败。此时的轻工业是如此的脆弱。

　　惨败的背景是远方传来消息：中法战争失败。由此产生的商业停滞导致了上海小公司倒闭，大公司股票下滑。这是那个世纪，中国人经历的第一次金融危机。自此，洋务运动也再无大的建树。

　　某种意义上讲，洋务运动也是中国的第一次“改革开放”。当100年后的中国重新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在形式上，遇到的困难竟然和100年前如出一辙：观念上的阻挠、政策上的游离以及国库的羞涩。

　　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

　　“实业救国”浪潮

　　1895年，一个叫张謇的清廷文科状元，破天荒地放弃功名利禄，走上从商的道路。他从商的表情并不轻松，是一副“舍身喂虎”的苦大仇深状。他甚至认为从商就是入地狱，而自己的这一选择就是“下地狱”。

　　中国实业的发展一开始就伴随着强烈的政治目的。洋务派的目的是“师夷长技以自强”，以及后期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民间实业家们的目的则是“实业救国”。

　　文人的倔强、清高和心怀天下在张謇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在后来的几十年中，他在“地狱”里坚持，一直未“出狱”。他先办了一个纱厂，又从事围海养殖，后来还做了教育，开辟了“南通模式”。前前后后创办了20余家实体企业，成为当时最大的民营企业集团。晚年的他还被任命为民国政府第一任实业总长，是名副其实的“中国近代实业之父”。

　　在张謇的带动下，知识分子从商办实业成为一种潮流。

　　和张謇一样有知名度的是无锡的荣氏兄弟和他们的面粉厂，这一草根创业族在当时的实业浪潮中爆发出惊人的力量。

　　1912年到1917年，荣氏兄弟一口气开了九家工厂。与此同时，他们还涉足棉纱，获得了“面粉大王”和“棉纱大王”的称号。

　　这个阶段，也是诞生“近代实业之王”最多的时期：火柴大王，味精大王，面粉大王，航海大王，五金大王……

　　美国经济学者托马斯·罗斯基统计，1912年到1927年，中国的工业增长率平均值达到15%。1912年到1924年，上海出现了202家机器工厂，领域涉及到纺织、食品、小型车床等。

　　这一轮工业化是民营实业经济体崛起的集体盛宴。处在中央集权空心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有了相对宽松的发展环境。他们的投资集中在民生领域，以消费产品为主，奠定了中国近代轻工业的基础。

　　但是，不间断的国变，让这个时期的实业发展存在太多的变数，起起伏伏中似乎有一个狰狞的面孔正向这里看过来。

　　20世纪二三十年代

　　混乱中的繁荣

　　1927年4月11日，一个看似不起眼的一天，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走出家门后就再没回家。第二天，人们发现他被活埋在城郊。

　　幕后黑手是杜月笙，蒋介石的黑手。蒋介石在得到江浙财阀的支持，巩固了地位后就开始了一系列暗杀行动。他的意图是：将重要行业和企业的财产和经营权收归国营。采取的手段一是暗杀，二是纵容四大家族揽财收拢实业。

　　对于实业家而言，真相是残酷的。暗杀和收编行为导致大量民营企业面临生存危机，倒闭风像瘟疫一样四处传播。到1933年，上海所有面粉厂全部停业。1934年仅仅在上海就有254家企业倒闭，第二年又有469家倒闭。

　　被收归国营的企业，在政府的庇护下，由于政策输血、市场垄断等因素，反而出现了很好的效益。例如，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将当地一家民营资本控制下的电灯厂无偿没收，改名为首都电厂。1928年收归国营之时，资产近21万，到1937年这家电厂资产增长了45倍，固定资产达到958万。

　　没有被收编的实业家也有。

　　在川中，卢作孚的民生公司从只有一艘小气轮的企业发展成为拥有30多只轮船的大企业，成为长江中上游最大的航运公司。

　　化工领域的范旭东，做了10年纯碱，他的天津永利碱厂被认为是当时工业的最高水平。1937年，他创办南京铔厂，生产出了国产第一批硫酸铵。

　　这是一段看似野蛮但又隐藏着繁荣的时期。

　　时任美国驻华大使詹森，在1937年4月份的报告中说，“在国民政府的领导下，一个经济发展的时期已经到来。”

　　国内战争逐渐升级，实业在动荡中保持着上升的趋势，实业家们似乎也适应了这种“动乱出英雄”的年代。但是，他们没有想到的是，一个更动乱得让人无法把握的时期即将来临。

　　1937年到1945年

　　实业保卫战

　　学者吴晓波在《跌荡一百年》里，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

　　1937年8月和1938年4月，长江中下游三家最大的轮船公司先后实施了两次“自杀”。国营的招商局、航运大王虞洽卿的三北公司和杜月笙的大达公司共42艘船沉于江底。为此，招商局损失40%；三北损失一半，大达全部损失。

　　吴晓波评价为，“这是一幕接一幕的黑色葬礼，是殉葬也是拯救”。

　　沉船事件是当时诸多企业的无奈之举。日军侵华，诸多工厂在日军的炸弹下灰飞烟灭。南京范旭东的南京铔厂，已经到了生产硫酸铵的国际一流水准，在日军三次轰炸中，变得一片狼藉。

　　这是一个对中国实体经济没什么道理可讲的年代。

　　当时的国民政府以及实业家们的选择是：搬迁、撤退。这就有了1938年开始的中国实业界的“敦刻尔克大撤退”。目的地：大西南的四川。

　　作家徐盈在《中华民国实业人物志》中写到：“中国实业的敦刻尔克大撤退紧张程度比英国的敦刻尔克撤退没什么两样，甚至更艰苦。”

　　截至1938年10月，上海、武汉共迁出304家工厂，无锡、太原、南京、济南等地迁出42家。到1941年，各地内迁的企业总数达到639家，占当时全国工厂的15%。

　　青岛、大连、石家庄以及东三省，实业基本被列强控制。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金碚在接受《中国周刊》记者采访时说，在这些地区，中国的实体工业状态是半殖民地性质的，几乎没有自己的民营经济体，中国的实业奋力挣扎，但是已经奄奄一息。

　　中国正处在水深火热中的时候，北方的苏联，这个纬度寒冷、性格倔强的国家正进行着一个快速工业化的时期。斯大林甚至拿当时的中国说事，“没有重工业，我们就不会有一切现代化的国防武器。我们的处境就会和中国相似。中国没有自己的重工业，没有自己的军事工业，现在谁高兴，谁就可以蹂躏它。”

　　经过了八年抗战和三年内战后，新中国这个满目疮痍的国家，选择了和苏联一样的工业道路。

　　1949年至1978年

　　计划经济下的实业

　　上世纪50年代，一首《喀秋莎》的俄罗斯民歌在中国的大街小巷流传开来。背着手风琴的俄罗斯人坐在工厂车间的空地上，自豪地唱给围观的中国工人听。那个曾经遥远而寒冷的苏联被中国人亲切地称为“老大哥”。

　　新中国成立之时，苏联因为在二战中扭转了战局，被认为是不可思议的世界英雄。它发展的秘诀是：限制资本主义，集中所有资源，包括农业资源，有计划的发展，实行五年计划，快速实现工业化。

　　中国把这些“秘诀”照搬过来。1953年，新中国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集全国之力，重点发展钢铁、矿产、汽车等重工业。

　　此时的实业发展情况，是国家意志的完全体现，没有“能”与“不能”，只有“快”与“更快”。钢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中国工业化的标志。那时候，农村砸锅炼钢，几乎到了疯狂的地步。

　　在大庆，一个叫王进喜的人闻名全国。大庆油田是国家重点项目，王进喜的经典故事是跳进泥浆池里阻拦井喷。从此，他不再是一个肉体的人，而是这个时期工业化的一个标杆。

　　等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完成的时候，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生产出第一辆汽车，第一个飞机制造厂试制成功第一架喷气式飞机，第一个制造机床的工厂——沈阳第一机床厂建成投产。

　　等到第三个五年计划完成的时候，国民经济年平均增长9.95%，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9.6%，其中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1.7%。中国宣布基本奠定了工业化的基础。这个过程，欧美国家走了上百年。中国成为继苏联之后，又一个“不可思议”的国家。

　　值得一提的是，在计划经济的大潮中，到上世纪70年代，在隐秘的农村有了一些偷偷摸摸的民营实业抬头。

　　江苏华西村就是一个“根正苗红影子斜”的典型。

　　在这里，从1969年开始，经常是上面领导来检查“农村学大寨”的典型，前头是农业成绩汇报，领导一走，几个人就钻进神秘的小工厂开始偷偷加工五金。

　　天津的大邱庄没那么扎眼，它从一开始就是穷得叮当的村子，村支书禹作敏在穷山沟里开办了轧钢厂。靠这个“不正经”的行当，十年的时间，大邱庄从穷村变成富甲一方。

　　在浙江民间，一个叫鲁冠球的穷小子，带着几个人，办起了“宁围公社农机厂”，他属于当时最草根的创业族。

　　这些“见不得人”的小买卖，成为这个时期微弱而具有生命力的民间实业雏形，并在几年后率先火了起来。

　　1978年至2001年

　　民生工业疯狂生长

　　1978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实业界第一个狂欢年。因为改革开放来了。

　　商人的天赋是对商机的敏感嗅觉，一旦嗅到，就会爆发出强烈的追逐欲望。在改革开放的头几年，这种追逐到了狂热的地步。“下海”、“经商”一下子成为时髦词。那时候，这批人喜欢一个半洋不土的称呼——老板。也就是中国第一帮“老板们”造就了民生轻工产业的飞速发展。

　　其后的几年里，温州出现了“八大王”，分别在螺丝、矿灯、电器等方面风光一时。义乌出现了商品城。

　　1984年，被称为中国公司元年。这一年，北京中关村一条街拥有了40多家电子公司，柳传志下海结盟联想，张瑞敏下海去做冰箱。他们都成为后来实体经济的产业标杆人物。

　　发展的速度到底有多快？拿乡镇企业来讲，1984年中国的乡镇企业从改革开放前的几乎一无所有，发展到了165万家，两年后发展到1515万家，向国家缴纳税金170亿元。

　　消费品的饥渴，让老板们赚得饱饱的。做吃的赚钱，宗庆后成立了哇哈哈儿童食品厂；做喝的也赚钱，健力宝的李经纬把广告打到了亚运会；做药赚钱，三九药业把广告牌竖立在纽约最繁华的街道；做保健药还会赚钱，三株模式缔造了一段销售传奇……

　　那是一段被释放的年代，能量与嚣张一起来，自由和管制不离分。

　　1988年，首届20位中国优秀企业家评选出炉。但是15年后，当这帮人再次聚会，已经零零散散聚不全了。这些人病的病，逃的逃，抓的抓，退的退。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金碚说，1978年到1992年是改革开放的探索期，还不属于市场经济模式，依旧有很多不确定因素，限制政策、政府干预的还比较多，市场的自由度还不够。

　　当年辉煌的温州“八大王”就是在1982年的经济整肃运动中被控以“和国营企业抢原料和扰乱市场秩序”，纷纷判刑。

　　但是，这一问题在1992年之后大为改善。是年7月，国务院出台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金碚认为，1992年就是市场经济的元年。对于实业而言，1992年之前的中国，还不属于完整意义上的市场经济，1992年开始明确了市场经济这条路。

　　市场经济下，分配生产资料的主体由政府开始向市场转移。

　　转移是一个蜕变过程。譬如，1998年之前的产权明晰改革和1998年以后的第一次“国退民进”。但总的结果是：在国民经济调整中，国家在某些领域适度开闸，民营企业经济领域愈加宽泛。

　　1997年，国家对房地产行业松闸。潘石屹就选择在这一年单干。想出了一个SOHO的名字，开始自己创业。在后来的十多年的时间里，房地产行业一路飙升，成为一个让人“羡慕、嫉妒、恨”的行业。也就是所谓的“十年地产热”。

　　2001年至今

　　资本时代新考验

　　2005年1月1日，一个名叫萨拉·邦焦尔尼的美国女记者，下定决心：一年不买任何中国制造的产品。一年后，她宣布失败，并把一年的经历写成一本书：《没有“中国制造”的一年：一个家庭在全球化经济中的生活历险》。书中说，“(不使用中国制造)你会意识到生活中巨大的不便。我们确实受益于中国的商品。”这的确是2001年以来，中国实业发展的一个生动的写照。

　　金碚分析，国际化给中国带来的好处是，发达国家把制造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并提供了丰厚的消费市场，为后工业经济体提供了发展的机会。

　　2004年，美国科尔尼企业咨询公司统计：中国制造在上百个产品中居世界第一，其中集装箱为90%，DVD播放机为80%，玩具为75%，礼品为70%，体育用品为65%，自行车为60%，微波炉为60%，冰箱彩电为30%。

　　金碚也讲到，全球化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受投资的诱惑，中国的实业家在动摇。于是有了“炒房团”、“炒煤团”……新加入者里大都是曾经的实业家。

　　人们发现中国首富的名单里，逐渐有越来越多的投资家，而非实业家。

　　当哇哈哈的宗庆后再次登上中国首富的宝座时，学者们表现得异常兴奋，因为“宗庆后是做实业的”。

　　投资，犹如糖衣炮弹，拉拢着越来越多的实业家入伙：步步高创始人段永平、苏泊尔创始人苏增福、乐百氏创始人何伯权、UT斯达康创始人吴鹰、杉杉西服创始人郑永刚……

　　在这个浮躁的资本时代，实体经济能否实现自我拯救？这是对中国经济新的考验。

　　金碚：实业家需要一点“傻气”

　　中国走的是一条“渐进式改革，级差式发展”的路子，这种客观存在导致了商人向着暴利行业涉足，微利的制造业受冷淡。这也必定会导致做实业的人不安心。

　　中国周刊记者  张友红  北京报道

　　如果要给中国经济画一幅素描，一定是冷热两重天。

　　一方面，炒楼市、炒收藏、炒矿产，甚至炒农作物……诸多领域的游资不断在搅动市场，赚钱的人似乎越来越赚钱，笑声一片。

　　另一面，实体企业家们周旋在资金、政策、技术创新等各种问题中，忙忙碌碌，还被调侃为“傻子”。

　　这让我们不得不发出疑问：目前中国投资市场迅速膨胀的现象到底是否正常？中国实业环境症结何在？应当如何改善？

　　金碚，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就此接受了《中国周刊》记者专访。

　　中国企业家缺乏原则和坚持

　　《中国周刊》：现在的中国市场存在一种浮躁现象，大家越来越热衷于投资获利。你怎样看待这种现象？

　　金碚：如今，世界的财富结构已经分为实体和虚拟两部分，特别是金融，虚拟的部分很庞大，这也是后工业时代的一个特点。譬如，美国服务业发展好，金融业虚拟财产膨胀。我们已经融入了全球化，必定也会受到后工业化的影响。处于这样的环境下，就形成了一种观念：很快的积累财富，赚快钱。于是我们看到，兼并、重组、资本运作上市等事件频繁，这些应该是在后工业化时期发展比较快的，而我们的实体经济还没有达到后工业化时代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这种运作。

　　《中国周刊》：这样快钱就成了一种诱惑，很多人面对诱惑就没有耐心踏踏实实地去做实业了。应当怎样看这股潮流对于实业的影响？

　　金碚：全球化给中国实体经济带来正反两方面影响。好的方面是，美国等工业国家鉴于成本压力把实业往发展中国家转移，同时他们的消费市场又是很大的，所以就带动了后发经济体的发展。不好的方面是，他们转移过来的是生产能力，保留的是核心技术。如此一来，中国发展实体经济就会急于扩张规模，参与世界分工。然而，我们的历史不是一步步走过来的，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发展的，所以很容易使中国的实业家变成投资家，他们的行为不是实业，是投资，或者说是投机。我们看到很多企业，甚至有些上市公司考虑的是把资金调出去做房地产、做投资。毕竟，第三产业很赚钱，进行金融的运作，很快能富起来。

　　《中国周刊》：我们在采访中也发现，现在的企业家们也逐渐分离为三派人。一派是完全放弃了实业去做投资；第二派是把实体当作融资的平台；还有一派仍坚持做实业。在资本面前，第三派人越来越少。企业家要坚守下来，最关键的因素是什么？

　　金碚：坚持做实业，在今天的中国不容易。首先，这意味着这个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不断的保持和提升。其次，能禁得住诱惑，排除客观阻碍。另外，在西方国家很清楚自己是投资家还是企业家，譬如巴菲特他就投传统行业，他也知道高科技赚钱，但是他不会投资好朋友比尔·盖茨，因为他也知道有泡沫，不懂就不投。比尔·盖茨是实业家，也会做投资，但是他的核心还是实业，不会放弃软件。他们有分工，有科学精神，还是有原则的，是一种传统。中国的企业家恰恰缺乏这种原则和坚持。

　　《中国周刊》：有人认为坚守实业的人，在今天看来很傻，你持什么观点？

　　金碚：做实业就需要有一点傻气，执著的傻气。

　　《中国周刊》：有些企业一边做实业一边做地产等其他投资，是不是就不傻了，是一种更理性的选择？

　　金碚：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你做实业还是做投资，一定有一个侧重点。中国的企业家大部分精力不是琢磨怎么做好实体经济，而是琢磨处理各种关系，譬如税务、工商，稍微一出名就有各种会议，他有多少时间在做自己的实业？我们做过调查，很少。做实业的时间不到三分之一。你再拿剩下的这点时间做投资，怎么保证你的实业呢？在中国一定是这样：你是赚钱还是做实业？你要赚钱，肯定放弃了实业。也许，这样会出现一些银行家，金融家，这就是另外一种人了，但是更多人是去投资，投资和投机没什么差别。

　　渐进式改革，级差式发展

　　《中国周刊》：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中国当下的资本泡沫现象：因为中国当下不完全的市场经济，所以导致反常的投资回报，由此导致客观存在的诱惑很多，而市场经济越是不完善诱惑就越多，选择投机的人也就越多？

　　金碚：我给中国的发展下了一个概念：“渐进式改革，级差式发展”。我们的开放有差别，政策有差别，收入分配有差别。这在国外是很少见的。

　　如此一来导致的结果是，暴利行业和微利行业都存在。暴利行业的租子多，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寻租”。譬如，房地产行业产生的租子最多，租子满地都有。我拿到的不是我干出来，而是拿到的租子多。实业发展需要一个环境：各个行业利润率是差不多的，有一个平均利润率。我们现在的环境，利润率不均衡。这样就会导致人们一股脑儿地跑去“寻租”。这是中国客观的一个现状：存在暴利行业，利润率不平均。这样也就一定会导致做实业的人不安心。

　　《中国周刊》：可避免么？有解决途径么？

　　金碚：我们实际上就是这么走的。中国产业发展的路径决定了有这样的问题。渐进式的改革道路，必然产生级差式的发展。这样的发展也有好处，高“租子”的地区和行业就有很大的能量，一下子爆发发展起来。譬如深圳。是不是到了需要改善转变这种发展的关头？至少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一条均衡的道路。

　　《中国周刊》：这必定也导致了一种不公平的商业环境。对现在的商业环境和商业精神的影响是怎样的？

　　金碚：客观的说，我们的商业环境是在改善之中，但是我们对于改善的进度不是很满意，某些领域还有倒退的现象，比如说政府过多的干预，市场的自由度不够，很多是政策来决定哪个能干哪个不能干，这种副作用很大的。譬如，突然的拉闸限电，让做实业的人，无所适从。我这边有订单，你那边停电了，怎么办？

　　商业环境对于人的观念影响很重要。如果长期没有一个好的商业环境，做实业的人就会转变观念，走别的路子。我们讲工业精神是要大多数人有这种精神，少数人有只能算是突出案例，形不成精神。做实业的人他们的理念是实业，实业是他们的根，但是这样的商业精神在中国的企业家中没有扎根，中国的企业家中间缺乏实业精神。

　　《中国周刊》：如何看待中国的商业历史和历史背后的商业精神？

　　金碚：中国的文化理念上，是不利于工业发展的。中国人受教育，都是让孩子离开生产岗位。在中国蓝领听起来就是很低的阶层，似乎白领就是高层次的。在德国，做蓝领就有很高的评价。德国很愿意自己的孩子终生做技工，瑞士也一样，他们愿意一辈子做钟表。这是因为，西方国家经过了一个启蒙运动以后的科学主义的熏陶，中国没有。中国人曾经讲“德先生”和“赛先生”，赛先生就是科学主义，但是科学的精神在中国没有很好的传承。在中国做实业很容易就离开了实业。原因是，实业需要很多扎实的基础，很多技工，中国人理念上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做技工。

　　历史上，中国华人在实业上成功的不多。中国人比较擅长的是做房地产，金融保险，贸易等行业。香港的大企业家基本没有做实业的。台湾的王永庆，台湾人很尊敬他，因为他做的是实业。

　　从源头上看，在西方国家，国际上的分工，科学精神，支撑了他们的实业。中国的实业精神是从政治上来源的。实业救国是一个政治理想，一个手段，不是一种原则和信念。

　　《中国周刊》：传统文化上的东西似乎很难一下子改善，有可以改变的途径么？

　　金碚：我认为，有一些是长变量，有一些则是可以调控的。

　　譬如，对坚持做实业的人，首先要在税制上，让他们有更加宽松的环境。其次，我们的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业，应该为实业服务，而不是现在这样，实体经济依附在金融上。现在都认为，搞什么实业不重要，主要是赚不赚钱。那做实业的去哪里融资？

　　再有，中国的教育体制要关注这个问题。我总是和他们开玩笑说，中国教育的目的就是让人们离开生产线。现在，中国的中等技术学校已经很难维持了。农民的子女还有去上中等技术学校的，城市的人没有人愿意让孩子上技工学校。功名心太强，教育还要踏踏实实做事。

　　还有，政府应该鼓励优秀的实业家。投资家的成功和实业家的成功是不一样的，政府要区别开。

　　回归工业精神之路

　　《中国周刊》：应该怎么样解释工业精神？我们采访董明珠，她说，工业精神对于她来说，一开始是踏踏实实做实业的精神，这样才可以积累财富。现在她更多的认为，工业精神更多的是一种责任，不光是积累财富了，还要对社会负责任。真正做到这一点的企业家似乎不多，你怎么认识？

　　金碚：工业精神要有工匠精神，商人和匠人不同。我是匠人，我就要做到精益求精。譬如我做家具，如果只是用来赚钱，这不是工业精神。我要做的更好，和赚钱没有特别大的关系，这就是匠人的精神。

　　董明珠是在中国做实业做的很好的。她的这种观念实际上是中国优秀实业家的一种历史传统，一种实业救国的情怀。这个因素在中国一开始就有的。李书福也是一个不错的人，他说，成不成，倾家荡产，我也要做汽车，不是赚钱就是要做车，这就有点实业精神。

　　但是，对这个要求我们又不可强求，会有一些优秀的企业家出现，引领商业精神的潮流。不能太着急，毕竟中国的很多企业家现在连生存都很困难，有的还没经历完暴发户的阶段，你不能逼他们，要有个过程。

　　《中国周刊》：对于刚刚过去的这次全球性金融危机，有人认为实际上是一个国家的发展战略问题。美国近几十年来用“金融精神”取代“工业精神”是战略上的错误。而美国国内也开始了一些“再工业化”的动向，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金碚：打个比方，经济体是一棵大树，金融是树冠，实体是树根。树冠有用，它可以吸取氧气进行光合作用，树根是基础。我是南方人，在南方，台风来了就把梧桐树吹倒了，因为它的树根小，树冠太大。所以，树冠是需要剪的。美国就这样，树冠太大了。他们也看到，实体经济会使他们失去技术创新的载体和平台。因为技术创新还是在制造业上，服务业更多是一种商业模式，还是要依附于制造业。譬如沃尔玛做零售，关键的是配送，这还是制造业方面的创新。所以奥巴马说，美国要“再工业化”，不然美国就成了世界第二了。美国的金融是世界第一，军事是世界第一，怎么能成世界第二呢？为什么这么说？就是因为这个根不行了。

　　《中国周刊》：中国的这个根有多大？资本这个树冠的力量是必须正视的，我们不能排斥。在中国的现实市场中，怎么在不排斥资本的前提下，发展工业精神，平衡树根和树冠的关系？

　　金碚：我们国家的工业化还没有完成。我们的金融业，服务业也都需要发展。就因为中国没有完成工业化，所以中国还可以修很多路，扩展很多城市，中国的发展空间还很大。我认为，中国要完成两样东西：一是工业化的路子要走完，二是要让工业精神扎根。这两个不成，就很难成为强大的国家。如果缺失了工业化这一阶段，将来就会出问题。

　　《中国周刊》：发展实业，倡导工业精神，怎样看待民企的作用？我们看到每次国家宏观调控都可能对具体经营行为产生影响，有些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反映生存有很多困境。如何破解？

　　金碚：民营企业是中国实业的基础。但是，现在民营经济还是很脆弱的，在政策和宏观调控面前就表现出来了。我们讲工业精神，保证民营经济的发展，首先政府要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不能让实业家们每天都去应付各种关系。其次，服务行业要跟上，金融、运输，要为实体经济服务。另外，政府要扶持的应该是中小企业，而不是大企业，扶优扶强不是一个长期的措施，不能成为中国长期的工业精神。

　　美国工业精神之得失

　　龚小夏(学者)

　　今年六月，美国国会以378比43的压倒多数票通过了《加强制造业法案》。这个法案降低了工业原材料的关税，旨在鼓励美国的制造业。这个法案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美国人在近年来的经济不景气中出现的危机感。在过去二十多年中，美国的制造业大量流失。2009年，工业生产只占国民经济总值的 21.9%，而包括金融业在内的服务业占到了76.9%。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感到，只有重振工业才是最终的出路。

　　可是，除了通过上面这样的法案之外，联邦政府能够做的事情却非常有限。按照美国宪法，经济权主要在州与地方，联邦政府只有管理州际贸易的权力。因此，各州的政策，与工业是否能够重振更为直接相关。而就目前的倾向来看，原来工业发展相对落后的南部各州正在超过北部与西部，形成了工业的新南方。

　　“加利福尼亚想自杀。得克萨斯问道：你要我借给你一把刀吗？”在2010年11月2日的中期大选过后，《福布斯》杂志在显眼的位置上登载了以上面这句话作标题的文章。在那天的选举中，主张简化捆绑经济发展的繁琐立法的候选人在许多州里面取得了胜利，但是面临困境与破产的加州的选民却没有选中候选人里面两位出色的女企业家——eBay的女总裁惠特曼与前惠普的女总裁菲奥莉娜，而是大幅度地支持了她们那两位长期主张扩大政府权力、增加社会福利的对手。

　　曾几何时，这个美国最大的州被称为黄金州，不仅盛产黄金，而且在西部开发与自由企业精神的推动下产生了一大批推动世界科技革命的企业和企业家。然而，过度的政府干预与福利制度使得加州在近些年来陷入了高额财政赤字和高额税收困境。而且在过去几年房地产泡沫中，房地产税也随之而猛增。这个黄金州已经连续几年被商业杂志评为营商环境最不好与生活费用最高的州之一，导致大量的企业和工作机会流失、人口随之外移。在过去十年里面，尽管增加了大量新移民，加州仍然减少了150万人口。曾经因为苹果、谷歌等一大批高科技公司而繁荣起来的硅谷地区，如今人去楼空的大厦随处可见。另外一个与加州面临同样严重的人口和工作机会流失困境的是东部的纽约州。

　　相比之下，第二大州，得克萨斯却连年被评为营商环境最好的州，并且在十年内增加了16%的中等收入工作机会，也增加了大约80万人口。在整个国家经济不景气、失业率接近两位数的2010年，得克萨斯一个州创造了16.6万个工作机会，相当于全国新的工作机会的一半。事实上，这其中有许多工作岗位正是从加州迁移过去的。

　　得克萨斯的发展并非孤立的现象，这个州多年来一直是美国南部工业发展的带头羊。而在过去的十年里面，南部多个原来农业和牧业占较大比重的州的科技与工业有了长足的发展，与北部和西部工业的衰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最引人注目的工业是汽车制造。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以北部底特律为中心的大湖工业区是美国也是世界汽车制造业的中心。20年之后，有至少 40%的汽车业却以南部各州为基地。丰田、宝马、奔驰、本田、现代、三菱、日产等大厂家，设在肯塔基、田纳西、阿拉巴马、乔治亚、南卡罗莱纳等州。底特律却要依靠联邦政府的救助才逃脱了全面破产的命运。

　　南部各州的高科技发展也在迅速地占领世界鳌头。得克萨斯的航天、能源、电脑、通讯等行业在规模与程度上居于领先地位。弗吉尼亚、北卡罗莱纳、阿拉巴马几个州的电子科学、生物工程等都已经赶上甚至超过了北部与西部传统的工业和科技区。

　　总的来说，这些年里美国的工业与科技发展中心正在一步步地从北部、西部向南部转移，但是美国之外注意到这一现象的人并不多。

　　州是美国最重要的经济单位。作为经济实体，每届州政府有各自的经济发展政策。州之间有合作的关系，但也有很强的竞争。而近年来工业发展格局的变化，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各州之间在经济政策上的差别。

　　加州是自由派势力最大的州之一。除了选民要求更高的福利造成政府开支巨大之外，该州的金融资本具有非常强大的力量。从经济指数上可以看到，尽管在加州兴办企业的成本最高，但是这里的资本来源却最充足。这类资本的运作有很大的投机性和流动性，左右了政府立法，并且往往造成了对制造业非常不利的投资环境。而南部诸州不同，金融资本的势力本来就比较弱，在政治上也相对保守，得克萨斯更是保守派的大本营。

　　就在北部与西部通过各种立法来限制企业力量的时候，南部各州却加紧利用政府的法律与政策来吸引工商业。比如世界上最大的雷达与军舰制造商诺斯罗普·格鲁曼，就是看准了低税率、低地价、低能源价格、低劳动力价格、相对宽松的环保法律等等条件，今年从加州的洛杉矶搬迁到了弗吉尼亚州。仅仅这一个公司的离去，就使得加州每年失去了数以亿计的税收。

　　自从十九世纪下半叶高速工业化开始之后，美国的工业生产很快便稳居世界前列。到今天，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国家，占世界制造业份额的 19%。不过，制造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份额以及在工作机会上的份额却在不断减少。在1960年代，有29%的雇员在制造业中工作，今天却只有9%左右。呼吁重振制造业的声音，在美国越来越响亮。而在五十个州相互竞争的情况下，哪个州能够创造出最有利于工业投资的环境，哪个州就能够在美国的未来新的工业化中夺取领先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