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岩松：我觉得对一个医生来说，如果你热病开药好开，冷病开药好开，最怕的是热的时候有冷，冷的时候有热，我觉得这几年中国的经济一直呈现这种局面。比如说2008年的时候，前半年还从紧，但是突然国际金融危机来了，你这自己热着外面已经寒了。到了2009年的时候全力以赴应对金融危机，可是今年按理说是冷背景过来的，可是热又开始了，蒜在涨、绿豆在涨，不断长，因此对一个医生开药方来说这恐怕是最大的挑战。

　　当然可以表扬几句，在过去的几年里从中央到国务院应对来说，我们今天回头一想金融危机的时候大家多捏一把汗，但是过去了，还算平稳地过去了，还得到了很多的赞扬声。但是表扬的话我们放在这不说，最重要的是新的挑战要来了，比如刚才专家会认为这是他个人，他用的是“我觉得”，所以我觉得这个“我”很重要。可能换成我，我还觉得不管怎么说，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留在历史当中，恐怕很重要的一点还是要在“十二五”的开局之年作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上会有新的思路和新的精神，这个将以此记入历史，因为保增长这是过去十几年，或者说稳增长几年内都是存在的问题，要让我排一个序，我觉得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恐怕在历史当中会在这次会议当中排在第一位。

　　主持人：你说一个综合的病就要综合下药，之前我们也看到了定的调子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这也是一软一硬、一冷一热双管齐下了？

　　白岩松：其实这是提前吹的风，开一个会的时候现在大家越来越知道该怎么去关注这个会。境外的媒体，包括港澳台也格外关注前几天政治局在开会的时候定下的基调，其中突然大家敏感地意识到有变化，这两年从金融危机之后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突然前半句还是积极的财政政策，但是后半句变成稳健的货币政策，大家就意识到有变了，为什么等等。其实恐怕也不难，说简单了，继续保证积极的政策财政，要保增长或者稳定增长，中国的GDP如果低于7%了可能就会有麻烦。所以应该几年之内在这个数字上去提，虽然中央不太提这个数字了，因此积极的财政政策是为了让增长可持续。但是稳健的货币政策让通胀往下降一点、热钱少一点、信贷投放少一点。今天咱们在做节目的时候一看新闻，准备金率又上调了，就是把钱再按一下，按紧一点，别四处溜达。

　　主持人：其实经济形势的复杂，本身也在考验着经济政策自身的效率和自身调节的效率，稍后我们继续。

　　(播放短片)

　　解说：从2008年恐怕是最困难的一年，到2009年最为困难的一年，再到今年最为复杂的一年，这三年中国经济发展所走的是一条极不平坦的道路。面对各种不可预测的因素以及国内外经济形势急剧的变化，决策的难度也越来越大。

　　赵昌会 中国进出口银行首席风险分析师：中国制定这些政策不仅仅要考虑到中国内部，中国经济本身以及中国所能够达到的、允许的速度，包括比例等等，但是这些要能够得到有效贯彻，毫无疑问也要把相关的那些全球经济的变量要考虑进来。

　　解说：今天，回望过去三年，展望“十二五”开局的2011年，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做明确的经济政策主线影响巨大。

　　吴晓波 财经作家：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造成一个压迫性的影响。

　　解说：决策之难难在哪里？时间回到2008年，当金融危机不可避免地快速来袭，受此影响加上我国经济生活中尚未解决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我国经济运行中的困难增加，下行压力加大，企业经营困难增多，保持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加大，金融领域潜在风险增加。

　　字幕提示：

　　2008年采访资料

　　常修泽 国家发改委宏观研究院教授：今年下半年，特别是9月份以来世界经济走势叫做急转直下，这四个字是急转直下，你要看图形的话是一个很陡然的下降。受这个东西的影响，我们国内经济走势也发生很明显的变化。

　　解说：面对迅速恶化而且前景难料的经济形势，2008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作为了2009年中国经济贯穿全年的最重要任务，而这样的定调正是基于当时复杂多变、前景难测的形势。有媒体指出，2009年中国经济增长肯定会有诸多暗礁，而要解决好一系列前所未有的难题，决策过程和决策方式显得至关重要。

　　仅在2008年11月，中央政治局就有七位常委分赴六个省市基层，遍访大型国企、民企、重大建设项目、三农等关键领域，为即将举行的会议准备第一手调研材料。

　　常修泽：2009年开始我们进入了下一个改革开放的周期，下一个改革开放的新阶段，怎么深化改革？所以我看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报告，不仅仅是一个促进经济增长的报告，也是一个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报告。这里边列了好几个关键性的，能够触及到深层问题的改革。

　　解说：这是一份图表，梳理了历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重点。我们从其中可以看出，从2001年到2006年，保持、巩固、继续这类具有延续意味的词语出现在对下年工作的定调中。但是在最近几年，类似的词语却变得比较少。

　　今天，针对已经召开的201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有媒体撰文表示，与过去两年强调宏观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不同，此次会议提出，要增强宏观调控的“针对性、灵活性、有效性”。显然，这是由国内经济环境复杂所决定的。

　　而《人民日报》的文章则用“是非亲历不知难”的标题关注着中国经济，文章写道，我国发展仍处于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既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对诸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当“十二五”的关键时期日益临近，如何起步、如何下药，面对日益复杂的经济形势中国经济面临挑战，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自身也在面临挑战。

　　主持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所以这么被关注，是人们希望从中能够嗅出来年经济向什么方向走，也就是说这个会议有很强的预测性，如何保证这个预测的准确性？

　　白岩松：其实这个准确性要用时间去看，如果短期内来看我相信会做出比较准确的判断。但是从长期来看，又不能说把全部的宝都压到它身上，为什么呢？你管得了自己还管不了别人，过河拆桥的有，金融危机之后有的国家开始的时候跟哥儿们似的，但是一完事或者接近完事人家过河拆桥了，还有的更加自身难保，从前不久希腊等等，很难去判断整个的这种局势，因此说就定下来然后僵硬去执行恐怕也不行。

　　所以最近会发现很多人在观望，比如说资本市场，这一周2850星期一开的盘，到今天收盘的时候2840多，就发现基本上是一个小起伏，为什么？他观望，摸不着脉，但是也许下一周他就会根据经济工作会议的某些指标去，很多人也同样如此。更重要的是今年有一个新的挑战，不仅仅经济工作会议大家愿意看到的是对明年的一些精神，还有明年是“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究竟中国经济在转型方面要向哪儿走，也是这几天会议当中大家希望能嗅出一点味道。但是我想有一点，不能把它当成是一个这个会议开完，明年一年全保住了，不会，人家自己都强调了还要有灵活性、有效性、针对性，也就是说要随时进行调整。

　　主持人：我记得在去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当中温总理就说了，要提高政策调节的速度和效率，也就是说要具有纠偏的能力，如何保证这一点？

　　白岩松：我觉得这个也要从历史我们的经验当中，甚至有的时候一些教训当中去吸取，比如说在2008年的时候都知道，我们那时候实行的是从紧的货币政策，因为那个时候房价等等都在不断地长。但是谁想到一股寒流已经悄悄地在从美国等等资本市场、金融市场开始向我们袭来，我们热的、燥的不行，窗外已经结冰了。在那样一个情况下就需要去快速调整，还好到那年年底的时候迅速进行调整，4万亿等等，然后我们成了恨不得把世界都带出来的重要的一个火车头。经历过这样的一年就会给你更多的刺激，怎么更敏感、更敏锐。

　　另外，不僵硬地去执行某种精神或者说是定下来的调子，它具有微调的能力，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现在的决策者经过这几年之后，我们比如说去观察它，也会发现它具有了更加灵活的这种能力。比如说今年几次出手都有点出乎大家的预料，它的这种调整越来越细，比如说准备金率，包括加息之前很多人的分析猜得不准，说明它会敏感地意识到了马上就进行调整。

　　主持人：你刚才讲到调结构应该是最关键的，重中之重了，但是现在一些经济政策，包括一些企业的现状本身还是有很大困难的？

　　白岩松：表象，如果我们是中医的国度，还是更希望是标和本的问题，当然大家都可以说标本兼治，当然是要标本兼治。举例来说，我们现在出现的问题，房价很高、物价上涨等等要治理通胀，它是本还是标，它其实是标，最后还要回到本上去。中国现在面临最大的一个挑战恐怕就是怎么样把经济增长的方式去进行调整，“十二五”规划明确的这是最大的挑战。

　　另外还有一个大家可能谈得少，但其实是中国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效率公平的博弈。在过去很多年里，效率第一，毫无疑问，但是这几年随着人们的民主意识，包括各方面的意识提高，对公平的需求越来越大，当然也是中国也是走到了这一步的必然，不管从中央国务院对这个问题越来越看重。

　　我觉得“十二五”规划这五年非常有可能是效率还占一点上风，但是对公平各方面的声音会越来越大，博弈。“十二五”之后可能它俩就会持平了，然后慢慢公平占上风。所以这是社会发展更大的一个基调。

　　主持人：如果调结构本身会影响到发展速度，这个代价我们应不应该付？

　　白岩松：我觉得中国就是走平衡木，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仔细地看过十七大报告，如果看过十七大报告就会知道里面明确地写了，看似一个老词叫“统筹兼顾”，什么叫统筹兼顾？就是走平衡木，太靠这面不行，太靠那面也不行，太快不行、太慢也不行，所以考验决策者或者说我们观察一个问题最重要的因素就是请相信它不会单点治理的，如果就治通胀好简单，马上就能治了，但是一下就冷下来了。如果想快速提高GDP速度，也能立即上去，后遗症会很多。所以现在就是怎么把平衡木走好，这就是对中央正在开会的这些参与者最大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