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司文化是土家族文化的核心：“不用十年土家语就会消失”

　　彭氏土司政权统治溪州长达818年之久，使这一地区得到较长时期的基本稳定，使土家族这个民族的特点得以保存下来。所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李世愉认为：“谈湘西土司离不开土家族，谈湘西土司文化同样离不开土家族。”

　　土家族文化抢救性保护

　　我们曾经在保靖县土家族聚集的乡镇做土家语教学试验，结果最先反对的是家长，说现在孩子学习任务都挺重的，学这些没用的东西干什么呢？

　　从张家界开车到永顺大约1个半小时，但这在土司时代却是一道不可逾越的关卡。对明代土司颇有研究的吉首大学张家界学院副院长罗维庆告诉记者，“明朝对土司的政策是‘汉不入境、蛮不出洞’，曾在这里设立永定卫，阻止双方往来”，经过永定卫来到伏龙村，“这里在明代叫伏龙关，是一条深不可测的大峡谷，是一道天然屏障”，白色的轿车在公路上飞驰，“这里叫青天坪，从字面就可以知道它当年是如何地高、如何地险，土家族人如果要出来，必须要把背篓背在前面，退着走，否则背篓一碰到石阶，人就会栽进山崖，这又是一道天然的屏障。”古人不可逾越的天险，如今都修上了省级高速公路。

　　民族的融合首先是地理上的融合。进入土家族居住区，公路两旁土家族吊脚楼不见了，是现代的砖头水泥二层楼，与公路垂直的一面墙，刷着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的广告。公路两边的行人，中老年人大多背着背篓，衣服以灰土色为主，年轻人则很少背背篓，且衣着鲜艳。罗维庆说：“1978年我到北京读大学还穿土家族衣服，作为少数民族代表，每年春节还去一次人民大会堂。但到了上世纪90年代，我女儿到北京读书，我也给她准备了一套土家族传统服饰，但一直没穿，没法穿，也没有机会穿。现在年轻人都追求时尚。”

　　土家族有土家语言，无文字，境内尚四万余人会讲土家语。记者问土家族文化保护的积极倡导者彭剑秋会说土家语吗？他说不会，只会说词语，如“喝酒”叫“惹呼”，他端起酒杯说。“我估计不用10年时间土家语就会消失，”罗维庆认为，“民族融合是大势所趋，历史上的鲜卑族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但也有不同意见，全国政协委员、湘西自治州政协副主席田岚早在2003年全国政协会议上就呼吁，“茅古斯”、“梯玛舞”、“咚咚喹”、“摆手舞”、“摆手歌”这些听来十分陌生的名词，正是濒临灭绝的土家族传统表演节目。土家族传统文化如果再不加以拯救，整个中华民族文化将失掉一朵奇葩。

　　田岚说，土家族主要分布在湘、鄂、渝、黔4省市边境的36个县(市、区)，除湖南省龙山、保靖、古丈、永顺4县中20多个乡镇外，绝大部分地区的土家族语言和传统文化习俗已完全消失。他建议，采取普遍“抢救”与建立基地重点保护相结合的办法，对土家族传统文化大部分已经消失的地区，尽快将残存部分全面“抢救”并保护下来；对土家族传统文化目前保存尚比较完整的地方，建立保护基地。

　　对此，永顺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永顺县老司城遗址保护与利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之一王本富也表示，目前，永顺县对土家族文化正在做抢救保护，如对土家族非物质传承人提高生活补助、办土家族文化传习所、政府制作土家族传统文化光碟及展示。“我们正在开展土家文化‘五进’活动，即进机关、进学校、进社区、进村寨、进农户，我们要加大土家语在学校的推广和教学的面积与力度。”但罗维庆告诉记者，“我们曾经在保靖县土家族聚集的乡镇做土家语教学试验，结果最先反对的是家长，说现在孩子学习任务都挺重的，学这些没用的东西干什么呢？”

　　罗维庆平时喜欢唱歌，土家族人能歌善舞的传统没有变，但已不是曲调单一的土家山歌，而是节奏明快、抑扬顿挫的现代流行歌曲，内容也变成了“现在多后悔，希望你能归”，56岁的罗维庆显得年轻而有活力。或许他的歌正唱出了多少年之后人们对土家族文化的追问。

　　老司城遗址保护和利用

　　贫困也是一种财富。正因为贫困，才把这些自然文化遗产都保存了下来。

　　“土司文化是土家族文化的主心骨，老司城就是土家族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永顺县史志办原主任彭剑秋对记者说。

　　“老司城的文物古迹一次又一次地遭到严重破坏，有的被毁掉，有的被盗走，有的散失在民间，尤其是老司城周围的109座土司坟墓被盗的不少。”作为永顺最早提出保护土家族土司文化者之一的彭剑秋2006年在调查完老司城文物保护情况后，无比痛心地指出，“即使有些文物幸存下来，也是在那里长年遭受风霜雨雪侵袭，如溪州土司王的‘子孙永享’牌坊、德政碑、石马等至今仍然竖立在荒草之中，有的土司文物虽然搬进了屋，但也是连泥带渣、横七竖八地堆在那里。”

　　对此，王本富表示：“保护和利用老司城遗址，前几届政府都考虑过，但为什么从我们这届政府才开始做呢？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是对老司城遗址的定位：之前我们一直强力推广芙蓉镇和猛洞河，甚至想把永顺县改成‘猛洞县’，但今天回过头来看，还是对老司城的价值认识不够。”2008年之前还担任永顺县宁夕乡党委书记的王本富对记者说：“我也理解县政府的苦衷，若要保护，必须要资金投入，但对永顺这样一个国家级贫困县来说，首先要保证机构正常运转，文物保护心有余而力不足。”

　　“但现在我们目标明确，”王本富表示，“2010年10月，老司城遗址被列入全国第一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全国仅有23个)。为配合遗址本体保护和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10年9月启动了老司城第四次考古发掘，目前考古发掘正在进行中。力争在2012年前成功申报国家考古遗址公园，2013年至2015年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王本富感慨地说，“老司城已经沉睡200多年了，我们不能再让它沉睡下去了。”

　　“当然这些还需要国家的支持，将在两到三年时间投入4个亿，如果没有中央财政的支持，我们本地财政是难以为继的”，同时兼任永顺县老司城遗址保护与利用开发有限公司副董事长的王本富仍然要为钱发愁。

　　研究旅游经济的吉首大学科技处处长王兆峰则强调，“贫困也是一种财富。正因为贫困，才把这些自然文化遗产都保存了下来。”作为本地旅游规划专家，他还建议：“老司城遗址保护与利用应该以土家族历史文化为主线，整合聚焦土家族的资源，与芙蓉镇旅游产业的发展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来统筹，精心组织、统一规划、分步实施、逐步完成，发挥后发优势，打造一个湘西旅游产业集群。”

　　土家第一人

　　1950年，在湖南湘西苗族自治区永顺专署所在地工作的田心桃，以少数民族代表的身份参加首届国庆盛典，在填写民族类别时单位为其填写为苗族，田心桃表示反对，她说是“土家”不是“苗族”，此事后引起党中央和政务院领导的重视。

　　当时国内著名的民族学家、社会学家、语言学家、音韵学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潘光旦、王静如、汪明禹、胡克瑾、杨自翘、严学窘等，在中央、中南局、湖南省、湘西苗族自治区各级领导的关怀下，组成了联合调查组，在土家族知识分子彭勃、彭泊、彭凯、彭望海等人的协助下，深入湘西州的永顺、龙山、保靖等地考察，在永顺的彭秀模、彭秀伋、彭秀枢，龙山的田剑秋、田荆贵、严平权，保靖的彭司续、彭武英等同志的倾情协助之下，经过众多专家学者几年的辛勤研究与实证，土家族作为一个单一的少数民族，为国家和世界所承认。田心桃也因此被誉为“土家第一人”和“土家族的女儿”。

　　土家第一村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永顺县被国家民委确立为中国土家族采样县。该县的和平乡双凤村是1953年3月潘光旦先生研究中国土家族的重点调查点，该村保存完整的土家语言，土家风习和土家民族心理素质，为许多专家学者提供了翔实实证资料，文化原生态的遗存，为土家族成为单一的少数民族提供了实证。

　　因此双凤村被称为“土家第一村”。老司城遗址的出土再一次证实了永顺是近世湘鄂渝黔边土司根祖和统治核心地的史实。古老而又灿烂的土家族民间艺术遗产更是中国土家族的“博物馆”和“基因库”。(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土司问题是中国边疆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

　　《中国社会科学报》：土司制度是元明清统治者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一种特殊的统治方式，请问这一制度曾起过什么样的作用？

　　李世愉：中央政府任命少数民族贵族为世袭地方官，并通过他们对各族人民管理，达到加强对边疆地区统治的目的。土司制度是历史的产物，它的建立是历代统治者对边疆地区长期经营的结果，是在羁縻治策上的发展，反映了封建统治者对边疆地区控制和管理的进一步加强、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一种进步。而土司制度的发展、完善，更体现了明清统治者的“因地制宜”和顺应时势的治边思想。

　　在土司制度以前，西南的广大地区尽管已纳入封建政权的版图之内，但实际上封建政府对那里的管理极其有限。以云南为例，直到唐宋，附属于中原王朝的南诏、大理政权，仍处于相对独立的状态。自元朝在云南设行省并建立土司制度，使各土司作为朝廷命官，均在行省的统辖之下，这就打破了唐宋以来南诏、大理国数百年的地方割据局面。由于土司有守土之责，因此，对于地处边徼的土司来讲，他们的确起到了协助中央王朝防边的作用。同时，一些土司在中央政府的统一征调中，也为抗倭、守边贡献了力量。可以说，土司制度的建立，在一个时期内起到了维护国家统一的作用。土司制度规定，各土司都要向朝廷进贡，交纳赋税，而且土司承袭，必“赴阙受职”，土司子弟还可以作为“土官生”进入国子监读书，这无疑加强了土司地区与中央政府的联系。另外，治道修路作为土司的一项职责，也为进一步扩大边疆地区与内地的联系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总之，土司制度的建立，成为联系中央王朝与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的纽带和桥梁。随着边疆地区与内地沟通的加强，中原地区先进的经济、文化不断向边疆地区传播，有力地促进了这一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报》：土司制度的出现是西南各民族从“化外”到内属的一个重要过渡阶段。您能否谈谈建立土司制度的意义？

　　李世愉：土司制度的建立以及改土归流的实施，都是我国古代边疆政治史上的大事，是封建统治者对边疆地区统治政策变化的重要标志。它们直接关系到边疆与内地一体化的进程，关系到西南少数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关系到我们多民族国家的进一步巩固。因此，土司问题一直是中国边疆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之一。土司制度存在了近八百年之久，不仅影响深远，而且影响面非常广泛，特别是对西南边疆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观念、习俗的影响，至今犹存。而土司制度中所包含的“因地制宜”、“因俗而治”的治边思想，至今仍显示着巨大的作用。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诸多学者、文化工作者、文物工作者，乃至地方政府官员，都极为关注土司问题的研究、土司文化的挖掘乃至土司学的构建，并从中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以为今天的经济建设、文化发展服务。近几年，有关土司制度、土司文化、土司人物的研讨会相继召开，不同类型的土司博物馆、陈列馆纷纷筹建，专门的土司文化研究机构不断出现，这足以表明土司制度、土司现象是极为重要的研究对象，既有学术价值，又有现实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报》：目前学术界对土司的研究似乎已从“绝学”逐渐成为“显学”， 那么土司制度研究已经取得了哪些成果？

　　李世愉：目前对土司问题的研究已取得了丰硕成果，且有渐成热点之趋势。国家社科基金今年批准了几项有关土司研究的课题，而国家“西南边疆历史与现状系列研究”项目也把土司研究列入重点，并对云南、广西等档案馆所藏民国时期有关土司问题的档案资料(如设治局档案)进行整理出版。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就总体而言，这一研究还有许多薄弱环节，不仅土司制度本身的研究尚有许多空白，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外，在推行土司制度过程中所涉及的一系列问题，如土司文化、土司文献、土司群体、土司人物、土司文物，以及土司与中央政权的关系、土司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土司与土民的关系、土司与地方治乱的关系、土司地区的社会结构等等，也需要进行全方位、多学科的研究，努力揭示土司发展的历史与规律，这对于加深、提高和丰富我们对土司现象的认识和理解，探讨土司制度的发展规律，并为今天的区域民族自治提供历史借鉴是极其有益的。(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