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焚——强拆，何时了？

　　多少年以后，人们在书写中国今天这段历史的时候，“强拆”可能会成为描述这个时代的标志性词汇之一。

　　记者/季天琴

　　12月18日，北京的温度有零下10℃。这天下午，洗完了澡的钟如琴想出来走一走，两姐妹如翠和如九搀扶着她，她在304医院烧伤整形科五楼的走廊走了一圈，即便病号服外面只穿了一层棉睡衣，她还是嫌热。

　　身上的毛孔都烧坏了，汗都挥发不出来。家人回忆说，当燃烧的钟如琴和母亲罗志凤身上的火刚被扑灭时，她们抓着家人的手，直说“好渴，好热”。

　　如今，这种身体上的折磨对钟如琴和罗志凤来说，都成了常态。她们又痒又疼，晚上怎么都睡不好，“好像夏天痱子炸开的感觉”。

　　对刚刚在医院度过31岁生日的钟如琴来说，她还要学着接受自己容貌的变化。当她自焚后第一次照完镜子，这个女孩子在病床上默默流泪，以至于医生提醒家人，当心她会出现抑郁症。

　　和许多女孩一样，曾经的钟如琴喜欢拍照，喜欢鲜花，喜欢旅游。如果家中没有强拆事件的纷扰，她极可能依旧安静地在南昌一家花店打工，学习插花。她最近一次旅游去的是云南，在石林的一片湖水旁，留下了自己最后的美丽身影。

　　不过，一切都成过往。因同地方政府发生拆迁冲突，钟如琴和59岁的母亲罗志凤，以及79岁的大伯叶忠诚，于9月10日上午在自家楼上自焚，她和母亲死里逃生，叶忠诚已于9月18日凌晨去世。

　　宜黄强拆自焚一案，媒体和微博的围观给了钟家勇气和话语权。钟家人不止一次对记者感慨：“那些不断追问、陪着我们一起熬夜的人们，给了我们力量，给了我们担当的勇气，给了我们把事情进行到底的决心。真正创造奇迹的，是每一个善良的人。”

　　作为官方对民愤的一个交代，10月10日，江西省委宣传部发布新闻称，宜黄县委书记邱建国和县长苏建国已被免职，此前负责拆迁的宜黄县委常委、副县长李敏军已经被免职。

　　如今，对钟家的拆迁已经暂时搁置，钟家两名伤员的生命权被放到了首位。宜黄县负责报销钟家在医院的一切费用，县里还将组织部长、县医院副院长等三名官员派驻北京，并要求这三名官员每天去304医院看望一下伤员。

　　被免职的邱建国在采访中称，“在今后的发展思路中，一定要把民生放在第一位。宁可少上项目，甚至不上项目，也要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其中不无抱屈的意思。对于一把手来说，他为什么要“非上项目不可”？不上项目，高GDP从哪儿来？政绩从哪儿来？而对地方财政来说，不拆迁，不卖地，拿什么补财政缺口？当一个县的家，很是不易呀。

　　对钟家人来说，愤怒已经让位于对家人的担心了，他们唯一的心愿是将来一定要给钟如琴找最好的整形医师。不过，对政府的不信任笼罩着这个家庭：拆迁事件层出不穷，以自焚来寻求道义支持的新闻也推陈出新，将来这个事件“冷”了，政府还能这么热络么？

　　他们的担心不无道理。更多的拆迁户倒在路上。山西太原的孟福贵深夜被强拆队员打死，武汉七旬老妪被推土机活埋等悲剧让人痛心。多少年以后，人们在书写中国今天这段历史的时候，“强拆”可能会成为描述这个时代的标志性词汇之一。

　　边缘家庭成长史

　　尽管事件已经过去三个月有余，位于江西省抚州市宜黄县凤岗镇农科所东门郊外23号的钟家三层楼房里，仍弥漫着浓重的汽油味。一楼的发电机、汽油桶，二楼钟如琴的房间被烧坏的床垫和窗帘，从三楼通往屋顶的木梯被烧黑了一头，烟熏火燎的痕迹犹在。

　　这座将近400平方米的小楼，曾经住着13口人，如今却天各一方，生死茫茫。现在只有钟如奎的妻子邓香英和4岁的儿子留守在家中。

　　堂屋中焚香供奉着“大伯”叶忠诚的遗照。在他自焚过世后，他生前的床褥和用具早就按照当地的习俗烧毁，这张豁着牙、满脸皱纹的笑脸相片，是叶忠诚留在家中的唯一痕迹。钟家儿媳邓香英带记者上楼，说起被拆迁之前那些孤独无望的岁月，以及事发后在“维稳”名义下笼罩在钟家的恐惧，数度哽咽。

　　这幢三层楼，是全家人胼手胝足积攒起来的最大财产。上世纪80年代，钟家父母钟家诚、罗志凤和与父亲结拜成兄弟的大伯叶忠诚，带着几个孩子，从安徽流浪到了这里，他们在山坡上搭了棚，全家人的谋生方式是烧砖瓦挣钱。

　　当年这块土地的平静、祥和，让钟家产生了筑房安居的梦想。当年这块土地周围多是无主荒山，作为外乡人，他们被本地人在背后称为“安徽佬”，钟家故意选择了荒凉地段，保持自己的疏离感。

　　1999年，他们获得位于凤岗镇桥头村福泉岗的一块荒地的土地使用权，并于当年10月10日，得到当地政府部门签发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土地使用证编号为“宜A国用(1999)字第02389号”。

　　1999年，钟家拿出积攒了将近20年的家底，实现自己的住房梦想。为了省钱，没有外请劳力，都是自己家人盖房，自己烧砖。七兄妹用锄头和板车，劈山，整平，挖出地基。

　　房子落成的那天，是家中的重大节日，尽管新房的二楼和三楼连铝合金窗户都因无钱而未装上，一家人还是高兴地搬了进去。家中的女孩子20多岁了才第一次有自己的独立房间，兴奋得一晚没睡。

　　钟家父母生有九子女，老二和老七因无钱抚养而过继给别人，还剩下三子四女。两个儿子老大和老三均已婚。

　　楼房盖成后，办了三套房产证，分别填了三个儿子的名字：老大钟如满、老三钟如奎和老六钟如田；剩下的四个女儿——老四钟如翠、老五钟如琴、老八钟如凤和老九钟如九，在新房中也拥有自己的房间。

　　叶忠诚年迈后仍住在钟家，由钟家儿女赡养。由于年纪大爬楼不便，他的房间被安排在小楼的一层。

　　随着烧砖的黏土资源告罄，钟家兄妹不得不外出打工。全家开过小餐馆，卖过麻辣烫，后因经营失败，全家人又分散各处，在事发前，4个女孩子全在南昌打工，如翠做了健身教练；二姐在花店，三姐和九妹在服装店卖服装。

　　虽然因为家中贫寒，受过的教育不多，但是钟家的孩子无论是在宜黄还是在外打工，都谦和有礼。在邻居看来，这家的孩子“长得都不错，也都特别乖”，因为是外乡人的缘故，他们生活得小心翼翼。

　　如果不是宜黄的飞速发展导致房价上涨，钟家所在的荒山成为县城扩张的黄金地段，钟家在当地还是默默无闻地生存。2002年，宜黄县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宜黄投资公司)的企业在抚州工商注册，主要经营投资经营管理城市土地资产(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外)，注册资本3000万元，在职员工15名。董事长余文盛，资料显示他还担任宜黄县财政局副局长。

　　这年12月28日，宜黄县与浙江恒昌集团签订合同，前者提供国有土地使用权，后者投资8亿元，整体开发河东新区。随后，河东新区建设项目正式开工。

　　大规模的征地拆迁，由此从宜黄河东岸，逐渐逼向钟家所在的福泉岗。

　　2006年，邱建国担任宜黄县长，邱担任过抚州地区的驻京办主任，有门路弄到政策和资金。邱是宜黄本地人，其父曾任县委领导，名声比宜黄的一般干部要好得多，到任后的邱建国对宜黄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并确立了宜黄发展的思路：改善基础设施，以带动房地产的发展。

　　这个思路使房地产很迅速地成为支柱行业。在宜黄河以东，烟尘漫天，处处都是工地，钟家所在的地段，10年前一钱不值，现在每平方米已经达到了2600元左右。

　　在自焚事件一个星期以前，邱建国在一次会议上提出“与时间赛跑，创宜黄速度”，在宜黄，即使是一般县城办事员都负有招商引资的责任，甚至过年过节都在客商家里度过。

　　土地财政驱动下的拆迁

　　在土地财政驱动的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宜黄就像一趟高速运转的列车，很多车轮下的小石子被忽略了。

　　宜黄县在拆迁中形成了自己的队伍，成立了专门的投资公司负责重大项目建设，而房管局也有专门的7个人组成的拆迁办公室，负责处理拆迁争端。在拆迁中带队的是副县长李敏军和房管局局长李晓煌，前者近年分管城建和房产，有丰富的拆迁经验，后者也不例外。

　　钟家对面的区域，本来是县轻工综合厂的地块。2007年11月，河东新区客运车站的建设项目正式立项。据当地政府的通报称：涉及该项目的共有21户，其中便包括13户的轻工厂职工以及钟家。

　　资料显示，轻工厂本是一个集体企业，实际占地30余亩(档案占地28.5亩)，建筑面积2937.5平方米，却被宜黄县政府以国有企业方式改制并强行拆迁。

　　当年轻工厂的会计黄春英现在街上给人帮工带孩子。她说自己上访已经3年多了，就是愤恨于自己家的100多平方米的房子被强拆，被安置到了一个40平方米的小房。这个小平房在距离原址几公里之外的山坡上，由劣质材料堆积，如今不少人家在外搭建了厕所，一看就是个新贫民窟。

　　档案记载，轻工厂占地28.5亩。本刊记者获得的当年“新客运站旁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示表”显示，5户申请单位(个人)对该土地的报价在2000万元至2240万元。不过，令该厂67名职工悲愤的是，他们总计才获得178万元的补偿款。“我们并不反对政府从中获利，但是他们吃肉，至少能让我们喝上汤吧。”黄春英称。

　　拆迁户们也质疑起土地的真实用途。黄春英透露，2007年11月土地挂牌拍卖显示，新客运站项目涉及21户土地总计58亩，不过，2010年“宜黄县城市重点项目建设安排计划”显示新客运站占地18亩地。

　　这些矛盾都被忽视了。几年内宜黄县县GDP以及财政收入等都在成倍增长，这些数字对一些宜黄官员来讲无疑是辉煌的。2009年宜黄的GDP在全省前移2位；财政收入在全省前移9位。宜黄县2010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显示，抚州市委政府多次给予宜黄县的经济工作高度表扬。

　　就在钟家被强拆之前一个月，8月10日，邹国宏家被强制拆迁。邹家处在宜黄河边，正是从老县城向新城区过渡的地段，同样是地块狭窄的县城黄金地段。在强拆之前，邹家和县投资发展公司怎么都谈不好价钱。尽管投资公司说此地将建设防洪堤，但是被拆迁者并不相信，他们认为此地将作为沿河地块卖给开发商，政府将赚大钱。可是将赚大钱的政府，现在却只肯按照2007年住宅费用的标准来补偿他们。

　　邹家被拆那天也是县城的大事，当天足有上百名围观者。邹家的儿子、媳妇上了二层楼，把房门锁上，儿子拿出了打火机和汽油站在窗口，而家里的妇女们则朝楼下来强拆的人身上泼开水。当局面僵持不下时，消防队很迅猛地用云梯爬上了二楼，消防队员一手就把邹家儿子手里的打火机弄飞了，一袋汽油也掉在楼下。

　　邹家瞬间就被185人组成的庞大队伍搬空，拆迁的推土机转眼而至，整个房子在4分21秒内成为废墟。

　　钟家的老三如奎那天在围观人群中，他看了浑身发抖。他知道，自己家也和邹家面临着同样的局面。早在2007年夏天，钟家墙上就被喷下一个红色的“拆”字。仅仅三年的时光，钟家周围大片的良田，已成为世纪家园、华南虎文化广场等项目的工地。

　　钟如奎回去告诉母亲，命最要紧，无论如何不能自焚。罗志凤很紧张地问：“现在国家下达文件不准强拆，怎么还是强拆？”

　　由于钟家拒绝搬迁，宜黄政府在2010年4月18日断了钟家的电。此后，父亲去世时留下的一台小型发电机发挥了作用。 他们的父亲在去世前患上肺病，一天24小时需要呼吸机，为防止供电不及时，钟家买了台小型发电机，用汽油驱动。

　　为了节省汽油，钟家一般到晚上6点多才开始发电， 以便赶上晚7点的“新闻联播”。

　　面临拆迁之后，罗志凤养成每晚看电视新闻的习惯，格外关注政府关于拆迁的各种法律政策。这个家庭普遍文化程度不高，但并不影响他们很快获悉5月15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关于进一步严格征地拆迁管理工作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的紧急通知》(下称《紧急通知》)。

　　《紧急通知》中称：“对采取停水、停电、阻断交通等野蛮手段逼迫搬迁，以及采取‘株连式拆迁’和‘突击拆迁’等方式违法强制拆迁的，要严格追究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的责任。”

　　钟家人以此作为依据，试图给江西省省长热线打电话反映。他们的遭遇还曾得到《江西日报》旗下大江网的报道。他们以为，这样至少能够恢复供电、减少强拆逼近的步伐。不过，邹家被强拆后，他们的希望基本破灭了。

　　罗志凤告诉儿女：“我没给你们留下值钱的东西，房子是我们一生的心血。如果自己的房子我都做不了主，自己的命我还是能做主的。”

　　汽油登场了

　　钟家已经避免不了被拆迁的命运，对立的局面已经形成，一切在等待和酝酿中。

　　此前，钟家和县里一直没谈拢。按照宜黄县政府的通报，他们对钟家提出了两种安置方案：一是货币补偿，给予钟家货币补偿414612元，装修价值及各项安置补偿费另行计算；二是房屋产权调换，在与钟家房屋相隔60米左右的同一地段进行房屋置换。同时为钟家在凤岗镇农科所范围内批建三户宅基地供其建房，总面积为360平方米，并将钟家13人全部纳入低保。

　　钟如九回忆说，当时跟钟家谈判的官员称：“该补偿条件突破了江西的标准。”不过，钟家对此并不满意：整栋楼将近400平方米，一共才评估41万多元，算下来每平方米只有1000多元，而周围的商品房已经是2700多元；而安置房子至今还没影，准备盖安置房的土地还是一片荒地，不知几年后才能有房子。

　　钟如奎告诉本刊记者，他们家提出的补偿方案是，在马路对面等面积置换一块土地，由钟家自行盖房。钟如奎说，之所以提出这样的方案，是因为他们家旁边的加油站就获得了这种补偿方式，他们希望获得同等待遇。

　　在自焚事件后，宜黄县城流传着钟家要求“补偿300万元作为安置费”的说法，钟如奎对此进行了否认，“我们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我敢与房管局长对质。”

　　在耐心耗尽以后，汽油终于登场。

　　听说自家将成为邹家的后继，钟家姐妹们都回了宜黄。官方并未告诉他们具体的拆迁时间，因为还要打工谋生，几兄弟不能都在家里等待，小弟钟如田回家两天，见没有拆迁消息又去了外地。

　　9月10日上午，如翠姐妹看见房管局领导李晓煌的司机在对面街上，转了转就不见了。这些天来，房管局的人来来往往，钟家人只能做到见怪不怪，母亲回家煮面，如翠正拿蛋清做面膜，小妹妹如九和二姐在旁边说笑。

　　当副县长李敏军带着房管局局长、以及公安局副局长一行几十人浩浩荡荡往家中走来，钟如翠直觉这就是拆迁的人到了。

　　年纪大一些的如翠和大哥在门口不让外人进门。惊慌失措的如九和二姐如琴跑到二楼，堵住门，惊慌失措的母亲和79岁的大伯不知道什么时候爬上了屋顶。

　　公安呵斥他们，说线报说她家有汽油藏匿。钟如翠说，没汽油能发电么？钟如奎冲一个派出所政委发火，让对方拿搜查证出来。对方面色一变，喝道，把他们全抓起来。

　　在二楼，浑身颤抖的钟如九大哭，没想到转眼间，平时内向、文静的二姐如琴已经把汽油浇到窗框上，并且把一件着火的毛衣扔向下面的人群，她身上还有旁边的床上都瞬间着火。因为害怕烧到妹妹，如琴直接从二楼跳了下去。

　　楼下空地上的钟如翠和如奎挣脱了抓住他们的手，心慌地给妹妹身上浇水，如琴身上的皮肤烧得直往下掉。这时，如翠又听到一声叫，她看见母亲站在楼角，声音很小叫着她和哥哥的名字：“小四，救我。”衣服已经被烧完了。等到钟如奎冲上楼顶，楼顶上已经被烧出了一片小废墟，大伯和母亲分别躺在不同的角落。

　　钟家人所做的，是两千多年来中国普通百姓受冤抱屈后才采取的传统救济方式：先死给官府看，希望给官府有道义上的压力。不过，钟如翠事后回忆说，那些官员们并未表现出任何压力，现场的车有很多，领导们都是开车来的，可是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没有车送病人走。

　　钟家兄妹只是哀哭着救护车的到来，20分钟后，钟如翠才拉着母亲的手坐到救护车里，母亲似乎还不明白出了什么情况，只是说，好渴，好想吐。抚州无法处理这么严重的烧伤，当天下午4时左右，一家三口被送往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烧伤中心。

　　自焚发生的9月10日当晚，即有村干部找到了钟家儿媳邓香英的母亲，说：“你女婿家里出了这个事情，不要跟他们来往。”邓香英在中学教书的哥哥、以及在街上开饭店的姐姐，也都接到了类似的警告。

　　不过，媒体的关注改变了钟家人的境遇。9月11日下午，一个南昌本地人来到医院，详细问了情况后，说能够在网络上帮助呼吁。第二天，钟如翠打开网站，头条就是自己家的消息。随后是各地记者的电话。本来是极怕事的外来户钟家，开始变得强硬。

　　微博围观“维稳”

　　自从9月10日自焚事件发生后，钟家兄妹就成了监控对象，他们家三层的小楼也成了禁区。某记者在9月12日进楼没几分钟，就被发现，后搭载钟家亲戚的摩托避于郊外草丛中，才躲过追击。

　　宜黄事发后第三天，官方就将事件解释为“误伤”；其后，“五毛党”在网上频频出击，称自焚是钟家导演的恐吓戏，诱导外姓老人自焚等。

　　中国基层社会的维稳布控，在长期的实践中，已日趋成熟。宜黄虽小县，于此也相当专业。邓香英回忆说，小楼西边的加油站有人蹲守，工地上有人看管；北边的小区有人骑摩托巡逻，南边的马路上有汽车停留，可谓戒备森严。

　　记者的到来带来了新的风险。 另外一个记者为了接近钟家的小楼，曾扮作业主、水泥小工，从西、南、北三个方向，爬上三座楼盘，查看动静。镜头里，钟家的大门始终紧闭着，几个布控的壮汉，始终很敬业。该记者终于在9月17日那天夜里，在黑暗中等了很久后，终于听见开门声。

　　在南昌，随着媒体的曝光，每天医院内外都徘徊着宜黄政府部门的人。钟家人为了避开他们，租在一家隐蔽的小酒店居住。可是，这种方式显然不能避开宜黄的政府部门。

　　9月16日上午，钟如翠和钟如九准备从南昌昌北机场坐早晨8点多的飞机到北京，前一天晚上通的电话，“去参加凤凰卫视《社会能见度》的节目”。两天前，她们的兄弟钟如奎和钟如田已经偷偷到了北京，在北京寻求法律援助。考虑到可能会遭阻挠，兄弟二人从南昌先坐车到九江，再从九江坐上了开往北京方向的火车。因为怕县里官员在北京西站等着拦截他们，他们在前一站霸州下了车，坐公交车到了北京。

　　姐妹二人到机场后，机场还没有开门，等到7点机场开始营业。他们一上电梯，就看到宜黄的大批人就站在那里，他们一直追着钟家姐妹，嘴里始终喊着“谈一谈”。宜黄县县委书记邱建国也来了，他告诉让她们一定要理智，但是“今天你们哪里都不能飞”。

　　事实上，随着媒体广泛关注，宜黄县领导做出了决定，绝不能让事件扩大，宜黄县的一位领导很委屈地说，自己县里的事，还不能在自己县解决？连南昌尚且无法完全控制，何况上北京了？

　　两姐妹又恐惧又愤怒，她们逃过控制，将自己反锁在洗手间里。在机场厕所，两姐妹恐惧地向媒体记者电话求救，任凭政府人员在外拍门就是不开。这场持续40分钟的现实版《保持通话》，被媒体记者邓飞在微博上实时直播，网友戏称“女厕攻防战”。

　　这次微博直播，受到了数百万网民关注，第二天其他传统媒体也予以报道。这让钟家的小女儿钟如九认识到网络尤其是微博的巨大力量。这个22岁的女孩不再像父辈一样磕头哭告找青天，而是选择了微博维权。“大家好，我叫钟如九。我在网络上看到了大家对我们家的关心，非常感谢！”9月17日11时19分，钟如九开通了自己的新浪微博，并发了第一句话。邓飞说，钟如九的微博是“中国维权史上新的一页”。

　　当事人一经掌握微博，网络对宜黄事件的披露如虎添翼，权利受侵的弱势公民获得了传输、放大自己声音的有效渠道。9月18日凌晨，大伯叶忠诚由于伤势过重，抢救无效死亡，宜黄政府在家属还没有拿到死亡通知单的情况下，组织人抢尸。随后还将钟家姐妹拉回宜黄县，“软禁”在宜黄龙腾宾馆内，家属手机全部被收缴。钟如九的微博发布了这些信息，她被政府控制后，其远在北京的兄长利用她的微博账号，继续发布信息。

　　网络的围观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那根稻草。宜黄县委书记邱建国、县长苏建国，两位大员，名字皆为“建国”，他们的所作所为，被网友讥讽为“宜黄县的《建国大业》”。宜黄事件，最终以宜黄党政主管双双挂冠的罕见结局收场，成为升级版即2.0版的公民围观的一个里程碑。

　　命运是如此的急转直下。9月19日，出事后备受监控的钟家儿媳邓香英，第一次堂堂正正打开了家门。而此前一天的9月18日下午，她还跪在宜黄县龙腾宾馆的门前，请求见一面被从南昌强制带回的亲人；也是在当天下午，抚州市委对宜黄县相关责任人做出处理的消息传来，整个县城为之震动。

　　不过，宜黄事件后，一名自称是宜黄官员的网友“慧昌”在财新网发表了题为《透视江西宜黄强拆自焚事件》的文章，为被免职的书记县长鸣不平。“强拆问题全国普遍存在”，而“宜黄事件是我国城市化运动过程中的一个牺牲品”。最后作者还总结道：“从某种程度上说，没有强拆就没有我国的城市化，没有城市化就没有一个‘崭新的中国’，是不是因此可以说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

　　在一定程度上，慧昌道出了种种实情。地方政府靠土地财政吃饭，靠拆迁“拆出”新中国。而套在百姓头上的枷锁太多，哪怕是头蠢驴，都晓得抵触与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