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微博：围观改变了什么？

　　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说话比写文章在行，所以140字的微博取代博客，在2010年引爆流行。微博太口水？不过有人觉得煌煌大著如钱钟书的《管锥篇》，其实都能拆解为差不多微博的长度，《世说新语》，本质上也就是微博。

　　最早的微博是Twitter，2006年创建，2007年开始流行，最初的创意源于忙碌工作中人们对同伴即时状态的关注，通常出于寻求帮助等目的，互相道一句“What are you doing?”，翻译成中国版就是“嘛呢？”。为了随时让一堆人即时知道你在“嘛呢”，Twitter创始人杰克多西将点对点的私密手机短信形式发展成一对多的网页形式，140字的限制正是来源于手机短信对字符数量的限制。

　　Twitter问世3年多，随着用户数量激增，信息传播潜能爆发，在2009年的一次改版中，输入框旁边的提示“你在做什么？”被“发生了什么？”取代。

　　2007年，山寨版中文微博开始出现，“饭否”曾一度引爆流行，但这家弱小而经验不足的网站在2009年7月因内容监管不力被强行关闭。就在饭否走完了微博先驱者短暂而热闹的一生，一家巨无霸公司抓住了这段空窗期，进入了微领域。作为深谙中国互联网环境，对于内容监管经验老到的门户网站，新浪拔得头筹不出意料。据新浪微博负责人介绍，微博的监管方式是机器与人工结合，数百名工作人员24小时轮班。可以想象在你发博时，有一群人坐在新浪的办公室里，眼睛盯着屏幕，鼠标光标停留在删除键附近。

　　最近，新浪宣布微博用户数量已超过7000万，在大量个人用户之外，政府部门，企业以及团体也纷纷在微博上开设账号。微博的巨大商机引发群雄逐鹿，腾讯微博针对新浪的名人战略，喊出“与其在别处仰视，不如在这里比肩”的草根宣言，“市场份额令人难以启齿”的搜狐微博也没有放弃这块蛋糕，砸下重金广告。

　　新浪的名人策略再次发力。在博客成为网站标配的年代，新浪正是通过邀请大小名人前来开博客吸引了人气。微博上有很多名人，也成就了很多名人，比如当时还是二线女星的姚晨就被新浪打造成粉丝破百万的“微博女王”。但微博更证明了赵本山的一句话，名人也就是一人名。西太平洋大学的博士唐骏和神奇的道长李一先后都成了微博的祭品。不论是潘总和任总之间的调情，周立波和网友难分难舍的掐架，还是方舟子为捍卫妻子与大群记者舌战，这些戏码都能在微博上直播。严锋的结论是，微博拉平了名人与普通人之间的距离。

　　技术的进步使信息传播门槛大大降低，在各类事件发生之际，微博成了最便捷的发布手段。大三学生王凯用一台便携式相机和一部手机，完成了一场对舟曲泥石流的微博直播。上海胶州路的空气里混合着鲜花与焦土的味道，从大火到花祭，最震撼的照片与细节披露几乎全部来源于微博。一名受困者眼看火势严峻，转回房间淡定地打开电脑，用微博向外界传递火灾情况，消防人员根据他的微博传递的信息解救了多名受困者。

　　微博把“围观”这个颇具中国特色的行为升级到2.0版。网络百科对围观的解释是，由于被围观者处在圆心的位置，因此承受着较大的压力，使得围观称为了某种意义上的“围困”。当不明真相的群众久不愿散去时，会招致更多的围观者。被围观者的一言一行都将在众目睽睽之下进行，想要逃走却难以突破层层包围。比如今年9月15日，宜黄县县委书记亲自带队，赴机场堵截自焚受害者家属前往北京接受媒体采访，双方展开“女厕所攻防战”，整个过程经记者微博直播，众多微博好友转播后，形成强大的声势。最终以县委书记挂冠了结。

　　然而，钟如九案后拆迁制度依旧屹立不倒，围观影响着个案，但个案不具备可复制性，围观不是万试万灵的咒语。大多数人只不过通过微博宣泄愤怒或同情等情绪，然后转身回去继续生活，这世界是否就会改变？

　　“所谓公众热情，就像个轻薄浪子，一有事件则万众一声，施加巨大压力，把当事者搞得热血沸腾，一心奋战到底”， 信海光在文章里调侃自己说，“但一旦下一个热点出现，公众热情立刻转移，只留下当事者孤身奋战，自生自灭。”

　　每当灾害发生，如果在MSN签名上放一支小蜡烛，获得的道德得偿心理和捐款差不多，那么在微博上点几下鼠标转个帖，消解实际行动对社会的改变，也在情理之中。(任蕙兰)

　　制度失范引发征地悲剧

　　2009年年末，四川成都唐福珍自焚案让国人见识了私产所有者捍卫其财产的决心，同时也让我们体会到了私产所有者在面对公权力侵扰时的无助。当我们以为唐福珍惨剧已经是私产所有者保护其财产时所能出现的最惨状时，殊不知到了2010年，我们才发现唐福珍案只是惨剧的开始，最为惊心动魄的惨案还在后头：3月25日，贵州省贞丰县发生一起警民冲突，20名当地村民因反对农地征收而被当地警方抓走；3月27日，江苏东海县黄川镇一户村民为阻拦镇政府强拆自家的养猪场，父子二人浇汽油自焚；9月10日，江西宜黄拆迁事件引发全国媒体关注……

　　一个最为简单的理由是，当农地征收领域如果只发生一两起野蛮拆迁时，我们可以说是有关政府方面的问题，但是当我们经常可以从媒体上读到这种拆迁的惨案时，我们就可以怀疑是农地征收的制度有着重大缺陷，由此才会导致各地轮番上演这种征地惨剧。相关资料表明，因征地引起的农村群体性事件已占到全部农村群体性事件的65%以上。由此可见，因为征地而导致的悲剧，政府的执法尺度固然存在问题，但制度上的缺陷则是最为根本的原因。

　　任何国家在城市化的过程中都伴随着大量的农地变为建设用地，但是从笔者的阅读史来看，除了早期英国的圈地运动以外，20世纪各后发国家的城市化进程中似乎都没有像中国这样通过征收而达成的城市化扩张。中国为什么独特？从制度的层面上而言，中国当下农地征收制度的无序和混乱都可以从以身份为识别标准的土地用途管制中找到影子。

　　众所周知，城市化首先要解决的是城市面积扩张所需要的土地供给问题。但是在中国，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并不能够主动地成为建设用地，而必须假借政府之手才可以完成土地用途的转化。这样一来，同样一块地，在农民手中和在政府手中释放的价值完全不一样。这并不是说政府比农民更加聪明，而只是因为法律规定了政府具有垄断土地一级市场的权力：所有用于非农用途的土地，都必须通过政府之手，而不能够从农民手中直接购买。正是这个制度酿就了“同地不同价”，由此导致了官民在征地制度中的紧张关系。更为要命的是，农民最为看重的宅基地的补偿标准，在法律层面几乎鲜有涉及，《土地管理法》并没有对此列明补偿标准，那么地方官员在具体的征收过程中，那就尽量压低补偿价格。

　　如果回过头来看看2010年发生的各种因为征地和拆迁而发生的惨剧，我们会发现一个惊人的现象：几乎所有的惨剧都是来源于城乡交接地带。而更让人担忧的是，发生在农村强拆事件，其规模也越来越大，如果说此前成都唐福珍和宜黄钟如九是个别地方政府违法的孤立个案，那么发生在河北、安徽、山东等地的以土地“增减挂钩”和“撤村社区”为名的新圈地运动，则是一场地方政府有组织的以合法名义剥夺农民财产的有组织作恶。

　　岁末之际，国务院法制办又在其网站上公布了《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次公开征求意见稿)》，同样一个法规草案在一年内两次向社会问计，这在中国立法史上确属罕见。当公众对其充满期待之际，我却表示怀疑：因为该法规只是解决国有土地上的房屋征收问题，但是对于充满矛盾和纠纷的集体土地征收补偿问题，在草案中未有丁点涉及。如果由于土地用途管制制度所导致的“同地不同价”没有发生改变，可以预见的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有更多的唐福珍们会在华夏大地上出现。(傅蔚冈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

　　房地产调控：走向何方？

　　11月1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澳门考察时针对中国房地产调控问题表示，“这件事确实很难，你看内地，左一个(国)十条，右一个(国)五条，就是压不下来。……这里有多方面的因素，也很复杂，如果真的买不到房，可以考虑用先租的办法”。为温家宝的表态作注脚的是国家统计局12月10日发布的数据，11月份全国楼市呈现“量升价涨”态势。这也意味着，自今年4月份以来开始的严厉的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遭到强阻，是否推出新一轮的调控政策正在酝酿中。

　　要调控，就要了解调控的目标是什么？房价高涨源于“98房改”，但将人们买不起房的抗议归罪于“98房改”也是不恰当的，至于憧憬之前的“福利分房”年代则更远离实际。福利分房无法解决“居者有其屋”的问题，有着严重的效率扭曲：住房供给严重不足、居住条件恶劣。同时因为住房的权力配给，伴生着严重的不平等。正是在这种情况下，1998年7月3日，国务院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简称国务院23号文)，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98房改”的基本设计：

　　房改的基本思路是将住宅市场分为两个部分：商品住房和保障性住房：前者是完全市场化的操作，政策目的在于刺激供给和改善质量，增加住房市场的效率；后者明确了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在保障体系中的各自供应对象，分别以政府补贴和政府保障的方式解决住房问题，以确保社会公平。可以说，“23号文”从住宅市场的效率与公平分别做出了规定，确立了房改的效率与公平原则，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制度设计。

　　所以房地产市场调控的目标应该很明确：其一，保障商品房市场的快速、优质、大量的供给，增加效率，让有钱人有房、有好房可买；其二，保障低收入群体的居住问题，为其提供有基础生活保障、廉价的福利性住房，让穷人有房、有可靠的住房可住。

　　回过头来看，房地产市场发生了什么？保障房市场基本缺失，至今仍缺乏系统化的保障房体系，并且地方政府积极性极低，政府在保障房投资率低和补贴范围小且不谈，其间腐败率还很高，基本丧失了保障房的功能，还派生出大量的公众不满。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住房需求就都集中到商品房市场，政府政策和民众需求都赋予了或要求商品房市场必须承担保障房的功能。但商品房的特性决定了它不可能是每个人都能承担的起的商品，房地产调控便开始周期性的发作，至此，房地产市场完全紊乱。

　　基于对中国政府调控的一贯思路，我们或许应该更早一步料到今天的结局，而不应该“只猜中了前头(开始房改)，却没猜中结尾(调控乱局)”。“98房改”以及后来的土地招拍挂制度赋予了政府攫取税金和土地出让金的权力，也加上了“保障居民基本住房需求”的义务。但转型中的政府，在权力不受制约的情况下，总会在市场的名义下放弃政府责任，又以调控为名圈钱、捞利，在房地产市场“越调越恐”、越调做扭曲的情况下，政府的土地财政收入却是节节攀高，屡创佳绩，以至于我们不得不怀疑，房地产调控是不是政府为了让自己可以多捞一笔？

　　看今天的房地产格局，数轮调控使市场和购房者心态扭曲异常，房地产调控的下一步应该走向何方？或许问题并不在市场，而在政府，也就是说政府必须清楚地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和能做什么。依“98房改”的思路，政府应该对商品房放松管制，尽可能地促其市场化，减少土地、投资等审批限制，毕竟扩大供给才是“98房改”的核心；而保障房而更多体现政府作为，无论是投资、土地供给，还是相应的限制套利等腐败行为的制度设计。这些国内外均已有着成熟的实践和经验可供推广或借鉴。同时政府应该明白，商品房市场容量己经无比巨大，其市场走向远非政府所能左右，更多的市场干预，换来的可能只是市场的倒彩。换句话来说，房地主调控的下一步更应该着眼于让政府“不做什么”，或许更有利于解决当前的调控乱局。(聂日明为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员)

　　亚运与国运

　　竞技体育的政治色彩急剧褪色，人们需要的是方便和便宜的锻炼场所，而不是在电视机前听国歌。

　　记者/汪 伟

　　上海世博会于10月31日闭幕，广州选择第二天开始为几天后开幕的亚运会造势，推出的第一项措施是免费公交。从11月1日起，一个月时间内，广州所有公共交通供乘客免费乘坐。当天广州市民走进地铁站后，所有的人都傻了眼。车站内人山人海，候车的人排成长队，乘客还在源源不断地进站，可车厢已经爆满，根本没法上车。

　　免费公交是亚运大礼包的一部分。用广州市长张广宁的话说，“亚运工程扰民，我也感觉很不好意思。”他表示，广州市政府准备“利用亚运举办之机，好好回馈一下广州市民”——没想到这个大礼包打开，里面的礼物已经变味了。广州市民一点都不领情，这个不合时宜的礼包引得怨声载道。从免费乘坐的那一天开始，地铁超负荷运行，人们深恐一旦有突发事件，地铁站和列车就会变成一场噩梦。硬着头皮强撑了5天后，广州市政府承认这个“看上去很美”的方案实际上欠考虑，宣布取消免费公交，并仿照上海在世博期间的做法，改为给市民发放交通补贴了。

　　城市已经为官员的狂想付出了代价。广州地铁总长度尚不到上海的一半，但后来的统计显示，在免费的5天里，地铁日均客运送778万人次，比世博期间上海地铁的单日最高客流纪录高出20多万人。公共交通系统处在崩溃的边缘。

　　但政策错误没有影响广州的心情。几天后，亚运会如期开幕。开幕式由北京奥运会的副导演担纲，部分延续了2008年8月8日夜晚的大型团体操风格，只是表演舞台从地面换到了珠江上和半空中。靠大型LED屏和激光射灯营造出声光电化的效果，已经成了大型活动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自然而然地从北京、上海沿用到了广州。另一个无法避免的俗套——焰火表演同样如期而至，珠江上空火树银花，美丽的焰火从珠江新地标“小蛮腰”上倾泻而下。16天后，同样的场景在闭幕式上重演了。焰火准备拼写出一个500米高的“羊”字——那是本届亚运会的吉祥物和广州的象征，但有人说，当时有一阵风吹过，被风带歪后的字迹形似一个“丢”字——广东话中一个用来骂人的词。但这只是关于亚运会众多笑话中的一个。和其他大城市相比，广州是一座宽容的、生活气息浓郁的城市，不仅有最活跃的媒体，传统的市民文化也特别富有开放和非主流色彩。这些笑话见证了广州勇于自嘲的精神。

　　实际上，大操大办国际赛会已经成为风潮的中国大城市中，广州受到的公开批评和非议是最多的——当然，这主要取决于当地政府的容忍度。亚运会的准备工作长达数年，除了新建和改造体育场馆，还有修路、种花、改建交通网络乃至粉刷建筑外墙和改造屋顶等“穿衣戴帽”工程，妨碍了市民的日常生活，让人不胜其烦。一首从《北京欢迎你》改编而来的歌曲《广州欢迎你》挖苦说：

　　我家路面常打开 乐不乐意随你

　　一到下雨深不见底 你会爱上这里

　　不管新旧随便挖开 请不用客气

　　东西南北都是工地 我们欢迎你

　　我们养着规划局 书写每段“传奇”

　　中山立交变成骂名 他们不会在意

　　东西南北同时开工 请不要拘礼

　　施工快慢都没关系 反正按工期

　　广州欢迎你 为你开天辟地

　　流动中的空气充满着尘泥

　　广州欢迎你 在天河路上屏住呼吸

　　在岗顶十字路上堵死你

　　我家的车很难开 一小时一公里

　　到了上下班的时候 更是恐怖时期

　　天大地大都是红灯 五十米就停

　　内环路和 BRT，只为堵死你

　　广州欢迎你 像音乐感动你

　　让我们有时间去听听调频

　　广州欢迎你 有道德谁都看不起

　　有勇气你就插队去

　　广州欢迎你 为你开天辟地

　　空气中充满着尘泥

　　地方官员们不得不公开承认，挖苦是有根据的，并因此向市民道歉。但随着焰火升起，组成明灭闪烁的图案和画面，南中国的夜空逐渐达到沸腾的高潮，这一切都退为嘈杂的背景，最终隐没在了黑暗当中。随焰火升起而凸显出来的，是更一幅为复杂的图景。

　　3年时间里，中国最大的三座城市(北京、上海和广州)接连举行了奥运会、世博会和亚运会，每一次都达到了空前的规模；在今天的世界上，很难想象有其他国家能像这样，接连不断地投入同样规模空前的资金和人力来展示自己。尽管如此，自我展示的欲望并没有完全满足。南非世界杯期间，连在国内已经沦为笑话的中国足协，也跃跃欲试，提议申办2020年世界杯。

　　可惜的是，和中国的胃口相比来，世界上真正有影响力的赛会数量太少了。也许只有再来一次奥运会，要不，再来一次世博会，有人说，亚运会也行啊——Why not? 许多市长并不认为这些想法荒诞不羁，每一个提议都能得到不少地方政府的激情响应。

　　此情此景，不禁让人想到20年前的北京。在历史的河流里，20年也不过一朵焰火从闪亮到熄灭的时间。谁能料到一个国家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呢？

　　体育的民族情绪

　　1990年9月在北京开幕的第11届亚运会，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承办大型国际赛会。酝酿举办亚运会的时间甚至要追溯到1976年，据说来自邓小平的一次动议。邓小平当时想向世界释放一个关于改革开放的确定无疑的信号，数年后，世界捕捉到了这个信号。1984年，亚奥理事会最后通过投票，将1990年的亚运会主办权交给了北京。

　　这一年，中国GDP总量为7208.1亿元，大约相当于美国GDP的8%，人均GDP699元，相当于美国当年人均GDP的五十五分之一。中国毫无疑问属于一个穷国，但漫长的筹办过程一开始就和政治动员分不开。政府把亚运会和民族尊严、国运兴衰联系在一起，普通人也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种说法。从1987年开始，民间掀起了为举办亚运会捐款的热潮，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说实话，除了1997年的香港回归，我不记得整个1990年代里还有哪件事的号召力，能比得上北京亚运会。

　　倡议深入到每一个城市和大多数乡村，捐款热潮持续数年之久。官方认定的第一笔捐款来自江苏盐城建湖县一名12岁的小女孩。1987年，她给北京市副市长、亚运工程总指挥张百发写了一封信，表达自己对亚运会的支持，信里面夹了一块六毛钱。最后统计出来的数字显示，有近2亿人次为亚运捐了钱，捐款总额共计元人民币2.7亿元。

　　到亚运会开幕的1990年，中国还有1亿多人生活在联合国规定的贫困线以下，每天的生活开支不超过1美元。但在老百姓一分一厘的赞助下，北京亚运会如期开幕了。

　　亚运会开幕前，邓小平参观了亚运会的主会场北京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对陪同的官员说，“中国的月亮也是圆的”。1980年代已经结束了，没有谁比邓小平更清楚这一点。同时，作为一个足球迷，邓小平当然懂得“小球带动大球”的道理。在北京的烈日下，他好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在场的官员提问：“中国办奥运会的决心下了没有？为什么不敢干这件事呢？”他走在红色的塑胶跑道上，指着看台说，“建设了这样的体育设施，如果不办奥运会，就等于浪费了一半。”

　　在场的人都心领神会。两个月后，在第11届亚运会的开幕式上，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向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正式表达了中国要申办奥运会的愿望。

　　尽管熊猫是一种行动迟缓的动物，但它在1990年的形象是一个充满活力的跑步运动员。北京亚运会的每一块亚运奖牌上都刻着这只熊猫，他的名字叫盼盼(《人民日报》说，盼盼是一只公熊猫)。这个名字是“盼友谊、盼和平” 的意思。经历了1989年的风波，大多数国家对1990年的中国持观望态度，“盼盼”既是对奥林匹克精神的表达，也向世界传达出中国的政治信号：北京的戒严令已经取消了，中国现在需要的是友谊与和平。

　　但这届亚运会最大的成就并不是说服世界利用国际体育比赛强化国内团结，这种政治技巧对中国政府来说，早已运用得娴熟自如。每获得一块金牌，颁奖仪式上会升国旗，奏响国歌，运动员热泪盈眶，带给观众巨大的感染。这多少抚平了1989年给中国社会留下的伤痕。

　　但体育比赛激发的民族情绪是一种很难控制的力量。这种情绪一旦被调动起来，中国屈辱的近代史就会投射到比赛上，观众把比赛视作战争，强烈地渴望金牌。对胜利的期待甚至会让人丧失起码的同情心，扭曲他们的道德观念。1988年，中国体操队最耀眼的明星李宁在汉城奥运会上折戟而归。他在鞍马比赛中发生失误，从马上掉了下来。李宁继续完成比赛，并努力保持自己的尊严，下马后对观众微微一笑，然而他回国后收到的是什么？愤怒的人们给他寄来了绳子和刀片。

　　在这样的环境中，也是在这样的压力下，到了1990年的亚运会，中国运动员获得的金牌数超过了金牌总数的一半，共计186枚。20年后的运动员多少要比他们的前辈幸福。民族主义的狂热已经消退，人们不再把一个国家的尊严压在运动员身上。尽管“举国体制”下的训练和竞争和20年前一样残酷，但至少观众已经学会了宽容运动员的失误，而不是把他们视作竞争金牌的机器。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上，被寄予厚望的刘翔中途因伤退赛，尽管也有些许非难，毕竟同李宁在1988年的遭遇不可同日而语。

　　到了广州亚运会上，金牌的争夺对观众的吸引力已经非常有限。尽管刘翔的复出仍然是一个热门话题，但对他能不能拿到冠军，大多数人抱有非常宽容的态度——2008年因为他退出奥运会半决赛而引起的躁动，似乎已经过去很久了。

　　政治淡出体育

　　和奥运会、世博会相比，广州亚运会受到的关注要少得多。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过高的关注度和预期值让地方政府的精神绷得很紧。在世博会期间，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常说的一个字是“熬”。和北京与上海相比，11月广州的气氛几乎是闲适的。

　　刘翔复出了，林丹获得了大满贯，游泳队全面超越日本，这些成绩固然可喜，但媒体津津乐道的是那些从亚洲各地前来参赛的业余选手。东帝汶的举重选手——一位保安兼酒吧歌手，他举起的重量比不上最轻量级的专业女子选手，他的同胞、羽毛球双打选手在和印尼选手的较量中，只坚持了12分钟；蒙古的铁人三项选手是职业金融分析师，总成绩比第一名落后了足足45分钟；为了参赛，6名阿富汗女选手甚至要冒着生命的危险，因为“塔利班”不容许女人参加运动会——他们的成绩不值一提，却分享了、甚至超过了胜利者的光芒。

　　对有些人来说，金牌当然仍然重要。中国代表团在广州亚运会上拿到的金牌数量比第二名到第十名加起来还要多，负责体育的官员却来不及高兴。他们不得不警惕着任何质疑“举国体制”的声音。

　　新华社记者杨明在自己的文章中隐晦地说，专业运动员以业余身份参赛，胜之不武，他还指责“畸形的中国体育”“扭曲了真正的体育精神和本质”。 “金牌已经变成了政绩工程，和地方官员抓GDP一样”，他说，与此同时，由于缺乏体育设施，中国人的体质20年来一直下降。

　　中国代表团官员、江苏省体育局局长殷宝林斥责杨明“颠倒是非”。“奥运精神？奥运精神就是‘更高、更快、更强’”，局长说，“如果参加比赛不想着去争取金牌，那还搞什么体育？还参加什么比赛？”

　　这个回答让杨明感到惊讶。显然，记者和官员对体育和奥运精神的理解南辕北辙，但他还是忍不住纠正了殷宝林的说法。

　　“更快、更高、更强”只是一个口号，杨明几乎是绝望地说，“《奥林匹克宪章》里明确写道：“奥运精神是增进理解、友谊、团结、共同发展。”

　　不管怎么说，20年后，金牌榜排名已经无法满足中国。早在北京奥运会上，中国已经取得了金牌榜第一的位置，但民众对这种排名游戏的不满正在与日俱增。竞技体育的政治色彩急剧褪色，人们更需要的是方便和便宜的锻炼场所，而不是在电视机前听昂扬的旋律。

　　当代奴工

　　曾经在山西洪洞县上演过的当代奴隶制，2010年两度重现，先是在河北衡水的“黑砖窑”，通过“殴打、电击、恐吓、限制自由等手段强迫农民工从事超时重体力劳动，并扣押工资”，然后是新疆，摧残的对象包括8名智障人士，手法如出一辙。

　　尽管新疆自治区区委书记张春贤有“即着专门小组协调相关省份，即使‘上天入地’，也要把不法分子缉拿归案、依法严惩、公开处理，还人民群众一个公道”的批示，但更多人的情绪已经从震惊变为见惯不惊了。随着调查深入，新疆当代奴工背后的血泪史慢慢浮出水面。长达数年时间里，通过绑架、非法拘禁、胁迫、恐吓和殴打，四川渠县的曾令全等人最终建立了专门的奴工营，以“渠县渠江镇残疾人自强队”的名义奴役健全和残障人士，残酷剥夺他们的劳动所得，并建立了辐射更广的劳务输出体系。

　　2006年，一名智障人士被折磨致死，曾引发短暂的调查，但这丝毫没有触动曾令全在渠县的地位，也没有中断他输出奴工敛财的事业。有组织的暴力行为并不隐蔽，几乎就是发生在政府的眼皮底下——甚至连“自强队”的董事长也是由渠县县长亲自充任的。但一切就在光天化日之下可运作长达10年之久。

　　当代奴隶制挑战了中国社会的法律和道德底线，因为一个正常的社会绝对无法承受那种断裂：一部分人在经济发达的城市里享受现代文明，另一部分人却在鞭子下劳动。这不只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和伦理上的挑战。这种现象能够多处存在，并且屡禁不止，也给中国基层治理的有效性打上了问号。(汪 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