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代的朱湛之

1950年吴石案四人聆听判决

1950年6月被押赴刑场的朱湛之

12月9日接骨灰

　　“潜伏者”朱枫，她从海上归来

　　2010年12月9日12点45分，从台湾抵达北京的殡葬公司刘董事长，胸前捧着一个白色圆桶状旅行袋，背带在身后交叉，缓缓走进机场贵宾厅一个房间，他说：“我们来把老奶奶安置好。”在场只有家人和几位民政官员、学者朋友，大家站起来，悄无声息。徐云初眼圈红了，用几乎耳语似的微弱声音说“外婆，回家了”。她双手扶住旅行袋，而丈夫李扬扶住她。一会儿两人才慢慢打开，取出一个淡黄色的小骨灰坛。盖子边缘已经破损，坛子上面写着“朱谌之”三个字。

　　记者◎葛维樱

　　60年，被放弃的团聚

　　寻找了几十年的亲人遗骸，终于回来了。1950年6月10日16点30分，朱谌之在台北马场町被处死刑，身中6枪而亡。和她一起被害的还有国民党3位将领，其中有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当时被港台媒体冠以“吴石、朱谌之间谍案”和“轰动台湾间谍案四要角”。朱谌之在共产党内名字叫朱枫。被害时她没有任何党内领导职务，还是以“探视女儿”为名到的台湾。除了曾吞金自杀，关于朱枫几乎没有任何具体信息从台湾透露出来。

　　“我知道这个消息，大概是母亲被害一个月以后了。在这之前，她已在香港工作几年，我们都在上海等她回来团聚，以为解放了，就要快了。”朱枫的女儿朱晓枫今年80岁，是南京军区总医院的医生，现在住在南京一个简朴的小区里，老式三室一厅的房子到了冬天非常寒冷，老人在家里高高低低地翻箱倒柜，希望能找到各种和母亲相关的资料。1951年7月，朱晓枫收到了陈毅、潘汉年签署的上海市人民政府《革命烈士光荣证书》。“当时母亲被害的消息，通过《参考消息》对海外媒体文章的转载，已经公开了。但是组织上认为，台湾未解放之前公开纪念她是不相宜的。”朱晓枫和徐锡城夫妻是医生，徐云初和李扬是他们的女儿女婿，朱晓枫说：“我知道母亲是地下党，但我们从未挑明过这件事。不做公开悼念的决定，我完全理解。”

　　此后很多年，朱晓枫过着自己的生活，她说：“我上完军医大学时，南京已经解放，做了一辈子医生。”结婚、生子，做革命工作的两代人交集不多，但朱晓枫在“文革”时期还是被诬陷。“有人造谣说在台湾大街上看到朱枫，还说她叛变了。”为此朱晓枫给有关部门写信，到1983年组织上出具了一封证明信，朱晓枫专程到北京，领取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调查部的《关于朱枫同志的组织结论》——“朱枫同志在敌人面前表现出一个革命者、共产党人为革命、为人民忠贞不屈的革命精神。”“妈妈那一代人，不会拿这个来说事的。”朱晓枫的女儿徐云初说，“以前我不知道我外婆的事情，只知道是烈士，后来母亲轻描淡写地告诉了我。”徐云初考入南京外国语学院，后来参军，和母亲一样也成了医生。1990年有关部门召开了内部纪念朱枫的座谈会，朱家此后几乎放弃了追访。

　　“这件事情最初有眉目是在2001年。”李扬告诉本刊记者，“家人突然在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的《老照片》第16辑上，看到了朱枫就义的照片。”照片是秦风1999年在一家报社的相片柜底部找到的。“沾满灰尘，打开袋子，赫然看见一批血淋淋的枪杀照片，发布单位是‘军事新闻社’，发布时间是1950年。”秦风告诉本刊记者，“我只知道是戒严时期杀害中共特工的照片，对具体情况并不了解，但每个照片都有明确的人名。”这批照片在2000年由秦风经过时任“文化局”局长龙应台应允，以“文化局”的名义在台北“二二八纪念馆”地下展厅公布。“展出一个月时间，创下了‘二二八纪念馆’开放至今人流量最高纪录。”

　　朱晓枫对看到照片时的感受记忆还很深刻，她告诉本刊记者：“母亲的那件小花旗袍还是家里常穿的那件……她很消瘦，很镇定。她一生坎坷。很多年里我只知道母亲英勇就义，可是具体情况完全不知道，从来没有人对我说起过。”公布的照片里有朱枫被绑赴刑场，和在法庭上站在吴石身边这两幅，表情非常从容。秦风说“还有法医需要的，枪毙以后的照片，但是没有公布”。朱枫于是写信给《老照片》杂志，并且和秦风取得了联系。朱晓枫对秦风表达自己唯一的心愿，“就是在死前迎回母亲的遗骸”。秦风说：“2003年我在上海受到朱晓枫的委托，在台湾开始帮助寻找朱枫遗骨的下落。”

　　2003到2005年，秦风动用了一个新闻记者可用的方式，包括在电视台、报社登寻人启事。朱枫当时到台湾探望的是前夫陈绶卿的小女儿陈莲芳和女婿王昌诚。王昌诚是台湾警务局电讯处处长，陈莲芳在保密局工作，“两个人属于系统内，名字也换了多个，是无法用户籍寻找的。且他们本身不愿意被找到”。最终，秦风还是在一个老人健康疗养院找到了陈莲芳，王昌诚则已去世。“我以为找到了陈莲芳，就知道朱枫遗骨的下落了。但陈莲芳马上以‘她是共匪’来反应。”秦风说，“她是表态，且不会用更尊敬的语汇来说的。”

　　秦风说，当时他和陈莲芳的对话让人沮丧。“朱谌之被枪杀后，是您的先生收的尸？”“没有，我先生为了这事，还被关起来查了几个月，尸体是‘政府’处理的。”“您知道埋在哪里吗？或火化后放在哪里？”“不知道，这件事我们都不知道。”其实1950年9月底，陈莲芳曾给“军法局”局长写信，请求领回母亲的遗骸和遗物。“军法局”同意后，陈莲芳却没有去领。她对秦风说，她女儿也在“政府”工作，怕影响女儿，也因此从没回大陆，刻意躲避亲人的寻访。陈莲芳的亲姐姐陈宜和朱枫一直相依为命，在北京居住，通过秦风，姐妹俩终于联系上了，“但朱枫的事她们也不说”。秦风说，他自己一开始也难以接受，“但后来也慢慢理解了，为革命是有很多残忍的牺牲”。

　　过去还有些难以释怀的情感，朱晓枫在这几年里渐渐多了些宽慰和笃定。她说：“秦风先生真的是完全出于好心帮忙，他从没收过一分钱，我觉得能做的也已经做了，真的不能再为难人家。”2005年10月朱晓枫一家回到朱枫的出生地宁波镇海，在镇海区政府举行了一个公开的悼念活动——纪念朱枫烈士诞辰一百周年。国务院副秘书长，战争年代情报工作负责人罗青长，委托儿子罗援来参加，称“朱枫烈士接受党的指示到台湾，为解放台湾、统一祖国做了艰苦的工作……是统一台湾的先驱”。镇海中学于上世纪90年代，扩建操场时需要一块相邻的地，朱家于是将自家房子全捐了出去。

　　这块地过去是镇海著名的“朱家花园”的一角，有三栋房子。其中一栋非常美丽的带弧度的小楼是朱枫的居所。镇海中学办公室朱振蕙老人告诉本刊记者：“学校那时听说小楼是一位解放后赴台湾进行情报工作的烈士居住过的，就决定保留。里面存放着她的照片、她送给朋友的家具，还有一些领导题词。”在心理上，朱晓枫和全家人把这次的纪念看做是“一个告别”。“父母年事已高，全家人已经不再抱希望了，这就算是对母亲的安慰吧。”李扬在2003年12月因公事到台湾出差，到过台北马场町，“空荡荡的广场”难以寻觅任何下落。马场町在50年代杀害了千名以上的共产党员、左翼知识分子和同情者，“过去的白色恐怖行刑场，现在已经成了优美的公园”。

　　转机：波折重重的两岸寻找

　　转机出现在2009年12月，在台湾参加“2009秋祭”，并调查“戒严时期政治受难者”墓冢和遗骸的潘蓁，本来为了寻找自己在戒严时期失踪的父亲，却意外地在辛亥第二殡仪馆提供的一份名册中，发现了“朱湛文”的名字。他曾在秦风发表的文章中看见过“朱谌之”这个名字，便给为朱枫写传记的南京作家冯亦同发了邮件。“这本名册叫做《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政治受难者墓区整建工程纳骨塔骨罐迁移名册》，总共612个人，朱湛文的编号是233。”冯亦同说。

　　“猛然得到音讯，首先是一再确认。”“朱湛文”和“朱谌之”只是字型相似，此后的寻找过程，用李扬的话说是“千辛万苦”。冯亦同和朱家立刻找到秦风，信件来往只说“疑似”，并不敢肯定这就是朱谌之的遗骨。只有一本名册，秦风于是拜托朋友朱浤源于2010年1月10日第一次到台北墓葬管理处寻访遗骨下落。朱浤源是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室教授，出自人道善良和对这段历史的探究心，他以研究近代史的名义，进入了一般人难以进入的领域。“我得到的答复是名册上‘朱湛文，编号77’，至于有无骨灰坛，在哪里，均没有答复。”朱教授于是致信给李扬。他和朋友在2月到3月间台湾最寒冷的时节，3次冒雨前往几个有可能的公墓，在富德公墓11墓区找到了“朱谌之”77号装骨灰坛的袋子，编号正确，说明名册上确实是误登记了。朱教授带领秦风来到富德公墓，“一个个骨灰坛都由白色编织袋包裹，必须在角落里拿出来看，大约300多个无主的骨灰坛，都乱七八糟地堆放在一起”。想确认谁是朱湛文并不容易，管理处给的答案是：“档案历经60年，承办这些遗骸的单位从‘国防部’改成了台北市政府。”朱浤源和李扬却充满了信心和热情。

　　到了4月，朱浤源带着朱家的委托寻找和认领的文件再次来到富德公墓，却发现77号袋子里装的并非标有“朱谌之”的骨灰坛。“骨灰坛上的名字和袋子上红油漆写的名字，对不上。”秦风说。朱教授“立即下山向管理处反映，并出示委托函及朱女士的证件。管理处非常重视，下令一个月的扫墓期过后，展开全面彻底清查与整理所有数百个错置骨灰坛的工作。”但由于阴气极重，朱浤源和朋友雷先生都感到3天的不舒服。“我们都祈祷，朱枫烈士在天有灵，让我们找到她。”李扬和朱浤源在茫茫不可知中产生了同样的心情。

　　5月6日，朱浤源终于发来了消息，经过公墓工作人员和自己数小时对每个骨灰袋的翻检，终于在角落里找到了刻着“朱谌之”名字的骨灰坛。“骨灰坛上的朱谌之几个字，‘谌’和‘之’都是有些连笔，是容易连着写的，所以才会被登记人员误写成‘湛文’。”李扬这才敢肯定了。

　　这时才算有了确切的消息，李扬告诉本刊记者：“然而怎么证明这个就是我们要找的朱谌之，又如何迎她回来，完全不知所措。本来我希望朱教授代为认领，但他在单位里受到了领导的阻止，研究所领导明确让他不得过问此事。朱教授是个侠义心肠的人，但是他受到了压力。”朱浤源也去过海基会，被告知“此系特案，走不通”。

　　6月至7月，李扬为了办理各种证明材料在北京、南京等地四处奔走。“要公证她是谁，公证你是谁，公证所有关系，一层层地做，都是从未有过的先例，事情繁琐到几乎荒谬的程度。”

　　8月4日，海协会第一次因民间事务致函海基会，9月1日得到了海基会的答复。海基会开出了极繁琐的条件，朱家办理赴台过程屡屡遇到障碍，13张表格将程序拉长得遥遥无期，“两年都无法完成这些条件”。李扬走的是完全民间的做法，“大陆人在台湾去世有专门的移灵方式，在殡葬业两岸已经可以做了。于是我们用了最普通的方式，把外婆的遗骨迎回来。因为她身份特殊，国内各部门还是开了很多绿灯。殡葬协会请台湾殡葬协会的会员生命公司来帮忙，因此才有了殡葬公司董事长送回遗骨的决定”。李扬说看到台湾人刘添财捧着骨灰坛，觉得感动，“完全没有陌生感，仿佛一家人”。刘添财说：“公司和快递公司合作几十年，从未有丢失文件的状况，没想到上飞机前一天，证明文件却丢了。当时台北正下雨，我们担心至极时，接到一个大楼管理员的电话，说在一个角落捡到了老奶奶的证明文件，我想，这都是老奶奶在天保佑我们的缘故。”一席话讲得在座者无不动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