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枫的女儿朱晓枫

1930年代初朱湛之左二嫁到东北

1928年23岁的朱湛之

　　谁是朱枫

　　多年里缺乏史料和信息，朱枫的大部分故事都没有披露。她的公开信息包括从1937到1944年间，为新知书店做财务工作，很多和她有地下工作联系的老人陆续去世，只能在他们只言片语式的回忆文章中找到有关她的故事。朱枫出身自浙江镇海的一个大户人家，朱家花园极大，占据镇海中心位置，解放后还留存多年，据说花园完全按照归有光的“项脊轩”建造，到90年代才彻底消失，只剩中学里的一座小楼。父亲朱云水是镇海的渔业公会会长，母亲也出自富户，家族极大，兄弟姐妹众多。朱枫原名朱贻萌，后改为朱谌之，是“四小姐”。朱枫曾师从沙孟海学习，沙家五兄弟是宁波最负盛名的革命家庭，沙孟海是蒋介石家谱的撰写人，1947年成为国府秘书，1949年躲过蒋介石去台湾前对自己的大肆寻找，留在了大陆。

　　朱枫现在还有手迹保存在浙江博物馆，一手好字画。她的第一次婚姻是由父亲做主远嫁东北沈阳，给张作霖兵工厂的总工程师陈绶卿做继室。朱、陈两家多有联姻，原本就是故交。生下女儿朱晓枫(原名陈沈珍)后，正值“九一八”事变发生，一家人回到镇海，并且接到了南京国民政府兵工署的聘书，陈绶卿却突然因霍乱去世。宁波女师一起毕业的同学中，朱枫最要好的陈修良后来成为沙孟海的弟弟、知名共产党人沙文汉的妻子。直到卢沟桥事变前，朱枫继承自家家产，还过着“每日学写兰花”的憔悴日子。“她参加革命和我以及她第二任丈夫朱晓光有很大的关系。”陈修良回忆她们组织了抗日宣传队，“敌舰炮声一响，就一起上街散传单、救护伤员和表演抗日剧目”。

　　朱晓光一家也是镇海人。朱晓光的哥哥朱曦光1931年考进上海邹韬奋办的生活书店，后来又经邹韬奋介绍进入国际贸易协会，新中国成立后进中宣部工作，并娶朱枫的继女陈宜为妻。朱晓光和朱枫就是朱曦光介绍给了武汉新知书店的创办人徐雪寒，1937年两人带着孩子们从镇海到达武汉，在书店开始了新生活。此后，徐雪寒一直是朱枫的直接领导人。徐雪寒说：“谌之用变卖家产所得，对新知书店投了一笔数目较大的资金，说是投资，其实我们都知道是对党的出版事业的无偿捐献。”朱枫之后一直在新知书店工作，夫妻俩颠沛流离，聚少离多，朱枫还一直照料着前夫的女儿陈宜，她和朱晓光的儿子朱明一直由陈宜抚养，女儿晓枫则送去了浙江龙岩的台湾抗日团体“台湾义勇队少年团”读书。

　　“母亲捐了800元给团长李友邦。李友邦一直是亲共的，后来戒严时期已荣升将军的李友邦，也被蒋介石直接点名枪毙了。母亲还给孩子们每个人买了顶蚊帐。”朱晓枫只知道母亲时常会突然出现来看望自己。“那时她已经在皖南新四军的随军书店工作，并且取了化名朱枫。”1940年为给书店采买纸张去往日伪统治的上海，朱枫变卖了一直寄存在上海银行里的一枚祖母留下的3克拉钻戒，换得3200元。朱枫当时跟随书店到了浙江、香港、桂林等地，徐雪寒在文章中说：“1944年我知道朱枫已经在书店的一个对外做掩护的商行工作。”

　　朱枫的同胞妹妹朱启文嫁到武汉顾家，女儿名叫顾倬云，后来成为著名医学专家。在武汉时为了支持顾家，朱枫曾出资给顾家开了大乐童装店，并多次以“大乐童装店办货人”的身份在武汉和上海之间行动，极善经营。顾倬云的回忆文章中：“姨母穿阴丹士林旗袍，留短发，十分精干，负责给党在上海的情报部门保管经费，并根据组织指示做贸易，获利颇丰，还7次从大乐支款作为革命经费。”顾倬云回忆，即使1944年被日本沪西宪兵队刑讯拷问，经多方营救出来后，朱枫仍会买时装，烫好头发，“掩护身份，解除敌伪怀疑”。抗战胜利之前，仍以体面的形象为书店和地下共产党的商业机构工作。另一个家庭关系是朱枫的同父异母妹妹与妹夫，一直为国民党中统工作，朱晓光提到：“很多情报都是麻将桌、饭局上传递。”1945年朱枫由徐雪寒介绍秘密入党，调离书店系统，加入华中局在上海的贸易和情报部门。

　　1941年朱晓光随新四军遭遇“皖南事变”，被国民党关在上饶集中营，朱枫3次以“周小姐”的身份，凭借上层人脉进入集中营探监，“特务们围站着，朱枫一个人坐着，谈笑风生”。“周小姐”摆出“富家女”的架势，打扮时髦，探访都有集中营的特务领导接待。“她讲其抗战后期大后方交通闭塞、盗匪横生，又说若是没点钱和势，简直别想去重庆。还送来了大量的奎宁等药品和食品。又以指导员(指特务)名义假意要我悔过自新，我们使眼色和语气，明白对方的用意。”朱晓光曾专门写文表达对朱枫的感佩。

　　朱晓枫被母亲托付给“台少团”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1946年4月一直在华中局做情报工作的徐雪寒，从山东到上海筹建一批合法企业，秘密采办物资管运输。朱枫在联丰花纱布公司主管财务，此后开办鼎元钱庄，还邀请沙孟海题写了牌匾。“因为公司业务和情报关系，她与商界、政界人物都有接触。”刘人寿解放后曾任上海市委秘书长。在很多1946和1947年的回忆文章里，都提到朱枫为地下党做经济工作的事，直到1948年她去香港加入地下党办的“合众贸易股份有限公司”。

　　抗战胜利后，朱晓枫跟随以台湾人为主的台少团回到台湾。“那时我们很吃香的，都是抢着来请我们的同学去做老师的，因为台湾多年被殖民，只会说台语和日语，国语一点也不会的。”朱晓枫只记得台湾“虽然物质条件还可以，但是乱得很，地上都是日本人丢下的东西，和服什么的满大街扔”。朱晓枫根本没想留下，只几个月就回到了上海母亲身边。“我和母亲一起住了几个月，是我们在一起最长最温馨的时间了，但是我想去解放区，母亲也是这意思。”儿子朱明则从小跟随陈宜长大，长到十来岁还以为陈宜是自己的母亲。10年间家国动乱，朱枫给丈夫的信中越来越急切地盼望全家团聚。

　　黎明前的牺牲

　　1946年夏天，朱枫送朱晓枫去解放区，成为永别。“虽然知道去了解放区可以吃大锅饭，共同劳动，母亲依然担心我，给了我一块金锁片，因为这里的钱到那边也不能用了，母亲让我需要的时候，就掐下来一点，备急用。不过我们一去解放区就发现不用钱，没几个月我就把这个锁片捐了。”朱晓枫对母亲最后的回忆是：“我站在吴淞口，一艘很小的船头上，跟母亲挥手，我特别开心，母亲也是。”

　　从1946年到1949年8月，朱晓枫和母亲完全失去了联系。她在解放区过着明朗而快乐的日子。“先上建设大学，仅有的两所对上海开放的解放区的大学之一，1947年山东的华东医科大学来招生，17岁的我就去学了医。”朱晓枫从此穿上了军装。“之前是不发衣服的，我还穿着旗袍。当时是野战军医学院，跟着陈毅的华东第二野战军走，不过我们只学习，不上战场，只是不断行军，路上有老师教英文，我们到哪儿都要背单词的。”在军医学院，朱晓枫重新入党。“不过学校说只要以后有建大来人证明，我还可以算之前的。”她说。

　　山东战场此时已经是国民党重点进攻的地区。“邱清泉、黄伯韬、张灵甫这些人的军队就和我们转来转去，到了1947年底，国民党改成外线出击了，我们就过了黄河。当时党内搞三查三整，查身份、查间谍、查历史，我一直是以地下党的身份算老革命，这些从来没涉及过我。不过我在台湾少年团的时候，就知道母亲的工作性质不一般。台少团是靠国民党养着的，资金来源是国民党。但是我们的老师却是共产党员，我自己又是母亲特别叮嘱李友邦照顾的，自然和共产党员非常亲近，我入党是1944年，比母亲还要早，就是在台少团被地下党老师发展的。”

　　香港合众公司是华东局的下属企业，朱枫从1948年秋天开始在那里工作，月薪400元。香港当时聚集着民主党派和文艺界知名人士。朱枫的主要工作是陪伴他们回归大陆。她带着朱明、陈宜的儿子朱晖在香港生活，住在九龙弥敦道，只占一间挨着厨房的小房间，却精心布置，接待了不少朋友。

　　1949年5月上海解放，朱晓光随中宣部的南下工作组，代表中央出版委员会在上海筹建新华书店，并且此时才被直接批准为党员。上海的一家人团聚，只等朱枫归来。朱枫给朱晓光的信件中情感细腻真挚：“我常常想起霞浦路吃茹粥，五岱洋种菜挑粪，嘉陵江畔月黑风高的晚上，你从安乐旧木桥边候我，在集中营探访时的感觉和宪兵队出来后你对我的感情……是那样温情的……”朱晓光回信：“我们的后半生该有了快乐。”

　　1949年2月朱枫还没有和陈宜的妹妹陈莲芳联系上，前夫陈绶卿的两个女儿中，陈宜一直和朱枫生活在一起，而陈莲芳早年就随着在国民党电台工作的丈夫辗转各地。母女只在1938年的逃亡途中相遇过一次，朱枫并不知道王昌诚和陈莲芳夫妻已经去了台湾。五六月间，陈莲芳给香港的朱枫写信，说自己刚生了孩子，欢迎朱枫去台北家里小住。这封信成为朱枫从香港到台湾去的最直接理由。

　　朱枫到台湾去传递情报的任务，是万景光的选择，万景光的岳父是广东商会会长冯少山，在香港有非常多的上层关系。两个人的见面很偶然，1949年朱枫在香港送潘汉年手下的副手刘人寿上船，与万相遇。1947年万景光把上海局的联络点建立在了香港，1949年通过老同盟会会员何遂与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取得联系，两个人本来靠吴石的副官聂曦送情报，但随着时局变化，这样做的风险越来越大。

　　新知书店徐雪寒在1949年六七月间接到朱枫来信，说她奉命将去台湾。不过她依然忙碌而快乐，给朱晓光的信中说：“你会跳舞吗？我真想学习呢？”朱枫去台湾看起来是那样的轻描淡写，只因为女婿王昌诚在警务处做电讯管理处处长，很容易就办好了岳母赴台的证件。1949年10月7日朱枫给朱晓光的信件中自称“兄”：“兄尚须去菊处小住，须两月方与妹聚首。……个人的事暂勿放在心上。”此后她的信都短暂而热烈，在一张身着旗袍、微笑着坐在阳台上的照片背面写着：“她已深深体验着‘真实的爱’与‘伟大的感情’，从此，将永远快乐而健康！”

　　朱枫乘坐的是常年往返于香港和上海的英国轮船，香港的朋友来送行，都以为她要返回上海和家人团聚了，回忆她“微笑着，有点激动”，直到香港报纸刊载她牺牲的消息。船停靠在基隆，朱枫以看望女儿并联系生意上的事的名义，找到了当时共产党在台湾的最高领导人省委书记蔡孝乾。蔡孝乾是参加长征的唯一的台湾人，少年就来到上海，组建了台湾共产党。1945年中共七大当选中央候补委员，抗战胜利后返回台湾主持地下工作。1949年5月陈诚颁布台湾“戒严令”，由此开始“戒严期”。蔡孝乾则因为和妻妹住在一起，成为一连串被捕人员提供的线索，他本人在国民党的秘密清查中很快受到注意。

　　自12月初，朱枫每周六以“陈太太交涉药店事宜”的名义，来吴石家取情报，周日再送给蔡孝乾。一共7次会面，在后来国民党公布的资料中，这些情报包括空军各大队番号、驻地、飞机种类、架数等记录，炮兵团、战车团的数量，装备大炮、坦克多少以及很多官兵人数、长官名册、枪械表和防区的军事态势图。吴石被杀害后，妻子王碧奎和台湾的一双儿女将他安葬，等稍宽松时辗转美国，最终通过亲属关系将遗骨送回到北京，与1993年去世的王碧奎合葬于北京福田公墓。

　　出于热心，朱枫又接受了蔡孝乾的私人委托，帮忙把蔡孝乾的妻妹送回大陆。吴石着副将聂曦办理，然而就是这张由聂曦签发的假证件暴露了吴石，尽管蔡孝乾并没有供出吴石，吴石和聂曦还是被逮捕枪决。吴石在1947年就开始给共产党提供军事情报，去台湾之前他将一儿一女留在了大陆。1973年周总理在毛主席支持下将吴石将军追认烈士，是周总理临终前“对不起”的两个人之一，另一个是张学良。

　　1月14日朱枫寄出了最后一封信，她给上海的朋友写信转给丈夫，“约有一周至旬日可留”，并以非常大的字体署上从未用过的名字“威凤”。1950年1月29日蔡孝乾被捕，他的叛变造成了台湾共产党被一网打尽。他曾经在一张台币上记下了朱枫的联络方式，也就是这张写着继女陈莲芳家电话号码的钞票，使陈莲芳一家也被捕了。朱枫其实1月27日已经被吴石用军用飞机送回了浙江的舟山定海。朱家在舟山虽然有亲戚，但朱枫住进了最东边沈家门的存济医院。当时解放区与未解放区近在咫尺，但海路却被严密封锁。2月18日朱枫在医院被捕，暂时被关进定海看守所。

　　2月26日朱枫在定海看守所把贴身的金锁片和自己穿的海勃龙大衣肩衬里的金手镯咬碎，二两多重的金子，混热水吞下。2月27日起陷入昏迷，被飞机直接送往台北医院。“匪干此种维护重要工作、不惜牺牲个人生命之纪律与精神，诚有可取法之处。”审理此案的国民党少将谷正文后来曾留下一篇《吴石等叛乱案》，称朱枫“党性坚强、学能优良”。台湾地下党活动被打击殆尽后，万景光等香港联络人也陆续调回了大陆。而4件金饰残片在朱枫胃里留了两天，最后被医生们以泻药排出，这份吞金的X光片至今还保留着。■

　　(感谢朱晓枫、李扬、冯亦同提供的宝贵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