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堵，还是添堵？

　　几乎所有的人都担心，有出题的，就有解题的。摇号不仅约束不了“特权阶层”，还会给“权力寻租”和黄牛党留下可乘之机。

　　撰稿/张襦心

　　北京“堵城”的名声举世皆知。

　　8月，一场交通拥堵让京藏高速公路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停车场”，上千辆车滞留绵延100公里，瘫痪了10天，成为全世界的热门新闻。

　　9月17日的一场小雨，导致羸弱的交通几近“瘫痪”，拥堵路段超过140条，被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称作有史以来路况最差的一天。

　　Facebook创始人扎克伯格12月22日拜访新浪，本来约见的时间是十点钟。但扎克伯格听说北京堵车厉害，提前出发了，不幸早到了一小时，又不好意思提前给新浪负责接待的人打电话，只好在楼下的百怡咖啡苦等。直到曹国伟的助理陈春在微博上看到博友上传的照片，才惊奇地得知：客人居然已经等在楼下了！

　　扎克伯格未雨绸缪，可赶着上班的北京人哪有那么多的“提前量”啊！

　　就在23号治堵新政发布当天，CCTV2请了北京大学冯长春教授来演播室解说交通拥堵，结果节目开始了，冯教授还没赶到现场，他被堵在了西三环上了，只好在车里电话连线……有观众评价说，这个节目真是给力。

　　“政府不能只顾卖车、拉动GDP，不进行总量控制！”这是在新政之前，记者听到的民众呼声。

　　一位人士为记者打了个比方：“我家附近有个网球场，早年门可罗雀，新来的老板很精明，到处去论坛发帖，提供了令人无法抗拒的诱惑：打网球，送免费陪练！这下买球卡的人激增，场地一下子火了。然而好景不长，越来越多的人涌进来，尝到了甜头的老板还是在外拼命拉客，导致场地爆满，甚至需要提前两个星期预定，原来买卡的人纷纷退订。”

　　这其实就是一个北京堵车的缩影，只不过换个城市比换个球场的成本要高太多了。按韩寒那篇搞笑预测《北京长期单双号限行之后》，人们大规模抛弃北京的时间，至少要等到2015年。

　　一位北京土生土长的女孩写下这段话：“20年前，我从未想过离开这座城市，因为当时我才10岁，北京还很舒适。现在，我也不想抛弃这座城市，虽然北京确实已经不再适合居住；未来，或许我们不得不逃离这座城市。”

　　对这个城市的高端人才来说，已有人在酝酿拿脚投票。周日的中关村，因为周围几家商场的促销，比往日更为拥堵。一位想去海淀图书城的北大高材生，被卡在路口进退两难，瞬间决定：“离开北京，去上海工作。”

　　限牌摇号的初衷无疑是为了减少机动车增长的数量。根据新规定，2011年北京新车发牌数限制在24万张，是今年的三分之一左右。

　　但令人惊奇的是，新规出台后，缘何嘘声一片？

　　没有最堵，只有更堵？

　　“虽然一直有这样的谣传，但等细则出来之后，还是有很多让人不能接受的地方。”蒂娜告诉记者。

　　“我本来只有一台车，限号那天，我还有一天不能开车。如果不出这个政策，我不会赶在缓冲期又去买了一台，这样限号那天还能开。我心里觉得：‘我是在添堵了。’像我这样的人，肯定还有很多。”

　　“我原来无所谓买不买。住的离公司很近，走路就到了。但在网上看到北京市明年将实行‘既限拥有，又限使用’的治堵措施，心想这事跟中彩票似的，万一我手气一直不好，那不是永远都买不到了？就去抢了一辆。”一位技术工程师告诉记者。

　　“还差20公分，我就撞上去了！”郭玮惊魂未定：“最近北京街头出现了不少这样犯晕的，都是没上牌的新车。开到立交桥底下搞不清怎么走了，马路中间突然一个急刹车。幸亏我反应快，要不然就是一起追尾事故。半数以上的拥堵都是事故造成的。”

　　最让他纳闷的是，号称史上最严厉的“北京治堵方案”，尚未公布就开始惹祸。正如有人士在微博上揶揄：“下班之前往窗外一看，路上堵得异常厉害。突然想起今天北京治堵新政公布，也就不觉得奇怪了。”

　　“12月13日，北京才开始就限车治堵政策征求各方意见，但早在一个月之前传言就出来了。北京市机动车保有量已超过470万辆。本来就是因为已经太堵了，才出的紧急措施。就现在路上的局面，一辆车不增加都缓解不了。结果政策机密泄露，反而导致三天汽车的销售额超过往常一个月的，上演了一场与政策初衷南辕北辙的戏码。看来短时间内，北京没有最堵，只有更堵。为什么提前这么久就有传闻了？为什么没有任何人想到要求去追究泄密者的责任？会不会等大家抢完车，到1月1号，再来个单双号限行？”

　　任由传闻兴风作浪，任由市场风起云涌，这让财经评论员叶檀产生了一个更阴谋论的想法：“是否把存量房与存量车消化了之后，另一版本的限车令就会出台，来个瓮中捉鳖呢？”

　　外地人<港澳台及外籍人士<北京人？

　　姜文在《让子弹飞》里，让张麻子在衙门口宣布自己来鹅城只做三件事：“公平，公平，还是公平！”

　　北京治堵方案在人心惶惶中“出世”，新华社报道也特意撰文指出：“城市治堵须多一些公平考量。”

　　以纳税凭证为门槛“限外”，在北京，已不仅用于购房，也用在购车上。限制外地人购房仅仅要求“在本市缴纳个税一年以上”，而购车则需“持本市暂住证且连续五年以上在本市缴纳社会保险和个人所得税”，才能参与摇号，要求显然更为苛刻。

　　“在我们公司，抢着买车的都是外地人，北京本地人都很淡定。人不仅分三六九等，而且分得很明显。本地人想买车就买车，想卖房就可以买房，还可以申请经济适用房、两限房。但外地人，有钱都没用，要凭资格才能买。不仅是对本地人、外地人区别对待，而且外地人也被分为两个等级，在京居住的港澳台人员和外国人就不受限。”蒂娜谈道：“我们已经有同事在微博里说：我鄙视这个城市。”

　　“所有的细则中，我最不能接受的就是限外这一条，不仅有失公平而且涉嫌地域歧视，可以说是治堵方案中最大的败笔。”唐先生气愤地说：“欧盟把国家的壁垒都给取消了，人口、资金自由流动。全国其他城市都在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北京曾把户籍作为购车的限制手段之一，后来取消了。这一次遇到难题需要解决，就首先拿外地人开刀，还搞这种地方主义，开历史的倒车。我在北京呆的时间够长了，一直没把自己当外人。突然发现，不是这么回事。我就觉得，我很爱北京，但北京不爱我！”

　　有人开玩笑地说，随着种种“甄别”政策出台，北京本地剩女即将抢手。

　　不患寡而患不均

　　“这次治堵措施跟之前的一些办法相比，是‘最严厉’的，可是也是最仓促和对公众利益侵害最大的。”一位评论人士指出。

　　“我这几天都在忙着打听二手车政策。”京城著名的摄影师王凯诉记者：“一般人买第一辆车的时候，什么都不懂。开着开着对车有感觉了，就需要优化一下。像我手上有辆06年的车，一直觉得动力不足，想卖了换个新的，这回砸手里了。我不卖旧车，就买不了新车。那些买我旧车的人，还以为自己是帮了你，恨不得你给他钱，价格肯定上不去了。而且现在摇号才能去买车，既然费了那么大劲摇到了号，肯定不会想去买一辆二手车。将来我这车，估计只能卖到河北去了。不管怎样，政策出台的那一刻，它的价值已经迅速缩水，这损失谁负责？”

　　“北京治堵所谓‘管建限’三管齐下，但我认为都没有抓到根子上。有关部门该限的没有限，该做的没有做，道路拥堵的责任却要私家车主承担，仅通过限制老百姓行为的方式来治标，比如摇号、上调停车费、收取拥堵费等。”

　　对此崔永元有段经典评论：“北京机动车400万辆，东京、纽约各有800万辆却没有北京堵，这显然不仅仅是车多车少的问题。现在听到的方案都是准备拿私车开刀我反对，应该先向道路管理部门开刀，再向交通管理部门开刀，再向公交设计与实施部门开刀。顺便说一下，那些多此一举的收费站都可以开一刀，因为人类早就创造了不阻碍交通的收费方式。在北京，还可以向特权车狠狠来一刀。好刀要用在刀刃上。”

　　全国人大代表叶青认为，如果北京公车与私车比例能降到1∶9，估计治堵的效果就更明显了。

　　“一般人上下班只在路上跑两个小时。但公车就不一样了，接送就要一个来回，再加上油费报销，夹带办点私事，一辆车顶好几辆，大大增加了道路车流量。” 郭玮认为。

　　此次缓堵综合措施，对公车同样提出了严格限制。

　　治堵新政规定：“十二五期间，北京市各级党政机关、全额拨款事业单位不再增加公务用车指标。”

　　但公车零增长，谁来监督？

　　此前曾有记者向有关部门了解现有公车数量，对方告知：此乃敏感数字，不便透露。

　　据新华社消息，2006年为应付11月初在北京召开的中非合作论坛，京城强制对政府机关、单位和驻京部队将约49万余辆公车入库封存。

　　叶青提供的数据显示，北京目前的公车保有量约70万辆，在400万辆乘用车总量中，比例占到17.5%。

　　而在北京市近日公布的一份问答体的政策解释中，指出在京各级党政机关的公务用车共为4.5万辆，并称此乃迄今为止本市公车数量统计的一次最权威披露。

　　4.5万与70万，是逾15倍的差距。那所谓的零增长，“皮之不复，毛将焉存”？

　　据一位交管人士透露，如果北京的交通规则、管理方式到位的话，至少能够将通行状况提高30%。

　　如果说北京被称为“首堵”，西直门立交桥，便是不折不扣的“堵王”了，被公认为“市政建设史上一个败笔”。

　　“每天上下班高峰期，西直门的堵车都是异常壮观的场面。即使老司机，车开到这个迷魂阵里都会犯糊涂，每一时半会绕不出来，不知道设计者当初是怎么想的。还有我每天上四环的入口，本来那里放了一个入口的标志，后来把口往前移了50米，但是标志牌并没有跟着往前移，估计是交管部门懒得挪动。导致很多车都在排在那里死死地傻等，而真正的入口空得很，不必要地把车速都降低了，这种亟待优化的地方很多。”郭玮认为。

　　虽然每天的堵车，让郭玮一上路就“血压升高”，但他还是表示，开车是必须的。“有天限行，我在5号线北苑北地铁站等了6趟地铁，都没有挤上去。”

　　5号线的北端是号称““亚洲最大社区”的天通苑，拥有30多万人口。“地铁开过来就是挤得满满的。假如出来一个人，你还能挤进去一个。如果一个都没出来，你就只能看着它开走了。最后我是看到连一个淑女都挤上去了，才不管不顾搏了一下，要不然我还得等第七趟。幸亏我是一个人，如果还带着孩子去幼儿园，那就更不可能挤上去了。从那以后我就想，哪怕限行我也开车。等什么时候我在北京乘公交能有尊严了，我就不开车了。”

　　采访中，几乎所有的人都担心，有出题的，就有解题的。摇号不仅约束不了“特权阶层”，还会给“权力寻租”和黄牛党留下可乘之机。郭玮告诉记者，他在地铁里恰好听到一位中年女子给家里亲戚打电话：“三舅，摇号的事情你知道吧？我预约排了一个号，你给安排一下了……”

　　有位网友说：“看过一部片子，说某个制作钟表的大师，他在做钟的时候，每次发现有什么问题，不是去修正原来的设计，而是在不断增加新的设计来平衡，最后那个钟的内部就变成了一个无比复杂的环环相扣的结构。一旦不准，除了继续增加来平衡之外，别无他法，直至崩溃。希望北京治堵不要变成这样。”

　　谁为堵车埋单？

　　车道不够多、规划有缺陷、公车太庞大、开车人素质太差……说来说去，哪个是根？一地鸡毛，缘于无人埋单。

　　撰稿/张襦心

　　堵车是个老话题。

　　早在2003年，北京便因堵车日趋严重爆发过全民大讨论。献计献策、诅咒骂娘。开车的抱怨行人乱闯红灯，行人抱怨开车的破坏了北京的蓝天。小车埋怨大公交是堵车的罪魁祸首，公交司机又咒骂小车太多。中国社会不同利益群体的矛盾，似乎都集中到了马路上。

　　十几年折腾下来，“审美”疲劳了，道路更堵了。

　　车道不够多、规划有缺陷、公车太庞大、开车人素质太差……说来说去，哪个是根？一地鸡毛，缘于无人埋单。

　　笔者曾经做过一番有趣的堵车经济学分析。按机动车在遇到红灯等情况下，一停一动造成的经济损失大约在0.3至0.5元计算，北京400多万辆机动车每天的经济损失高达120万元到200万元。每天因为堵车造成的社会成本达到4000万元，核算下来相当于每年损失146亿元。

　　多消耗的油钱，归车主。

　　迟到了？扣的是车主的薪水。

　　浪费在路上的时间，是车主本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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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显然，对这些有切肤之痛的，并不是那些能为治堵拍板的。

　　如何让自己的声音上达天听？

　　在各利益群体的博弈中，“强势”，无疑要以雄厚的经济实力为后盾。就像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房地产集团就开始自觉、努力地利用协会、学者、媒体等传播手段影响公共政策一样，汽车产业集团在此次北京治堵中，也拧成了一股绳。

　　据4S店了解到的信息，全国十分之一的汽车卖到了北京。明年北京限牌24万，对全国车市乃至二手车商，这是什么概念？对此中汽协副秘书长熊传林便表示：“中汽协坚决反对以限制消费的手段治理堵车。”强调根据“五中全会”拉动内需的精神，汽车是消费品的主力军。

　　而普通百姓要想表达诉求，就不会有多少“砖家”兴致勃勃地代言了，除非“系统崩溃”才能引起足够关注——如果不是9.17北京大堵，没有上级或者舆论的强大压力，治堵政策，或许不会这么匆匆出台。

　　可以说，治堵是官民共识，但在共识的基础上，分歧却如此巨大。

　　北京治堵综合措施从12月13日开始征求市民意见，一周内总共收到了3000多条意见和建议。网上共收建议2929件、信函和传真425件，其中仅5.8%人反对治堵新案。

　　对此笔者听到两种声音。

　　其一：限行限购的意见细则一条都没有向公众公开，何来征求意见一说？

　　其二：这个调查实在太失败了，为什么不直接做成100%赞成？

　　行政直接干预，不仅没有化解矛盾，反而挑起了外地人与本地人的口水战，引发了一场关于“公平”的大讨论。

　　当声音不能通过正当途径表达的时候，“沉默的大多数”在微博上爆发。

　　就像人们所说的：“关注就是力量，围观改变中国”、“一个真正的公民社会已经在网络上形成”。

　　但至少在治堵政策上，我们只看到了声音，还没见证力量。

　　还要看到的是，由于财力不同，身份各异，同为“民众”，口味和嗜好也可能截然相反。

　　比如城市治犬，有人认为每户一条已是极限，一旦咬人“格杀勿论”；但爱犬者可能认为一户两条也不为过，即便偶尔“过失咬人”也要给畜生改正的机会——试问：听谁的？

　　再如买车上牌，如果可能的话那些身价过亿的人恨不得为每张车牌标价上百万，这样一来自然条条大路畅通无阻；“草根”盼的是上牌“零成本”，即使大家堵死在路上，也是“车车平等”——意见冰火两重天，让人人高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各个阶层不可能异口同声。现在的问题是，各个阶层有没有、能不能都发出自己的声音？

　　记者曾听一位留美人士谈过，美国是一个车轮上的国家，人们自由迁徙，到了哪个城市，在机动车辆处登记变更住所，就表示是那里的居民。而第一个来敲门寻求支持的，往往都是议员，或者那些想竞选议员的人。一张选票，或许就可以决定一次竞选的结果，改变某个官员的命运。那么我们的治堵政策中，有哪个群体的声音，可以左右官员的升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