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风窗封面：2011期盼与忧患。

　　2011，期盼与忧患

　　2010，是中国面貌最丰富多彩的一年。这一年经济上我们闯过了金融危机，GDP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同时面临有史以来最复杂的经济形势：通货膨胀，物价上涨，贫富差距扩大；在政治层面，关于中国政治优势和“中国模式”的争论方兴未艾，莫衷一是；在社会层面，“李刚门”和一系列恶性事件的发生，凸显了社会矛盾的严重和和解的迫切。

　　2011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也是“十二五”的开局之年，如何化解以上矛盾，实现均富与平权，保持社会稳定，实现和解与和谐，是中国社会的当务之急。

　　展望2011，我们期盼：

　　在货币泛滥、通货膨胀居高不下的大环境里，政府所许诺的扶贫减困、共享改革成果和“包容性增长”，能转化成老百姓实实在在的好处和实惠；政治改革稳妥有序进行，从今天开始，凝聚人们的共识，迈出这走向共识的第一步；“炮打”拆迁队，“进京自首”，自焚等怪现状不再发生，从完善公民的财产权、健康权和体面劳动等入手，社会能真正走出“维稳”的怪圈；以《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的实施为契机，公民的基本权利能够得到充分满足，中国人不但有钱，而且活得有尊严；社会和解最根本的是利益的协调，但施舍的利益是不保险的。虚假拼凑的共识没有意义，勉强达成的和解难成大势。共识和和解不仅要靠一些既得利益群体高瞻远瞩地主动让渡利益，更需要各阶层之间的力量均衡。所以，我们期盼，每一个社会群体都有途径表达自己的声音，都有力量维护自己的利益；我们期盼，中国正在从“经济发展决定一切”大步走向“社会公平正义”。

　　凝聚改革新共识

　　——专访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研究主任李成文_本刊记者  曾东萍

　　中国改革的最大特点是循序渐进

　　《南风窗》：“中国模式”的提出源于中国经济上取得的成就，但就一个模式而言，仅以经济发展的优势来概括是不全面的，那么，中国在政治和社会发展方面是否也表现出一些可概括的优势？经济、政治、社会发展三者间是否存在内在统一性？

　　李成：如果说存在一个“中国模式”的话，它的最大特点是循序渐进，并在发展过程中不断修正自己。

　　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农村改革先行，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很多国家包括印度的转型都没有这个过程)，然后才逐渐扩展到城市的个体户，再引入股票市场、股份制，私有企业，房地产改革。所以说，中国经济取得巨大成绩，原因就在于循序渐进地走向市场经济。

　　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三者间当然存在内在统一性，中国的发展路径可归纳为：先农村，后城市；先经济、后政治；先解决容易的问题，再攻克困难的问题。从理论来看，中国探索的这条路是对的。

　　《南风窗》：是否存在“中国模式”，国内学界尚存争议。学者秦晖指出，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些因素(开放市场)是全球共通的，所谓的“混合经济”也是全球普遍现象，并不是中国的制度创新。相比很多国家，中国的优势在于低人权和低福利，但这种优势是不可持续，也不可推广的。您怎么看？

　　李成：与全球经济发展相比，中国还是有特殊因素的，就是刚才说的循序渐进。当然，如秦晖以及其他一些学者指出的，中国的经济发展存在一些弊病，而且这些弊病(低人权和低福利、高消耗、高污染)一定程度上还是促进经济迅速发展的因素。但这种模式不可持续，沿海地区出现民工荒就是一个信号。新一代农民工已不同于上一代农民工，只有逐渐建立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保证社会公正，才能满足他们的诉求。客观来说，中国在过去二三十年的发展中，还是有很多可取的经验，毕竟亿万民众脱离贫困，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对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又有所诉求，从而产生新的矛盾。由于目前缺乏解决这些矛盾的有效平台，因而并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模式”。

　　《南风窗》：中国经济近年一直保持高增长，但这种增长很大程度上是由投资和出口而非消费贡献的，这种模式显得越来越难以为继。

　　李成：我并不完全认为存在一个完整的“中国模式”。中国经济的问题在于依靠人口红利发展的阶段快要结束了，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正在采取措施维持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比如，中国高层近年提出的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等，都是非常好的理念。

　　中国社会发展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当然，这并非中国独有，印度也是如此——即过去一段时间内，贫富差距在继续拉大，但中产阶层也在增长。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中产阶层的壮大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就是说，动摇和促进社会稳定的两种势力同时在增长，最终看谁跑得更快。

　　完整的“中国模式”

　　《南风窗》：对于“中国模式”，另外一个争议在于政府与市场的权力边界划定的问题，有观点认为政府拥有强有力的调控能力，防止市场经济滑向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正是“中国模式”的优势所在；也有观点认为，政府与市场的界限不清，可能使得权力与资本相结合形成特殊利益集团，将成为中国改革的巨大阻碍。这两种观点，您更倾向于哪一种？在接下来的发展中，政府的权力应该加大还是削弱？

　　李成：西方存在“市场原教旨主义”，即认为市场能够解决所有问题。中国的一个成功之处，就在于没有轻信这种观点，并未采取休克疗法，避免了经济的硬着陆。但政府在进行调控时，有时有点过了头，如认为确保垄断行业的优势和央企的旗舰作用是经济崛起的重要原因，也正因此，“国进民退”的现象还有很大的市场。这完全误读了中国改革开放走上市场经济、全球化道路取得的巨大成就的动因，而这种误读会成为下一轮经济发展的阻碍。

　　不好的政府行为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放任自流，一种是管得太多，如何把握平衡非常重要，中国政府也必须面对这个问题。更准确地说，就是如何使政府、市场、社会三方面的力量达到平衡。

　　《南风窗》：这三者之间有没有一个既定的平衡点，或者说怎么判断它是不是达到平衡了？

　　李成：这要看整个社会的结构以及民众的观念，同时看这个国家有没有竞争力、活力和生机。在过去的30多年，中国显示了这样的生机，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一方面，中国已成为一个世界经济强国，逐渐地得到了世界的尊重，但同时其增长方式也为其他国家所担忧，受到一些批评。中国本身也要反思，中国过去的快速发展是靠什么途径取得的，哪些是靠公正的竞争？哪些是政府干预的结果？哪些是企业家精神的体现？而哪些不是？中国的民众也开始关心这个问题。接下来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如何创造机会让普通人也能致富，即五中全会提出的“国强民富”。这不仅是中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强国的一个检验，也是中国寻找自身政治、经济合理发展道路的主要挑战。

　　《南风窗》：有学者将中国的改革划分为经济改革、社会改革、政治改革(其中一种改革为主，另两种为辅)三个阶段，认为这是中国的渐进改革路径。您认为是否存在这样的渐进发展阶段？经济改革阶段沉淀出大量既得利益，而社会改革背后也有既得利益的博弈，如果这种发展阶段存在，那么如何破除既得利益的阻挠，从第一阶段过渡到第二阶段？

　　李成：我认为这个过渡已经在进行，而且从经济改革到社会改革取得了很大进展。从近年的政策走向来看，农业税取消、弱势群体得到关注、贫富差距问题引起注意，等等，实际上都反映出分配问题得到重视，社会正在从“经济发展决定一切”走向“社会公平正义”。现在的问题在于，从第二阶段到第三阶段的改革步子不大。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过去没有政治改革。在过去30多年，中国在结束领导终身制、干部任期制、差额选举等方面都迈出了步伐，法治建设也一直在推进。

　　经济改革、社会改革、政治改革是有机结合的，可以有先有后，有轻有重，有急有缓，但步子必须要迈出，否则，可能影响全局、前功尽弃。我认为，中国只有不断完善一个有自己特色的政治经济制度，才有真正的“中国模式”。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推进改革的同时，其他国家也在不断调整和改善自己的政治经济制度。很有意思的是，金融危机之后，西方许多国家的第一反应就是制定规章制度，限制私有资本过度放任。而中国民众的呼声刚好相反，呼吁政府减少干预，要求更多的透明度和社会公正。

　　改革的动力来自利益集团博弈

　　《南风窗》：也有人认为，目前最重要的还是社会改革，只有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人们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才有政治改革的基础。

　　李成：政治改革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仅需要智慧，还需要民众的共识。目前这种共识可能是缺乏的，也给领导人带来新的挑战。政治改革有一定风险，不能以理想化模式化的形式来推进。

　　《南风窗》：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分化，出现了不同的利益集团，人们自然为自己的利益集团说话。在这种情况下，高度的改革共识还有可能形成吗？

　　李成：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在改革开放初期，民众对改革有高度的共识，认为中国需要变化。但中国存在一些垄断行业的利益集团，有人称之为“黑领阶层”。但不可忽略的是，中产阶层也在不断壮大，这是中国社会出现的一个巨大变化。中产阶层包括知识精英，他们占据了一定话语权；还有私营企业主，随着“国进民退”，他们受到冲击；还有一些政府工作人员，他们中有些人本身对官员腐败也存在不满。中产阶层与垄断集团的利益本身有冲突，他们的子女大学毕业后也面临着巨大的就业压力，他们对现实是有怨言的，所以寻求建立一个平衡的合理的社会体系。这种利益集团之间的抗衡是好事。问题在于必须通过法律的途径，使不同利益集团的声音都能够被听到，需求能得到平衡和保证。实际上，社保医疗改革，廉价房建设、土地制度改革等问题表现出来的一些矛盾，反映了不同的利益集团正在博弈，试图影响政府的决策，这也是中国进一步推进政治改革的机会。

　　《南风窗》：共识很难形成，那改革的动力来自哪里？

　　李成：这是所有问题的关键。我认为，改革的动力来自过去30多年改革开放所形成的共识，来自中国经济崛起后的自信，也来自内在和外在的压力。

　　人的观点是会变化的，改革开放初期，虽然对于改革是有共识的，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比如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也遇到过很大阻力，但最终还是形成了共识。我认为在政治体制改革上，也会不断深化。因为有新一代领导人、新一代企业家、新一代中产阶层、新一代农民工，他们的思想理念与上一代是不一样的。这需要一个过程，但也不需要几代人，一两代就会有起色。

　　社会力量与政策导向的结合越来越重要

　　《南风窗》：民众参与公共生活的诉求在不断增加，但利益博弈、表达渠道尚未建立完善，这种矛盾在近年有所凸显，社会矛盾爆发就是其外化形式。郑永年将之归结为“对内开放不足”，那么，在中国转型中，如何实现对内放权，将民众的政治诉求纳入合法的表达渠道？

　　李成：我们应该看到公民社会的合理性正逐渐得到承认。社会矛盾要得到解决，需要社会的成熟，同时需要领导层的智慧和果断的政策导向，这两方面的结合显得越来越重要了。但要避免一些干扰因素，比如蛊惑人心的激进观点有时会占很大的上风，政治参与缺乏文明，等等。我对中国的未来是有信心的，虽然短时间当中有些担忧，对某些政策有些批评，但从长远来讲，中国政府、民众、知识界既然能取得这么大的经济奇迹，他们也不会在民主尝试面前停滞不前。

　　《南风窗》：中国学界探讨“中国模式”，作为对中国过去30多年发展经验的总结和反思，并从中寻找未来的发展路径，无疑是一桩好事。但在国际关系微妙的当下，讨论“中国模式”，在西方会否演变成一种加强版的“中国威胁论”？

　　李成：总体上来说不会。首先，有个别西方学者认为存在一个“中国模式”，但并不是主流的声音，更多学者担心这种自大和傲慢会损害中国进一步发展。“中国模式”更多是中国一部分学者的一厢情愿，就目前而言，他们与世界根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对话。其次，遑论外界怎么看，回过头看一下，中国是否有了很强的软实力，是否形成了自己的核心价值观，是否真的形成了一个经济和政治上都得到其他人认可的模式？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话，那为什么外界对中国还有这么多误解和批评，为什么妖魔化中国在西方还有这么大的市场？归根到底，这不是一个靠宣传，靠公关就能得到的结果，更重要的是如何寻求自身的发展，如何与外界互动对话。

　　西方一些学者对中国政策有所批评，并不全是对中国指手画脚，也不是所谓的用西方阴谋论来阻碍中国的发展，更不是对中国政府和人民缺乏尊重，他们更多的是抱有一个良好的愿望，希望中国能够走出一条合适自己的道路，同时又与世界多方面接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