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需要新方针？

　　新时期下的中国外交战略应创造性地继承与发展，既要有别于传统的“韬光养晦”，又要有别于西方的实力至上

　　本刊记者/赵杰      文/申妙

　　1月18日，一架飞机从北京起航，目的地是大西洋彼岸的美国首都华盛顿。那里，一场代表美国最高规格的欢迎仪式已经预备好，来迎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美国总统奥巴马所言的“美中关系和美国外交的头等大事”展开了。

　　“中国红”已于头一日在有“世界十字路口”之称的美国纽约时代广场(TIMES SQUERE)、华盛顿等地亮丽绽放，名为《中国国家形象片——人物篇》的宣传片，让美国观众更直观更立体地“感受中国”。

　　这件头等大事早已吸引了世界目光，美国两大媒体《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正在为胡锦涛的书面专访回复击鼓相庆之时，各国媒体围绕中美关系、新时期中美外交战略的分析报道接二连三。

　　“一份报纸希望在全球畅销最快捷的办法，就是把中国放在头版。”国际传媒大亨默多克去年10月在道-琼斯公司北京新办公地开启仪式致辞中的点睛之语，孰料成为三个月后本世纪新十年开局中美空前盛事的巧妙注脚。

　　亲手推动1979年中美建交的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撰文高调称之为两国三十年以来最重要的首脑会晤。

　　从邓小平到胡锦涛，三十年又一面，时代早已今非昔比，中美实力也发生重大变化。

　　“韬光养晦”三十年

　　32年前的1978年10月的一天，将近44岁的徐敦信接到通知，要全程随同邓小平访问日本，“邓小平要去交换条约批准书，使《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下称“条约”)生效；同时要对日本进行考察。后者甚至是更重要的目的”。

　　当时，徐敦信随同邓小平参观了日本的钢铁、汽车和家电企业。“后来的实践证明，我们改革开放的一些思路是借鉴了日本的。有一些命题，就是在小平同志与日本领导人交换意见过程中形成的。”

　　这次行程一方面稳定发展了中日这一重要的双边关系，另一方面向日本学习发展经验，以求解答“中国改革开放之路怎么走”的问题。

　　同年12月16日，中美发表联合公报，决定次年1月1日起建交。两天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举行，确定改革开放基本国策，外交也要为经济建设中心服务。

　　1991年开始，一直负责亚洲事务的徐敦信担任外交部副部长，历时三年，主要负责处理中国与周边地区关系。回顾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中印、中俄等周边难题的妥善处理，徐敦信认为，这一系列外交成果的取得要归功于邓小平对时代的准确把握，“他认为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将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各国所抱和平的愿望超过战争的愿望，世界大战打不起来”。

　　出于对国际形势的准确判断，邓小平作出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的二十八字外交方针。

　　这一方针在另一位74岁的老外交官、中国外交学院教授周尊南看来，是指导中国过去三十年外交工作的宝贵智慧。他认为最核心的是“韬光养晦、有所作为”，而其要义则为：不对抗、不树敌、不扛旗、不当头。

　　其中，针对西方制裁，中国不向强权政治示弱，进行严正交涉；同时提出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妥善处理与西方大国关系。特别在对美关系上，中国表示愿意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基础上消除分歧，促进合作，维护了中美总体关系的基本稳定。

　　“我所理解的韬光养晦，就是少说多做，踏踏实实做好自己的事情，不要锋芒太露。”周尊南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认为，同时要坚持正义、维护和平、反对霸权行径。

　　至于“有所作为”，他认为就是在力所能及范围内担当自己的责任。其中包括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帮助稳定欧元、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劝和，“这些都体现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敢于承担责任，但并不插手干预别国事务，坚持和平发展原则”。

　　“韬光养晦”被《经济学人》解读为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范本。“越王勾践的故事很好地概括了一些人对中国崛起、继而成为超级大国的警惕”。

　　该杂志上个月的一组特别报道认为，自从 1978年邓小平开始改革开放，中国就一直把和平放在嘴边。那时，中国在军事和经济上的实力虚弱，不能挑战美国，但中国一心一意追求致富。“中国一直很有耐心，不过它在国际上再展雄风的日子也指日可待。”

　　徐敦信和周尊南一致认为，过去三十年间，正是韬光养晦的外交战略，为中国赢得了经济发展的良好外部环境和空间。

　　但三十年后，今非昔比的国际局势开始使人反思：“韬光养晦”是否还应坚持？

　　跌宕起伏2010

　　2010年1月，美国政府就迫不及待地出售武器给台湾，遭到中国政府强烈反对。一时间，各大媒体“唱衰”中美关系。

　　不好的开局似乎注定了这一年国际局势的跌宕起伏。6、7月份，美韩联合军演，一个月内遭到中方五次强烈反对，中美关系趋冷。

　　9月，日方非法扣留中国渔船船长詹其雄长达17天，致使两国关系骤然降温至零度。去年岁尾，朝鲜半岛发生炮击，引发世界高度关注。

　　中外国际问题学者均认为随着美国“重返亚洲”步子加快，其重塑亚洲霸权地位的用心非常明显。

　　1月14日在外交部第二届“蓝厅论坛”上演讲的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前副所长陶文钊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认为，去年中美关系中的问题有相当一部分由中国周边事态引起。

　　他认为，我国东部周边从黄海到南海都不太安静，与一些邻国的领土争端再次出来干扰我国与邻国的关系；美国则利用这种事态，高调“重返”亚洲，周边问题成为影响中美关系中的重要因素。

　　“一方面是对中国不可或缺的经济依赖；另一方面是对仍有诸多历史遗留问题的中国崛起的恐惧，进而寻求美国的安全依靠。”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王逸舟认为，随着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中国周边诸国的心态极其复杂。

　　《经济学人》题为《崛起的中国的危险》报道中认为，亚洲国家希望鱼与熊掌兼得：对抗中国的实力，而又继续和它做生意；得益于美国的安全保护，但又不用牺牲与中国的商贸。

　　“去年中国周边的确发生了很多问题，但这都是前进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徐敦信认为，中国从来没有想过要赶走美国。美国在亚洲地区的影响力减弱是因为其身陷伊拉克、阿富汗而无法东顾所致。

　　一位资深外交专家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以前东盟开会，“请它(美国)都不来”。这种情况下中国与东盟关系渐近，美国反倒不放心，“美国需要反思自己的心态”。

　　而今迈步从头越

　　“胡锦涛访美是新时期中美关系的定位之旅。”王逸舟认同布热津斯基的看法。

　　麻省理工学院访问学者刘卫平认为，作为当今世界上举足轻重的两个大国，中美利益是一体的，双方都不能选择对立。两国需要建立21世纪的双边关系，其巨大合作空间更有益于全球利益。

　　合作正在进行。据消息人士1月18日透露，作为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重要环节，新能源合作签约仪式已进入实质阶段。全美最大能源企业之一的美国杜克能源公司(Duke Energy)与随胡锦涛赴美的中国新奥集团签署《关于协同建设未来能源技术示范平台之合作备忘录》。

　　据悉，该合作因被视为中美在共同合作的清洁能源计划中，中国企业开始突破国际行业壁垒，从“产品输出”转为“技术输出”，真正实现了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定位升级，具有标志性意义。

　　不过，虽然日益发展的中国经济给美国等诸多国家带来利益，但他们的戒备远甚于感恩。《经济学人》上述报道用大量篇幅分析认为“中国不再韬光养晦”，并认为有两个可能的原因：一是中国的战略已经开始改变。一些中国人认为，现在国家强大了，不再需要讨好美国。二是中国社会本身也开始改变，领导人需要更加仔细倾听人民的想法。

　　上述资深外交专家则说，中国韬光养晦的战略不会改变。他认为，目前，一些观点从以往的“中国威胁论”演变为“中国责任论”，都不客观。中国内部尚有太多问题待解决，因此，在对外事务上，仍需坚持韬光养晦，在力所能及范围内尽到责任。

　　周尊南也否定了经济实力上升后的中国应放弃韬光养晦战略的说法，表示认同外交部一些老领导和退休大使的说法：中国要防止被“棒杀”，同时要防止被“捧杀”。

　　就美国有学者提出要构筑中美联盟“Chimerica”或者G2的说法，他认为这是典型的中国责任论，让中国承担不应承担、或者超过自身能力的责任。“我们要做负责任的大国，但要量力而行，越是经济发展，越要谨慎，坚持尊重别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利益，坚持合作共赢”。

　　王逸舟也不认同美国学者的提法，他说中国从来不希望称霸，而是希望朝全球均衡方向发展。但同时他反对“崛起论”，认为“崛起”的意思和中国的外交战略并不相称。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则坚称G2事实存在，并撰文提出中国应打造与大国地位相称的“大外交”战略。其中包括外交战线的建设，认为需要一个强势外交战线，“需要政治家并且是具有国际视野的政治人物搞外交。这方面中国还不到位。”

　　同时，郑永年认为，中国各方面外交资源都在增加，但没有整合机制。比如外交、商务和国家安全部门之间缺乏有效协调。

　　上述资深外交专家说，中国的外交战略与西方不同，无须跟着西方脚步走，但“如果认为外交需要加强领导、外交部门与其他部门应加强协调则是出于好意的建议，可以考虑”。

　　王逸舟的看法则是，中国外交机构升级不一定非要理解为级别的提升，而更多地要体现为一些领域功能的提升，比如外援，涉及到与其他部门的统筹合作；军事与外交部门的协调性也亟需提升。因此，“外交机构升级应理解为中国总体外交战略的协调统一，整个对外关系在国家的功能中要有一个统筹、再进步的过程”。

　　他同时倡导“创造性介入”理念，认为传统外交的特点是尽可能不干预、不发言，某种程度上显得比较消极。“这种消极已经不适应时代发展，因为中国已经引起世界高度关注”。

　　他建议，中国必须有抓手，有平台和机制来回应这种关注；但是中国的发展和时代特征决定了中国的外交政策要有别于传统外交，同样有别于西方的外交战略。“创造性介入”的新意在于，既不同于传统西方列强的粗暴干涉，又有别于中国过去对当事国内政、经济、社会危机不管不问的无视态度。这种介入以创造性为前提，即中国的斡旋以当事国的意愿为前提，以方式上的积极性、建设性为特征，在一些难点、热点问题上扮演协调者的形象，提升中国的国家形象。

　　前外交部长唐家璇在去年11月17日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成立大会上讲话时就提出，国际外交要有“中国方案”：需要新的理论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