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寻找共赢良策

　　1月18日，国家主席胡锦涛抵达华盛顿，开始在美国的访问行程。国事访问、13年来中国领导人首次参加的美国国宴、白宫的彩排、宣布建设全面互利的经济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美方的高规格安排，充分照顾到了中国这个礼仪之邦的心理需要。而这背后，是中美关系过去一年多如履薄冰的现实，以及金融危机后已然被改变的国际格局和中美力量对比的变化。

　　金融危机给世界主要国家和国际体系带来了空前的困难和不确定性，美国受到的打击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全国上下的焦虑通过“美国不能接受第二名”而表露无遗。而中国经济则一枝独秀，更在2010年第二季度超过了日本。中国成了很多非洲国家政府更乐意选择的伙伴，也是巴西和南非等其他许多新兴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还开始购买希腊和葡萄牙等欧元区经济困顿国家的债券。

　　过去半个多世纪，美国的霸权地位一度受到了来自苏联和日本的有力挑战，但事实证明，那不过是一个又一个“狼来了”的预言。但这一次的情形有所不同，来自中国的挑战似乎分外严峻。苏联垮台的原因是效率极低的经济制度，日本的人口和规模决定了它不可能是霸权国家的靠谱候选者，但中国显然已经克服了以上的缺陷。“狼”也许真的来了的恐惧，会是美国决策者挥之不去的梦魇， 对中国的战略防范也因此不会止息。

　　而中国自被西方用炮舰强拉进国际体系以来，第一次受到了霸权国家的如此重视，民族复兴的梦想似乎已经触手可及。实力的增长、利益的扩展、历史的悲情、大国的荣耀，这些都会促使中国在承认国际关系既定现实的情况下，更主动和积极地去维护自己的利益，展示自身的存在。

　　这就决定了中美关系未来的摩擦和冲撞不可避免，有关台湾、人权、汇率、贸易、南海与中国军力扩充等方面的纷争，并不会随着此次访问的圆满成功而止息。但与此同时，两国之间的依赖又如此之深，已非任何一个国家能单独挑衅与改变。作为“老大”和“老二”的美中两国，绝对不能走向对抗这个铁的现实，决定两国必须找出一条和平相处、合作共生的出路。

　　从克林顿时期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到小布什的“战略竞争关系”和“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再到奥巴马时代的“战略再保证”和全面互利的经济伙伴关系，定位上的摇摆充分说明了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但无论处理崛起大国与霸权国家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有多难，如何无经验可循，两国必须同舟共济，共舞于国际大舞台，摸索和创造出一种有别于历史上英德关系、美苏关系的新型国家关系。

　　而对中国而言，要避免把国内刚性施政手段反映到对外关系中，要秉承一种开放、健康、包容的心态，从自己的政治传统中汲取和发扬“持强势而示弱，内刚外柔”的王道，不惧战，但不挑战；主张国际政治民主化。这样中国才能真正完成和平崛起、民族复兴的伟业。

　　策划：本刊编辑部    统筹：赵灵敏

　　中国周边外交的三重挑战

　　文_周慧来

　　在中国的外交布局中，大国关系是首要，周边是关键。但在过去一年，大国关系中的中美关系出现了比较严重的紧张状况，周边外交也面临严峻的局势。有学者就去年的中国周边局势分析道，中国周边外交面临的各种压力则值得关注。回顾和展望未来以东亚地区为核心的中国周边外交，有三个问题需要正视。

　　“安邻”需要落到实处

　　在东亚地区，中国周边国家的大多数是小国。历史经验表明，大国命运更多取决于内部因素，而小国家则更容易受到国际环境和世界局势变动的影响。因此，小国对自身的主权和国家安全更加敏感，这是大国很难想象的。

　　经过多年的外交实践，中国已经形成内涵丰富的“睦邻、安邻、富邻”战略。但在具体工作中，以往更为强调“睦邻”，随着经济发展以及与周边国家经贸关系的密切，中国强调更多的是“富邻”。

　　有两个因素导致周边国家对中国的发展信心不够。其一是历史上的“朝贡体系”，这是中国与周边国家建立政治互信的一个重大障碍。

　　随着中国经济和市场的吸引力越来越大，周边国家对中国的经济需求越来越强烈。在与中国经济贸易日益密切的同时，很自然对是否会“依附”于中国越来越焦虑。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加快了东亚地区以市场为导向的融合进程。但在这个过程中，东盟之所以对东亚地区主义坚持开放性的立场和“驾驶员”的主导地位，与“依附”中国的担心息息相关。

　　其二，东亚地区安全互信严重不足。在东亚地区，以美国为主角的双边同盟机制与东盟为主角的东盟地区论坛和亚洲安全会议是相互分离的。就美国的东亚双边同盟而言，中国是被防范的主要对象。东盟地区论坛则是东盟平衡中美影响力的产物。长期以来，东盟地区论坛的一些成员对美国在东亚的前沿军事部署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因此，中国一直是东亚安全机制中一个相对边缘的角色。总体而言，与经济贸易领域相比，中国对东亚地区安全合作所投入的精力和资源相对有限。

　　东亚地区安全机制的滞后使得海洋领土争端正成为中国周边安全紧张的重要来源。对周边国家而言，崛起的中国怎么解决这些争端正考验和平发展的承诺。

　　由于缺失政治与安全互信，东亚地区主义也一直难以突破发展和提升的瓶颈。为平衡中国日益强大的影响，东盟邀请美国成为东亚峰会一员。中国在东亚地区合作中的作用和地位将受到严重影响和制约。

　　因此，消除周边国家的焦虑和疑惧是中国周边外交的当务之急。为此，中国周边外交尤其需要在“安邻”上下足功夫，通过做更多实际和具体的工作，让“中国威胁论”的市场在周边地区越来越小。

　　认清美国实力相对下降的吊诡之处

　　2010年中国周边外交严峻局面的根源是美国实施“重返亚洲”战略。这个战略的实施则由中美两国相对实力变化所引发。中国要成为一个合格的世界大国，东亚地区是关键。在东亚地区，美国是中国的主要竞争对手。从理论上讲，美国实力的相对下降是中国提升影响力和地位的战略性机遇。但吊诡的是，美国实力相对下降却对中国周边外交构成了严重挑战，为什么？

　　首先必须弄清楚，美国实力相对下降具有两面性。一面是美国的绝对实力并没有明显下降，美国仍然是拥有最强大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唯一霸权；另一面是随着中国实力的相对上升，美国面对中国的信心开始下降，从而引发针对中国的战略调整。这就是美国的“重返亚洲”战略。

　　美国实力相对下降引发的第二个问题是周边地区对中国的担忧会随之上升。为了更好维护自身的利益，周边国家长期以来努力在中美两国之间寻求平衡。当美强中弱时，周边国家更倾向于联合中国制衡美国。当美国相对实力下降时，因为地缘关系，周边国家同样需要联合美国制衡中国。

　　多年来，中国在东亚地区维持现状的努力是周边外交比较顺利的重要原因。而中国维持现状的成效则与美国政策有着密切关系。当中国随着实力上升而在国际事务上更为自信时，传递的信息是多元的。对美国来说，中国对美国地位和利益的挑战日益紧迫，需要着手应对。对周边国家来说，中国的“威胁”更加现实，它们希望借助美国的力量来平衡中国的影响，维护自身的利益，而美国也正好需要东亚国家的“邀请”对相关事务进行介入。

　　因此，我们看到了周边国家与美国针对中国实行的“借势外交”，南海问题上的争端最为明显。2010年7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越南河内发表有关南海问题的讲话，标志着美国在南海问题上从旁观向介入的转变。不管中国政府是否向美国方面强调过南海核心利益的问题，一旦认为中国的军力特别是海军力量对美国太平洋战略和太平洋上的近似军事垄断力量构成挑战，美国就会先发制人，改变政策。相关周边国家则借美国“重返亚洲”战略的实施在海洋问题上结成利益共同体，抗衡中国。

　　重视朝鲜问题

　　对中国周边外交的负面影响

　　去年，朝鲜半岛的几起突发事件成为影响东亚地区稳定与安全的最大因素。用火药桶来形容朝鲜半岛局势并不过分。中国认为，朝鲜问题涉及国家安全利益，不当处理引发的后果对中国内政外交都会产生负面而深远的影响。美国则是朝鲜问题中的一个关键变量。对中国而言，朝鲜问题是中美博弈的一个重要方面。如何确保中美两国在朝鲜半岛上的共同利益，避免“零和”博弈，是中美能否深入合作解决朝鲜问题的关键。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朝鲜半岛政策以美国为中心并没有什么不对。

　　但中国有将注意力和精力过度集中在美国身上的倾向，这与周边国家的利益考量产生了落差。在朝鲜问题上，对美国过于重视容易导致中国忽视地区内其他国家的需求和关切。对周边国家而言，中国处理朝鲜问题的政策和利益谋划是观察和审视中国外交的一个重要角度。

　　朝鲜半岛的各种突发事件很有可能导致擦枪走火升级到大规模战争，从而破坏东亚地区的整体和平状态。由于是东亚地区的最大国家，也是朝鲜的盟友和最大援助国，中国最有责任，也有相应的能力和手段控制朝鲜的各种危险行为和政策，这是当今国际社会的一个认知。因此，周边国家对中国自然有着较高的期望，一旦朝鲜半岛发生的突发事件引起的危机未能在一定时间内得到有效的解决或缓解，中国就要背上不负责任或与大国责任不相称的黑锅。作为一个地区稳定负有重要责任的大国，朝鲜问题正成为中国周边外交的一个难题。

　　由于国内政治的原因，朝鲜经常需要制造各种危机为自身的一系列目标服务。美国参谋联席会议主席马伦说金正日的可预测之处就是其不可预测。因此，朝鲜是中国周边最容易引发突发事件的根源。

　　除此之外，朝鲜半岛危机的持续使得中国面临巨大的安全压力。从“天安号”事件到延坪岛炮击，美韩黄海军演以及美国航母进入黄海及在东北亚区域集聚，无疑对中国安全和周边环境构成直接挑战。在去年的一系列朝鲜半岛危机中，美韩、美日同盟得到强化，美韩日三边军事联盟呼之欲出。

　　直至今天，美国仍然是影响中国周边环境的决定性角色。中国周边外交具有层次性，第一个层次是中美关系对周边国家关系的影响，第二个层次是美国与中国周边国家的关系，第三个是中国周边外交的内在性。三个层次相互影响，难以做出清晰的划分和界定。鉴于美国对中国以及中国周边国家的巨大影响，即使实力相对下降，美国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对外交议题的设置掌握主动，这正是当今中国周边外交困境的根源。从这个意义上说，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有利于中国周边外交。所以，胡锦涛主席访美后的中美关系走向非常值得期待。

　　“美国衰落”下的中美关系

　　文_刘建飞

　　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美国衰落论再起。那么，应当如何认识美国的衰落？这种衰落对中美关系意味着什么？

　　美国衰落不在于他国崛起

　　实际上，美国衰落论已经出现过多次。远的不说，保罗·肯尼迪在1989年出版的名著《大国的兴衰》中就预言了美国的衰落。“9·11”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在2002年发表的《老鹰堕地》一文断言，“为美国霸权作出贡献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因素同时也将是不可抗拒地导致美国衰落的因素”，“几乎没有疑问，美国未来10年在世界事务中作为决定性力量将继续衰落。真正的问题不是美国霸权是否正在衰弱，而是美国是否能设计出一种办法，使之跌降得有点绅士风度，给世界和它自己造成的损害减到最小限度”。

　　然而，回顾历史，可以看出，美国虽然有走下坡路的时候，但是并没有像历史上的其他帝国那样，从此一蹶不振，继续衰落下去。就在保罗·肯尼迪预言美国衰落后不久，苏联解体，美国成了唯一超级大国，而且乘信息革命之风，实现了持续10多年的繁荣，美国同其他大国之间的实力差距反倒进一步拉大。与“老鹰堕地”论几乎同时，在美国出现了“单极时刻”论，认为“9·11”后正是美国巩固一超地位，建立单极霸权的大好时机。在伊拉克战争之前，美国确实进入了一个超好的状态，它高举反恐大旗，号令天下，而且各方“给力”，其“环球支配”能力空前。可是好景不长。伊拉克战争导致各方不再“给力”，美国“环球支配”能力大减。尤其是这次金融危机，凸显美国内功不足，硬实力和软实力都严重受挫。

　　要总结美国的“衰落”进程，首先要明确起点在哪里？1929~1933年大危机、越南战争曾经沉重打击了美国，但那时美国是处在上升、崛起阶段，那些事件只能算作是崛起中的波折，不是“衰落”的表现。按照沃勒斯坦的说法，美国实力处在巅峰之时，也正是其衰落的开始，如同爬山，到了山顶，前面的路肯定是往下去。美国的综合实力在“9·11”之前达到了巅峰。科索沃战争尽显美国的霸气，但却得到盟友的坚定支持，而反对者却显得相当无奈。“9·11”可算作转折点。但是，美国的衰落并不是直线式的，而且也不排除阶段性的回升。

　　谈到“衰落”，人们通常从两种含义上去考察。一种是绝对衰落，即同自己的过去比，绝对数值下降了。比如金融危机以来的日本和欧洲一些国家，GDP是负增长，如果长年负增长，那肯定是绝对衰落。另一种是相对衰落，虽然自己在进步，但同其他力量相比，进步得慢，面临被赶超的挑战，实际上相当于衰落。美国的衰落，更大程度上是相对衰落。谈论美国衰落者也主要是着眼于美国同其他大国的实力对比。过去是面临苏联和日本的挑战，现在是面临新兴大国尤其是中国的挑战。

　　新一轮美国衰落论特别强调中国崛起对美国构成的挑战，虽然有警示美国的用意，但是基本上抓到了问题的本质。以往苏联和日本的挑战都没有真正导致美国的衰落，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两个国家的先天条件所限。日本的人口规模决定它根本不具备在综合实力上超越美国的条件。苏联凭借同美国相当的人口规模，要想在经济上超越美国也是相当困难的，而它所采用的经济发展模式又严重束缚了其发展能力。而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要在经济总量上超越美国，并非可欲而不可及的事情，只要中国的人均GDP达到美国的1/4即可。照现在的发展速度，实现这一目标并不会久远。此消彼长，美国的衰落不是神话。

　　与力量对比变化相适应，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行为能力，即“环球支配”能力，也明显减弱。从20国集团峰会到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从反恐到防止核扩散，从伊朗问题到朝鲜半岛局势，美国都很难按自己的心愿行事。能力减弱必然带来地位的下降。

　　美国还是全球老大

　　说美国衰落，绝不意味“多极世界”或“无极世界”已经到来。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的唯一超级大国地位还是无可替代的，“一超多强”的世界格局仍将维持相当长一段时间，尽管“一超”与“多强”的实力差距会不断缩小。

　　中国在相当程度上已经被美国视为“老二”，是头号“超级大国候补”。然而，两国之间的实力差距仍然十分显著。

　　在经济上，中国的GDP只相当于美国的1/3。而且，若论GDP的质量，中国就更加逊色。在金融领域，中国同美国的差距更大。虽然这次金融危机源于美国，但是美元的霸权地位却未受挑战，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经济大国，仍然无奈地选择美元作为主要外汇储备货币。

　　在军事上，美国的超强地位仍然稳固。仅就军费开支来说，美国一家的军费就占世界的近一半，是“多强”的总和还多。而中国，经过引人注目的连续10多年的两位数增长，到2009年仅有700多亿美元，是美国的1/8强。至于武器装备水平，美国更是遥遥领先。

　　在科技上，美国成功进行火星探测，表明在航天事业上领先世界。在生物、计算机、核能、信息等重要领域，美国也是领先的。为了应对气候变化，奥巴马政府致力于大力发展新能源技术和低碳技术，试图在这个领域引领潮流。科技的基础是教育。美国的大学至今仍然对世界各国的优秀学子有吸引力，表明其教育水平还是被普遍认可的。中国经过30年发展，无论是科技，还是教育，都有了长足的进步，但差距仍然是明显的。

　　在政治和外交上，美国与欧盟、日本、澳大利亚、韩国等几乎所有经济发达国家都建立了正式的军事同盟关系，与120多个国家拥有共同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存在同其他国家的领土主权纠纷，没有国家分裂问题。中国奉行不结盟的外交政策，自然没有正式的盟友。从2010年东南亚一些国家以及韩国、日本和印度的外交动向来看，这些国家在安全上很愿意寻求同美国的合作，而对崛起的中国普遍存有戒心。中国崛起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成功的。中国同周边一些国家之间的领土、领海主权争端是中国外交的软肋，极易冲击中国同这些国家的关系。

　　总之，无论是硬实力，还是软实力，中国这个“老二”同美国这个“老大”之间都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中国要在综合实力上超越美国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美国早在19世纪末就已经在经济总量上超过英国居世界第一了，但是，直到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军舰吨位才与英国持平，又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才成为“老大”。照此模式，中国即使在经济总量赶上美国之后，还需要几十年才能在综合实力上超越美国。

　　中美关系进入新境界

　　说中美实力差距仍然甚大，并不意味中国成为“老二”就没有任何意义。美国战略界关注中国崛起并且将之与美国衰落联系到一起，表明他们非常重视终于出现了一个“老二”这个事实。以往，在“一超多强”中，“多强”没有太突出者，是并列第二。有的是经济实力上的老二，比如日本，但政治、外交实力较差；有的是军事实力上的老二，比如俄罗斯，但经济实力较差。而现在的中国，不仅GDP超过日本成为第二，军费开支也跃升到第二。再加上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法定有核国家的身份、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举国体制所带来的强大行为能力等因素，中国已经被认定为综合实力上的“老二”了。美国的眼球开始由扫视“多强”所有成员转为盯视中国。如果以长跑为喻，过去是一群选手扎堆远远跟着后面，领先者可以很放松地跑；现在有一位超越其他人冲上前来了，领先者就不会那么放松了，他甚至可能会感觉到后面追赶的脚步声。在美国心中，中国就是那个追赶者，而且还是一个潜力巨大的选手。

　　全球金融危机促进了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其中最为显著的变化就是中国的力量进一步提升，而“多强”中的有些力量则在下降。这一变化将中国推上了“老二”的位置。如果说世界格局目前是“一超多强”的话，那么它正在朝着“一超一次多强”的方向演进，即一个超级大国、一个次超级大国、若干个大国。尽管中国不愿意“被老二”，更不愿意做超级大国。

　　国际力量对比和世界格局变化将给中美关系带来深刻影响，中美之间崛起大国与霸权国家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更为突出。美国出于维护霸权这个全球战略总目标的需要，不可避免地要尽其所能牵制、遏制中国的崛起，要拉拢一切能拉拢的力量平衡中国。过去一年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外交表现就充分表现了这一意图。中美关系面临新的挑战，而且挑战是非常严峻的。因为历史上鲜见处理好崛起大国与霸权国家之间结构性矛盾的先例，而“大国政治的悲剧”却比比皆是。如果再考虑到中美两国在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以及文明上差异，情势就更加堪忧。此外，老大联合老三以降来共同对付老二的战略策略在历史上已被运用得非常娴熟，美国也不乏这方面的经验。这一点也有可能促使美国对遏制中国崛起更加自信。据此，中美关系将难以避免地进入多事之秋。

　　然而，中美关系由超级大国同普通大国之间的关系转变为老大同老二的关系也不全是坏事。两国从自身的大战略目标出发，都不愿意同对方对抗。正如大战略家亨利·基辛格所言：“美中关系的最重要现实是，这两个国家谁都主宰不了对方，它们之间的冲突会让两国社会均疲惫不堪。”中美两国都有务实主义的战略文化。美国人信奉实用主义哲学，承认铁打的事实。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就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虽然目前两国仍然有一些鼓吹中美对抗的声音，但是主流战略界是清醒的。

　　对美国来说，要维护霸权地位，需要从两个方面努力：一是尽量阻止新的强国崛起；二是提升自己的实力。相比之下，后者更为根本，阻止其他大国成长为强国，不能以损害提升自己的实力为代价。美国不会像当年的英国那样，为了遏制德国崛起而同之尖锐对抗，从而使自己的实力大大损耗，最终虽然打倒了德国，但霸权地位也丢掉了。美国为了提升自己的实力，需要同其他大国合作。美国的战略思维是：在通过合作提升自己实力的同时，将其他大国纳入自己所主导的国际体系中来，成为美国的伙伴；与此同时，在不损伤自己的前提下，对那些有可能成为战略竞争对手的大国施以遏制、牵制、平衡、打压。基于此，美国不希望中国成为它的敌人或对手。如果中美交恶，爆发新的冷战乃至热战，中国的崛起进程有可能被迟滞，但美国肯定是加速衰落，霸权地位会更早丧失。

　　对中国来说，自被西方用炮舰强拉进国际体系以来，这是第一次受霸权国家如此重视。中国早就提出了和平发展、和平崛起的理念，也早就宣誓绝不称霸、绝不争霸。主流的中国精英也非常清楚，中国的崛起道路还很长，前面的困难、挑战、风险肯定很多。中国既没有同美国争霸的意愿，目前也没有争霸的资本，处理好同美国的关系仍然是维持重要战略机遇期的一个关键环节。

　　作为老大和老二的美中两国，绝对不能走向对抗这个铁的现实，决定两国必须找出一条和平相处、合作共生的出路。无论处理崛起大国与霸权国家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有多难，如何无经验可循，两国必须同舟共济，共舞于国际大舞台，而且还要不断学习如何与对方共舞。这就是中美关系的新机遇。如果说过去因为中美关系是超级大国与普通大国之间的关系，因此美国在处理对华关系时还抱着相当强的傲慢态度，并由此觉得在涉及中国重大利益的问题上得罪中国也无所谓的话，那么现在美国就必须以更加平等的姿态来审视中国，在处理对华关系时更加谨慎、理性。这无疑将有利于中美关系稳定发展。中美关系有可能在一个新的起点和境界上前进。

　　当然，机遇与挑战往往是并存共生的。两国政治家和战略家能否抓住新机遇，妥善应对新挑战，将决定双边关系的走向。正如希拉里·克林顿国务卿所说：美中关系“已经达到一个关键的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