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强大了，如何与美国相处？

　　—— 对话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黄靖教授

　　文_本刊记者  赵灵敏

　　不确定的年代

　　《南风窗》：中美关系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是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在金融危机的新形势下，应该如何看待中美关系在世界格局中的作用？

　　黄靖：目前，包括中美在内的世界主要国家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和不确定性。

　　美国虽然在经济、科技、军事等领域仍拥有全球性的领先地位，但国内政治的分裂、经济复苏的乏力、难以为继的债务，以及由此导致的民意的焦虑与浮躁，使得美国有史以来第一次面对着如此不确定的未来。奥巴马所谓“美国绝不能接受第二名”的宣示，正是这种焦虑迷惘心理的反应。

　　而中国也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经过30年的发展，中国的社会财富不断增加，但如何合理分配这些财富，缩小贫富差距，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对中国当下的最大考验；在经济领域，中国需要实现从外向型向内需型的根本结构性转变，其中的困难可想而知；另外，中国还面临着社会转型的压力。

　　日本的情况同样不乐观。在政治上，前首相小泉为了维护其强势，破坏了日本二战以来的以帮派联盟为基础的传统政治结构。小泉以后，一旦出现大的问题，脆弱的帮派联盟便瓦解，首相下台。近些年日本首相走马灯式地换，上层“无领导力”，自然无法应对一系列棘手的重大政治经济问题。而在金融危机之下，日本产品的海外市场萎缩，再加上周边国家的竞争和日元的“被升值”，日本经济困境重重，并因此导致举国上下的焦躁。

　　印度国内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不确定性不比中国小，文化和宗教上的差异和分歧更是众所周知。在外交上，印度和几乎所有周边国家都不太友好，并且时刻面对着印巴紧张关系和恐怖主义的考验。

　　欧洲目前的困境更是举世瞩目。首先，在如何应对金融危机上，欧洲要求收紧银根的主张和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分歧。其次，欧盟内部也出现了分裂，在如何应对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上，“笨猪四国”和德国等财政稳健国家之间互相指责，分歧严重，欧元区解体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

　　可以说，今天的世界是一个空前不确定的世界。全球化把各国联系在一起，任何地方的问题都具有全球性的意义，但糟糕的是，目前几乎所有的关键点都有问题。而从历史上看，这种局势往往酝酿着危机和冲突，会导致国际关系的非理性。

　　《南风窗》：当初正是为了应对国际关系中的不确定性，人们创设了联合国、WTO(世贸组织)、WB(世界银行)和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面对今天的危机，这些机构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黄靖：联合国、WTO，外加WB和IMF是二战以来国际体系的三大支柱，分别支撑着全球的政治、贸易和货币体系，在过去几十年里，它们在稳定国际局势方面功不可没。但不幸的是，现在这三个体系的支柱作用都发生了动摇。

　　联合国是以国家为行为主体的国际组织，主要处理的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但当下国际社会面临的重大挑战，比如恐怖主义、经济危机等，往往不是国家行为的体现，其危害也是跨国的。联合国在这方面有先天性的不足。金融危机以来，人们更多看到的是G2、G8、G20以及各种形式的大国峰会在发挥作用，联合国则不知所踪；甚至在伊朗、朝鲜核危机等传统安全领域，也更多是相关的几个大国说了算。联合国正在被边缘化。

　　而金融危机以来贸易保护主义在全球的盛行，对以自由贸易为基础的WTO体制造成了重大冲击。而从更长远的角度看，国际贸易的多个领域都存在着生产国和消费国之间的矛盾，再加上游资的炒作，造成了能源、粮食等大宗生活必需品价格的非理性涨跌。尤其是粮食，政府补贴的减少和限制出口等措施，引起了农民的愤怒抗议。粮价的上升，甚至令相对富裕的美国人都感到难过，更不要提它对印度、非洲贫穷国家的破坏力了。

　　金融危机同时破坏了全球金融秩序，产生了新的不对称。1990年代以来，由华尔街操控的发达国家的金融扩张，是全球化的主要动力，并在全球范围催生了全球双向经济交换：钱从富国流向穷国，相应的产品和服务则反向流动。现在，局面发生了变化，富国有大量的债务，消费力不足，导致穷国生产的产品卖不出去，穷国有大量的外汇，但往往通胀严重，内需不足。而以美元为基础的IMF和WB则因美元信誉的下滑而实力大减，前途堪忧。

　　《南风窗》：看起来，这其中蕴含着具爆炸意味的不确定性。那么，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吗？

　　黄靖：目前的困难局面是前所未有的，对各国及其领袖来说，没有什么主张是能立竿见影地解决问题的。在现有的国际体制衰弱甚至失灵的情况下，大国之间的互动及其作用对国际局势的稳定至关重要，在这其中，中美关系的稳定又是重中之重。可以说，中美关系超越了双边关系的范畴，而有了世界性的意义。目前世界上所有的重大问题，没有中美双方的参与和合作都是难以解决的。

　　在过去的2010年，中美关系充满了摩擦与博弈，可谓握手踢脚齐来，橄榄枝刀剑共飞。这源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调整，以及两个世界大国在国际舞台上角色的转变。金融危机把中国推向国际政治舞台的中心，特别是经济总量在第二季度超过日本，更引发了全世界对中国战略走向的关注。美国虽然仍贵为“世界第一”，但国内经济复苏乏力、债台高筑，尤其是国内战略共识的缺失，令美国上下充满了忧患与焦虑。美国不但忧虑自己在不太远的将来就要被经济发展势头强劲的中国超越，更担心和“华盛顿共识”有本质区别的“北京共识”成为举世仿效的发展模式——这才是所谓“中国威胁”的关键所在。因而它在对华政策上强化了战略防范的意识和行动，美国去年大举“重返”东亚便是明证。

　　但是，毕竟双方都清醒地认识到斗则两输、和则双赢的根本道理——这是双方最大的共同利益所在。我一直强调中国“和平崛起”最重要的国际效果就是造就了中美之间的相互经济依赖关系。如果说30年以前世界和平被美苏的核弹头劫持的话，那么今天左右世界局面的中美关系则被绿背纸——美元——所劫持。这是一个进步。1月18日到21日胡锦涛的访美行程和美方的高规格接待说明了，中美双方都意识到了局势的危险性，都有阻止局势继续恶化的强烈愿望。

　　渔网和玻璃缸

　　《南风窗》：对胡锦涛主席对美国的访问，不同的专家学者给予了不同的解读。您怎么看？

　　黄靖：过去一年中美关系在极不稳定中度过，发生了一系列令人担忧的事件。胡锦涛主席访美，目的自然是与美方一起修补中美关系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为今后的中美关系走向定下基调。因此，这次访问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无论从国际局势还是两国关系的现状看，这次访问和以往的访问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中美已经建立了高层互动和互访的机制，胡锦涛的访问是这个机制的一部分。

　　此次访问的意义并不完全取决于能够取得什么具体的成果，而在于双方都明确表达了争取合作、避免冲突的政治愿望与行动方针。未来，中美要避免大的冲突，走出历史上“大国政治的悲剧”，就应该从这次访问开始，逐步摸索和创造出一种新的关系模式。

　　《南风窗》：尼尔·弗格森教授将中美关系比拟为历史上的英德关系，可能最终会从合作走向对抗。还有专家提出，近代世界有3个国家取得过霸权地位，它们是17世纪的荷兰、19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的美国，而产生上述3个霸权国家的全球战争大概都持续了30年。您认为中美关系会是这种历史关系的翻版吗？

　　黄靖：中美之间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完全不同，对世界未来走向的看法也南辕北辙，中国一直在推动多极世界的发展，美国则希望维持现状，继续维持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而且，中美两国的决策模式也很不相同。美国政治就像一个渔网，灵活性、可塑性与合法性都很强，更开放，也更有自信；决策困难，但执行有力。而中国更像一个玻璃缸，稳定但比较刚性，决策有效，但执行不尽理想。这些决定了中美关系从根本上是脆弱摇摆的，双方缺乏战略互信，维系双方关系的是共同利益而不是共同原则。所以中美关系很容易被突发的形势所左右，制度化的安排还很不够。

　　但世界局势不同了，中美关系不会是历史上任何大国关系的翻版，将中美关系机械地比附为英德关系或美苏关系，只会陷入迷思，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中美代表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又是所谓的霸权国家和头号霸权挑战国之间的关系，往后的矛盾和摩擦不可避免，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中美不会成为离心离德的两大阵营，彼此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并不必然意味着对抗和战争。如何处理中美关系，对双方来说都是新课题。但是，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双边关系，而在于双方能否处理好各自的国内问题。

　　《南风窗》：也就是说，中美关系是不同于英德关系、美苏关系的一种新型关系？

　　黄靖：中美关系会是一种完全新型的、以双方自身发展为主导的双边关系。中国目前最大的挑战还是国内问题和自身发展问题，美国也需要全力应对金融危机带来的挑战。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历史表明，中美双方国内局势稳定、国内政治中存在基于战略共识的有力领导，双边关系就趋于稳定，合作大于对抗。反之亦然。由于目前双方都面临着国内形势微妙，双方需要竭力避免的是妖魔化对方，特别是要防备有人利用中美关系中的问题来为国内政治服务的危险倾向。

　　中国的选择

　　《南风窗》：“未来30年，如果中国像它前30年那样发展的话，它将寻求支配亚洲，就像美国支配西半球的方式那样”，这似乎代表了西方社会的一种普遍看法。您是怎么看的？

　　黄靖：中国未来会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这确实是一个影响世界未来发展的重大问题。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西方对中国的疑虑在增加，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发誓“永不称霸”或进行一些口头表态并不会起多大作用，关键是中国如何做。

　　中国虽然有了很大的发展，但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国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是中国的基本国情，也是处理国际事务的根本出发点。这就决定了中国未来很多年的重心仍将是内政问题，发展仍将是硬道理。

　　在对外关系上，中国需要吸取历史上强权政治的教训，避免走上扩张、争霸、恃强凌弱的老路。在这一点上，远的不说，目前的美国就前车可鉴。事实上，造成美国今天面临的困难——从1990年代中期的如日中天到今天的四面楚歌——的根本原因，还是美国自己。美国政府，尤其是在小布什执政期间，在新保守主义的驱动下，实行单边主义，四面出击，东征西讨，屡屡违反国际准则而不思自省，以致在短短10年间元气大伤，深陷泥潭。

　　中国目前仍在发展之中，可以说刚刚起步。由于历史的创伤，中国的民族主义中有强烈的悲情根源。因此，要时刻防止民族主义的悲情、甚至复仇的情绪左右国策的制定与实施，更要反对别有用心之人挑动民族情绪、甚至不惜制造外部纷争为自己谋利。必须看到的是，中国过去既然能在一个不属于自己的国际体系中遵守规则，坚定不移地谋求和平发展并取得巨大成功，现在就更应该有底气和信心，积极维护现有的国际关系准则，按规矩出牌。毕竟，维护世界和平，争取和谐的国际秩序是中国最大的核心利益。

　　因此，中国还是应该坚持谋求双赢和共同发展的对外原则，积极支持第三世界的发展，绝不能效仿西方过去的掠夺和唯利是图的行为模式。中国要秉承一种开放、健康、包容的心态，从自己的政治传统中汲取和发扬“持强势而示弱，内刚外柔”的王道，不惧战，但不挑战；主张国际政治民主化。这样中国才能真正完成和平崛起、民族复兴的伟业。

　　《南风窗》：最近，中国官方再次重申会坚持韬光养晦的外交战略，但在民间和学界，相关的争论一直非常激烈。您的看法如何？

　　黄靖：中国过去实力弱，和美国的实力相去甚远，坚持韬光养晦其实是被迫的，不得不如此，没有选择。现在，中国实力强了，有了选择，要不要坚持韬光养晦才有了讨论的必要。韬光养晦并不是卑躬屈膝，低人一等，而是在拥有强大实力后继续保持谦卑的姿态。这恰恰是自信的体现。前面讨论过，美国因为强大而自视无敌，没有韬光养晦，结果四面树敌，把自己架在火上烤。中国要吸取这个教训，继续坚持韬光养晦，争取得道多助。

　　今天中美非昔日英德

　　——专访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李工真教授

　　文_本刊记者  曾东萍

　　美国前国务卿、著名战略家基辛格警告，如果中美两国不能建立一种持续合作的模式，美中关系有可能同19世纪末开始的英德关系那样，从合作走向对抗。

　　纵观历史，老大与老二之间的关系演变总是充满微妙的，那么，这些微妙之中存在着哪些必然和偶然？100年前的英德是如何从合作走向对抗的？昔日英德关系对今日中美关系有何镜鉴意义？就这些问题，我们请教了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的李工真教授。

　　德国的教训

　　《南风窗》：为什么在中美之间摩擦增多的时候，100年前的英德关系被重新提起？

　　李工真：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世界格局，从经济上看，美国排在第一位，而德国超越了英国，排在第二。英国正呈衰落之势，但世界的统治权还掌握在它的手里。美国地大物博，又有两洋屏障，而德国人少物稀，处于欧洲大陆中央，所以对英国而言，靠改革和战争快速崛起、急欲对外扩张的邻居德国，才是头号敌人。

　　19世纪后半期，德国引领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凭借技术创新和改革走上了现代化之路，并在1871年实现了政治上的统一。之后短短的40多年中，德国的经济实现了跳跃式的发展，煤炭、钢铁和化工的生产总量迅速跃居欧洲首位，到一战爆发的前一年，1913年，它在经济上已超越英国和法国，成为了世界老二。

　　当时的经济体系不同于今天，是一种殖民主义的架构，实现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国家需要掠夺海外殖民地来保证原料供应和产品输出。19世纪末，德国的人均产值已经是世界第一，但在国内通过科技革命实现快速发展的模式已难以为继，因为它没有海外殖民地。德国要冲出欧洲这个盒子，就对原有的世界体系提出了挑战。

　　英德之间的关系很复杂。我认为，基辛格重提英德关系，无非是德国曾经做过老二，对老大英国主导的世界秩序提出了挑战。

　　《南风窗》：19世纪晚期英国实行“光辉孤立”的外交政策，不与任何一个国家结盟，但为何最后转向了法俄呢？英法俄结盟后，德国就变得很被动了。

　　李工真：对于英国来说，法、德是身边的两个威胁，都是对手。但英国采取平衡战略，哪方力量弱了，就帮一下忙，制衡另一方，以此来保证欧洲和平。因为如果两边都帮忙，就等于两边都不帮，英国其实最希望的就是法国和德国把力量都耗在欧洲大陆上，这样它就可以到外面去发展它的殖民地。但到了19世纪末，这种局面被打破，德国放弃了永远不要殖民地的承诺。1890年俾斯麦被迫下台后，威廉二世开始掌政，并到处阅兵，耀武扬威，喊着要搞殖民地，要“阳光下的地盘”，这样一来，俾斯麦苦心经营的和平局势被完全破坏。不仅法国，整个欧洲都很担心，英国和法国自然而然结成军事联盟。

　　《南风窗》：直到一战前夕，英德之间的关系还是充满微妙的，有人认为英德缺乏战略互信，作出战略误判，最终走向对抗。

　　李工真：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当真正的战争快要打响时，威廉二世开始害怕了，去找本身是亲戚的英国王室沟通。但1911年第二次摩洛哥危机后，欧洲分裂成了两大集团：同盟国和协约国，两大军事集团形成后，要阻止它们之间的摩擦和冲突，几率就越来越小。

　　《南风窗》：英德从合作走向对抗，有没有比较明显的转折点？

　　李工真：德国在经济上越来越强大的时候，英国就感觉到了威胁，一个重要的转折是德国出台大海军政策。英国是海上霸主，靠强大的海军保证着本土与海外殖民地之间的联系与安全，德国发展海上力量，英国感到了威胁，也开始扩军备战，一来二往，双方关系随着军备竞赛的发展越来越紧张。

　　《南风窗》：德国为何贸然出台大海军政策？

　　李工真：德国之所以敢这么干，是因为自拿破仑战争之后，德国每战必胜，没打过败仗。有历史记录可查，德国和任何一个单独的对手打仗，都是赢的。德国的人口素质非常高，它有这样的自信。德国若战败，往往不在于它士兵的质量不高或战斗力不强，而恰恰在于它太强了，以致受到威胁的对手们必须联合起来对抗它。在一战和二战中，德国都是败于对手的统一战线的，等于别人打群架把它打败的。所以，一个民族再厉害，再了不起，也不能与整个世界作对。

　　警惕民族主义

　　《南风窗》：中国现在也面对着两个麻烦的邻居——正在崛起的印度和受美国保护的日本，近年因领土和领海纠纷矛盾不断。邻居没得选择，但战略可以选择。回看德国当年的战略选择，有何得失？有些矛盾是不是可以避免的？

　　李工真：当然是这样。但问题在于，1814年欧洲联军打败拿破仑后，通过维也纳会议建立起了欧洲新秩序。新秩序是建立在欧洲中部一个分裂的德意志联邦，而非一个统一的德国的基础之上的，德国统一本身就打破了原有秩序，而且德国还以一种惊人的速度在发展。实际上，当时每一个国家都在扩张，都在破坏现状，英国是第一殖民大国，法国是第二殖民大国，俄国在疯狂扩张领土，美国则从北美13州扩张到了太平洋。这样德国就想不通了，为什么你们可以搞，我不可以？我也是遵照你们那一套原则来的，资源还比你们少，只是弄得比你们好，比你们快，这不正说明日耳曼人的优越性吗？但德国只能说是“天生不幸”，德国处于欧洲大陆中心，所以尽管大家都是侵略者，但别人是在世界体系的边缘上破坏现状，而德国却是在世界体系的正当中破环现状，这个影响太大了，因此在众人眼中，它就成为了唯一真正的侵略者。

　　《南风窗》：当时德国的体制与欧洲大部分国家，尤其是英国的体制是不大一样的，您刚才提到德国是一种半专制体制，而且德国的大部分工业掌握在国家手里。这种体制上的差异，多大程度影响着那个特殊时期的英、德关系？

　　李工真：不能说工业，只能说交通、银行、金融、采矿业等关系到国民经济发展的关键性领域，大多掌握在德国政府手里。德国的政治制度实际上是英法制度和俄国制度的混合体：皇帝与俄国的沙皇一样，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可以直接指派首相，首相可以组阁；但它又像英法一样搞议会竞选，政府花钱要通过议会讨论批准，对政府的为所欲为起到限制性的作用。这样一个制度是很高明的，东方的俄罗斯人看着像自己的朋友，西方的英国人看着又不一定是自己的对手。但要维持它的平衡，本身需要高超的政治技巧，这是只有俾斯麦才有的本事，轮到威廉二世这样的平庸之辈时，这种制度就成为了德国的灾难。

　　但在英德之间，制度的影响还是次要的，最根本的还是经济利益的冲突。

　　《南风窗》：德国的崛起被认为是不完整的，在物质层面已经崛起，但制度和精神层面崛起尚未完成之时，就被民族主义挟持，走向了极端。有人担心，同样经济快速发展、有着历史屈辱与极端民族主义浪潮的中国，会否像德国一样崛起？

　　李工真：中国搞德国式的民族主义，还有一定困难。搞民族主义是要条件的，所有民众必须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生活习惯，共同的宗教信仰等。

　　中国今天的老百姓，大概没几个想打仗的，“独子不当兵”是一个重要因素。中华民族靠在外面打仗是打不富的，所以千万不要被别人拖进战争，更不要自己去发起战争。当然不可不警惕有人想煽动。

　　《南风窗》：近年确实出现一些要求对外强硬的声音。

　　李工真：这是一件很傻的事。还不具备当老大实力的时候，就不要说大话。在国际舞台上，把握分寸、谦逊待人非常重要。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奉行邓小平提出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对外战略方针，首先是裁军，向西方表明并无意为敌，其次，一再强调中国不当头。这种姿态为中国赢得和平的周边环境，改革开放才能顺利进行。因此外交上的姿态就变得更加重要。邓小平在1992年南巡之后说得很清楚，中国至少还需要50年的和平，而到现在连20年都不到。

　　“老二”不好当

　　《南风窗》：中国的社会结构、发展阶段和面对的外部环境，与当年的德国相似，但中国选择了另一条现代化发展道路——和平崛起。这种选择更多是主观的，还是与历史发展阶段相关？大国共荣时代有可能来临吗？

　　李工真：也有人提出这样的观点，在核威慑的时代，美中能否建立一种新的老大和老二的模式。今天的世界格局与100年前很不一样，当时如果双方都有原子弹，就不会那么容易冲动。二战后的苏联和美国也是老二对老大，那才是真正的意识形态对立时代，但因核威慑的平衡，对抗了几十年也没有开战。今天世界经济的运作方式和社会结构，与以前有了很大差别。这些客观因素都在起着作用。

　　从主观来看，中国也不具备挑战美国地位的实力。虽然中国人口数量庞大，但从生产效率来看，一个德国人等于16个中国人，一个美国人等于12个中国人，一个日本人等于10个中国人，差距太大了。这与当年敢于向世界开战的德国是不可相比的，当时德国的生产效率是世界第一，连美国都赶不上。现在一旦西方施加压力，中国总是采取缓和的态度，固然有受气的成分，不过自己实力不如别人，没太多办法。但中国有氢弹、原子弹，美国也不敢欺人太甚。

　　《南风窗》：中美建交至今32年，关系时好时坏，却总能保持一种平衡。但有人认为，中美关系即将走到一个拐点。

　　李工真：中美的矛盾、利益冲突都是实实在在摆在台面的，甚至会渐趋激烈，这些都是可能激发战争的因素。但是，同样存在抑制战争的因素，在今天，这种因素是核武器和经济全球化。今天的经济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旦发生战争，就是双输的局面。

　　《南风窗》：美国对中国的打压，其实是一种老大潜意识中对老二的遏制？

　　李工真：是的。新老二的出现，尤其是它的快速崛起，势必打破原有的世界统治结构。一个在往下垮，一个在往上升，两者本身就存在替代关系，从历史来看，老大和老二的关系从来没有正常过。即使老二一天到晚强调不想做老大，都不会有人相信，至少老大是非常担心的，所以它要趁着自己还有实力的时候，把老二压住。

　　做老二不是什么好事情。世界上做老二做得最成功的是美国，这归功于美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实行的“孤立主义”。这种孤立主义不在于不与外部世界进行经济和文化上的交往，而在于不做老大，不伸头。一战之后，美国就不跟欧洲玩了，让德国、法国、俄国去耗，自己躲在一旁搞发展，到了二战之初，又躲在一旁卖武器，最后还是英国把它请进去欧洲的。美国从老二到老大，瓜熟蒂落，它从英国手中的接班完成得最顺畅、最成功，这才是高手。这也恰恰是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思想。今天的中国有必要用新的眼光来看美国当年的“孤立主义”。

　　《南风窗》：英德对抗最终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仅伤害了世界，也伤害了自己。中美这对老大老二，可说不仅要对自己负责，也要对历史负责。现在看来，双方是否都还有可努力的空间？

　　李工真：我总说，事情并不是非得走到那一步。世界的发展总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可能性的，历史和现实的差别就在这里。对于任何一段历史，我们都是站在今天去往回推的，看到的是一个逻辑紧密的完整过程，很容易把已发生的事看作历史的必然。但从今天往前走的人，却又都相信未来的走向并不是必然的，否则，人的努力还有什么意义呢？正因为未来的走向是不确定的，所以人才有发挥自己的智慧，改变某种现状的空间。

　　往前走，你的努力一定是有作用的。但努力和不努力，往哪个方向努力，结果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