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1月16日，在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上海科技馆就中美关系的未来与青年学生对话

一对情侣从广州友谊商店的LV广告牌前经过（卢慧明）

雨后的上海外滩（卢慧明）

　　公民社会的认同与实践

　　中国人正逐渐由“国家人”、“单位人”转变成社会人，过去10年，其雏形已得到相当的发育成长

　　本刊记者  杨政文

　　一位在上海生活的台湾朋友说他经常听到看到的一句话是，“这事政府怎么不管一管”，这些大陆人想要政府管的事，从小区环境卫生到文体娱乐设施缺乏，从街头的乞丐多了到被套怎么做成国旗样式，从白菜价格到商品房价格，包罗万象。在这位朋友看来，这些事如果在台湾，要么就不用管，要管也不一定是政府来管，比如，小区的卫生不好、娱乐设施缺乏就直接找物业管理和发展商了；街上游民(乞丐)多了会有不少NGO组织和慈善团体介入；至于菜价和房价，那基本上是市场调控的范畴，与政府没什么关系；至于被套做成国旗样式，那就纯粹是个人私事了。

　　一个大政府小社会的形态，与一个小政府大社会的形态，由此可以对号入座。后者，通常被称为公民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民众习惯于自我组织、自我管理，他们与政府是一种互相合作、监督、斗争与妥协的关系，而不是领导与被领导、管制与被管制的关系。而一个宪政民主的国家领域，一个自由法治的市场领域，以及一个多元人本的公共领域，是一个现代国家的3块基石。

　　虽然中国距离成熟的公民社会形态还有相当的距离，但在过去10年中，其雏形已经得到相当的发育成长。

　　中国在过去10年中，公民社会从概念的提出、传播到逐渐被社会认同和实践，无不体现出各种形式的抗争，在一个高度集权的体制下争取自己的空间。从抗议血迁到结石宝宝的哭喊，从厦门PX事件到广州番禺业主反对垃圾焚烧，再到乙肝维权，为了自己的尊严和基本权利，中国公民社会的道路上充满了蒺藜和血泪。

　　公民社会原本是与制约政府公权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制约公权是公民社会的前提条件。产生于民间，崛起于民间，自发和自治才是公民社会存在和壮大的根本。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关系是让路、放开、尊重、互补和对等的关系，而不是推动与被推动、加强与被加强、引导和被引导、鼓励与被鼓励、支持与被支持的等级关系。

　　公民社会涉及到一项非常关键的经济制度，要求对私有产权的地位予以承认和保护。

　　2007年3月，中国出台的《物权法》，规定：“私人的物权和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但《物权法》又加上了这么一条“例外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

　　什么是“公共利益”？什么是“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事实上，这两条都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为日后政府和开发商的权力滥用埋下了伏笔，《物权法》出台后的许多暴力拆迁都假“公共利益”之名。

　　可以预见，在小城镇建设大战略的推进下，如果政府及全社会对此问题没有根本性的认识与措施的转变，“血迁”将愈演愈烈，公民抗争也会由点及面，迅速扩展。

　　违法拆迁如果没有媒体特别是网络的关注，其危害将更加泛滥。微博的兴起，见证了一个“人人都可做记者”的新媒体时代的来临。正是因为媒体的不懈努力，冲破重重障碍，社会阴暗面才得以曝光，社会正义才得以伸张，在一定程度上，媒体的强烈反应反而有助于政府还信于民，是给政府“帮忙”。作为社会管理者，政府不应对媒体心怀恐惧和憎恨。

　　媒体要能为公民社会的成长创造条件，关键是要有一定组织力和动员力的非政府组织，以及社会运动的兴起，公民社会的架构才能搭建起来。2008年的汶川地震让非政府组织看到了希望，但到目前为止，NGO在中国的法律地位尚不明确，特别是草根NGO，必须依附于他者才能生存，这和中国民间资本发展受限的命运完全吻合。

　　上世纪20年代，逃亡到美国的前苏联作家艾因·兰德写下了这样一段惊心动魄的文字：“一个社会如果掠夺个人通过努力而获得的财产，或者奴役他，限制他进行思想的自由，强迫他去做违背理性的行动，那么，这个社会一定会引发社会法令与人的自然需要之间的冲突。从严格意义上说，这不是一个社会，而是一个通过帮规组织起来的暴民集团。”

　　中国正经历前所未有的转型期，政府的强势和公民社会的催生过程并存。宽容，理性，是公民社会能否建成的根本，不仅是公民和社会组织自己应该做到的，也是政府和官员特别要以身作则的。

　　找寻与确定中国在世界的坐标

　　——中国外交10年的变和不变

　　特约撰稿  陈斌

　　2001年世界发生了两件大事。12月11日，中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WTO)第143个成员国。3个月前，美国纽约发生“9·11事件”。

　　这两件大事，对中国外交——尤其是21世纪前10年的中国外交——均有重大影响。前者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有利于中国经济实力和外交实力的提升；后者将美国的外交视界转向反恐、转向中东，减少了中国与美国因外交政策目标不同而碰撞的频度和烈度，为中国施行既定的外交政策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实力之变与目标之不变

　　中国外交10年最大的变是什么？

　　是中国外交实力的提升。这得益于中国30年实行以私有产权和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政策、融入经济全球化潮流的开放政策，这些政策在2001年中国加入WTO时达到了顶点。10年来，中国经济实力不断走强，2010年已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这必然导致中国外交实力的提升。

　　这种实力的提升得到了惟一超级大国美国的承认。

　　第二个问题：中国外交10年最大的不变是什么？是中国外交目标的一贯性，不仅是10年一贯，而且是60年一贯。

　　一个多月前，2010年12月7日，外交部网站刊出国务委员戴秉国的长文《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戴秉国再次阐述中国的三大“核心利益”，“一是中国的国体、政体和政治稳定，即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二是中国的主权安全、领土完整、国家统一；三是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这些利益是不容侵犯和破坏的”。

　　这可以说是对中国“核心利益”优先性序列最清晰的表述，因而也可以视为对中国外交目标优先性序列的表述，是理解中国外交的一个总体性纲领。据此，我们可以把中国外交分成3个层次：外线为经济外交；中线为与主权相关的政治外交；内线为与基本制度相关的政治外交。

　　经济外交

　　要谈中国新世纪10年的经济外交，绕不开2001年中国加入WTO。中国是以非市场经济国家身份加入的。在最终签署的加入议定书中，有一些限制性条款，其中一条很要害，在针对中国出口商品的反倾销调查中，中国享受的待遇是“非市场经济地位”。

　　由此，中国在加入WTO后频频遭受反倾销调查，以2009年为例。根据WTO的《Globe Trade Alert Study》，2009年全球共发生130多起贸易制裁案，中国成为最大的受害者，多达55起反倾销诉讼针对中国。

　　为此，中国经济外交的一个基本点就是推进自由贸易。方法之一是由商务部主导，与相关国家进行一对一的谈判，逐一让对方承认中国为“完全市场经济”国家，是双边外交。截至2008年2月，共有77国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包括新西兰、新加坡和瑞士等发达国家，但不包括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美国、欧盟和日本。

　　在2010年5月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美国承诺将“通过中美商贸联委会，以一种合作的方式迅速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美国态度的软化，是中国经济实力乃至外交实力提升的体现。对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承认，就像20世纪70年代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外交承认一样，其他国家是唯美国马首是瞻的，美国挑了头，其他国家就会赶上。

　　方法之二是建立自由贸易区，是多边外交。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已于2010年1月1日正式启动。2004年中国提议中日韩三国研究“建立东北亚自由贸易区的问题”，目前中韩自由贸易区的谈判仍在进行之中。

　　中国的经济外交，除了体现普遍性、世界性的价值与原则如自由贸易(主要动机也是为了保出口、保增长、保就业，即受发展主义驱动的)外，更有直接的、鲜明的发展主义导向，这一点从“外交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口号中看出来。在中国，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经济就像骑动着的自行车，速度不能太慢，GDP增长率不能低于8%，否则自行车就会倒下来，就会有就业及社会问题甚至危机，因此中国的政府必须是强势的发展主义政府，对内有“产业政策”，对外保出口，时不时要推经济一把；对内力撑国企，对外助国企走出去。

　　随着经济增长，中国企业大步走出去，演绎出许多传奇，如2010年中国民企吉利完成了对Volvo的并购。但走出去的主体仍是国企，经济外交为之开路，背后有政府撑腰，这与2003年以来“国进民退”的趋势相一致，均是发展主义逻辑的必然结果。

　　以中国在非洲的存在为例，基本特征是经济外交为国企走出去服务，也即为发展主义服务。中国对非洲国家，通常既投资改善该国的基础设施，也投资开采该国的能源、资源，以基建换资源开采权。如2009年，中国意向在5年内给几内亚投资70至90亿美元，用于修建道路、桥梁、国家电网系统和灌溉引用水系统等基础设施，以换取采矿权。几内亚有全世界超过一半的铝矾土矿藏，还储藏有40亿吨高品位铁矿石等。在几内亚，不难发现中国铝业、中国电力投资集团等央企的踪影。

　　中国在非洲地区的经济合作特别是资源开采，被西方某些国家无端指责为“新殖民主义”，中国只有在这些问题上做得更好才能让这些非议消失。

　　与领土主权相关的政治外交

　　与领土疆界相关的一个基本事实是：欧美发达国家面临的领土或边界争议极少，几乎没有；发展中国家则面临着大量的领土及边界争议，甚至走向局部冲突和战争。

　　中国现代民族国家仍在建设中。与中国陆地接壤的国家有14个，其中12个与中国签订了边界条约。第一轮是20世纪60年代，中国与蒙古、巴基斯坦、阿富汗、尼泊尔、缅甸和朝鲜6国签订了边界条约。第二轮是20世纪90年代，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老挝5国签订了边界条约，与越南签订了陆地边界条约。

　　中国的民族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并不显著，在90年代滥觞而成为一股显著的思潮，在新世纪10年继续鼓而不泄，由思潮而成浪潮。2005年3至4月，由于反对日本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北京、上海和广州等二十多个大中城市均出现了大规模反日游行。

　　这是由于中国可催生民族主义的题材(与领土主权相关的问题)丰富。在陆地上，中国与印度尚未有边界条约。在海域上，中国与韩国有黄海划界争议，与日本有钓鱼岛和东海划界争议，与越南、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和文莱有南海诸岛和南海划界争议。此外还有台湾问题、西藏问题和新疆问题。

　　就中国与领土主权相关的政治外交而言，作为第二线(中线)外交，在新世纪10年有不俗的进展。2005年4月，中国与印度签署《解决边界问题的政治指导原则协定》，称“边界应沿着双方同意的标识清晰和易于辨认的天然地理特征划定”。

　　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2010年3月，中国向美国表示“南海是中国的核心利益”。在渔权(背后是主权)争夺上，2009年12月和2010年3月，在西沙群岛附近海域，中国海军分别查扣了3艘和1艘越南渔船；2010年6月底至7月初，在北部湾海域，中国渔政、海警查扣5艘越南渔船。

　　对日外交也日益强硬。去年中日钓鱼岛渔船事件即是证明。

　　这些行为为中国政府在国内增加了威望和合法性，但也有一些反弹，即周边国家产生了又一波(因中国民族主义而起的)“中国威胁论”。

　　与基本制度相关的政治外交

　　新世纪10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提升，反向经济外交原则适用的国家范围日益扩大，手法也越来越娴熟。以前，为了换取一些小国“支持中国对台湾问题的原则立场”等政治目标，中国常常是先期提供各种经济援助，到后来就是减免贷款，实力所限，威力只能及于一些发展中国家。这些年来，尤其是2007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坐拥巨额外汇储备，威力广及世界，包括欧美发达国家。为了平息美国解决贸易逆差及让人民币升值的要求，中国常在战略对话前夕或领导人访问期间，对美国进行大单采购，自2006至2009年4年间，商务部每年去美国采购一次，采购金额分别为162亿、326亿、136亿和163亿美元。2009年，中国赴德国、瑞士、西班牙和英国4国，采购金额130亿美元；2010年10月和2011年1月，中国分别承诺向希腊和西班牙购买债券。

　　与基本制度相关的政治外交，除了反向经济外交，也有直接政治外交，这就涉及到谈判和斡旋等。如2010年3月韩国天安舰被击沉、9月朝鲜炮击延坪岛，朝鲜半岛因之剑拔弩张，美国三大航母战斗群更是齐聚西太平洋。理论上中国与朝鲜有同盟关系，签于1961年的《中朝友好互助条约》，经过两次自动续期，新的有效期截至2021年。中国仍是希望在六方会谈的框架内和平解决目前的危机。

　　目前，有两个版本的中国威胁论，一个是存在于中国周边国家的，与领土主权相关的政治外交(第二政治外交)，例如，中国的民族主义，在南海和钓鱼岛的强烈立场，引起了东盟和日本的反弹，越南强烈希望美国介入南海，8月越美在南海举行了联合军演；日本则博得了美国日美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的承诺。

　　另一个是存在于世界，尤其是美国的，同与基本制度相关的政治外交(第一政治外交)，例如，在朝鲜半岛危机中，中国态度柔和，韩日美态度强硬，觉得中国不给力，美国三艘航母为此齐聚西太平洋，这一行为强化了美韩、美日同盟。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治标或许在于“韬光养晦”，治本就是一项系统性的工作。

　　宣示“和平崛起”与“和平发展”是一个环节。2003年11月，官方智囊郑必坚在海南博鳌论坛发表题为《中国和平崛起新道路和亚洲的未来》的讲演，首次提出中国要“和平崛起”(Peaceful Rise)；12月，中国总理温家宝在哈佛大学发表题为《把目光投向中国》的演讲，阐释了中国为何选择“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2005年3月，温家宝在当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和平发展”(PeacefulDevelopment)的概念，说“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是一条和平发展的道路”。

　　更重要的是，中国政府要做实自己对世界、对国民的每一个庄严承诺，在人权保护与经济发展两方面都有建树，才能在这个不断走向“普遍同质国家”的世界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