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 公平与理念的突围

　　中国在教育公平和教育理念等根本问题上，沉疴甚深，造成几代中国人对人类的科学与文明，长期无法有重量级乃至中量级的贡献，“中国制造”转变成“中国创造”的前景也路途迢迢

　　本刊记者  何三畏

　　1月中旬，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开展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的通知》，对高等教育的提法是，要“改革高等教育管理方式，建设现代大学制度，落实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完善高等学校内部治理结构”等；初等教育和义务教育，是要求“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多种途径解决择校问题，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等。

　　说得好！其中“要求”中国教育“改革”的部分，“落实”的内容，“完善”和“推进”的事项，就是中国教育最显著的问题。如果把这些动词后面列的“问题”抹去，中国教育基本就健康了。对于有过10年以上关注中国教育问题经验的人来说，这样的“通知”既似曾相识，也相当“新鲜”，似乎很可“阐释”。

　　初级教育及义务教育，通知列的问题，10年来是这些问题，30年来是这些问题，60年来也是这些问题。如果说10年来有什么变化的话，那便是同样的问题变成更深沉了，病灶变成了沉疴。10年前比较忌讳的问题，现在在某种程度上开始含糊承认了，例如对于“教育不均衡发展”问题。但这却不是新世纪的10年产生的问题。

　　60年来，从幼儿教育，到整个初等教育，都没有“均衡”过。今天，我们可以在任何一个大中城市看到，最好的幼儿园，最好的小学，最好的中学，一定分布在最有权力的机关附近。次好的，一定在次级权力机关附近。它们的名字前面曾经冠以“某级机关”，以次下来，是某部机关或某厅机关的。它们跟平民学校的差距，俨然就是美洲和非洲。

　　80年代初，一个国际组织在我国某大城市考察后，感叹“世界上最好的小学在中国”。新世纪的头一年，笔者在一个省会城市的一条中心街道，相隔两站公车距离的地方，参观了两个小学，一个有塑胶跑道，一个是泥地。看到后者的那天，是假期，刚好下过雨，地面上刚好一汪清亮雨水。你不难猜到，前者就是革命传统留下的某机关小学。

　　文革以后，机关学校渐渐变成某某路学校，或者以阿拉伯数字加入全市学校的排序。但是，它们传递的等级观念深入人心，“重点”和“贵族”的地位无法撼动。新时期经济起飞过程中，它们进一步拉大了跟平民学校的距离，进而实质性地进入市场，不仅对权力开放，也对金钱开放，进入寻租的新阶段。“择校”问题由此而来。

　　到了新世纪前后，由于前机关学校地处市中心，受地盘限制，容纳学生受限，寻租胃口得不到满足，它们开始“公办民助”或“民办公助”，做大做强，明码标价，使整个社会的“拼爹”游戏更加残酷。

　　但是，这个“教育市场”一直在受到市民的抨击。大约在两三年前，在官方文件和官员会话中，出现了“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说法。这一“隐语”跳过对“教育不均衡”，或者“教育不公正”，或者实事求是地说，叫做“等级教育”和“金钱教育”观念的清算，仿佛“教育不均衡”是一场天灾，或者是被强加的，而不是同样被“推进”出来的。

　　但问题是，在“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几年来，义务教育实际上还在越来越不均衡。这个事实被无情的“择校运动”和打工子弟学校的非法状态，双向地暴露出来。

　　让我们公正地说一句，因为“教育不均衡发展”，中国已经有几代人的教育机会被剥夺。考虑到相对剥夺的因素，其中，最严重的情况发生在经济起飞的最近30年，特别是公平公正的公民权利观念开始勃兴的新世纪10年。

　　对于所谓“多种途径解决择校问题”，笔者有所不解。在笔者看来，只要一种途径，即“回到公正”的起点就够了。包括公立学校不要再办贵族教育，“高尚社区”各自花钱请人去办“贵族教育”，不要政府加大教育投入，去帮助炒作“高尚社区”的房地产。现有的学校，硬件设施尽量拉平，教师实行流动制等内容。其实，公正的问题，主要是观念问题，只要官员开始这样想问题，国民教育回归健康就有了基础。

　　所以，我一直觉得，教育最麻烦的问题，不是投入不公，而是教育观念，然后是在相应观念下设置的教育制度。中国官方的教育观念还没有回到国民教育的立场。国民教育最重要的标志就是以人为本，以人的发展为本，而不是为了人之外的什么理由，为别的什么概念培养人才。可是，事实上，中国教育从小学到大学，基本是“以应试为本”，以“高考为本”。

　　这种非人本的教育对中华民族的损害，是无法计算的。最起码，新时期以来已经有两代人从上幼儿园起就睡眠不足，到小学就多数戴上眼镜，整体身体素质低下。教育搞到了一种损害健康的程度，能不说是一种世界奇观。

　　与此同时，是民族创造力的丧失。举例说，最近10年，通过中国教育官员们的努力，终于把“奥数”搞成了一个负面的词，说起“奥数”，家长头痛，学生诅咒，而教育官员，则以痛骂“奥数”为时髦，讨好市民。中国正在一片欢呼声中“取消万恶的奥数”。但“奥数”不过是一种再正常不过的国际智力竞赛，它就是更有趣的“数学”。在世界任何一处地方，都没有，也不可能像中国这样被妖魔化。由此即可判断，这是中国教育体制的问题，而不是“奥数”的问题。

　　刚刚过去的2010年底，4年一次的菲尔兹奖颁给一位越南出生的数学天才吴宝珠。4年前的上一次，是澳大利亚华裔数学家，更年轻的天才陶诗哲。他们有什么关系吗？有。1988年，吴宝珠在澳大利亚，和陶诗哲参加了同一届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都取得金牌，当时陶哲轩只有13岁。可是，在中国，60年来，连有着优秀民族传统的数学，也已经退出世界席位。虽然多年来，中国学生也获得不少奥数金牌。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旦以应试为指针后，奥数在中国如何从发现天才的伯乐，转变成扼杀天才的魔鬼。

　　最近10年，世界被互联网改变了。中国也已经进入了信息化社会。但中国本土出身的一代人，在这个伟大的时代做了什么？除了把外国的贡献搬到中国进行一番有中国特色的改造(其中不乏作恶的改造)，中国一无原创。中国教育的失衡与刻板，造成现代中国人对人类科学与文明，长期无法有重量级的贡献，而“中国制造”也迟迟无法转变成“中国创造”。

　　到了21世纪，改革开放以来的教育进入收获期。中国在这10年收获，却丝毫不能令人喜悦。早在新世纪到来前，传得很广的一个有关教育的段子是，邓小平先生说，新时代最大的失败是教育。但是，邓先生的语境跟本文所说的并不一样。邓先生所指，是对青年一代在意识形态上的要求，我们这里说的是一种文化和科技的创造力。

　　教育是这样一件事情：你可以欺骗它，但它是不欺人的——你播种什么，就会收获什么。我想，60年来的教育，已经证明了一个教育公式，即一个民族的创造力跟教育观念和教育制度不可分割的关系。在20世纪的第二个10年，应该是改变的时候了。

　　感谢互联网

　　10年间，没有任何一件事物像互联网一样，对中国人的生活和社会事务造成如此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通过互联网，“自由、平等与公平”的思想潜移默化

　　本刊记者  马李灵珊

　　10年前的中国互联网界，最受人关注的消息，来自新浪——2000年4月13日，新浪成功在美国纳斯达克板块上市，领先其他两家门户网站。

　　10年后的2010年，新浪再一次贡献了这一年互联网的关键词：微博。与此同时，其他几家网站也相继推出了自己的微博。某种程度上说，10年间，4家门户网站牢牢地占据了我们的眼球。区别只是，10年前，我们关注资本与财富的勃发，10年后，我们关注互联网对每个人生活的改变。对象还是新浪，重点却已从上市，变成了全民参与。

　　10年前，巨头们牢牢地掌握着话语权，控制着互联网世界的进入门槛，中国最早的一批网民好奇地研究着.com开启的另一个世界，中国的知名互联网公司还屈指可数，三大巨头占据了绝大部分流量。56k modem还没有完全淡出江湖，ADSL上网如火如荼，光纤还只停留于想象，缓慢的网速让很多人还沉浸在文字版网游“MUD”当中。除了互联网公司，还很少有单位会人手配备一台电脑，更别提上网。人们从报纸上获取新闻，每晚回家看电视剧，无奈地忍受着中间漫长的广告。我们只能知道有关部门想让我们知道的东西，只能买到限定范围的东西，稍有逾越，就得付出大得多的代价。

　　10年后，一个普通中国网民可以在网上找到校友，不亦乐乎地种菜，在新浪微博讨论钱云会案的真相，在视频网上传自己用数码相机拍的简易视频，下载各种翻译版本的美剧日剧，在网上轻松买到比国内价格便宜一半的化妆品，搜索年底要交的工作报告范本，而他的儿子可以在摩尔世界中玩上一整天。

　　用户诉求在10年后超越了资本和技术的推动，将互联网从程序员、新贵和知识分子手中的玩具，变成了所有阶级、种族和年龄的人们可以共同使用的工具。现在，中国城市里的网速已经很少低于2M，手机、平板电脑甚至手表都可以接入网络。互联网的门槛正在被一点点地磨平。如果你恰好又懂一点英文，可以很轻易地翻过一堵高高的墙，随时知道Twitter上全世界人民正在关注什么，在Facebook上关注南美洲的某个陌生人。我们可以看，可以听，可以知道，可以感受。全中国有4.5亿网民(2010年11月数据)，全世界有5亿人在Facebook上，全球有接近20亿人在使用互联网。最起码在这10年间，互联网的力量无可比拟，无可复制，也无可阻挡。

　　2000年伊始，阵痛突如其来地袭击了互联网。新浪等几家门户都在纳斯达克成功上市，彼时互联网泡沫在全球方兴未艾，但光辉转瞬即逝，有的股价很快跌至60美分，也有的在上市的当天就跌破了发行价，一度只有53美分。第二年，因假账风波，甚至险些被摘牌。而北京中关村科技园从1995年至2001年的6年间，规模最大的前20%企业中只有1/3生存下来。互联网行业面临重新洗牌。随后的2002年，虽然三大门户网站相继宣布盈利，但都已从传统提供一切信息的门户网站，开始探寻别的盈利路径。新浪提供新闻服务，网易转型网游，都开始树立起了各自的金字招牌。

　　在这一时期的中国互联网，更多的还是由资本力量推动。人们更关心的是，网站到底能不能像之前的历次技术革命一样，带来账面上实打实的进账。而它对现实生活层面的影响，还仍然欠缺颠覆性的革命。

　　2003年，一场非典，却带来了中国电子商务的春天。避免出门的人们，开始重新打量网购。这一年，浙商马云所带领的阿里巴巴每日新增供求信息量比去年同期增长3至5倍。原本重点发展B2B的阿里巴巴，在这一年推出了个人网上交易平台：淘宝网。配套的还有独立第三方支付平台：支付宝。两年后，淘宝网成为全球最大的个人交易网站，支付宝成为全国最大的独立第三方电子支付平台。7年后，淘宝网日均交易量最高的一天是2010年11月11日，“光棍节秒杀互动活动”为他们带来了19.5亿的日均交易量。每天有6000万人访问淘宝网，平均每分钟出售4.8万件商品。

　　开始复苏的国内网站在2004年迎来了新一轮资本狂潮，凭借“一只企鹅”，马化腾的腾讯网成功在纳斯达克上市，至此，国内4家门户网站分庭抗礼的局面正式形成。但某种意义上，这一年最大的新闻仍然不属于腾讯，而是另一家创立于4年前——2000年1月的公司，百度。这一年，世界搜索老大Google向百度注资了1000万美金。门户网站也开始意识到了搜索的价值，新浪纷纷进军搜索界。但1年后，百度在纳斯达克上市，成功融资1.09亿美元。

　　4年后，百度仍然是全世界最大的中文搜索引擎，而谷歌已经宣布退出中国市场。尽管原因殊为复杂，信奉“不作恶”的谷歌，在中国市场也许真的不是更加圆滑和谙熟中国政治的百度的对手，但跨国公司在中国水土不服的问题，也依然没有得到解决。

　　2006年，中国互联网和全世界一样，迎来了全新概念的勃发。资本、金钱仍然是原动力，但这一次，起决定作用的不再是少数几个人，而是大众。

　　博客、Youtube、SNS，新名词如雨后春笋般在全球涌现。新浪博客成就了徐静蕾，全民的博客热让人们意识到，网络已经成为了新阵地，互联网是他们所能获得的最简单、方便和直接地发表观点的地方。而视频热让人们意识到，如果你连自己想看什么节目都控制不了，就别提更高层次的自由。这一年，言论自由被第一次真正地赋予给了人们。

　　随后的数年中，社交网站毫无疑问地占据了大多数用户的大多数上网时间。真实生活中的人际关系和虚拟社会中的交际关系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网络开始真正意义上地改变中国社会。最受欢迎的网络游戏《魔兽世界》停服，催生了后来风靡中国的废话“贾君鹏，你妈喊你回家吃饭”。数以亿计的人将自己的真实生活部分地移植到了网络上，再让网络中投射出的虚拟生活影响到平日的现实。失去任何一个部分，我们都不再完整。

　　2008年，人们在网上声援圣火传递，关注西藏暴乱，为汶川流泪，为奥运呐喊。2009年，视频网站和字幕组遭严打，工信部和广电总局接连出手，而我们突然发现，前一天还上得去的某网站，第二天就变成了HTTP404，该网页无法显示。

　　政治开始意识到了网络的力量，像另一个在10年间发展迅猛的行业——房地产一样，国进民退的号角已然吹响。

　　但网络的力量无法阻挡。2010年，最响亮的口号是，“围观改变中国”。新浪微博让钟家姐妹的眼泪无须白流，钱云会的惨状大白天下，让数以万计的人一起寻找矿工袁学宇，一起为山区的孩子送去御寒衣物。140个字，一个简单的转发按键，上万次默默而坚持不懈地点击“转发”键，在监视之下寻找光亮，有时，需要的只是一个围观。不断进步的科技和不断启蒙的民智，让网络的力量无远弗届。

　　这是一种什么力量？正是“科技以人为本”的精神。过去10年间，互联网完成了从Web1.0过渡到Web2.0的过程。早期的门户网站将信息上传至网络，为网民们寻找信息荡平道路，他们关注的是尽可能多的提供全面的内容，良莠不齐，简单粗暴。但现在，网络的发展重点是令网民直接互动，由每一个独立的人聚合在一起，产生信息。而互联网所提供的服务也更加精细、私密和个性化。科技的力量在消灭阶级，在令信息快速传播，消灭信息不对称所引起的分化。最起码，在今天的中国，再也不存在“不透风的墙”。

　　10年间，互联网教会了我们一件事，“自由、平等与公平”的思想通过互联网潜移默化。这一最基本的人权诉求，经由互联网，无声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