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纪初显七大征候

　　张颐武

　　二十一世纪刚刚过去十年。这十年所显现出的变化，或者说是“征候”，有两个明显的趋势：一个是“平淡化”，社会总体来说进入了平稳轨道，没有什么大的起伏波澜，热点往往几天就过去了，在平淡中人们期待着戏剧化事件的发生；另一个就是消费主导社会。这两个趋势从上个世纪90年代出现并得到升华和确认，是全球性的。

　　从具体的征候来看，这十年有一个突出的表现是“速食化”。比如，很多人现在梦想的是一夜成名、快速致富，而不像以前提倡的勤劳致富，一步一个台阶。这首先是示范作用。随着媒体和互联网的发展，这种一夜成名的机会变多了，而且确实存在很多的例证。这种例证的示范作用很大，使得在这十年里知名度很多时候不再是能力的标志，和能力不相关的成名越来越普及。另一个原因是社会生活节奏的变快，人们产生一种急切的心理，什么都要求快，这是一个普遍趋势，很多年轻人觉得再不享受就没机会了，由此产生一种焦虑。

　　生活节奏的变快一方面的原因是现在信息爆炸。新的技术平台当然能带来好的一面，但同时也肯定会带来不好的一面。好的一面是，这种情况使我们了解信息更加快捷，感觉时刻都处在新闻第一线，可以接触到大量第一手的信息，还可以直接通过多媒体来与人交往。负面的影响就是加剧了人们的偏执，虽然网络可以快速辟谣，但人们只愿意相信他所相信的那部分信息，只是活在自己的圈子里。

　　信息是无穷多的，有无限的可能性，但是沧海无穷大却只愿取一瓢，只愿意抓住碎片式的信息，这一瓢往往就是人们的偏见或者是价值观的集中体现。

　　信息爆炸所带来的另一个影响就是“宅”。以前的人不跟社会打交道活不下去，但现在条件不一样了，人们通过网购等方式，不直接跟社会打交道也能活得下去。社会提供的条件使人们选择的空间加大，有条件生活在虚拟的空间里面，购物可以通过淘宝、当当，可以在网络上与人交流，还可以打游戏听音乐来娱乐，现实中完全不用跟人交流也能生活。社会给人们提供了条件可以宅，这是前提，于是我们就看到现在年轻人喜欢“宅”，甚至以“宅”为荣，也出现了“宅经济”。

　　但是“宅”仅仅是提供了一种选择，它并不能保证幸福。正像我们看到的，焦虑和抑郁的人越来越多，甚至成为一种流行病。造成人们焦虑的主要原因是来自社会、生活和个人的压力。这种压力一方面是生活节奏加快和工作压力增加造成的，另一方面也是人们对成功、物质的渴望造成的。

　　缓解这些压力、防止人们偏执的方法之一，就是向公众提供更多的专业意见。这是现在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功能之一。以前我们一直强调公共知识分子影响社会、改天换地的一面，把他们当作启蒙者、人生导师，但忽视了他们进行社会服务的职能。

　　总体来说，二十一世纪的头十年出现了许多值得一提的征候，其中必须注意的有两个问题。首先，任何变化都有不好的一面，但我们需要关注的是更好的一面。比如在这十年，虽然还有许多值得关注的地方，但基本需求的满足在中国和世界都不再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这是最重要最伟大的变化；另外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是，所有这些征候和趋势在发展的同时，都有一个反向的征候和趋势在同时进行，比如信息碎片化出现的同时也出现了信息的整合和整理，这方面的网站也发展得非常迅速，究竟哪一个会在未来更占上风，现在还不能确定，需要我们更为理性地观察和认识。

　　(本刊记者乐艳娜、实习记者袁小青采访整理)

　　速食年代

　　《环球》杂志驻香港记者/孙浩

　　香港中环地铁站内，人群在默然中行色匆匆，自动汇成不同的潮流分头追赶时间，近乎整齐划一的步点仿佛产生了共振般慑人的效果——这不过是这座东方国际都会工作日上班途中常见的一幕罢了。

　　若将地名置换为北京、上海、东京、伦敦，大概也不会出错。

　　这一幕已经足够生动“速描”二十一世纪最为表象、最具视觉效果的征候——“速食化”。人类眼睁睁地看着，自千禧以来的首个十年，成为个体裹挟在人潮中前赴后继拼命追逐的十年。

　　追逐的目标实在欠缺脱胎换骨的惊喜内容，从生存、生活、名声、地位到财富、婚姻不一而足。但关键的标准在于速度。

　　舞台上的速食

　　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十年与第二个十年交接的跨年夜，身处最炙手可热歌手之列的苏珊·波伊尔据说原本要来中国舞台献唱。尽管后来她并未出现，但如若演出成真，她那一晚所“面对”的电视观众规模恐怕比她一年前一夕窜红之时还要惊人。

　　尽管韶华已逝，这位英国女士并未被梦想辜负。2009年，从8月报名参加英国达人秀到11月专辑荣登欧美各地畅销榜，她以最快的速度从普通歌唱爱好者成为全世界人民聆听的“苏珊大妈”，达人秀和视频网站从中一起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和“苏珊大妈”一样，在世界各地不同版本的“达人秀”舞台上，抑或网络世界上，老老少少们一起热情希冀着踏上一条点石成金的捷径，或者在观望他人快速晋身“达人”的过程中激动亢奋、角色带入、唏嘘不已。

　　当然，生逢其时，更多年轻人不想等到“苏珊大妈”这个年纪。“出名要趁早”——张爱玲大概不曾料到，这一句成为新世纪里年轻“速食者”们的箴言。“超女”或“快男”，本就不是中国原创，寰球同此凉热。

　　谁也不可否认，如此星光熠熠的平民化舞台的确给普罗大众增添了一个看似公平的途径去展示自我的风采、才华、个性，并从中获取名利、快乐、成就感。然而，瞬间高温所引发的后遗症也绝不只会加诸个体之上，而是全球社会共同面对的课题。

　　万事皆可速食

　　风光无限的舞台只是“速食化”征候在社会上一个鲜活的例证，折射出日渐植根于现代人心态中的速食文化。

　　速食文化原本是指快餐文化，被引申为都市人在现代社会快节奏的生活下对快、新、奇的追逐。全社会的速食化在过去十年间展现出席卷全球，将影响力普及到社会各个层面，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反思。

　　工作在速食化。曾有媒体所做的调查显示，韩国办公室职员中有一半人将“快速”视为重要的工作标准，凡事喜快不喜慢，甚至难以忍受“慢”。

　　婚恋在速食化。在“闪婚”、一夜情都成为常见事物或“老套”话题的今天，如何快点儿恋爱、快点儿嫁出去，或充当反面教材的“剩男剩女”，都是网络上、媒体上最不鲜见的话题。去年年末以来，台湾女星和大陆富二代之间上演的“激情时速”版“汪S恋”就点爆网络，迅速发酵，广受评议。

　　凡人也一样。自2000年以来，“快速约会”服务迅速发展，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办得风生水起，经由美剧《欲望都市》中的片段为人熟知。全球颇具声名的一家“快速约会”服务公司名字就是“快活”(FAST LIFE)，将个中精神表露得淋漓尽致。不同场次的“快速约会”往往根据学历、年龄、行业、兴趣等标准组织，让参与者可以在较短时期内迅速接触到多个选择对象，增加数量和“成交率”。

　　如今，“快速约会”业已进入中国，成为都市男女大多知晓甚至勇于尝试的“八分钟约会”。过去一年多来，更吸引眼球和成为话题的是，“非诚勿扰”类配对节目直接将“一对多”的“快速约会”搬上大众传媒的舞台，以各种翻新花样重出江湖，大行其道。

　　知识和教育在速食化。无论中国还是美国，在网上书店的销售排行榜上，披着各种封面或书名的“如何…”类书籍总能占据一定位置，所面对的对象也绝不局限于当年追读名著简读本的青少年。身处资讯大爆炸时代，对于知识的“功利心”变得情有可原，已不再是人们自我检讨的要点，甚至还有由贬转褒的意思。没人真有时间或者愿意花时间去耐心进补，迅速获取表象是第一要务。

　　“麦当劳化”的反思

　　2010年，“大嘴美女”茱莉亚·罗伯茨在回归银幕之作《EAT PRAY LOVE》中饰演了一名迷茫的美国失婚女子，给自己开出一年的悠长假期，试图在旅途中找寻自我和对于爱的重新定义。旅途第一站意大利无疑是属于“美食”，历史名城所处处洋溢的“慢食主义”以及“慢活文化”带给她对于“存在”的鲜活体验。

　　“你吃什么，就成为什么”。意大利似乎是一个天生对“速食文化”更具逆反心理的国度。“慢食运动”体现出人们对于“速食文化”最早的反思和应对，意大利正是其发源地。

　　二十世纪80年代，当称得上全球快餐文化代表词的麦当劳准备在罗马开辟疆土之际，意大利人卡洛·彼得里尼带着人马举行了成功的示威活动，从此开始致力于在世界范围内推行“慢食运动”，特别是在二十世纪最后十年取得了迅速发展，如今成员已遍及50多个国家及地区。简单而言，他号召人们反对按标准化、规格化生产的麦当劳式快餐食品，提倡有个性、营养均衡的传统美食，同时抵制快餐文化对生活、生产的冲击。

　　针对快餐文化引发的连锁反应，美国社会学家乔治·里泽提炼出一个简单鲜明的名词——“麦当劳化”，并著书分析全球社会在或多或少的“麦当劳化”过程中所产生的社会现象，剖析标榜大量生产、规格统一的快餐文化如何“复制”到人类工作生活的诸多层面。

　　他将麦当劳模式的成功核心归纳为四点，即效率性、可计算性、可预见性、非人科技的控制。抛开西方当代文化的历史成因和运动趋势不谈，高效始终是“麦当劳化”的追逐目标和必然结果。速食文化背后体现的，或许正是社会关于个人成就的目标设定及实现途径的单一化。

　　当“速食文化”的火车头牵动着几乎整个社会在历史的轨道上向前横冲直撞时，已经有越来越多人出自本能地去伸手拉一把车闸。

　　2010年11月，年逾八旬的一行禅师在香港举办了这座大都市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静修营。1500余名都市男女放下匆忙焦虑的身心，体会“静”与“慢”的艺术，重新了解自己。

　　香港报业的伊敏也参加了这一活动。禅修中，她重拾步入社会以来遗失的属于“当下”的快乐，在“慢食”中品味食物本来的美好味道，在“慢听”中关注对方的心声，在“慢走”中感受此时此刻迈出的每一步。

　　“以前没时间感受，忙碌覆盖了我们的感受力，心里有无数的计划，无限的‘下一步’，”她说，“人们往往就连内心的疼痛或悲伤都疏忽对待，用消费、消遣、娱乐的逃避方式来快速了结。地铁里人挤着人，很多时候里面的人还没有出站，外面的人已经涌进来，心里只惦记着目的地，集体处于焦虑赶路的状态。”

　　五天禅修之后，她走进香港地铁站，第一次感觉与人群之间存在着某种距离，不再是“群氓”中的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