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志林：远离祖先也就远离了皈依
成都
廖志林：远离祖先也就远离了皈依
“搞清楚你的家族是什么样的，很多欲望就会得到遏制，人会很满足。”“尊崇祖先，实际上是在找自己是谁。”
本刊记者/张蕾(发自成都)
如果这会儿在老家，一准已经吃上枇杷了。42岁的廖志林想。
每每年关将至，他都感觉回家的鼓点越敲越紧。
可这里是成都，枇杷要再过四五个月才能上市。在这里，太阳是稀客，好容易抓到它露头，人们都要搬出桌子露天喝茶，晒着，不顾冬天的湿寒。哪像老家，人都“黑黑的”，受尽太阳的宠爱。
从成都出发一路向西南，坐14个小时的火车，1个小时的汽车，1个半小时快艇，再1个多小时的汽车，然后走上几十分钟，就到了廖志林的老家——四川省攀枝花市盐边县国胜乡。离乡23年的时间，冠以形容家乡的词汇从“穷山恶水”变成了“风景优美”，也让他从农村娃子变成省会市民，可他还是认为，能回得去的自己才是真的自己。
让青春投奔都市
听老辈人说，廖志林的父亲祖上来自乐山市井研县，走茶马古道来川滇边界做生意，路上土匪多，到了这个少数民族混居的山沟沟里就回不去了。于是安顿下来，运用从外面带来的“先进文化”，开染坊，经营酒作坊，也曾一度富裕。后被土司剥削，钱财余少，田地无几，只剩几间大瓦房，依着这，解放后，廖家的成分被定为“富裕中农”。而廖志林的外公曾是头人，母亲家族在当地显赫一时。
廖志林出生在“富裕中农”的大瓦房里。母亲是农民，几乎不识字；父亲先在乡政府里做厨师，后来在学校里做校工，转成正式员工后便成了工人。廖志林小时候上山采药，站在山上向外看，一座连着一座，“绵绵无绝期”，老也望不出去——从攀枝花出来一路走到乐山进入成都平原，才能把山走完——“外面的世界”在缺乏素材的想象中凝结成一个空洞的“美”字。
唯一具体的画面是从电影里看到的：一群人骑着自行车，到红绿灯全部刹住，齐刷刷地把腿脚放下。这几乎是廖志林童年里对城市的全部理解。
鲤鱼跳龙门的飞跃是在1987年的夏天实现的。发榜的日子，廖志林从乡下走到县城，在去学校的路上遇到同学，对方告诉他录取通知书到了，“好像是个本科”。
“我当时一下子就抑制不住笑，真是，打心眼里的，不知道为什么，就这么笑着去的(学校)。”
这年夏天，廖志林和他的另一位同学成了全县在恢复高考后头两个考上重点大学的人。
离开家那天，他背上行李——一床被子、一张床单、几件细软——就独自出发了。走到县城了，父亲才追上来见他一面，算做送别。
大学生廖志林从此告别了乡村，告别了那些个逐日取暖的冬天——冬日的早上，廖志林会和小伙伴们一起追着太阳取暖，从山顶一路跑下来，阳光晒进教室才去上课。
迁徙开始了，家乡一点点变小变远，长长的休止符打在亲切自由的日子上。
大学毕业后，廖志林被分配到华西医院，在成都安定下来，事业一路向上，刚逾不惑就已位至这家大医院的中层干部。作为华西医院党委宣传统战部的部长，头顶“一官半职”的他成为乡间口传耳闻的“传奇”，也寄托着乡亲们来大城市求医的希望。
到成都来找廖志林看病的同乡，本来陌生，但看着长相，他也能八九不离十地说出来人是“老谁家那小谁”。廖志林乐意为同乡们提供帮助，他总想着自己没为家乡做过什么贡献，这种帮忙找床位帮忙挂号的行为，也算是对生养自己的土地的报偿。
“回去”的途径
廖志林对家乡依然保留着尊崇和迷恋，尤其在如今每天打电话打到听筒不敢紧挨着耳朵的生活状况下，他更加热爱“回去”所获得的踏实和放松。“回家过年”对廖志林来说，正是寻找自我的机会。
“春节回家，串亲戚，找朋友，实际上是找到我的过往。”
寻根问祖的途径不仅在乡亲的眼光里，也在祭祖的仪式上。大年初一早上起床，吃过汤圆，时间一到，每家就拎着上坟所用——酒、肉、纸钱、鞭炮——出门了。廖志林的父亲吆喝一声，大家就出发去本家族的那片坟山。
在祖坟前，烧纸，烧香，摆酒肉贡品，之后一大家子论资排辈地依次跪着向祖宗磕三个头，一炷香燃尽便开始放鞭炮。
“我们那有一条河，河的两岸有平地的地方就有人住⋯⋯山不是太远，河谷两岸，也就一公里半公里的样子，大家可以看到：‘那家的人回来了’‘他家是不是很多人？’人越多就越说明子孙兴旺嘛。鞭炮放得越响，说明经济状况越好，像比赛似的。”
一阵阵炫耀性的热闹在正午时分给祭祖仪式画上句号。
“走这么个仪式，实际上是一个认同，找到自己是谁。”
基于这个原因，廖志林觉得“在城市里年的味道没有农村里好，就是因为没有祖坟啊⋯⋯没有皈依了，你找不到了⋯⋯不像是这片坟山是我们家的，我们家的第几高祖、曾祖就埋在这。没有那种感觉。虽然城市里面也很热闹，也会组织一些(活动)，但是城市里人的感觉(就不那么对)。”
廖志林也会带着儿子参加祭祖的仪式。1998年，儿子一岁半的时候，廖志林第一次带他回老家。乡亲们议论着：“哎呀，这家人添丁口了。”年年探亲，大伙儿看着这个小男娃一点点长大，都始终固执地以“老廖家的第几代人”视之，从来“不认为他是成都人”。廖志林很认同，“我要让儿子回到老家去，告诉他，‘你是从这出来的’⋯⋯你有能力的时候不要忘掉这些地方，尤其是农村的孩子出来的，忘掉自己的家乡实际上就忘掉了中国的基本环境。”
回家唤起了廖志林最淳朴的生活体验：“有时候回到家里面真想就不走了，舒服，花不了多少钱，不需要你去挣取多大的功业。”可是，呆久了却“又想回到沸腾的生活里面”“过了年以后，我们还要赶到工作岗位，甚至想到美国，想到伦敦去。人总是在这个循环往复的矛盾中⋯⋯”
不论在这组迁徙的矛盾中，哪一方面更占上风，寻根的意义总在那里：“搞清楚你的家族是什么样的，很多欲望就会得到遏制，人会很满足，‘我已经比他们好很多了，不要贪得无厌。’⋯⋯我经常告诉自己，你现在做的事，是命运把机会给了你，你就要做好，要感恩，做事也会淡定许多。”★
追寻远去的先人
春节寻根问祖的背后，是民间对自我身份的追索、是对宗族亲友的探寻、是对教化传统的绵延、是社会重构的表现⋯⋯
“大年”的意义
中国人在正月初一这天过了两千余年的春节，如今，人们开始重新为春节寻觅信仰
文/葛剑雄
民间至今将春节称为“大年”，言下之意，法律意义上的新年——公历1月1日只是“小年”，真正的年非农历正月初一莫属。
这自然是传统使然。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2年)开始以夏历正月初一为岁首，从此中国人都是在农历正月初一过新年的，只有四次例外，即王莽初始元年至地皇四年(公元8～24年)、魏明帝青龙五年至景初三年(237～239年)改以十二月为岁首，武则天载初元年至圣历二年(690～699年)、唐肃宗上元二年(761年)曾以十一月为岁首。而在太初元年之前，夏历、殷历和周历的岁首都不同，秦始皇统一六国的当年起又以十月为岁首。也就是说，从公元前102年开始，中国人有二千余年时间都是在农历正月初一过年的。直到中华民国成立，才改用公历，以每年1月1日为新年之始。由于中华民国元年(1912年)1月1日宣统皇帝尚未退位，北京和北方仍奉清朝正朔，那天称宣统三年十一月十三日，全国范围废旧历新年到1913年才实行。但民间旧俗难改，民国2年7月袁世凯下令以农历正月初一为春节，放假一天，自次年开始施行。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决定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同时，采用公历纪年，确定以公历1月1日为元旦，农历正月初一为春节。
本来，新年首先是一个政治性节日。中国历来重视纪年，新年是一年的开始，也是皇帝每一纪年之始。新年的庆祝是对除旧布新、国泰民安、国运昌隆的祈求，要举行一系列重要活动，如元旦大朝会，各地上报户口、收成、治安等政绩，祭天，祭太庙等，新皇帝继位后一般也要到下一个新年才改年号，中央到地方各级衙门节前要封印封门，停止办公，节后才开封启印正式上班。新年也是财政年度的开始，或者是以新年为统计标准的。国家法定纪年变了，春节已不具有政治意义。
但春节的信仰意义却没有随着政治意义的消失而改变，尽管一次次受到“破旧立新”“移风易俗”和新文化的冲击，特别是文化革命的致命打击，却在民间不绝如缕，改革开放以来还在逐渐恢复。
春节的传统信仰集中于两个方面，即敬天和崇祖。
历代帝王以天子自居，相信君权神授，受命于天，得天命方能得天下，治天下也离不开天的保佑。在诸神中，天的地位最高，在一年最重要的节日中祭天是最重要的活动。民间没有祭天的资格，但同样敬天，并祈求天的庇佑。不过天不会降临平民百姓家中，而是派不同的神执掌不同职能。对家庭来说，最重要的是灶神(灶君、灶王爷)——平时守在锅灶旁，掌一家祸福。每年腊月二十三，这位保护神兼监察官要回天上述职，所以要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送灶(神)。贡品中必须有粘性的糖，以便粘住灶神的嘴巴，让他“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财源茂盛是普遍需要，据说年初五是财神爷的生日，接财神自然越早越好。还有门神，为使他忠于职守，新年前要将新的门神贴在大门上。
如果说敬天的活动多少带有敬畏和功利的心态，崇祖则主要是慎终追远的传统。先民一直认为人死后是生活在另一个世界，即使有人相信死后会重新投胎，但他们的灵魂依然会回来。所以对祖先的祭祀和贡献是经常性的，季节性的，而最隆重的一次是新年前后的祭祖——家庭的和宗族的。在农业社会，新年正处于秋收以后的农闲季节，既有充分的时间与人力准备和操办，也有丰盛的酒水食品作为祭品。由于祖先的灵魂只能在特定的时间和场合才能回来，家庭的全部成员必须在除夕前聚集，一起祭拜。否则不仅是对祖先的不敬不孝，还可能得不到诸神庇佑，甚至招致上天的惩罚。相比之下，合家团聚以及节日的吃喝玩乐还是其次的。这就是游子无论贫富贵贱，都急于在除夕前赶回故乡的原因。万不得已在外过年的人，也必须遥祭祖先，但总弥补不了不能合家祭祖的缺憾。
当祭祖被当作封建迷信破除后，春节只剩下家人团聚和吃喝玩乐。随着生活的改善，平时都能吃喝玩乐，过年已没有什么吸引力。一旦外出务工者在城市定居，加上信息和运输的发达和高速交通的普及，合家团聚将失去魅力，春节也不再是唯一的选择。
春节还会有信仰意义吗？如果有，还是敬天崇祖吗？数以亿计的中国人从全国、全世界各地回家过“大年”，似乎已经作了肯定的回答。但各自不同的回家目的，显然并非全部出于对传统新年的信仰。这不能不使我们忧虑，也值得我们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