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政瞭望2011年第2期封面

　　文人官员

　　文人从政，最怕两件事，一是怕进入官场后被既定的游戏规则左右或腐化，失去了文人本真；二是怕以单纯的文人之道待官场，文人气质与官场规则擦枪走火，在坚硬的权力体系中灰飞烟灭。

　　文人与官员的结合，必定迸发出不一样的光彩。面对政治风雨，风骨是否依然？从近代到现代，文人官员的政治风格，如何发端？又如何呈现？

　　中国政坛上的文人风格

　　◎文_本刊记者   周丽萍   舒炜   叶茂

　　去年岁末，武汉市纪委书记车延高荣获鲁迅文学奖，其获奖诗作，才情高绝，云水襟怀……

　　今年岁初，浙江省工商局长郑宇民“斗智”央视主持人董倩的视频红极一时，尽展睿智机敏，文采风流……

　　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

　　无论是褒是贬，是扬是抑，是击节称道还是略有微词，不可否认的是，在当今的中国官员队伍中，“文人官员”的形象越来越鲜明，也越来越普遍。

　　由传统而时尚

　　官员尚文，就近几十年来看是个新事物。而放眼历史纵深处，实乃再平常不过之事。古人重文，甚至在科举取士之前，咏诗言志，赋词遣情这种风雅文化，就一直是我国官员的传统。

　　而新中国的许多开国元勋，从旧时代走来，都具有深厚的文学功底。伟人毛泽东的非凡魅力中无疑有其盖世才情的因素。一名外国友人甚至有过这样的评价：“一个诗人赢得了一个新中国。”重庆谈判期间，一阕《沁园春·雪》，惊才绝艳，引无数文人竞折腰，连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都认为“气势磅礴、气吞山河，可称盖世之精品”。

　　在我国老一辈革命家中，文人气息浓厚。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本是文人出身；而戎马征战之中，亦有陈毅、叶剑英、萧克这样能诗善书的“儒帅”、“儒将”。如郭沫若曾评价陈毅：“一柱南天百战多，元帅本色是诗人。”周恩来一生流传下来的诗作虽然不多，但也都是隽永深醇的上品。

　　可以说，新中国成立之初，政坛上还是文气飞扬；只是随着后来政治气候的变化，官员形象才与文人渐行渐远，分道扬镳。以致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我们印象中的官员，只能讲说马恩理论，少谈甚至忌谈笔墨春秋。

　　不过，经历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风气又为之扭转。现在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是才思敏捷，文采飞扬。如这几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在全国两会的压轴——总理记者见面会上，温家宝总理常引用一些古代诗词或典故，“亦余心之所向兮，虽九死其尤未悔”，“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既表明心志，又展示出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文人气质。

　　中央高层的文人之风，是一种先进的、积极的、鲜明的导向。在政治文明进步的今天，作为“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执政党，作为社会文化风气的一种导向，拥有一大批有文化底蕴、文化修养的官员，无疑是题中应有之义。而新时期官员选拔的知识化，则大大提升了官员队伍的文化素质和文学修养，为官场文风的日益浓郁打下深厚的基础。

　　文人官员，由传统而成时尚。如今，官员们或在公开场合引经据典，或在闲暇之余吟诗作文，都已不再新鲜。在各级官员队伍中，还有不少潜心诗文但默默无闻的人，俨然已成为一个群体。这不仅是传统的回归，某种意义上，还更代表着中华文化的复兴，正如孔子塑像落地于天安门之侧。

　　腹有诗书气自华

　　客观上说，现代社会中，从文从政，更像是两条平行道。官员文才好，并不一定代表施政就好；不擅文的官员，同样能够政绩卓著，造福民生。

　　抗击非典诗歌《以生命的名义》的作者、出过5本诗集的广东省中山市宣传部长丘树宏认为，他理解的文人官员是个中性词，“不就是职业加上爱好或者专长嘛，既无褒义，也无贬义。”

　　不过，多数受访者都对官员“文化”持积极的态度。“共产党的干部就应该有深厚的文化素养，饱满的人格魅力。不能只讲官话，说政治词汇。科学发展观同和谐社会谁都会说，但不能反过来倒过去说一样的话，要讲出内涵来，说出感染力来，这就要求干部要提高文化素养。”中央党校教授刘景录说。

　　有评论认为，文人所蕴含的勤奋学习的精神、洞察社会的理性思考、吃苦耐劳的韧性、关注民生的情怀都是如今领导干部或缺和需要提升的素质。而文人气质正是为官者所需要的胆识、道德风范和精神品位。

　　并且，文人风格虽不能直接作用于政治，但“腹有诗书气自华”，举手投足之间，自有其魅力。《散文选刊》主编王剑冰根据他与一些文人官员相交的经历得出，一个人长期工作在行政领导岗位，身处在错综复杂的官场中，如果还葆有一份文学的情怀，这样的人往往更会热爱生活、善待部下、乐于思考，也更具有亲和力。多了文气，少了官味。

　　不过，对于究竟什么是文人官员，如今也并没有明确界定。虽然多数受访者都认为，文才和作品肯定是必要条件，但也有不少人强调个人的气质修为。“不仅要有才气才智，更要有才思才情！”

　　文人气质最重要。一名受访者用“真性情”来描绘文人性格。或温文尔雅，或善感多情，或恬淡平和，或豪迈激越，虽然外在呈现出来的形态各异，但内在一条共性，就是自在心灵，赤子情怀。“如果缺了这种味儿，有的人即使能写好文章，能出书，也称不上是文人官员。”

　　从文是苦中作乐

　　在当前的官场文人群体中，相当部分是从教师、记者、秘书等‘笔杆子’里转过来的，他们自小就有文学的爱好，身在官场却不舍文人情结，构成了当代中国文人官员的主体。如记者出身的国家环境保护部副部长潘岳，当过教师的丘树宏等。

　　此外，还有少部分是直接从文人“高位嫁接”到仕途的，这其中就包括写过《抉择》、《十面埋伏》的著名作家、山西省副省长张平和彝族诗人、青海省委宣传部长吉狄马加等人。

　　与古代读书人以文入仕不同，现在官员好文，更多是一份归于个人的闲情雅致。丘树宏就认为，在官场里进去、出来，能够保持一块自己的东西也是很好的。他认为，写作是一种很“私人的事情”，是自己心灵的一块“自留地”，也是疲累时的歇息地。吉狄马加也说，“写诗是我面对自己灵魂的独语，是我对这个世界倾诉我的思想的一种方式。”

　　官位是公共的，文学是个体的；做官是一阵子的事，做文是一辈子的事。记者采访中，发现大部分文人官员都持有这种想法；并且他们的文人情怀，多源自天性，萌生于幼时，成型于青年；后来虽从事官员这个并不诗意的职业，但却始终保持着对文学的热爱。

　　记者认识的一位厅级干部，政务之余，唯一的爱好便是作诗。不论是政务心情、民风民情，还是历史文化、秀丽风光，都尽入他诗中。偶得佳句，便眉飞色舞，如获至宝，若遇得同道吟诵一番，当真为人生一大乐事。

　　而一位同样喜欢古诗词的领导干部则对记者坦言，他知道自己的诗作并非上乘，不求扬名也不望传世，但就算自娱自乐，也是乐此不疲。

　　不过，跟其他娱乐不一样的是，文学真是一件苦中作乐之事。写诗作文，为一字一语推敲而坐卧不安、为一文一诗斟酌而不觉东方之既白，是常有的事情。并且要在繁忙的公务之余挤出时间，更是辛苦。为了不耽误工作，车延高每天早上5点半到7点40是“写诗时间”，几乎天天这样。而笔者认识的那位爱好诗文的领导，因为要熬更守夜伏案誊写诗文，甚至引发了胃病，真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此外还有一种苦。丘树宏曾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在目前的中国政界，对于一位行政官员来说，写作不仅是一份苦差事，而且容易被人误解，给人评头论足，甚至可能有一定的风险。我自己也不时地会感到一种看不见的压力和一种说不出的氛围。比如有人说你是不务正业，最多的是说你只适合去做宣传部长啦、应该去做文化局长啦！”

　　从现实来看，文人官员，在高中级官员身上可以是美谈佳话，但在中下层和基层，却不一定是好事。“写东西一般对政治生涯没有任何帮助，因为从政一般要掩盖自己真实的内心。许多领导并不喜欢爱好文学的下属官员，把舞文弄墨看成是官场异类，动辄讥笑，排挤或打压。”一个年轻的省级机关干部甚至激愤地说。

　　对于官场中人习文来说，要担心周遭附庸风雅的议论，有不能随波逐流的尴尬，怕有作品对号入座的麻烦，但最忌讳是被定论为“(你)是个文人”，这无疑是宣布仕途的噩耗。因此多数文人官员往往低调，非但不以文为炫，很多也只在诗友同道的小圈子里交流。这也是此次记者采访，多数受访者不愿留名之故。

　　在这种情况下，文人官员能够坚持下去，完全是出于那份骨子里的热爱，和一份文人的执拗。

　　一位文人官员的自述：我真的累了

　　◎文_本刊记者   舒炜

　　1987年，品学兼优的西南政法大学毕业生季云生回到了家乡，就职于这个川南小城的法院。20多年来，他历经了法院、县府办、体改委、街道办事处、乡镇和政法委等六七个部门，如今他虽然是正科级，却没有担任任何领导职务。

　　面对一些不平和非议，季云生常常报以苦笑，“待过的部门多，得罪的人也就多，我早就对官场厌倦了，也不想因为去钻营把身体拖垮。现在不当实职领导也好，反而更好专心搞创作了。”

　　“归根到底他是一个文人，文人的仕途本就是最难走的。”季云生几十年的朋友老魏翻看着季去年在中国散文学会征文大赛中获一等奖的散文诗作品，一语道破玄机。

　　“颠沛流离”的官场生涯

　　上世纪80年代，一个正牌大学生在当地绝对是“珍稀物种”，因此季云生很快被领导委以重任。

　　“我年轻而且文笔好，单位里的大小文字材料撰写，都离不了我。”季云生毫不掩饰自己眼神中掠过的那一抹自信，“当时的院长喜欢文学，单位里组了一个文学社。我在读书时就是文学社团的骨干分子，自然如鱼得水。”因为常常受到领导表扬，刚开始大家都挺羡慕他。但一年多下来，他却被一些中层领导和同事认为书生气太浓，开口闭口都不叫他的名字，只称“季诗人”，彼此之间也产生了距离。并且随着老院长的调走，新来的领导又不好文学这“口”，季云生开始被闲置。

　　老魏在财政局工作，一脸的褶子，说话很干脆，且切中要害：“云生当时是年少气盛，书生意气，还把单位当成学校，有时诗性来了就当愤青，甚至还觉得领导把自己的好文章改‘差’了，不服气，这种犟脾性怎可能受新领导待见？但这小子‘命硬’，被一位同样喜欢文学的县领导看上了，并积极鼓动他到了县政府办公室。”

　　虽然县府办的工作“背离”了自己的科班出身，但想到在法院吃的“亏”，季云生还是决定趁年轻赶紧换个环境，争取从头再来。当时的县府办除主任外，只有3个人，季的工作是为两个副县长起草材料，头一个月就瘦了5斤。季云生深厚的文字功底在关键时刻“立功了”，不论是领导讲话稿还是总结报告，只要“小季出手，总能出彩”。一时间，季云生成为了县里远近闻名的一支笔。

　　“命运多舛”的时不我待

　　谈起这些“并不如烟的往事”，季云生显得特别精神，又给记者找出了自己收藏多年、装订得干净整齐的6本大部头，里面全是以前在县府办和体改委时，自己较满意的文字材料汇编。正是有赖于在县府办的出色工作，季云生也顺理成章出任了县体改委副主任，主抓小企业改制工作。

　　不过，当时还在中学当老师的老丈人就提醒过他：“这些年来，你小子大多只是埋头文字材料，与人打交道并不多，要干好这份新工作，还得拉下脸皮，彻底脱去书生气。记住！愤青永远不能解决问题，关键还是要实干。”

　　为了“三十而立”，季云生也只得“痛下决心”，放弃所有文学创作上的爱好，把时间磨、泡在县里80多家小企业，平均半个月还要去外地考察一次。“那段时间我姐夫真是不要命的‘疯’，孩子刚几岁，他还经常一两个星期不回家，我姐都抱怨这不着家的家伙，天天睡办公室和招待所，不像话。”季云生的姨妹小蒋至今说起这事来还为二姐“耿耿于怀”。

　　人果然是逼出来的，三四年下来，季云生脑海里全没有了那些风花雪月和故乡情怀，有的全是枯燥的数字和技术改革的繁琐环节。这些内容通过妙笔来加工整理，就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备的小企业改制经验，并被县里拿来向上推荐，最终在全市乃至全省推广。作为主讲人的季云生，在新世纪开头那几年，倒是跟着宣讲团走了不少名山大川，不时还有省外兄弟单位前来取经。此时的他已经不像年少轻狂时那样爱做梦和流泪。不过，谈到这段辉煌往事，他眼神里却掠过一丝黯淡，这或许不是他真正想要的。

　　照理说在体改委做出了成绩，再上一步看似是顺理成章。可了解他的老婆却不以为然：“他就那点出息。文人都是很闷的，有心无胆。那次体改委主任的竞聘，大家都觉得他最合适，他自己也想去，但最后一刻还是忍着没去报名。不过也好，真去了还说不准最后会有怎样的结果。”

　　原来此时，文人多舛的命运魔效开始发作，当地的县委书记出事了。据上级调查组内部公布的结果，被抽查的全县14个部门有13个一把手都曾向县委书记行过贿，唯独他这个以副主任身份主持日常工作的“实诚人”除外。这个事例在当地虽传为“美谈”，私下里更多人却还是在“笑话”他。当时一位民政局副局长的话最有讽刺性：“季云生这个人太老实了，当他的上级或下级都‘捞’不着好处，拥护的人自然少。”

　　果然，季云生仅被安排到了新成立的一个街道办事处当副主任。上班的第一个月，他至少在各地喝了20次酒，十多年来的良好生活规律被打乱了，几个月后开始失眠，血压血糖也一个劲儿往上蹭蹭蹭疯涨。他当时的部下李东对此一直愤愤不平：“云生哥那次运气特别不好，县级政府设立街道办事处的风潮正在被清理，(我们)这个机构从设立到撤销，不过9个月，这是他在一年内遇到所在单位第2次被撤销(之前体改委完成历史使命，也被撤销)，一般人还真很难接受。好在云生哥看得开，换了我，可真不知该咋办。”

　　现在只有一颗闲淡的心

　　人事动荡过后，季云山去了个偏远的乡镇混迹了几年。山上的日子寂寞难耐，但修身养性还是不错的。2007年，他仅突击3个月便轻松高分通过了国家司法考试，这被一名在省高院任庭长的当年同学大赞宝刀不老，可季云生却并没有下海去当律师，拿这个证似乎只是想向人证明点什么，却也再次证明了他的书生气。

　　最后，还是新上任的县政法委书记看中了他的才华。“照理说，像我这种40多岁的老同志很难再回到县上的要害部门，政法委书记亲自去找了县委书记和县长，硬生生把我要了来。”回忆起这件“轰动全市”的事，季云生还是有些迷茫，“怎么又‘被出名’了啊，我只想安定点，低调点。”

　　政法委解决了他的正科级待遇，却没有安排具体的领导职务。“很多年轻人经验都不足，得我来带啊！”季云生包办了单位里大部分文字工作。好在单位里从领导到同事，对他都很尊敬，这次再称他为“季诗人”已没有任何调侃的意味。以前法院的同事、现已是政法委副书记的老王就认为：“云生其实是在20年里打了个转。”但季云生总觉得，能回到县上，节省了以前每天都要颠簸在路上的时间，还是值得的：“现在已经想得很开了，在现在这个年纪，自己已端正了梦与现实的位置，生命中最重要的不在于名利，也不在于目标能否实现，而仅在于对其跋涉追求的过程。”

　　没有具体职务后，季云生的应酬少了，打麻将、斗地主这些曾偶尔为之的活动也全部收起，看似有更多时间重新拾起自己的爱好了，但放下的笔杆子一时还真不好轻易拾回来。直到2008年，他从《廉政瞭望》上看到对南江县纪委书记王瑛先进事迹的报道后，心头感觉被谁猛击了一记。这些年来被压抑的情感酣畅淋漓游走笔端，他提笔立书了一组散文诗，并很快在中央级媒体刊发出来。这组诗得到认可，季云生阻塞多年的诗情龙头被重新拧开了。

　　几年间，季云生创作了大量作品，并加入了省作协，还和朋友一起办了一本诗歌杂志，看上去心情不错。“去年还出了本书，送了一些同事，他们都一个劲儿点头说好，但好或者差在哪里却少有人可以切磋，有时，我还是寂寞的。”季云生淡淡地说。

　　还好家人的支持让他感到欣慰，尤其是大侄女，她本来是大学毕业后已经工作，一次过年回来看到他这个叔叔还在笔耕不缀，便下定了决心自己也要脱产深造，现已就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研究生。自己的创作还能鼓励家人奋进，这是季云生一大自豪。

　　说到文学对自己最大的作用，季云生直言是对人品和性情的陶冶，自己一直把苦难当磨砺，视沉重为厚实。他最崇拜的文人官员是车延高。他认为，车诗中的入世情怀体现在对农民工生活的忧患，对其他弱势群体更投注了温暖目光，这种入世情怀让他的社会担当意识和批判意识非常明显，而这些都源于诗人内心深处对生命的热爱。该市的诗歌协会给季云生的定位是一首首对生命的情歌，涉及到汶川大地震、故乡的发展、自由正义的呼喊，大气空灵且生动传神。

　　“性格决定命运”是季云生挂在嘴边的一句口头禅，“梦想不会照进现实，只能接近现实。在官场不论做什么，我都喜欢写诗，创作和从政一样，我都能做得好。我要把生活写成一篇散文诗，而选择散文诗的原因则在于可以直抒胸臆，同时不必担心别人拿来对号入座。”季云生虽露出了笑容，但明显还是有那么一丝不轻松。(文中部分采访对象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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