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从政并非十面埋伏
文人从政， 并非十面埋伏
◎文_本刊记者 周丽萍 舒炜
2011年1月19日，《山西晚报》上刊登了一篇文章，题为《山药蛋派最后一位主将离去》，纪念山西老一辈作家五泰斗中的最后一位胡正的离去。作者张平，山西省副省长。
这是这位知名作家进入政坛两年多来，难得的一次以政务之外的身份出现在媒体上。在网上搜索他的新闻，基本上不是到哪里调研，就是出席会议讲话，但这，正是一个政务高官的常态。
犹记得，两年前他履新副省长之初，某知名媒体在采访他时，曾这样描述：“带着作家的明显特征，语言生动而实在，交谈中没有官腔和套话，当被问到‘宏大’的问题时，他甚至有点窘。”
而今，从他频繁亮相于各种政务活动的身影来看，张平显然已经适应他的新角色。这是必须的。
文能行，政亦能行
从政之前，活跃在文坛的张平以一系列“反腐”巨著知名，《抉择》、《十面埋伏》、《天网》等作品让他声名鹊起。而乍闻他从“知名作家”走入政府高官的行列之时，围观者称道者有之，观望者质疑者亦有之。
大环境下，由文人入仕途似乎并不被看好。评论家雷达认为，即便张平作品中曾对官场有过较深描述，但真正从一个身处单纯个人世界的作家转向为面对各方利益、活在真实而复杂政治结构中的行政长官，能否顺利完成职业转型，张平还需付出很多。
对这个问题，张平自身倒是很有信心。在被问及如何“从作家思维转换成干部思维”时，他的回答是：“这个并不难转变，角色决定脑袋，存在决定意识，只要你决定了你自己的目标，自然而然就转过来了。”
自信源于经历。张平之前是民盟中央副主席、山西民盟主委，山西作协主席。山西有几百个民盟基层支部，经常有各种各样的活动；作协有近两千个会员，都有很多事务要处理。“刊物的经费啊，作协的编制啊，内部的各种事务啊，作家们的创作和生活啊，包括各地市文联作协的经费和困难啊，等等，这都得操心。”
他的好友、另一位作家韩石山说过：作家从政需要条件，一是群众基础，二是行政能力，三是社会责任感。这三点张平恰恰都具有。因此，他在从文坛到政坛“高位转型”时，能够从容自如。
至于他从政的成败，现在评说还为时尚早。不过近年来，山西提出建设文化强省、振兴中华文明的文化腹地的口号，文化体制改革在全国领先一步，《乔家大院》、《走西口》等热门影视剧更是发酵了晋商文化。作为分管文化的副省长，这两年张平必然很“给力”。
当今政坛上，另一位知名的文人高官是诗人吉狄马加。从政4年后，他从青海省副省长转任省委常委、宣传部长，从官场的视角来看，这无疑是一种肯定。
同张平的经历相似，吉狄马加在从政之前是专职文人，但同时亦具备有丰富的行政经历。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他先后在凉山州文联、四川省作家协会任职，自1995年起担任中国作家协会的书记处书记快11年，直到2006年到青海担任副省长。
“诗人不是一个职业，常常是一个角色；而政治工作可以作为一种职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吉狄马加如是说。
事实证明，他做到了。
君子可以仕，可以不仕
吉狄马加打通了文人和官员的任督二脉。然而，就如他所言，不是每一个文人都具备从政的能力；或者说，不是每个文人都适合从政。典型如知名文人龙应台。
2000年，龙应台受马英九之邀出任台北市文化局长，令人大跌眼镜；在3年零3个月零3天的官场生涯后，她又毅然决然地挂印而去，而这次，却在很多人意料之中。
文化评论家南方朔认为，龙应台离开政治舞台，归根到底是一种文人的率性和对官场的不适应。或许她自己的话可以表明其心志：“从一个天马行空、独立率性的作家转变成一个每天工作长达十五六个小时的政府公务员，就像一只旱鸭子突然被丢进水里参加游泳比赛，内心极度惶恐不安。”
当年龙应台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还说过这么一句，“走这一趟(从政)可以更深刻地了解权力，了解社会，也了解自己。”一个典型的文人答案。以文人的单纯思维来参与政治，以解剖者的犀利来对待官场，不是玩玩票，就是被玩完。历史上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历代多少文人才子，自负经邦济世之才，胸怀匡扶社稷的抱负，兴冲冲地闯进官场，却四处碰壁，大多郁郁终生。或愤愤然挂冠而去，或悻悻然归隐田园，更悲惨的是惶惶然命丧黄泉，如三国之杨修、明之解缙。
不过话说回来，煌煌史册，同样也记载了文人从政的成功典范。诸葛亮、唐太宗身旁的十八学士、于谦、曾国藩等，演绎了多少文人治国安邦的千古传奇。即便是如柳宗元、苏轼、魏源这样遭遇贬谪、大志未酬的文人官员，也不能简单以官位高低论成败。为政之道，就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能够留下柳公柳、苏堤和魏公稻，他们也就不负平生之愿了。
“君子可以仕，可以不仕”。不是说文人不能做官，但要看文人如何做官。文人从政，最怕两件事，一是怕进入官场后被既定的游戏规则左右或腐化，失去了文人本真；二是怕以单纯的文人之道待官场，文人气质与官场规则擦枪走火，在坚硬的权力体系中灰飞烟灭。
好在今官场不是旧官场，古今不可同日而语。现代政治，规矩少了点更讲规则，人治少了点更重制度，专制少了点更加民主。虽说封建官场的陋习仍在，潜规则土壤未尽，但总的来看，其开明和包容度与封建时代是天壤之别。这对今世有志于从政的文人来说，无疑是幸事。
少些空谈，多沾地气
同样，时至今日，经受现代政治风雨的沐浴，今文人也当不是旧文人。
旧时人们常以文人失意之屈、之悲、之愤，来衬官场之险、之恶、之浊，却不言文人身上之缺点。这也犯了文人的毛病。古今中外的文人都容易做“理想国”的梦，“致君望尧舜”，冀望河清海晏。一旦理想在现实受挫，就如乘桴浮于海，迷失左右，进退维谷。但问题是，寰宇之内，到哪里去找真正纯净的清平世界？
文人从政，要学曾国藩。既学他的气量、气度、气魄，也学他立足现实、务实操作、步步为营、终成大业的政治智慧。有人批评，说那就不是纯文人、真文人了。反诘一下，难道不沾地气才是真文人、好文人？魏晋以来，文人逐渐形成了一种清谈清议之风，甚至以清高相尚，耻于务实，少能成事，以致有“百无一用是书生”的偏激之语。
从政者应当在心田里保留一角文人气质，少点官气；文人也要懂一点政治实务的甘苦，多沾地气。天下事需要局外瞭望者、呐喊者、议论者，但更需要躬身入局、挺膺负责的人。明代文人清议鼎盛，但除了为个人博得些许名声外，真正于国于民何益？明朝反倒成为历代政治最腐朽最黑暗的时期，那些清议家们也被后人讽刺为“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
士当以器识为先。毛泽东认为，文人要想从政成功，政治器识最重要。他最不喜欢旧文人的就是抽象说教和言不及义的书生意气。他讲过秀才有两个通病，一是说得多，做得少，向来是君子动口不动手；二是谁也看不起，文人相轻嘛。
政治器识包括看事物的敏锐眼光，对时事的深刻洞见，处置人际瓜葛的练达胸襟，以及知行合一的行动能力等。文人若只有空谈和满腔热血，没有政治谋略和经验，也缺乏起码的政治手腕和妥协精神，是成不了事和要坏大事的。如戊戌变法。
戊戌变法之初，守旧派代表荣禄问康有为：“数百年所形成的法，岂能是说变就变得了的？”康的回答则是：“杀几个一二品的大员，则新法行矣。”荣禄当时觉得脖子上倏地一下，掠过一阵寒风。康这样的做法，简直跟自杀差不多。
“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包拯的诗点出了中国文人官员的风骨，这是中华历史文化的瑰宝，在物欲横流的今天更值得赞赏推崇。但政治实务中，有的时候稍稍变通、有求全之变，并不一定就比刚直不阿更没有人格。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文人从政，只要坚守住为国家为人民的理想与责任，便是最大操守。在此套用一下金庸先生的话，利国利民，文之大者。
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文人忧国忧民的赤子情怀，正与我们党提出的“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一脉相通，当今的政治土壤，可以说为从政文人们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施展空间。
“两栖”突围：仕途文心两相宜
◎文_本刊记者 叶茂
权力作坊的私人手工品：白与黑
官员搞文艺创作，犹如在权力作坊中加工私人手工品，绝不是一个简单单纯的艺术创造行为，而是比一般作家有着更多重的意义。
如今，官员进行创作，早已不再只是“无言独上西楼”，而是把他们对世界、对人伦、对自然、对自己工作的思考沉淀于心底，发诸于笔端，使他们更加引人注目。然而这些作品的操刀者是官员，他的本职身份决定着其创作大环境的复杂，内心情结的千丝万缕。这些作品就成了官场身份与文人私密创作活动的矛盾统一体。
然而纵观这个权力作坊中生产的艺术品，也承载着和一般文学艺术殊为不同的意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在许多官场艺术品上抹上了浓浓赤子之情。
从艺术论集《李岚清音乐笔谈》到史料意义的《外交十记》，这些个人化色彩越来越强、个人写作的痕迹也越来越明晰的作品，形成了国家高层领导人的智慧星群。而李肇星的外交生涯更是伴着诗意的影子，为我们留下了脚步嵌在世界各地的诗文。
基层公务员更是一个大的创作体，作品异彩纷呈，品质长短不一，有些是汇集自己的为官心得，有的是自己的工作笔记，有的是生活感悟凝集成的诗歌散文，有的是小说巨制。风格和水平都各有所异，创作情感也各有不同，有个人抒发胸襟、寄意河山的情感，有汇聚着来自各地无数“衙斋卧听萧萧竹”式的板桥之忧，表达形式也异彩纷呈。
笔者略取一二为例，四川省营山县纪委干部李建春的新诗集《风中琴弦》，是一部以大写意的灵动笔调，记载工作与生活中的点滴心路。而他的同事邓精华则用20年来110万字的书法，书写自己创作的诗词。他说，仿佛家乡每一次变迁都有牵动他的神经。这种真挚让人不得不感动，而且这类例子还很多。
而另一方面，附庸风雅、以权谋私的官员“拽文”也时有发生。近来，有的官员以出书为名，利用手中的职权要求下属购买他的书，或用公款买下以后再发下去。出了名、收了钱、还“雅”了一回，何乐而不为？
国家药监局原副局长张敬礼的一本书就卖到了每本566元的天价，其非法经营、出书获利案值达1700万余元。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更是“墨宝”四流，每幅价格不菲，扬名又得利。原山西省临汾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王月喜不仅“擅长”书法，还出版了《乐夫天命复奚疑》、《诗词对联赏析》等多本著作，并非法获利40万余元。 这些还只是个体，“在陕西，官员写作非常普遍，从基层到厅局，从乡镇到省委，可以说已成规模了。” 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杨乐生向记者透露。
时评人王旭东接受《廉政瞭望》记者采访时指出，“书的暴利”+“权力销售”=“暴利平方”。我们在注意到官场文学热闹场景的同时，有必要探寻作品本身隐含的权力伦理。这一伦理藏在文学的华丽虎皮里，成为官员文艺的败絮。之所以人们对官员出书颇有微词，原因正在于此，正如人们不会无故仇富，所仇视的是那些靠不正当手段攫取财富的人。
据悉，在我国还没有一个全国性法规来规范这个“权力作坊”里的私人手工品。只有四川省委、省政府在2005年划定过领导干部出书的“红线”，要求“未经组织批准，各级党政干部不得以个人名义参与出版物的编写工作，不得在出版物上挂署党政职务头衔，不得利用职权和影响在出书中谋取不当利益”。
文化基因的结局：融合与分裂
文人官员的骨子里，有着对传统的深厚敬意。既能“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能“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这是孔老夫子给的文化基因。这个基因到底对官员有何作用？
首先，文化会使其从政风格更加厚重。各地近年地方经济大打文化牌，文化的竞争说到底最关键的是领导层文化的竞争。而城市的建设最容易体现一个地方的文化底蕴，现在许多地方高楼建得不少，但形式单一、毫无美感，文化建设没有一点文化品位。在上海世博会开幕之际，江苏省经济欠发达的阜宁县耗资数百万元兴建“山寨版中国馆”，这种文化“缺钙”让人觉得有些可怕。南京博物院前院长在保护明孝陵下马坊的争论中曾激愤地说过：“我们的一些干部有知识没文化，无知才会大胆。这样下去，我们的权力将会腐化，为人民服务的地方将变成旧时代的官场。”
文学的激情与关怀，使官员可能处于“俯身”的姿态。国学大师南怀瑾曾说过一句看似偏激的话，每个从政的官员都应该看小说。为什么？小说里的名字可能是虚构的，但其中反映的现实生活和民间疾苦却是真实深刻的。评论家陈彤彬指出，现在党政机关中有些人理想沦丧，人生目标缺失；决策水平不高，朝政夕改；对民众缺少关怀和责任；遇事互相推诿，腐败毒瘤野火烧不尽。这种情况与人的文化修养弱化有关。
最后，文化文化，文能“化”人。把业余时间都放在写作上，歪门邪道的事情自然就想得少。“每每面对诱惑的‘天人交战’时，文学修养是可以起到一定的固本强基作用。”四川省纪委一名官员在归纳了多年的办案经验后，告诉《廉政瞭望》记者，官员作家最大的特点就是能通过作品影响到读者，也净化着自己的内心。
审美的观照和艺术的想象具有某种纯净之功，但绝不能单纯地“以文定人”。能写出好诗文的，并不妨碍他的人品与官品的堕落。现实的反腐工作中，这类例子多不胜举。
“我用激情的脚步触摸、我用专注的耳朵倾听、我用虔诚的心情拜谒、我用渴望的目光探求……”
翻开原湖南省郴州市委书记李大伦的散文《感受郴州》，诗一般的语言扑面而来。然而，难以想象，同样是这位李大人，其在任期间却大搞权钱交易。是“书中自有黄金屋”，还是“功夫在诗外”？
已经落马的原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王益也有过异曲同工之举。在他被检察机关以涉嫌受贿罪逮捕后，人们发现，这位当年红遍全国的大型交响乐《神州颂》的作者，钱也赚得盆满钵满。这告诉我们，长着翅膀的，同样也可能是鸟人。
从政为文皆有致，仕途文心两相宜
人格与文格没有必然的分裂，从文与从政不仅可以“两全”，还可以“齐美”。为文可以让从政更加从容，更加有深度，若能把握好各自的尺度与艺术，互发良性影响，“两栖”也可以更加悠然。
官员善文，会对自己的工作大有裨益。如同车延高所说，“有执政能力，也要有执笔能力。”不论是书写公文、梳理理论常常需要才情与敏锐，而且记者发现许多基层上善于写作的官员常常将自己从政的所感所想，一一记录下来，文字虽然不能跟专业作家媲美，但作为人生记录，可以供己自娱自欣赏；作为社会见证，可以供人借鉴。对于许多领导干部，文字更是思想的具结，经验的积累。“文以载道”，实在是件好事！
“官员为文，就像多了一双发现世界的眼睛。”四川省社科院副院长李明泉教授用“眼睛”来形容官员利用工作之余从事文学创作。他认为这是对政治文化生态的一大改善和优化。
曾经的国家审计署审计长，如今的全国政协副主席李金华曾有一联云：“从政为文皆有致，仕途文心两相宜。”对于从政与从文，二者最终能达成“两相宜”的平衡，相得益彰的互利局面，是一种两者俱佳的状态。
俗话说得好啊：“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古往今来，多少文人官员在精彩的历史滚滚长河中，露了一脸。没有他们，我们的历史文化没有那么精彩。细细品来，这些性情棱角四现、悲苦挣扎的脸谱，实在可堪今人再次玩味。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龙门阵中谈。
摆摆他们的龙门阵
◎文_本刊记者 叶茂
死了都要谏？
人物：屈原VS晏婴
屈原：一次，楚怀王欲往秦地会盟，屈原猛地冲到怀王车前，将“盟”字旗扳到在地，使脚猛踏。他豁出去了，上前一步卧倒在怀王的车轮下，大声喊到：大王！你定要去武关，就从屈原身上辗过去！怀王大怒，大骂屈原“疯子！狂徒！你这个书呆子，死脑筋，去教你的书吧！”之后怀王仍重新上路。
晏婴：齐景公有一匹十分宠爱的骏马，有一日，这马突然暴死，齐景公大怒，命人操刀将养马人肢解。此时，晏子恰在齐景公身边，便说到，养马人犯如此大罪，实在该死！不过，不让他知道自己罪在哪里，也不能使他心服。请让臣来历数其罪，再严惩不迟！齐景公说，那可以。于是晏子历数那养马人之罪，说道：“你罪有三：国君让你养马，马却死了，这是死罪一。死的马是国君最宠爱的马，这是死罪二。你使国君因一匹马的缘故而杀人，百姓闻之，必怨恨国君，邻国诸侯闻之，必轻看我国君。这都是因你让马死了而造成的，这是你死罪三。来人！把他拉下去！”晏子如此一说，齐景公突然明白了，长叹一声，说道：“先生，把那养马人释放了吧。不要坏了我的仁政。”
龙门阵：古人云，文死谏，武死战。仿佛，这是宿命么？
屈原官位仅次于宰相(令尹)。他自负高洁，常常打着“为国为民”的旗帜，“一根筋”似的直言进谏。
然而不论怀王、襄王主国，都被奸党左右，官场复杂。屈原怀着单纯的想法，不顾战争敌我多变，为主张“抗秦”，次次都表现得大义凛然、犹如“就义”，使自己终于备受谗言与最高领导的不耐烦。最后，被放逐江南、投江而死。
对于现实为官者而言，若每一进言，总是自我占据道德高点，视死如归的决绝，不让步、不变通、不柔和、不艺术，往往是撞墙之举。曹雪芹曾借宝玉之口评价屈原：“他念两句诗书污在心里，若朝廷少有疵瑕，他就胡谈乱劝，只顾他邀忠烈之名。浊气一涌，即时拼死，这难道也是不得已！”
而晏子则不同，晏子没有一脸苦相地死谏，而常常是审时度势，因人而谏。其次，他善于谏道，艺术而幽默，多次进谏都最终能保全自己，达到谏言的效果与目的。
诗人以死明志，唤醒国人，固然动情，但这样的难是殉不完的，千古美德也是千古之怨，也许屈原开了个不好的头，遂成为后来文人心中难解的死结。
恃才傲物文人病
人物：解缙VS曾国藩
解缙：解缙才华横溢，又先后蒙朱元璋、朱棣恩宠，自是得意忘形、不知检束。
一日，朱棣拿出一份大臣名单，请他品评。解缙接过一看，便不假思索、有啥说啥：某某大臣“可谓君子，颇短于才”；某某大臣“有德有量，不远小人”；某某大臣“刻于用法，尚能持廉”……如此这般，直言无忌，自以为“君子坦荡荡”，皇帝听在心里，同事们也记在心里。喜好臧否人物是解才子的秉性，若是臧否历史人物，和今人毫无关系，人们不过认为他狂狷而已，但如果臧否的是当朝同事，就不仅是“狂狷”那么简单了，你自己就是完人么？
解缙的不收敛自然引来同僚记恨。最后恃才傲物的解缙，果然被人构陷，被锦衣卫灌醉，剥光衣服，冻死于雪地。
曾国藩：从曾国藩46岁那年谈起。这一年，读“之乎者也”出身的曾国藩文武皆善，组湘军，平太平天国，立不世之功勋，但战后却备受猜忌，上至枢垣，下至府县，都那么忌恨他。在46岁这一年，曾国藩开始闭门反思人生，终于，他找到了出路。
文人往往自比鸿鹄，才高八斗；“香草美人”，看不起人，似乎是强者，结果处处碰壁，实质上是失败，是弱者。因此曾国藩摸索出“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的官场之道，梦想之门。
出山后，曾国藩处于官场不再恃才傲物，自以为是，而是更加谦卑与诚敛。曾国藩首先去会见了自己的“政敌”骆秉章和左宗棠，又遍访各衙门寻求政治支持，连小小的长沙、善化县衙他也亲自造访。堂堂湘军大帅，如此谦恭有礼的举动，让人不得不服膺。
龙门阵：恃才傲物，狂狷附体，这也许是一种文人病，体现在官场中更是要不得，往往吃大亏。官场中犹需谦卑内敛。被蒋介石、毛泽东都推崇备至的“完人”曾国藩正是在46岁的节骨眼上重重地摔了一跟头，又重重地思考了这一文人的千年通病。他在家书中写道：“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人家不是。自从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几分是处，至今与四十岁前迥不相同。”
突破桎梏的曾国藩最终思有所得，行有所效，不但成为建功赫赫的一代名臣，更成为中国官场的“至圣”标本。
空中的梦想家
人物：王安石VS张居正
王安石：王安石的变法一开始就不断出问题。熙宁四年的一天，开封知府报告说，境内民众为了规避保甲法，竟有“截指断腕者”。变法的铁杆支持者宋神宗问起来，王安石不屑一顾地回答说，这事靠不住。就算靠得住，也没什么了不起！那些士大夫尚且不能理解新法，何况老百姓？这话连神宗听了都觉得过分，便委婉地说：“民言合而听之则胜，亦不可不畏也。”
在王安石看来，改革梦境就快实现，顾不了那么多现实“小”问题。这些成本是必须付出的，甚至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王安石的一意孤行弄得他众叛亲离。朝中大臣，有的原本是他的靠山，如韩维、吕公著；有的原本是他的荐主，如文彦博、欧阳修；有的原本是他的领导，如富弼、韩琦；有的原本是他的朋友，如范镇、司马光、苏轼兄弟。但因为不同意他的一些做法，便被他全部排出变法队伍。变法末期，王安石反对者的名单竟然囊括了当时所有重臣。
张居正：张居正，和王安石一样是梦想家改革家，但又被梁启超认为是“明代唯一政治家”。
张居正在改革初期打下人脉基础，得到皇太后李氏与小皇帝朱翊钧的充分授权，得到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的密切配合，“代帝摄政”，“宫府一体”，得以“朝下令而夕奉行”、“莫敢有偷心”。另外，张居正极具系统意识，大刀阔斧推行改革之时，无论是迫使官员不敢懈怠的“考成法”，还是清理欠税增加财政收入的“清丈田亩”，以及“一条鞭法”推广到全国，都收到了以往罕见成效。嘉靖以来政治颓靡、财政亏空、边防废弛的局面，得到了改变。
王安石遭受抨击七百年，直到19世纪才得到公允的评价；张居正身后虽然家属罹难，而对他的赞誉却不绝于史，即使在他被诬之际。令人玩味的是，为他平反的不仅有他的支持者，还有被他打击、与他结怨的反对派。当初因为不同政见被张居正杖打致残的都御史邹元标称赞张居正：“功在社稷，过在身家”，拖着一条瘸腿为昭雪张居正奔走呼号。这不能不使人惊叹！
龙门阵：对于官场一员，要有所为，本是好事，然而若好高骛远、一意孤行、不论现实、不考察具体情况、不积累资源、不着眼于一砖一瓦，仅仅一腔独行侠式的热血，恐怕梦想难以照进现实。
王安石是一代大儒，他的品行、文采、清廉，冠绝一时，可他是个书生，他一上阵就缺乏韬略、到处树敌、急于求成；他也不能知人善任，所倚仗的部下几乎全是弄权营私的小人，再加上贪官和商人在其中上下其手，好心办了坏事，给反对派提供了口实，致使改革困难重重，弄得怨声载道。
张居正改革所以能成事，关键是他善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周围有一批得心应手的人才，组成学有所长、术有专攻的班底。10年新政，前5年官僚体制改革，后5年经济改革，水到渠成、蔚为大观。
对于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来讲，既要讲志气、操守，但也要讲现实、讲变通。中国古代文人情结浓厚，历来太重操守而轻事功，就成了“空想主义”。再观张居正，则以一砖一瓦，形成合力，既要顺势，又要主导局势，这才是从政成功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