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的头20年是中国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现在10年已过，我们基本抓住了这个战略机遇，实现了经济的跨越；但在未来10年中，中国还将面临哪些战略机遇，这些战略机遇将给中国带来哪些深刻变化？中国还将面临哪些战略挑战？在“十二五”规划开局之年，弄清并妥善处理好这些要素，至关重要。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这一大的战略机遇期可以分解为三个子机遇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机遇期，政治改革攻坚的机遇期，国防现代化建设的机遇期。

　　按照“十六大”对本世纪前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体部署，在2020年时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们将延续科学发展观，共享“和平红利”、“改革红利”、“机遇红利”，用改革开放成果惠及民生，使整个社会更加和谐、稳定、有序，显著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抵御风险能力。可以说，中国对世界文明可能做的最大贡献，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提供并成功地实践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和平崛起的中国模式。

　　未来世界，全球战略格局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军事高科技化等趋势明显加强。爆发世界大战的几率进一步降低，但世界并不太平。人类发展资源的有限性，霸权主义国家炮舰政策的强制性，使中国的发展道路充满荆棘。

　　面对下一个十年，抓住战略机遇期的可能性有多大，主要取决于事先的战略谋划和顶层设计，“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其次，取决于有哪些干扰因素，和我们排除干扰因素的能力。从国内因素来看，能否保持经济快速增长，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能否解决贫富差距问题，能否解决腐败问题至关重要；从两岸关系来看，能否维持和平发展的趋势，不为“台独”势力所干扰至关重要；从国际因素来看，能否破解“中国威胁论”和西方大国对中国崛起的围堵至关重要。

　　简言之，最大的外部挑战，是某些强国对中国和平崛起的遏制和围堵；最大的内部威胁，是发展失衡、分配不公和腐败问题等；最大的安全隐患，是分裂主义势力。对于这些挑战和问题若没有有效的应对之策，将影响到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干扰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利益。

　　战略机遇期是客观存在，抓住了，国家的整体实力就可以上一个台阶，跟上时代的潮流；失之交臂，国家的整体实力就有可能落后一代到两代，在我国历史上曾有沉痛教训。对待战略机遇期，关键是一个“抓”字。毛泽东说，“机会抓而不紧等于不抓。”“抓”就要“抓落实”、“抓创新”，如果一味守成，无所作为，战略机遇期可能稍纵即逝，最终会变成战略高危期。

　　“抓”战略机遇期，要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既要抓“硬实力”建设，又要抓“软实力”建设；既要“韬光养晦”，又要“有所作为”；既要应对外部威胁，又要应对内部挑战。但是，重中之重，还是如小平同志所言，“首先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把中国发展起来，就会立于不败之地，谁也奈何我们不得。”□(文/罗援，中国军事科学学会副秘书长，少将)

　　《瞭望》文章：新十年中国大棋局

　　“我们既要珍惜机遇、抓住机遇、用好机遇，又要认清挑战、应对挑战、战胜挑战，随时准备应对可以预料的和难以预料的，来自国内的和来自国外、境外的，来自经济生活中的、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以及自然界的各种困难和风险，努力化挑战为机遇、变压力为动力”——胡锦涛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王健君 王仁贵 尚前名

　　“到2020年，中国经济总量将有可能接近100万亿元人民币”。尽管近期对中国GDP超日的“批评”甚是激烈，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陈东琪讲出的这个“天文”数字，仍然令本刊记者猝不及防。这意味着，按目前的汇价，到2020年前后，中国GDP将相当于当期美国GDP总规模的水平，人均GDP由现在相当于美国的十分之一左右提高到五分之一左右。

　　这位多次参与五年规划研究和政府工作报告起草的经济学者，自信地为《瞭望》新闻周刊分析说，过去30年，中国GDP增长，最快三年半翻一番，最慢不到七年翻一番，“按照最慢速度翻番来算，2020年接近100万亿元人民币是有可能的。”他解释，“这个规模扩大，主要不是单靠资源推动，而更多靠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的贡献，更多靠单位资源投入的货币价值增加，当然那时候的货币特别是美元和人民币等纸币会比现在明显贬值。”

　　然而，这一切要变为现实，正如中共中央党校原常务副校长、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会长郑必坚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所说，“未来十年，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持续严重冲击和世情、国情的深刻复杂变化，我们党关于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估量和部署，是否仍然正确和继续管用？”直白地说，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是否还存在？还能不能继续争取到良好国际环境？

　　2002年底，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综观全局，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提出了到20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战略任务。

　　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十年完成了GDP翻两番，连续超越意英法德日成为全球经济规模第二大国家，几近完美地抓住了第一个十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尤其是“十一五”时期，被中共中央称为“我国发展史上极不平凡的5年”，为第二个十年可持续的更大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现在，无论面对“承上启下”的“十二五”，还是面对民族复兴的“关键性”新十年，能不能在下一个十年营造、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最终成败。

　　“我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存在的基本条件和我国发展机遇大于挑战的基本面，并没有因为国际国内形势新变化而发生根本性改变。”在十七届五中全会上，最高决策层对未来十年已作出了基本结论，“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既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对诸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

　　“这个战略判断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全局，有充分客观依据和重大战略意义。”中国社科院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宇燕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中认为，实际上，未来十年对中国而言，最重要的就是办好两件事，一是国内稳定，二是中美关系，“我觉得时间在我们一边，关键是做好内功，把‘家庭作业’做好。”

　　长周期再续繁荣

　　“按照创新和技术革命周期的变化，下一个十年，中国还处在30～50年长周期的发展阶段。”陈东琪对未来的乐观，建立在全球经济发展的周期规律和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经验上，“尽管‘十三五’还要看经济结构变化和工业化情况，但新的增长动力特别是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在加快，‘十二五’还处于长周期繁荣发展期以内。”

　　“前30年，中国GDP年均增长近10%，估计未来十年年均经济增长会在8%以上，下降两个百分点左右。”他估计，“十二五”期间，还会有9%左右的增速，即使达到9%，也比“十一五”的11.5%下降2.5个百分点，“依据经济周期看，‘十二五’应该是上升期，‘十三五’可能是调整期。也就是说，后五年的增速会下降多一些。”

　　他的判断基础是，“经济增长的因素和动力仍然存在”，而且某些领域还甚为强劲。

　　其一，城市化继续快速推进。2010年，中国城市化率超过47%。按照“十二五”期间每年0.8个百分点来算，增加4个百分点，到2015年前后会过半。城市化的进程会带来巨大的投资，城市人口规模增加会带来消费需求的增加。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事业发展以及城市服务体系的建设，都会带动经济的快速发展。

　　他强调，“未来的城市发展并非单一的城市发展，城市与城市之间通过轨道交通、城际铁路的联系，会促进城市经济在二元经济结构转化过程中的快速发展，城市化水平的快速提高。”而且，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也会加快，农民生活水平也会逐渐提高。比如农村公路、饮水设施、能源设施、电网设施、信息设施等都会加快建设。“三农问题的快速解决都会带来经济的快速升级。”

　　其二，工业化和信息化深化。陈东琪认为，工业化将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方面是传统工业的产业度集中、改造升级、并购重组、技术进步加快；另一方面是中央确定的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同时，PC在城市的升级和在农村的普及、城乡高速网的建设、三网合一等都会强劲驱动经济发展。

　　其三，民营经济壮大。未来十年是民营经济发展的机遇期，发展的速度会加快。随着创业板的推出，再加上“新36条”的出台，将持续推动规模上已经超过“半壁江山”的民营经济，在发展质量和市场竞争力上实现新突破。

　　其四，金融业快速发展。“这包括银行金融和非银行金融，也包括企业的金融活动和家庭的消费性金融活动。”陈东琪认为，当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快以后，中国的金融产业的发展会迎来一个加速期，包括民间金融的发展和农村金融的发展。

　　其五，劳动力市场结构快速变化。一方面，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增加，为经济增长提供新的支持元素。预计2011年-2020年，全国新增普通高校毕业生6600万人以上，2020年全国高等教育人口接近2亿人，占总人口的比重将达到14%左右；另一方面，用工结构会发生变化，产业结构升级引导劳动力结构升级，高素质劳动力需求扩大，从事金融服务、中介服务、各种精神文化服务、社会服务等就业人口规模会增加。

　　同时，“未来十年，世界经济也会进入新一轮十年周期。”陈东琪认为，自上世纪80年代，世界经济同样开始进入了第四个十年周期，表现为美国经济从2009年的-2.4%快速转变为2010年的2.9%，世界经济也达到了3.8%，“2011年、2012年和2013年可能都是上升期。世界经济的真正调整应该会在新十年的后半期。”

　　“之所以作如此判断，一是应对金融危机投下的超强货币会带来超强的增长；二是调整政策已经为上升期积蓄了巨大能量；三是物价上涨较快是经济上升期的强烈信号；四是国际市场已发生显著变化。国际大宗商品市场CRB指数已大大超过危机前的高点，已经到600多，道琼斯指数距危机前最高点只差15%，美国的PMI(采购经理指数)接近60甚至伯南克也认为，美国经济复苏比预期的要好。”

　　他综合判断，世界经济增长会在2010年的基础上持续3～5年，“将继续为我国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

　　日本拉美覆辙难现

　　2004年8月，奥地利经济学派信徒克拉斯穆尔·佩佐夫，在美国读完其先师莫瑞·罗斯巴德的《美国大萧条》一书后，将美国1920年与当时中国经济进行比较得出结论：“中国将不可避免地陷入一次大萧条，如同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所经历的。”并预测，“中国的泡沫破灭将会在2008年～2009年间某个时刻发生基于我的奥运会时间点，我将崩溃确定在2009年。”

　　陈东琪随即公开回应，以《中国怎样在2008年前后避免经济大萧条》一文提出了自己的分析，以中美简单类比，表象相似，实际情况相差甚远，“中国经济还是一个正在逐步完善的市场经济，还处在转型过程之中，它的政府干预力要比美、欧等成熟市场经济国家更强一些，而这正是避免萧条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力量。”

　　之后，这场激烈的学术争辩以陈东琪胜出告终。他回顾说，“中国的确用强政府干预缩短了经济下滑时间，尽管这个超强干预的代价也很大，但避免了一场大萧条。”现在，类似的“崩溃论”又瞄准了新十年，比如“失去的十年”、“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等。

　　“至少未来十年，中国经济不会像日本经济那样，出现‘失去的十年’，也不会出现拉美国家那样的‘中等收入陷阱’。”对这种只看表象不研究历史前提变化的“预测”，陈东琪不以为然，他提出了四条主要因素：人口大国，需求旺盛；人均收入较低，发展空间巨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府力量很强；地方经济增长潜力大，地方政府发展欲望强。

　　就中国实际情况与日本和拉美国家，他比较分析说，日本人口少，生产率高，易形成生产过剩和通货紧缩。而国内消费不足，只能出口，转为外汇储备；就拉美而言，也有人口瓶颈，更主要的是其产业体系比较残缺，没有中国这样齐备完整，“相对日本，中国人口多；相对拉美，中国产业体系具有优势，能够提供比较多的就业机会。再加上服务业发展存在空间，服务消费需求较大，中国内生增长性，尤其是消费的内生增长性非常强。”

　　在其看来，作为全球性人口大国和制造业大国的中国，其人口优势和产业优势为中国社会经济的强劲发展，创造了有史以来世界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巨大竞争优势。以汽车制造业为例，2008年中国汽车制造产销超过900万辆，2010年就翻了一番超过1800万辆，2011年有望达到2300万辆。汽车产业不仅从生产角度以1:10的乘数效应带动经济总量增长，而且从消费角度提高经济增长的健康均衡和可持续，是一条纵横中国制造业诸多领域的超级生产链和消费链。

　　同样的故事也发生在住房消费领域。2020年，我国城市化率将达到55%～60%。目前，我国城镇人均住房面积为26.65平方米，城市化率每年增长一个百分点，将新增1000万城镇居民。这意味着未来十年，至少需要新增26亿平方米的住房供给。如果目前的房地产调控和收入分配改革到位，将消费性住房变为房地产市场的主流，同样会爆发出持久的驱动力。

　　在陈东琪眼中，汽车、住房、家电、信息、旅游构成了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一连串“发动机”，“由于电力的供给能力提高，农村电网和‘三网合一’的建设加快，这些都促使农村家电消费和IT消费的快速增加。旅游方面，以前是市民旅游，未来是农民旅游加速，原来是省内旅游，未来会变成全国旅游、全球旅游。近年来，旅游业都是两位数增长。”

　　“未来十年，中国经济不会崩溃。”这位谙熟于从微观世界寻找趋势线索的宏观经济学者肯定地说，“没有理由对中国未来十年的经济过多担忧和恐惧。”

　　如何坐稳“钓鱼台”

　　正如胡锦涛在十七届五中全会讲话所言，“说我国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并不是说我们面前就没有挑战了，我们面临的挑战依然很多很复杂，但机遇依然大于挑战。”对这段话，郑必坚的解读颇为精彩，“从来就不存在‘一帆风顺’、‘吃现成饭’的所谓发展机遇。”因此，在其看来，中国未来十年的重大机遇期，要牢牢把握住，需要深刻理解认识三方面“变与不变”，作出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判断。

　　其一，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之变与不变。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从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没有变的意义上说，乃是前十年战略机遇期的直接延续；而从我国将要在这一时期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以及我国的国际地位将会提升到前所未有高度这双重巨大变化的意义上，又可以说是新的更加重要的战略机遇期。他把这总结为一句话，“基本面不变，而又有新的重大发展。”

　　其二，机遇大于挑战之变与不变。郑必坚为本刊记者回溯了21世纪第一个十年迂回曲折的历史进程。2001年，在世纪之交加入WTO的艰难突破，使我国从此全面进入世界市场体系，极大增强了我国开放型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同时成功应对美国遭遇的“9·11”事件，则又推动中美构建起新的共同战略利益基础；2008年台海局势转危为安，把两岸关系引入和平发展新阶段；2008年到今天，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我国又与其他发展中大国一道，逐步进入国际体系和世界经济的核心部位。

　　“经验表明，所谓机遇从来都是由成功应对一系列危机，实现对危机的转化而来。”他把这称作，“危机蕴涵机遇，化危机为机遇。”

　　其三，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之变与不变。这位中国“和平崛起”理论的首倡者告诉本刊记者，应充分估计到，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在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中，国内大局的分量在愈益加重，对国际大局的影响在不断加深，“其根本原因，就是中国在发展，中国在大发展，中国还将继续大发展。可以说，这一条本身就是构成和影响国际大局的一个越来越突出、越来越重要的因素，也是我们将继续获得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根本基础。”

　　他讲述了一个“发人深省、使人开窍”的现象，“现在不只是香港、澳门、台湾的众多民众在说，‘只要祖国好，大陆好，港澳台经济贸易发展前景就会好’；而且相当多的国际和地区经济体也在说，只要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发展，中国国内市场规模不断增大，他们同中国的贸易、投资和其自身发展势头就会越来越好。这个事实生动表明，中国的国内大局如何深刻影响了并将继续深刻影响国际大局。”

　　“由此可见，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扩大和深化的条件下，发展不但是维护我们国内大局的基础，也是深刻影响国际大局的基础。”所以，中共中央在十七届五中全会上再次强调：“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要求全党“充分利用各种有利条件，加快解决突出矛盾和问题，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情”，郑必坚认为原因就在于此。

　　“毫无疑问，我们必须更加自觉地把这一条作为党和国家在本世纪第二个十年的重要立足点。我们坚持冷静观察、沉着应对也好，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也好，都要善于认识和把握这一条、用足和用好这一条。”在其看来，这就叫做“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

　　美国因素

　　“是的，世界变了。”1月25日，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发表国情咨文，从教育、科研、基础设施以及中国市场带来的就业，四次反省美国现状。就职美国总统三年来，其国情咨文提及中国的次数逐年翻番，从2009年的轻描淡写，到2010年宣战式疾呼“我不接受美国沦为第二名”，再到2011年承认美国地位下滑的现实，折射了形势逼人下美国对华心态的微妙变化。

　　在张宇燕看来，未来十年，中国外部环境最大的机遇和挑战主要集中在美国，“中美关系是中国外交的大局。中国面对的国际环境变数很多，但最关键的就是美国变数。”这其中包含两层意思，其一，美国继续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能力、意愿和领域；其二，美国会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对待新兴大国。“对中国而言，把握好外部发展机遇，就要对美国行为有较为准确的判断。”

　　这位曾以美国马里兰大学访问学者和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领事身份深入研究过美国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者，向本刊记者讲出了自己的担心，“新世纪以前的二十年，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虽说对中国的快速发展感情复杂，但总体上还没太把你当回事。新世纪头十年走过来，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已形成对当今世界的重大影响。这意味着，在接下来的5～10年，西方世界有可能变本加厉地对中国采取行动。”

　　他将这些行为总结为“四化”：妖魔化中国、分化中国、西化中国和体系化中国。“最重要的就是，在贸易、环境、货币和投资等领域，把中国纳入它们制定的国际体系内。”为了说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与中国的关系，和面对的竞争形势，他特别提到了两篇文章，一是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尼尔·弗格森发表在去年11月底《华尔街日报》上题为《世界围绕中国旋转》的文章，二是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在2011年第1期《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的题为“ImperialbyDesign”的长文。

　　弗格森这位“G2”的发明者认为，中美在四方面面对着针锋相对的冲突：其一，工业制造。中国的崛起和苏联不一样，苏联从未在制造业上超过美国。但2009年，无论是工业增加值还是工业总产值，中国都已超过美国；其二，人均收入增长。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人均GDP最低仅为美国1/70，现在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为1/5，而且还在快速提升；其三，资源需求。仅2009年中国消耗的粗钢数量就是欧美日总和的两倍多。中国多消费就是西方国家少消费，资源问题成为零和博弈；其四，发展速度。美国为“离去的帝国(departingempire)”，中国是“到来的帝国(arrivingempire)”，一个迅速成长，一个慢慢衰落。两个国家要寻求一种稳定的关系，难度很大。

　　弗氏最后给出了自己的结论，“冷战持续了四十多年，苏联从未在经济上超过美国。我们正在经历的是对五百年来西方控制的终结。这一次，东方挑战者在经济上和地缘政治上都动真格了。北京现在可能还不是‘师父’，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们不再是‘学徒’。”

　　“美国已经全方位，而且不可避免地走上衰落之路。”约翰·米尔斯海默的判断更加直白。他在深刻检讨冷战后美国国家政策失误的“ImperialbyDesign”一文中，“惋惜”地哀叹：

　　“在9·11事件发生之前，布什政府曾意识到，美国未来几十年面对的最严重挑战很可能来自崛起中的中国当然，美国会在全球范围内抑制中国的崛起。然而主导全球的企图迫使美国要在全球范围开战使得我们难以集中力量对付中国。”

　　“如果人民共和国以过去三十年间的方式，在未来几十年继续增长的话，它很有可能将经济实力转变为军事力量，并尝试像美国领导西半球那样主导亚洲。没有哪个美国领导人愿意接受这个结果，这意味着华盛顿会寻求遏制北京的战略，并阻止其成为地区霸主。”

　　“在抑制中国方面，美国必须扮演主要角色如果美国不再被不必要的海外干预所弱化，它将更有能力来压制北京的野心未来的预算应当大规模向空军和海军倾斜，因为它们将是对付中国崛起的主要力量。”

　　这位进攻型现实主义“鹰派”学者，以“布局帝国”的口吻提出重建针对中国的霸权优势：以离岸平衡战略，从外围的阿富汗和伊拉克冲突中脱身，集中精力于美国利益至关重要的欧洲、东北亚和波斯湾，压制潜在霸主。具体到东北亚，他说，美国在保持自己实力的同时，尽可能让其他国家付出成本，“领导”印度、日本、俄罗斯、新加坡、韩国以及越南，围堵中国。

　　逼出一个“利害共同体”

　　这份咄咄逼人的方案，至少在目前已多少超出了美国能力，甚至有损美国长远利益。张宇燕介绍说，“其实，美国自己也是一肚子苦衷。”且不说国内赤字、债务、养老、改革和移民等难题，在过去二十年纵横捭阖的国际安全和全球经济方面，美国也常常捉襟见肘。对美国能否玩得起这个大游戏，许多人已开始越来越怀疑。

　　做世界“老大”，美国付出的成本越来越高。小布什政府负责亚洲事务的前官员告诉张宇燕，美国每年六七千亿美元军费，百分之七八十用于海外。“奥巴马仍然讲，美国不做老二，一方面是不想做，另一方面是做不了。”张宇燕解释说，“美国一旦成为老二，就会迅速地滑向老三、老四、老五因为一旦成为老二，那些支撑其霸主地位的关键因素，如国际分工优势，特别是美元霸权，就会一下子垮掉。这有点像苏联，一旦和美国争夺世界老大失败，想在老二位置上安稳地呆着，相当困难。”

　　在遏制中国问题上，应该讲，美国也是顾虑重重，其原因在于这样做的结果，很可能是双输，同时双方都输不起。英国就是因为参与两次针对德国的世界大战，透支了国力而导致彻底衰落。对此，作为最终受益人的美国再清楚不过。“如果全力遏制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而自己拖垮了，暂且不论中国是否垮掉，同时其他竞争对手因此做大。这绝非美国愿看到的结局。”张宇燕说。

　　在货币问题上，按照美国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前主任劳伦斯·萨默斯的说法，美中形成了一种确保相互摧毁的“金融恐怖平衡”。中国用自己的外汇储备支持美元霸权，同时自己也从美元主导的世界货币体系中获得了发展。尽管最初很可能是无意识的，而且是建立在双方严重缺乏战略互信之上的，但这种平衡业已形成。现在，人们的担心是，随着国际格局快速变化，这种恐怖的平衡最后能持续多长时间？

　　在国际分工和贸易上，中美两国的互利性已成为常识，尽管竞争无所不在。

　　这里特别值得提到的是，中国有限且有效的核打击力量，也是诱使或迫使中美两国把战略竞争限制在双边或多边规则的制定过程中的原因。毕竟，中国具有核反击能力，可以有效避免核讹诈。

　　而在规则下博弈，最终的胜出者，还是劳动生产率相对多、社会稳定性强的国家。中国作为一个开放体系，已深入参与了全球经济分工，更是世界最大的单一市场，这便为中国的劳动生产率提高，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苏联最终被拖垮，重要的原因就是其市场规模太小。

　　“从历史上看，美国处理主要威胁很有一套。”回顾美国一百多年来的霸权争夺，张宇燕认为美国干得的确精彩：与当年的“宿敌”英国的博弈，就是怎么处理老二的典型问题。

　　美国当时实力已经是第一。在“名未至，实已到”的情况下，它采用静观其变的方式，先让英国消耗于欧洲大陆的霸权竞争，后在“老大”筋疲力尽的时候，于战争后期用武力帮助英国打垮德国和日本，以“人类英雄”和“世界救星”的形象当仁不让地成为新霸主。

　　在随后的冷战中，美国用遏制处置苏联，即在相互摧毁的核恐怖平衡之上，通过经济上隔绝苏联与世界市场的联系，抑制其增长潜力，同时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全面竞争，最后把苏联“熬”垮。

　　“对今天的美国而言，如何处理中国，是一个全新的挑战。”在张宇燕看来，美国既不能像处理德国和日本那样斥诸武力，也难以像处理苏联那样用市场和效率拖垮对手，“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和美国在现实利益上的交集已经很大了。”甚至米尔斯海默也承认，大规模遏制“不是一个明智的决策”，因为“压制一个强大对手所付出的人力和经济的代价可能极为高昂”。

　　张宇燕称自己隐隐约约感觉到，尽管不情愿，美国最终还是会不得不接纳一个崛起的中国，“按照美国传统中根深蒂固的实用主义思想，尽管有文化隔阂，我个人觉得美国能够接受现实。这里，关键在我们要做好自己的工作。”

　　对于这个“自己的工作”，郑必坚的理解就是，做到审时度势、因势利导、内外兼顾、趋利避害，善于从国际形势和国际条件的发展变化中统筹把握发展方向，用好发展机遇，创造发展条件，掌握发展全局，“不断扩大和深化同各方利益的汇合点，逐步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利益与利害共同体’。”也就是说，让不断发展和创造的现实，最终使美国认识到，中美利益多于分歧、中美合作胜于冲突。

　　布局中国

　　“未来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核心问题，简单地说，还是‘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这两件事。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某些方面再想养晦也养不了了。也就是说，未来中国面临的西方国家‘四化’压力会越来越大。”不过，张宇燕认为，“也正是因为中国分量大了，许多时候西方奈何不了我们，“遇到大事的时候，小平同志讲，首先要‘稳住阵脚’。”

　　他告诉本刊记者，中国未来十年的外交重点，应聚焦于“离岸安全”和“全球角色”之上。“离岸安全”指的是，保护我国海外市场、大宗商品供应及国际投资安全；“全球角色”则涉及中国在全球事务中的定位和功能。

　　按照张宇燕的设想，“中国的全球角色大致有三种：一是努力推动多极化，使中国成为多极化世界中最有分量的成员之一；二是在一个日益由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国家组成的‘二元世界’里，通过与其他新兴大国的合作而建立更为公平公正的世界秩序；三是中美之间的有效协调。

　　为此，他提出了一个“十二字”策略：分散压力，边际改革，理性妥协。

　　他解释说，尽管许多国际规则或约束的矛头都直接指向中国，但其针对性总是涉及其他国家，“这自然为我们创造了建立国际统一战线的机会，使我们受到的压力得到分解。对于当前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我们的基本态度是接受和参与，而非拒斥或全盘改造。”

　　“有条件接受和参与对发达国家更有利的秩序，并不意味着不去改变，而是在边际上逐步地改进。换言之，在建立新的、更公正和更合理的国际秩序过程中，我们要有打‘持久战’的准备，和‘积小胜成大胜’的耐心。”张宇燕举例说，“比如IMF的投票权，赢得3个百分点的意义不在于数字，而在于打开了制度改进的大门，拥有了继续改革的突破口。”

　　“中国综合国力的迅速提升是事实，中国与发达国家力量对比仍然是“敌”强我弱同样是事实。”张宇燕认为，我们的立足点应该是中国的长远利益，为此，该让步时还得让步，“对于让步，有些人斥为投降，但明智的妥协在许多场合，是遵循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逻辑。有时候，在不损害自身核心利益的前提下，通过理性妥协而赢得和平发展的时间空间，和分散压力与边际改革一样，就是‘有所作为’。”

　　据张宇燕观察，金融危机后，尤其是看到应对危机中中国国力不降反升，西方开始重新认识和认真对待中国了，“我的基本看法是，虽然在建立互信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中美两国终会发现，‘门当户对’者，唯有对方。”

　　也就是说，未来十年，中美关系有可能在某个时刻达到一种更加紧密的动态平衡。“现在，至关重要的问题还在于国内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这让他想起了一句话，“要想维持现状，就必须有所改变。”

　　在这个意义上，张宇燕希望期盼国家强盛并努力为之工作的国人，认真理解十七届五中全会文件中的这句话，“能不能始终牢牢抓住机遇、积极用好机遇，推动科学发展，是对我们党执政能力的重大考验，也是对我们民族自强能力的重大考验，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成败，关系中华民族前途命运，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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