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放民间力量为经济发展提供持久支撑力
《瞭望》文章：释放中国活力
未来10年，中国要在改革、发展、稳定中寻求一个最好的制衡，在保持稳定的基础上，通过加大改革力度和加快改革进程，获得更好的发展结果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王仁贵
“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历程来看，未来10年确实面临难得的机遇，如何调整好经济发展的模式，抓住机遇实现更多的目标，这需要认真探讨。”全国两会召开前夕，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就中国未来10年战略机遇期的发展话题，接受了《瞭望》新闻周刊专访。
在持续了一个半小时的采访中，黄孟复认为，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已经使中国GDP的总量达到了世界第二。而且，从发展的态势来看，很可能会在比预想更短的时间内超过美国，“但经济总量并不是中国发展的唯一目标，中央提出科学发展，实际上是要求不仅在数量上要取得进一步的发展，而且要实现质量的提高。”
在他看来，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没有数量肯定不行，“但是量的盲目扩张和质的提高水平之慢，已经影响到后续发展。如何能够全面的、可持续的发展，注重效益和质量，这需要今后在抓住机遇期的时候考虑。”
在自身优势中寻找动力
《瞭望》：中央提出的20年战略机遇期已过半，未来10年中国的发展，主要的优势和动力是什么？
黄孟复：抓住机遇期，首先是要渡过“中等收入陷阱”。我国的人均GDP已经达到4000多美元，而世界上许多国家在人均3000美元～10000美元之间时，都停滞不前，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越来越弱，甚至至今仍然在“中等收入陷阱”中徘徊。中国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关口。不过，虽然影响发展的因素很多，但借助中国自身条件，要实现克服“中等收入陷阱”而真正实现未来发展的目标，中国有西方国家所不具备的优势。
其一，继续更好地发挥政治协商的制度优势。从很多国家的情况来看，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当生活水平提高以后，人民的要求会更高，这时就出现了政治动荡，民生的诉求超过了经济发展的诉求。当人们的诉求得不到满足，各种矛盾就暴露出来，影响社会经济发展。
但是，中国找到了一条民主政治发展的道路。在今后的这些年内，要继续发挥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优越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一种选举制度，这个在很多的国家都有。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这种制度，是中国特有的制度。
对于13亿人口的大国和有56个民族的多民族国家，这种政治制度明显有它的优势，实际上就是把选举和协商结合在一起。中国要迈过“中等收入陷阱”这一道坎，这个体制需要不断巩固。可以说，模式已经很好，但在执行方面还亟待进一步强化和加强，以更好地发挥作用。随着后面改革进程的加速，在这个框架之下，就能够保持一个稳定、和谐的政治局面。
其二，缩小经济阶梯之间的差距，释放经济发展的动力。中国人多量大，东部、中部、西部、南部、北部都存在着差异，发展相对不平衡，收入水平和经济发达程度在不同地区间存在着阶梯。这些差距和阶梯，可以转化为未来经济发展的动力。
如果地区之间都同质化了，就很难再发展了。沿着区域协调发展、共同发展、共同富裕的道路走下去，中国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在一些小国，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不知道怎么发展了，缺少经济进一步增长的空间。中国在经济总量上虽然居于世界第二，但还是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低，发展潜力仍然巨大。
经济总量的优势可以让我们集中力量办大事，可以集中全国13亿多人口的力量来办大事，但是我们又有不断发展的阶梯动力来保障发展的可持续。现在，值得注意的是，把阶梯作为未来的动力，就是要在缩小差距的过程中实现中国经济的新一轮增长，而不是把差距和阶梯变成矛盾而爆发。所以，未来10年，中国要在改革、发展、稳定中寻求一个最好的制衡，在保持稳定的基础上，通过加大改革力度和加快改革进程，获得更好的发展结果。
扩大发展话语权
《瞭望》：在全球政治经济变革大背景下，如何理解和把握战略机遇期带来的发展契机？
黄孟复：从国际角度来看，机遇优势非常明显。首先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现在，一谈到经济，就离不开中国；一谈到国际问题的解决，也离不开中国。这样的趋势在今后会越来越强。
与此同时，中国和平崛起的理念应该被更多人接受，中国决不会侵略别国的一寸土地。我们不像西方列强，过去西方国家强大起来就强占殖民地，一些甚至到现在都不肯放。一些国家面对中国的崛起说三道四，中国在四百年前崛起的时候有到处侵略吗？
作为一个大国，中国当然要考虑造航空母舰、要发展海军、要发展第四代战机，这是任何一个大国都要做的事情。其实，西方在几十年前已经做了。现在，中国还没动，“中国威胁论”就出来了。这些事情要做细致的解释工作，中国国力的强大和军事力量的强大，要向世界展示我们是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力量：中国不是挑衅者，中国的合法权益不主张通过武力来解决，但是必须拥有保卫自己权益的能力。
在索马里海域护航，中国海军就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中国的军舰不仅保护本国的商船，对其他国家的商船也都进行保护。而且，中国的部队参加世界维和部队作出了很多贡献，中国军事力量的强大是有利于世界和平与持续稳定的，现在也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中国的武力不是用来抢夺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而是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另外，中国经济进一步加速发展，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发展。中国正在努力缩小贸易顺差，但是经济结构和世界经济趋势的变化，不完全由中国决定，世界各国是相互配合、密切关联的，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实行种种限制，强求平衡，这是不可能的。从另一方面看，中国对东南亚贸易是赤字，对欧美是盈余。所以中国的发展，东盟国家都持赞成态度。在国际金融危机期间，中国的金融政策也对世界经济的稳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目前对中国有利的地方在于，世界经济复苏缓慢，而新兴国家的经济已经开始比较高速的发展，需要借助这一时期扩大自己在全球经济中的话语权。
破解资源内需难题
《瞭望》：结合国内国际形势分析，我们未来5～10年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什么？又如何应对？
黄孟复：在看到中国发展的有利条件的同时，也应当看到未来发展的制约。中国加入WTO后，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实现了高速发展，通过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利用相对廉价的劳动力优势，国家政策不断依据形势调整，获得了一个宽松的发展环境。这些对于过去是机遇，但对于未来可能成为新的困难。
现在，不仅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对中国进行围堵，包括一些发展中国家也会采取种种贸易保护来限制中国既有的发展模式。从自身来看，这种模式存在的问题会在未来10年被放大，这将直接影响到经济的发展。发展模式的改变应主要从以下方面着力。
一是出口量和质的关系将发生很大变化。将来进出口都会增加，相对来讲，进口量比出口量增加得更快。当中国经济规模的基数变大以后，世界的资源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会加大，可能会越来越多地依赖世界的大宗原材料。中国并不是世界上资源量最丰富的国家，许多资源的储量有限，却是世界上输出量最大的国家，中国能源、资源的对外依存度会进一步加大。
以后还想继续保持出口、进口增长，那么出口增长要依赖于进口。从这个角度上讲，中国应该减少资源性产品的出口，进口原材料应主要满足国内发展需求，而向世界供应的东西应该是中国的特色产品。未来的出口不能是简单加工，而是把原材料变成一种高附加值的东西。机电产品、高技术产品、品牌产品的出口是中国经济走向国际化必须要做到的。
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史上看，包括日本等都在国外掌握相当多的资源，而不是完全受制于人。现在，中国买什么，什么就涨价。中国也应该有相当一部分资源掌握在国家或企业手里。在国际化的战略里，中国应该获取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保障。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们没有抓住机遇。现在，既然国际化的程度越来越高，国际资源方面，中国应该有相对的控制能力，现在也有条件这么做。比如，在国际大宗原材料市场上争取发言权，创造经济发展的未来条件。
二是经济发展的主动力转向内需。尽管中国的进出口总额还要继续增长，但今后的发展决不能寄希望于现在每年20%以上的增长，继续走这样的路就会碰得“头破血流”。扩大内需是今后发展最大的潜力，而且也是正确的、不得已的、必须的、可持续发展的选择。从国家层面看，中国已经很强大了，GDP总量、财政收入等都接近强国的标准，但是从富民的角度来看，那就差距很大。所谓振兴中华，那就是民富国强。今后的发展目标取向，必须要继续做强国家，更大程度地富民。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扩大内需在经济中的作用面临很大的困难。内需分为两块，一块是投资，另一块是消费。从现在发展的趋势来看，比较担忧的是投资继续高速增长，而消费仍然不能起到经济发展主动力的作用。美国仅仅3亿多人口，但美国人的消费决定世界经济的走向。而中国13亿多人口，消费水平很低，甚至对国内经济的增长拉动都不能支撑。
现在，地方政府投资的愿望非常强烈，中央想刺激消费，但是手段不行。没有13亿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大的改善，就不可能有13亿人比较大的消费。“十二五”期间，我认为最低工资可能翻番，最低工资翻番以后，实际工资即便不翻番，也会每年增长百分之十几。
如果工资水平增长这么快，物价不涨是不可能的，政府如果硬用行政的手段不让它涨，最终付出的代价可能更惨重，后面可能就是恶性循环；要把通货膨胀的压力逐渐释放出来，物价上涨肯定会成为“十二五”的一个趋势。
另外，包括电、水、气等能源的价格，以前都是国家控制，居民用电部分企业实际上都是亏损的。从节能和减排的效果来看的话，价格是非常重要的因素，能源、资源价格上涨的大趋势老百姓应该承受，但要求控制在适度的范围内，而不是恶性的通货膨胀。
既要把通胀压力释放出来，又要考虑老百姓的承受能力，收入的增长就要远高于通货膨胀。这样，在通货膨胀之下，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才能不断改善。而不是通货膨胀以后，相当一部分人生活质量下降。应该是高于两倍以上，通货膨胀增长了4%，收入起码要增长10%，另外通货膨胀增长4%～5%，经济的发展也要一倍于通货膨胀，所以经济发展要保持在9%～10%的速度。
释放民间力量
《瞭望》：新36条的出台，为民营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更好的环境；未来的发展中，您认为应该如何调动民间力量，为经济发展提供持久支撑力？
黄孟复：所有制结构的调整是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一个最大变化。以前是国有经济一统天下，民营经济先是被限制，后来作为补充，现在已经作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这是中国所有制经济结构的变化。随着所有制的变化，经济的发展是越来越好，未来还要继续维持这种所有制的变化趋势，大力发展民营经济。
民营经济可称为老百姓的经济，政府负责收税和管理。除非是不得不办的企业和没人去办的企业，才交由政府去办。合理的费和法定的税，这是政府的目标，不管谁来办企业，政府按法收税，按规定来收费，为什么要政府办企业呢？我们要让创造性非常强的民间资本来活跃经济，政府要办的企业必须要限制在一个框框之内，这个框框不能太大，大了之后就会通过经济结构影响到经济发展。
在未来战略机遇期，应该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毫不动摇地发展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毫不动摇地发展民营经济。对国有经济应有正确的认识，不是说要把国有企业都拿掉，但国有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一定要有明确的发展目标。国有企业要跟国际上的一些大型企业、跨国公司竞争，如果老是跟民营企业来抢地盘就没意思，中国人办的企业和中国政府办的企业竞争，这从道理上也讲不通。同时，民营企业不愿意做，但是社会上又必须要做的事情，国有企业就应该啃骨头，而不是哪儿有油水就往哪儿奔。
《瞭望》：您提到的所有制结构的调整是保持趋势，那有没有具体的目标，达到什么样的状况？
黄孟复：依据全国工商联的分析，国有经济大概占了GDP的30%，外资经济是12%～13%，民营经济占到百分之五十多，民营经济的发展快于国有经济和外资经济的发展。在GDP中的变化，民营经济比重每年增加1%～1.5%。从比例看，外资和国企要下降，这是正确的方向，要把更多的空间留给中国的老百姓来发展，要相信13亿人的创造能力，要让中国老百姓自己来决定怎么办企业，办什么企业，政府只能从政策上引导。
前一段时间出现了所谓“国进民退”，在有些行业里，国有经济兼并民营经济，这种势头不能成为主流。主流还应该是发展民营经济，国有经济还是要从竞争性行业有序地退出。现在有些国企认为，竞争行业很好，为什么要退出？现在好并不等于几年以后还继续好。要留出更大的空间给民间，政府必须要管理的事情，千万不能留下破摊子。
现在政府机构越来越庞大，什么都管，什么都要参与。目前的情况，也确实是政府不管就没人管。但为什么不培育市场的中介机构呢？事情可以交给中介机构管理，政府对其进行监管。比如阜阳的大头娃娃奶粉事件，工商等很多部门去查，实际上成立一个奶粉协会不就行了吗？奶粉协会里大家都知根知底，谁做了违规的事，大家都明白，自身就能相互监督。三聚氰胺也一样，如果动用协会的力量先自查，奶制品企业之间相互监督，既能保证有效性，又具有长期性。让行业协会去查，那就容易得多。要让政府去查，肯定难得多。
政府管理的模式，应该更多依靠民间的力量，这也是政府机构改革的一个方向。现在，政府机构还在说人不够，要增加经费。政府就应该管它必须管的事情，那些不该管、管不了的事情交给中介机构去管。当然，中介机构的培育需要一个过程，如果中介机构不行，那就对其进行改造和规范，提高其管理水平，这样不用太长的时间，其就能真正发挥作用了。所有事情政府从头包到底，不把管理权限下放，那政府不就越来越大吗？□
《瞭望》文章：宏观调控的未来对策
未来十年，我国宏观调控政策，具体要做好三件事情：
其一，要把科学发展观贯穿于宏观管理和微观活动的所有方面。政府需要转变职能，要在尽可能管得少的情况下，提高管理效率，提高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一方面，经济发展既需要“看得见的手”也需要“看不见的手”；另一方面，“看得见的手”不能替代“看不见的手”，越位、错位、缺位都不行。运用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工具，实现经济稳定增长、物价基本稳定、实现有效就业、国际收支平衡的四大目标。
其二，要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建立既有利于经济稳定增长，又有利于防范风险的长效机制。比如，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就是因为美国的金融活动长期缺乏监管。中国应该吸取教训，加快金融创新和促进金融发展的同时，建立金融风险防范机制。
在通货膨胀方面，需要建立通货膨胀目标制管理。不能通胀高了，搞一个高的目标；低了，搞一个低的目标，还要有一个动态均衡的目标。可以借鉴欧洲经验，建立一个五年、3%的长期动态均衡目标。有这个目标后，央行操作货币政策就会有一个标杆，不会出现大的恶性通货膨胀，也不会出现严重的通货紧缩。
在地方融资平台方面，防止地方平台产生的债务风险，也需要建立一个机制。应该建立一个在获取公共投资信贷时，既有评估，也有约束，还应当有抵押。而且应该监测其在信贷履约期的活动。目前比较担心的是地方平台由于繁荣期，无度地扩张公共投资，然后一旦经济减速，还款到期，就可能出现严重违约率。
在价格方面，应对主要农产品的生产流通活动进行监测。包括供给数量变化，外商进入到种子领域等的生产活动，便于了解生产的信息，尽可能避免供求失衡。经验表明，有时供给增加了，但是由于中间商囤积，有效供给却是减少了。所以，与其在出了问题后去限价，不如在价格上升之前，通过对供给信息监测进行调整。
其三，要建立一个自动预报、自动修复的监测预警系统。包括微观和宏观的活动、热钱入境、资本“走出去”。比如，有时流动正常，有时流动非常规，就应当通过这样的预警系统把常规与非常规裁定出来。如果央行、外汇管理局、商务部、发改委、农业部、海关等部门都建立这种信息监测并形成信息联通，就能够自动管理，科学避险，将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而不是问题积累到严重程度才去采取严厉措施。□
(文/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陈东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