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运2011-2020：未来10年战略机遇分析
环球杂志2011年第5期封面
国运2011—2020
未来十年中国的战略机遇与挑战
采写：刘洪 陈昕晔 周彪 冯琦 乐艳娜 焦东雨 王宁 苏劲松 刘娟娟 易萱
陈济朋(驻新加坡记者) 张伟(驻布鲁塞尔记者) 蓝建中(驻东京记者) 谢荣(驻莫斯科记者) 王丰丰(驻华盛顿记者) 蒋旭峰(驻华盛顿记者)
2011-2020，对中国来说，是需要想象力的10年。
金融危机遗患仍存，国际格局嬗变加快，科技创新眼花缭乱，灾难动荡迅雷惊耳。中国，则进入“二十年战略机遇期”的第二个十年。
中国的国运，从没有像今天这样让亿万国人心潮澎湃。
回首过去十年，互联网革命勃兴、反恐战争惨烈非常、金融危机横扫世界，正是在这暗流涌动中，中国牢牢抓住了挑战中的战略机遇，其蓬勃发展让世界刮目相看，中国经济总量也跃居世界第二。
在这个新起点，展望未来十年，我们更清醒地看到，中国正面临着诸多“成长的烦恼”。从国外看，资源能源瓶颈迹象显现，大国责任论和中国威胁论此伏彼起；从国内看，贫富差距威胁社会稳定，科技创新尚先天不足、后继乏力……
在中国国运的上升期，我们更需要铭记历史。纵观过去200年，正是因错失多次战略机遇，中国一蹶不振，进入历史最灰暗的时期。往事不堪，国运多舛。未来十年的发展，其实也关乎我们每个中国人的福祉，关乎我们能否实现更富足、更和谐、更有尊严的生活。
中国的巨轮正驶过现代化进程的接续点，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在这承前启后的年份，《环球》杂志深入采访国内外知名专家，梳理出中国下一个十年的十大战略机遇。
我们深知，在这个快速变动的世界，机遇与挑战只有一线之隔，抓不住战略机遇，就会迎来更严峻挑战的洗礼，我们就可能陷入“中等收入的陷阱”。
风帆已高悬，号角正吹响。中国的国运，就在未来10年的奋斗中。
机遇一：和平发展世界大战很难打起来
在美国，除了2月14日“情人节”，每年8月14日纽约时报广场也会举办“接吻大赛”。这个日子，也是美国人所称的“对日胜利日”。
2010年的这一天，不少纽约市民和游客来到时报广场，聚拢在一座雕塑下面。这座雕塑高8米，名为“无条件投降”，既指日本于1945年8月15日无条件投降(消息传到美国，当地仍为14日)，也指女主角在胜利的喜悦中允许那名素不相识的水兵用胳臂揽住自己，像跳舞那样，长长一吻。而围拢在雕塑下面的人们，也常常模仿起这一著名的动作，“为和平噘起嘴唇”。
如今，距离二战结束已经过去了60多年。当人们涌向纽约时报广场，欣喜若狂地相互拥抱和亲吻的时候，是否也会想想，未来的若干年，世界大战还会打起来吗？
正是基于和平发展的国际大环境，中国在过去30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取得了突飞猛进的成就。展望未来十年的战略机遇期，和平发展依然是时代潮流。
“我相信世界大战很难打起来，并且国际社会仍将继续保持和平发展的大趋势。”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王逸舟对此判断很有信心。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曲星同样认为，“未来十年不会发生大国间的战争冲突”。
诚然，美国——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因素——对大国关系的走向影响很大，但不少专家分析，美国现有的实力已不足以支撑它目前在全球铺开的摊子，未来十年美国对中国在经济上的需求会持续增长，由此中美之间会形成一种“和则两利、斗则两败”的局面。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宫力认为，对战略机遇期的判断，要建立在正确评估周边环境的基础之上。
他举了一个例子，美国高调“重返亚洲”，是否要把中国当作现实的敌人进行殊死搏斗？
“我认为不可能，美国‘重返亚洲’的意图是要守住既有势力范围。”宫力说，至少美国在亚洲不是进攻态势，它还有两场战争没有结束，另外，大中东地区如巴以、伊核问题都没有解决，这些都会长久地拖住美国。
“尽管中国的崛起对西方国家尤其美国是很大的刺激，并且导致了它的敏感心理，但是美国现在也在逐渐接受中国崛起这一事实。而和一个敏感的美国打交道，中国须谨慎，不要刺激它。”宫力认为，“如果能把中美关系大局稳定下来，那就是我们的战略机遇期，十年完全没问题。”
虽然朝鲜半岛等地区依旧阴云密布，并且像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还会单方面使用武力，但是王逸舟分析，军事手段的优先性下降了，美国也发现使用武力的代价太大，而“巧实力”，包括经贸力量、国际体制的力量、国家形象、制度安排、向心力等因素，在国际事务中的力量正在上升。
中欧关系尽管相对复杂，但欧盟总体上需要与中国搞好关系，因为他们需要中国的资金、制造能力和市场。对于中俄关系和中欧关系，曲星认为，中俄间结构性的问题、领土划界问题都已经解决，两国战略合作正逐步深化，而且在国际格局中，俄罗斯也希望有一个平衡的外交。
机遇二：财富东移国际新格局利好中国
2009年9月25日，二十国集团(G20)匹兹堡峰会闭幕。世界各大媒体普遍注意到，此次峰会的一大亮点，就是领导人们宣布：今后G20将成为“国际经济合作的首要论坛”。美联社在当时的报道中就感慨说，G20现在已取代了由主要发达国家组成的八国集团(G8)，“这一历史性转变承认了中国、巴西和印度与日俱增的影响力”。
这其实正体现了世界财富东移后的国际格局变化。时任巴西总统的卢拉曾表示，G8的时代已经结束，应该由G20取而代之。他说，全球化的时代不能忽视新兴经济体的声音，“我们现在谈论G20，因为G8已没有任何理由存在。换句话说，在今天的全球化世界，新兴经济体必须有一席之地”。
时任美国总统的布什也表示，他当初之所以选择G20召开国际金融峰会，就是因为G20包含了中国、印度、巴西等主要新兴经济体，比G8更具有代表性和合法性。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就离不开新兴经济体的参与。
新兴经济体第一次走到了世界经济金融决策会议的前台。在这个格局变化中，由中国、印度、巴西和俄罗斯组成的“金砖四国”尤其抢眼。
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有句名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在后危机时代，最大的潮流，无疑就是世界财富的东移：新兴经济体整体性崛起。这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经济的发展态势，而且，这种崛起的态势在短时间内不可能中断。
中国的崛起则顺应了这一时代潮流。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陈凤英指出，在2001年之前，发展中国家由于人口在不断增长，所以人均GDP增长总是低于发达国家；但过去十年这种格局发生了变化，其中亚洲过去十年来人均GDP以5.3%的速度增长，2002年至2007年更达到6.3%。
从“金砖四国”到“金钻11国”，发展中国家经济以令人瞠目结舌的速度发展。而且，这种发展远未终止。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0年10月份的报告分析，到2015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GDP所占比重要将从33.6%升到41.9%。而到2020年，按市场汇率算二者的对比情况可能是50%对50%。
而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以购买力平价计算，2009年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财富比重已平起平坐，未来发达国家很有可能只占39%，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将达到61%。
“在2015年到2020年左右，这个世界将彻底改变。美、欧、亚板块在上翘，欧洲板块(欧盟)将越来越小，包括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北美地区则会保持现有的发展态势，而亚洲则会凸起。”陈凤英指出。
“有史以来，在世界格局上，经济利益的权重首次突破超过了政治利益”。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许正中指出。由此，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发生了重大变化，从G8到G8+5，再到G20，更重要的是G20在2010年得以“机制化”，这是国际政治多极化的一个重要进展。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曲星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力量对比会相对说来更加均衡。而这是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发展带来的积极结果，也是对中国非常有利的一个机遇。”
中国的发展，正是建立在这个大趋势上。许多国家也正是看到了这个趋势，不断深化与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合作，避免在未来国际财富重新分配中被边缘化。这从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争相进入中国市场就可见一斑。
世界经济版图的快速变化的同时也意味着，国际关系中新旧交替以非常复杂的方式在加快。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王逸舟指出：“这一新旧交替过程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冲突、矛盾；过去的发展是线性的，非此即彼的；而现在的发展越来越呈现出一种树状的特点，呈现多元化和丰富的特点”。
王逸舟强调，老牌的强国不会一下子衰落下去，很有可能重新焕发生机，而且有很多我们值得注意的亮点。但是，新兴国家的发展势头十分迅猛，特别是在经贸领域，在提高本国人民生活水平，提升GDP，提高国家实力方面的上升态势是一个亮点，也是国际关系的新气象。
机遇三：“后危机时代”发达世界自顾不暇
努里尔·鲁比尼无疑是近年来达沃斯经济论坛年会上最为闪亮的明星。这位有着“末日博士”之称的美国经济学家，向来以发表悲观论调而著称。2011年伊始，他就在第41届瑞士达沃斯论坛首日，就全球经济形势给出了自己的“论断书”。
他肯定了全球经济正在复苏，但把当前的经济形势比作是“只盛了一半水的水杯”，有水的一半代表经济增长相对强劲的新兴经济体，没水的另一半则代表着经济复苏相对乏力的发达经济体。
从这次年会的专家讨论看，复苏无疑是今年全球经济的关键词。虽暂无二次探底之虞，但威胁增长的风险仍在。鲁比尼就指出，虽然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最近有所缓解，但欧元区的根本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危机仍有可能扩散，届时将不是“大而不能倒”，而是“大到无力救”；如果美国严重的财政问题得不到纠正，那么会出现“火车失事”。
其实，经济只是困扰西方国家的问题之一。达沃斯论坛举行的前两日，在莫斯科多莫杰多沃机场发生了恐怖袭击，造成35人死亡，虽然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还是如约参加了论坛，但反恐却成为不能回避的话题。
2009年6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将一只“抢镜”苍蝇拍死，还自我调侃，“用蜂蜜能捕到苍蝇；如果蜂蜜不管用，那就大胆地用手掌迅速拍下去。”只是，经济危机、债务危机、失业、反恐……“后危机时代”的问题，就如同一只只苍蝇一样，恐怕并没有那容易被轻易拍死。
在今日欧洲，债务危机阴霾依然笼罩；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美国的反恐战争仍在艰难中继续；在中东和北非，突然间的政权更迭让欧美和以色列焦虑难安……在许多专家看来，在“后危机时代”，从政治到经济、军事的多重挑战，使得西方国家自顾不暇，这无疑为中国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战略机遇期。
现代国际关系研究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陈凤英对《环球》杂志说，国际上把2015年定位为“后危机时代”的终结，她则认为2020年可能还处于“后危机时代”，而这恰好和中国战略机遇期的第二个十年重叠。
“虽然世界经济危机已经结束，但衰退还要持续，目前来看，届时要想建立起共同的规则或准则，还比较困难。比如G20在10年后能否成为调整世界经济格局的一个有实效的组织，还不甚乐观。因此，对中国来说，这真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她说。
这一观点与日本东洋学园大学教授朱建荣不谋而合。朱教授认为，未来十年，世界主要国家由于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沉重打击，“若干年内很难抱团主导国际关系，也意味着很难形成对华包围圈。”在这一机遇里，只要中国把握好“发展是硬道理”的根本，谨慎处理好内外各种问题，整个局面对中国就会非常有利。
那么中国是否能抓住这一机遇呢？又该如何抓住这一机遇呢？
朱建荣认为，抓住这一机遇的可能性非常大，关键点在于“做好自己的事情，同时处理好各种对外关系”。具体来说，要在大局上坚持韬光养晦，即不打大旗，少说多做；重点稳住美国，化解周边的对华猜疑，使之不能凝聚合力；不得已与别国发生矛盾冲突时，尽量用现行国际关系通用的话语、概念来为自己辩护、说明；进一步推出在道义、形象上有感召力的新的对外口号；对外宣传报道及时跟上，不仅政府媒体要打出去，更要用好海外华人媒体和在各界活跃的精英，做到迅速、及时、内外结合，也要争取各国部分媒体和学者“为我所用”。
他进一步分析了抓住和抓不住机遇的两种结果。如果抓住抓好机遇，将会有以下诸多变化：拥有真正的大国地位，使全体国民为做中国人而自豪；促使国民素质大大提高；贫富差距、地区差距有根本上的改变，广大人民安居乐业；对内对外都有一套让人信服的“中国模式”理论哲学体系，让人从心里敬慕中国。但如果不主动坚决地抓住这一战略机遇，中国可能失去立于强国之林的最佳时机，也可能出现国内经济停滞，政治腐败，民众抱怨民族分裂的最坏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