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大国内市场傲视全球
机遇四：经济转型 庞大国内市场傲视全球
中国媒体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习惯，每逢法定节假日都要集中讨论一个热词——“假日经济”。国家统计局也会就此发布不断刷新的消费数据。
今年春节7天长假期间，有报道说，福建沙县仅凭小吃就净收了7个亿。去年春节，北京消费进账34.8亿元。中国巨大的消费市场，让正在复苏边缘挣扎的西方国家眼红。
“假日经济”1999年正式登场， 国务院将春节、劳动节、国庆节假期延长至一周，打开了百姓的钱包，抵御了亚洲金融风暴。8年间，政府共发行了1500亿元促进消费的债券，本轮金融危机期间更投入4万亿，以拉动投资和消费。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认为，全球经济的大萧条还将持续5到10年，西方主导的国际金融秩序很难从根本上改变，而中国巨大的需求市场，将成为帮助本国和世界经济走出低迷的关键。
转型：“弯道超车”的机遇
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再出发，有一个其他许多国家没有的战略机遇，那就是经济转型将打造出一个“橄榄型”的社会，激活一个庞大的内需市场。
13亿人的大市场，日本敬而畏之，欧洲望而兴叹，美国也很难比拟。正是依靠着这个大市场，中国成功渡过70年来最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还是要依靠这个法宝，中国将在下一个十年的战略机遇期更上层楼。
但从目前国富民穷的情况来看，要激活这个大市场，中国就必须加快经济转型，将目前出口和投资驱动型的社会改变为消费型的社会。用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教授许正中的话说，这种“弯道超车”，将助推中国经济跃上新的台阶。
“对‘追赶型’后发国家而言，转型期无疑意味着巨大的机遇，如果转型成功，往往能‘弯道超车’。”许正中教授在接受《环球》杂志采访时说，未来十年如果中国继续选择“跟随型”，那么还将处在产业链的低端，处于“微笑曲线”的底部。而要想走向高端的话，必须切换经济发展的动力。
动力从哪里来？许正中的答案，是“社会多元复合转型”，核心是“八化”。
“八化”即乡村的城市化、资源配置的市场化、社会的知识化、国家的开放化、资源利用的循环化、社会结构的扁平化、产业的原创化、文化的精进化。“八化”的根基是城市化和市场化。
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看来，转型还应该是综合的、联动的，包括社会改革、制度建设，以及社会保障、医疗、教育等领域的改革，只要是体制的创新，都会创造很多机遇，“从世界历史经验看，社会制度改革和建设需要很多钱，而国家经济高速发展、国家财政收入非常丰厚的时候，正是做这些功课的时候。”
比如，加强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加强保障房的建设，使广大民众消费无后顾之忧，从而释放出庞大的购买力，进而推动整体经济进一步发展。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进一步增强，中国强大的购买力也将给其他经济体带来福音，推动世界经济整体发展。
在这个转型过程中，最根本的是从注重量的增长往注重质的增长转变。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陈凤英对《环球》杂志说，奥巴马为什么要在今年的“国情咨文”中4次提及中国？为什么要把高铁、超级计算机、民营太阳能产业提上“国情咨文”？这正好从反面印证了中国经济及体制变化的非凡意义，也暗示了中国下一轮经济增长的动力是创新产业及民营高技术产业。转型也将给中国带来一系列具有强大国际竞争力的全新产业。
“橄榄型”社会 是转型成功的基础
经济转型是一个痛苦和艰难的过程，肯定会有一些阶层的利益受损。但要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成就中国的新盛世，就必须加快改革，构建一个以中产阶层为中坚力量的“橄榄型”社会。
从世界经济发展来看，中产阶层是消费主力，也是拉动内需的主力，尤其是在当前西方经济低迷、外部市场乏力的背景下。
根据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副研究员张茉楠的研究，从2000年开始我国的中产阶层已经开始形成，当时的规模占到15%左右。然而正是从这时起，我国的基尼系数也开始越过0.4的“警戒线”，并不断抬升。最近十年来，刚开始孕育的“橄榄型”社会又陷入了“两头大、中间小”的塌陷，同时也衍生出一些社会矛盾，阻碍了经济的转型和发展。
张茉楠认为，未来十年的经济转型，必须照顾到中低收入群体的利益，应该尽快调节收入分配差距、完善私有财产保护制度、遏制高房价、扩大中产阶层的上行通道。
陈凤英强调，世界都在讲“包容性增长”，那么中国也要实现“包容性增长”，所有社会都要共享增长的成果，而不是现在的“金字塔尖的2%”享受成果。
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阿米罗夫也指出，中国在个人消费水平方面相对发达国家的水平来说是很低的，未来的机遇在于经济结构改革，除了使经济发展上升到新的技术发展水平，转向拓展国内市场外，还要提高个人消费水平，发展健康、卫生等服务和公共事业。
机遇五：贸易多赢 各国互搭全球化顺风车
2010年11月，彭博社的一份调查显示，相比于发达国家，投资者更关注中国、巴西和印度等新兴市场，觉得这些市场存在机会，并且愿意为此承担更多风险。
这份对全球1030名投资者、分析师以及交易员进行的调查显示，对于哪个国家会提供最佳投资机会，超过三成受访者认为，中国在未来一年将提供最佳投资机会，而巴西和印度也得到三成左右的支持者，排名紧随中国之后。
分析称，中国之所以赢得如此高的支持数，主要得益于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而作为老牌的发达国家的美国这次却仅获得23%的支持率，排名跌出前三。其中部分受访者表示，不看好美国机会主要是因为对美联储购买6000亿美元公债的举动表示担忧。
对于哪个地区投资机会最差，有近四成受访者把票投给了欧盟，而日本也以30%的高票位列第二。
在过去10年，中国抓住了全球化大潮的战略机遇，取得了让世界惊艳的成就。但在未来10年的后危机时代，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加剧，全球化进程会否因此而逆转？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王逸舟指出：“未来10年经济全球化进程将持续下去。” 他具体分析说，从技术的进步，从信息的穿透力，从目前的发展看，全球化虽然有挫折，有新的周期，但还是盘旋向上的。
换言之，全球化依然是中国的战略机遇。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第一副所长卢贾宁指出，“中国的外贸额非常巨大，中国商品在国外的市场巨大，有美国市场、欧洲市场和第三世界市场。中国有效利用了经济全球化的国际产业链的分工合作机制。”
他指出，中国利用经济全球化优势发展自己的第一阶段现在已经结束，现在正处在利用经济全球化优势发展自己的第二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国需要在与外部世界的交往中转入新的质量变化的新阶段。现在中国正处在新的战略发展新阶段的初始阶段，需要实现经济发展的改革创新发展。”
在这个阶段，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将前移，已不再是廉价劳动力的提供者。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阿米罗夫指出，中国现在仍处在继续开拓市场阶段，不过现在是转向拓展更有技术含量的商品市场。比如从纺织品市场转向飞机市场，中国拥有大规模生产能力，但需要生产技术含量更高的商品。
尽管在一些发达国家，反全球化运动不断高涨，但全球化带来的经济红利，促使这些国家只能朝前，不能后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全球研究中心东亚区主任肖耿指出，美国等发达国家要摆脱目前的经济困境，需要“更加全球化”。
他说：“美国需要利用自己的高等教育、多元化文化、很强的研发力量、很强的知识产权保护、稳定的政治体制等软基础设施优势，来更加敞开国门，让更多的全球消费在地大物博的美国发生。美国可以让国外资本对于美国的投资更加放开，例如让别国的研发活动在美国发生。”
更深层次的全球化是中国的机遇，同时中国广阔的市场，也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发展的良机。按照中日公布的数据，2010年中国已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认为，这意味着“中国再仅仅强调国际环境提供的战略机遇期，已经远远不够了。”
他指出，随着国际地位的上升，中国自己也可以创造很多战略机遇，怎么把握因自己的崛起而创造的机遇，这一点现在更重要。“东南亚国家、非洲都在讲怎么搭中国经济发展的顺风车，这就是战略机遇”。
机遇六：货币博弈 人民币国际化利多于弊
有人2002年第一次去香港时，碰到了这样的尴尬事：在“千元纸钞恕不找赎”的告示下，小食店的老板拒绝了他刚兑换的港元大钞。同时，老板也对他拿出的人民币摆摆手。无奈之下，同行的朋友拿了10美元救了急。
随后一年，人民币不受待见的状况却迅速逆转。随着内地居民赴港澳“自由行”成行，以及人民币相对港币更加坚挺，香港人对人民币开始笑脸相迎。2004年，铜锣湾到处可见“欢迎使用人民币”的条幅。
如今，人民币在香港早已“全流通”。香港绝大多数商家都接受人民币付款，各地区也都有人民币的兑换店，“两替店”随处可见。而恒生银行去年更推出人民币“出粮”(支薪)业务。不少港企聘请内地专才来港工作，对以人民币支薪有一定需求。他们在香港工作生活，同意以人民币“出粮”。
环顾当今世界，中国以近三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傲视全球，但同时也带来了外储安全性的问题。
在未来十年，这个问题或许将是伪命题——随着人民币的逐步国际化，人民币有望成为国际主要储备货币之一，这不仅将极大降低中国外储的风险，同时，储备货币所内涵的“铸币税”也将给中国带来更大的经济回报，并提升中国在世界经济的影响力。
自金融危机爆发后，“人民币国际化”这一词汇屡屡见诸报端，原因在于美元本位受到了空前的质疑。美国不负责任的“量化宽松”政策，更加重了外界对美国转嫁金融危机的置疑。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第一副所长卢贾宁指出，最近两年的态势是，美元的供应量增加了，而这种增加是没有现实产品和资产作为保障的，因此，增加了发生新的全球和地区危机的风险，首先是发生金融危机的风险；同时，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元和欧元汇率都经历了剧烈波动，而人民币的币值相对稳定，这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新的机遇。
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呈现一大两小的格局，即美元独大，欧元和日元紧随其后。当前国际金融体系的一个重要缺陷就是在储备货币上缺乏美元的理想替代币种。曾有人认为欧元是替代币种之一，但是当前欧元区面临危机；也有人曾认为日元是一种替代币种，但日本经济也面临问题。
国际金融协会副总裁兼首席经济学家菲利普·萨特尔指出，中国在国际货币体系和金融体系改革过程中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中国逐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做法有助于国际金融体系建设。“伴随各国的兴衰，各国货币的国际影响也应处于相应的动态调整进程之中”。
尽管人民币目前还不是可自由兑换货币，但人民币的币值坚挺，使许多和中国有贸易的国家都愿意同中国使用本国货币进行贸易结算。在未来十年，俄罗斯与中国的贸易，将有望全面实现卢布和人民币结算；印度和中国，也将可以用卢比和人民币来结算。
人民币走向地区通用货币的发展趋势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使用人民币与本币的结算方式，可以部分避免东亚国家、中国和其他相关国家再次受到严重全球经济危机的冲击。
在未来20年，人民币将由地区货币，逐步过渡到世界主要储备货币之一。这将是一个稳步推进的长期过程。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陈凤英就指出：“未来十年，人民币要以周边化为主导，而不要以全球化为主导，因为汇率是把‘双刃剑’，如果完全放开或过早方面，则会有很大的风险。”日元走了数十年，没有走出来；欧元走了10年也不过如此，所以，人民要稳，能进则进，循序渐进。
卢贾宁也认为：“可以让人民币逐步先成为地区通用货币，进而在更长远的未来，可能在本世纪中叶，成为全球通用货币。当然，这是更加长远的发展趋势。”
机遇七：格局嬗变 中国国际话语权提升
2010年5月3日，原中国央行副行长朱民正式履新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特别顾问，这是中国人在IMF担任的最高职位。这一任命可谓“情理之中”。
4个月前的1月13日，在位于华盛顿白宫以西三个街区之外的IMF总部办公室，IMF总裁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特意对一家中国媒体表示，完全支持中国增加在IMF的份额和高级官员数量，“像中国这样一个巨大的经济体，在IMF的高层中没有一名中国人存在，这是不正常的。而整场份额的调整，故事的主角也都会在中国身上。”
从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到朱民，越来越多中国的金融专家跻身国际金融机构决策层，中国正在向世界贡献“中国智慧”。
当今世界是一个有规则的世界。“中国制造”在海外频遭反倾销和反补贴制裁，中国的海外投资迭受妖魔化指控，一个原因就在于当今世界的许多规则都是发达国家制定，维护的是它们的利益。
随着中国整体国力的提升，中国对世界重要性的日益凸显，中国国际规则话语权将不断提升，反过来将更好地保护和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
在过去的2010年，国际金融秩序改革迈出重要步骤。在IMF执行董事会通过份额改革方案中，中国的份额从3.72%升至6.39%，投票权从3.65%升至6.07%，仅次于美国和日本。而在世界银行，中国的投票权份额也从2.77%提高至4.42%，成为世行第三大股东国。
中国的专家也稳步走上世界主要机构的领导层。除了世行的首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和刚上任不久的朱民，还有WHO(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国际法院首位中国籍女法官薛捍勤、WTO(世界贸易组织)上诉机构首位中国籍大法官张月姣、联合国副秘书长沙祖康……越来越多的中国面孔亮相国际组织，正成为中国崛起背景下的一个新趋势。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曲星认为，从全球经济角度看，中国在IMF和世行的份额和发言权发生变化，意味着在这两个最重要的国际金融机构中，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发言权向更加平衡的方向演进，这个趋势在未来十年还会继续。
中国国际规则话语权的提升，归根结底是中国国力上升的结果，也是国际格局变化的客观反映。“如果把握不好机遇提升国际规则制定权的话，既然已经接受了别人制定的规则，就意味着已经输了。”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在接受《环球》杂志采访时反复强调，国家实力的对比，最终体现在国际规则的制定上。
在世界的许多舞台，中国已从“沉默的角色”转化为“积极的角色”。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陈凤英说，在10年前的达沃斯年会上，虽然中国因素已经有了，但中国人只是看客。而现在，达沃斯年会第一场就把中国摆在了最前面，几乎所有问题都围绕中国展开。“这都说明，中国赶上了非常好的机遇期。”
但伴随中国国际规则制定权提升的，并不一定都是鲜花和掌声，也不乏挑战和陷阱。一方面，西方国家不甘心失去对规则的主导权，对改革存抵制情绪；另一方面，在一些领域，西方国家利用既有规则的漏洞，损害新兴经济体的利益，某些举动甚至不乏陷阱之嫌。
张宇燕举例说，美国财长盖特纳去年10月在首尔G20峰会期间曾提出，各国要将经常账差额占GDP的比例控制在4%以内，其实就是在“单方面、强势地制定规则，主要就是针对中国”。
在2月19日闭幕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巴黎峰会上，法国提议在今年分别举办各种“汇率研讨会”，第一场就选址中国。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也对“一些国家维持其货币在估值偏低的水平”表示不满，并敦促他在G20的同僚一起“澄清和加强游戏的规则”。显然，他们的矛头所指，也包括中国。
但张宇燕也认为，今天的中国也可以尝试着去建立一些“中性的规则”——让大家利益均沾，而不是歧视性的。摆在中国面前的现实问题是：能不能利用好自身的实力，来左右规则的制定，表达本国乃至全人类的诉求，建立更公平、更合理的国际秩序，而不是仅仅满足少数发达国家的利益。
陈凤英则认为，目前来看，2020年要想建立起共同的规则(或准则)比较难，但对中国来说，变局就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
她还提出，中国要改变“大国小外交”的局面，要有“大战略、大外交”的思想，要以“中心国家”、“发展中国家中的大国”、“新兴国家中的代表”的身份自居，要“坐镇中南海，放眼全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