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名字和容颜
谢玉备自尽后,王兴荣从邻居家买来一口棺材,将他下葬。
这个失去了丈夫的女人,和4个儿女都成了“反革命遗属”,在家接受管制。她弟弟王兴华后来在文化馆搞文艺创作,被一次次的运动找上。如今85岁的老人回忆,每次填表,在需要交代历史问题的社会关系那栏里,他一直得写,“姐夫当过国民党连长”。
1958年之后,他跟姐姐家很少来往。而细心的谢树秋也发现,父亲生前为村里人家用正楷写的中堂对子“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建设祖国锦绣河山”,也悄悄被人家撕掉了。
“文革”中,人们敲着锣鼓和镲在集镇上游行。有人告诉他,那些东西是他父亲活着时亲自去买的。谢树秋说,那一次,他突然觉得特别想父亲。
但那时,父亲的面容在谢树秋的记忆里,已经有些模糊。父亲留在家里的照片和书,早已被母亲扔了。实际上,与父亲有关的一切,几乎都被清除。这甚至包括他父亲的名字。
由于当地话里将“备”字念做“bi”,谢玉备死后,名字从此被人写成谢玉璧。
家里没舍得扔的,是谢玉璧生前那身中山服和唯一的一支钢笔。但公社当时成立了突击队,不管家里有人没人,随时进行突击,打开门后,随便翻东西。谢树秋套着父亲遗留的那身洗得发白的中山服,眼睁睁看着钢笔被“突击”走,什么也不敢说。
谢老师去世的消息,陆续传到付集的学生那里。他下葬后,学生谢明义曾和刘泮廷、刘泮修一起,走了20多里路到老师的坟上烧纸,哭了一场。
朱守仁和朱德连当时都在上中学。几个月后,谢明义告诉了朱守仁这一消息,他一边往学校走一边哭。
孙光亮正担任青年团书记,由于行政干部的身份,不得不回避。
在他们的记忆里,谢老师自尽后,并没有引起多大震动。因为那前前后后被管制的人不少,自尽的也不只谢玉璧一个人。
1980年,开始甄别平反。29岁的谢树秋随即写了申诉书。但他和舅舅翻遍教育局的档案,没有找到谢玉璧的,只好放弃。6年后,中央再次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他们又把教育局和公安局的档案查了一遍,依旧没有结果。
后来,谢树秋想到父亲当年曾被法院判决,于是决定到法院查档案。王兴华的同学高群英时任太和县法院副院长,带着这两个可怜的“反革命遗属”,翻遍仅剩的几份“历史反革命”档案。直到最后,他们才看到一份“谢玉备”的档案,谢树秋发现这正是自己父亲的。
这一年9月1日,太和县法院下达判决书,认定谢玉备“虽代理连长3天,仍是副连长职务”,“当不构成反革命身份,属一般历史问题”。
谢树秋当时用蓝墨水钢笔抄下了这份判决书。这两张已经发黄起皱的纸,他至今保存了25年。从那上面,他看到了他父亲的一生。
而凭着这份判决书,他母亲每个月有了25元的遗属补助金,直至2007年去世,补助金涨到120多元。
王兴华回忆,高群英后来告诉他,为了给谢玉备平反,太和县还派人去中央军委查过档案。在太和县审案办公室,王兴华当时大致看了一下姐夫的原始档案,里面写着姐夫参加集体投诚和在解放军部队学习的情况。
“部队的结论也是表扬性质的。”王兴华说。
在1942年上小学五年级时,他曾和姐夫同班,并睡在同一个大通铺上。那时,谢玉备在班里年纪最大,个子却最矮。当王兴华等人报考师范学校时,谢玉备告诉他,自己要报考黄埔军校,毕业后抗日去。
不过,谢玉备还没毕业,抗日战争已经胜利结束。1946年,王兴华见到学成回乡探亲的姐夫,手里拿着“中正剑”,一副踌躇满志的样子。
回到军校后,谢玉备被分配进胡宗南的部队,后来代理了3天连长即被解放。
而这3天的经历,成为致命的“罪证”,不仅要了他的命,还让他背着“历史反革命”的罪名,被泥土掩埋了28年。
父亲被平反后,谢树秋从姐姐谢树英家里找到了父亲留下的最后一张照片。照片里,谢玉备留着平头,穿着白衬衫。谢树秋专门用相框把照片夹起来,挂在中堂。
这张照片,后来被母亲王兴荣悄悄毁掉了,谢树秋也说不清原因。谢玉备或者谢玉璧的形象,从此在现实中不复存在。
2月24日下午,太和县法院门口,中国青年报记者拦下该院档案室主任,申请查阅谢玉备的档案。主任称,这需要先办理查阅手续,经院领导签字后方可查阅。记者准备进法院办理相关手续时,遭到门卫阻拦,未能进入。门卫起初声称,“25年前的档案现在怎么可能有?!”后来又称院长没有来上班,“你办手续也没用”。
他在我们灵魂深处留下了痕迹
没了照片,也无法见到档案,但在谢玉璧那些年迈的学生眼里,这没什么,他们心中那个谢老师的形象,50多年来一直不曾模糊。
去年麦黄之前,朱守仁到河南郸城看望王长兴。王长兴问他,谢玉璧老师你还有印象吗?朱守仁回答,印象深刻得很!74岁的王长兴当时表示,他打算在清明节带着纸钱和贡品,到谢老师的坟上去看看。他怕再往后,渐渐就走不动了。
回到付集后,朱守仁也意识到,谢老师的学生差不多一半已经离世,在世的也大都年迈,不少人已经行动不便,见面将越来越难。
“烧了纸钱,纸灰很快就刮跑了,光拜祭还不够,立碑才能万古永远。立个碑吧,这才是个永远的事。”朱守仁说。得知他的想法后,太和的同学告诉他,“沾(当地方言“行”)”;河南的同学告诉他,“中”。
去年九月初二征得谢老师家人同意后,朱守仁在回家的路上,已经开始考虑该如何写悼词。这份最终写了两页纸、不到1000字的悼词,老人整整斟酌了半个月。
而200多字的碑文,他前后想了四五天,一遍一遍地打草稿和修改。然后,他拿给朱德连看。朱德连认为,其中的“深受当地学生爱戴”,应该改成“深受广大干群及学生的无比爱戴”。
朱守仁采纳了他的意见。朱守仁多次听付集的老人们讲,当年谢老师离开付集小学时,很多学生哭着扯着他的背包带不让走。看着孩子哭,有些家长也跟着哭。谢玉璧含泪说,“调令来了,我不走不行啊。”
拿着拟定的碑文和45人名单,朱守仁到碑店精心挑选了一块最大的石碑。但刻碑的人说刻不下。他只好把碑文删到110多字,然后声明:“不能再压缩了,再压缩就概括不了谢老师了!”
有人看了碑文后,建议加上“师生情”。最终在这座两米多高的墓碑上,又多了“师生情”3个字。
这份师生情,几十年来也的确深深地藏在学生的心里头。孙光亮已经行动不便,只能夹着拐杖在室内移动。他托人给朱守仁带去了800元,还有他为老师写的“品性刚正、敬业育人”8个字。
这8个字,他斟酌了两天,认为“没有任何夸张的成分”。
他记忆最深刻的,就是谢老师的刚正。在这位当年的学生干部眼里,谢老师不是个随波逐流的人,言语非常谨慎,很低调,但很有主见。当时运动多,讲空话的人也多,但谢老师不帮着空喊。
上体育课之前,不少老师都要例行讲一些时代背景的话,谢老师则不对孙光亮他们讲这些。“他说,锻炼身体就是锻炼身体。他不引用当时那些时髦和夸张的口号。”老人声音低沉地回忆道。
在孙光亮看来,在那个年代,谢老师能做到这样,已经很难得,也充分说明老师品性刚正。
那时候,孙光亮和同学们凡是穿汗衫,胸前都会有“先锋”两个字。这字也全都出自谢玉璧之手。家里做了新汗衫后,孙光亮找到谢老师,老师用他备课和改作业时用的毛笔,在纸上写下颜体小楷“先锋”两个字。孙光亮跑去街上的裁缝店,用红布比着剪出“先锋”两个字,缝在汗衫上。当时,学生常常不是统一做汗衫。谁有了新汗衫,谁就去找谢老师,他总是非常耐心地一个一个给写。
学生放学后,按要求老师要送他们回家。孙庄、梁庄、谢庄和杨庄这4处,离付集小学最远,谢玉璧就负责送这4个庄的学生。那时因为家庭困难,失学的学生多,谢老师在送学生之余,经常家访,最终挽回的学生也最多。
对这些能够回到课堂上的学生,谢玉璧也非常珍惜。他不仅备课认真,而且批改作业也一丝不苟。尤其是写得好的作文,他会很用心地写上自己的批语,然后贴到墙上。
作文都是由老师命题。孙光亮印象中,谢老师命的题,写政治的少,写农事和季节的多。他记得最清楚的一次,是谢玉璧让他们描写经常到乡里送信的邮递员,谢老师起的题目是“记一位绿色天使”。
那次,孙光亮因为写得好,作文上了墙报。谢老师批改得也非常认真。之前孙光亮一直记不住分号的用法,作文上墙后,谢玉璧先是鼓励了孙光亮,然后告诉他,作文里面有个地方不应该用句号,应该用分号。这个小学没毕业的老人至今对标点符号里的分号,印象极深。
在采访中,孙光亮特地用当时写“品行刚正、敬业育人”的毛笔,写下“师魂”两个字。他说这既能表达他此刻的心情,也能表达此生对老师的尊敬。
“因为谢老师不仅教文化知识,还教怎么做人。我们做他的学生,终身受益的不仅是文化课知识,还有品德教育。”老人说。那个封领扣始终扣着的谢玉璧,是他这一生的最后一位老师,在他的“灵魂深处留下了痕迹”。
这痕迹,也留在了张罗立碑的朱守仁的灵魂深处。1964年,乡里办农业中学,朱守仁班里一个新婚的学生跟媳妇闹别扭,躺在床上不到学校上课,家人怎么喊都不起来。后来,学生一听说朱守仁走了18里路来家访,立马起床跟老师赔不是。回到学校后,朱守仁没有批评学生,他不仅帮这名学生把落下的课补上,还以过来人的身份教他如何与媳妇相处。
“谢老师那时,不仅教我们文化知识,也经常从做人的品德方面教育我们。我也应该这么教学生。”他说。
从谢玉璧身上传承下来的精神,让朱守仁感动了自己的学生。年逾花甲的农民王修身,听说老师朱守仁要为他的老师谢玉璧立碑时,马上告诉朱老师,“我也要参加。”
除王修身之外,在立碑人名单里,还有3人不是谢玉璧的学生。这些老人找到朱守仁,只说了一句话,“算我一个,我很敬佩谢老师。”
在辈分最低年龄最小的王修身的名字被最后一个刻上石碑之后,这座由45名学生以及学生的学生,给谢玉璧老师立的墓碑正式刻成。
2010年11月10日,农历十月初五,这块永远不会有照片的碑,最终立成。碑的东北方向,杨树掩映着二郎小学,那里是谢玉璧教学的起点。碑的西南方向,杨树同样掩映着南谢庄,那里是他生命的起点,也是他生命的终点。
立碑仪式结束后,有几个同学提出,以后逢年过节要来坟上看看谢老师。朱守仁说,不用了,年纪都大了,心里没忘就行。
谢玉璧最生动的面目,碑上没有,历史里没有,只在这些白发老人的记忆和灵魂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