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福林：中国进入公共产品短缺时代
迟福林：中国进入公共产品短缺时代
在公共服务短缺时代，各级政府必须加快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原计划到2020年初步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但无论从拉动内需、扩大消费，还是从公平发展来看，都有必要提前几年
文｜中国全面小康研究中心 中国小康网记者 张旭
当前，社会各界对保障性住房、医疗、社保、教育等领域的基本公共服务高度关注，认为这些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现状和发展水平难以适应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长的趋势。
对于2011年“中国公共服务满意度”调查反映的这一基本事实，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认为，“中国开始进入公共产品短缺的时代。我们现在考虑问题、制定政策都必须以这样的时代背景为依据。”在接受《小康》专访时，迟福林还强调，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与保障不到位已经成为当下许多社会问题的重要原因，“解决社会问题需要在解决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上下工夫。”
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低、差距大不是财力问题
《小康》：我们的调查显示，“保障性住房”是目前人们关注度很高的基本公共服务项目，而且已成为与中低收入群体直接相关的重要社会问题。您认为改善保障性住房服务应从哪些方面入手？
迟福林：目前保障性住房实际供给与中低收入群体的需求还很不适应，需要进一步加大政策调整力度。我认为，保障性住房作为基本公共服务的覆盖面仍然太小。我在东北调研时发现，在一个规模不小的城市，能够享受廉租房的大概只有6000户。由于房价、租金、物价上涨，住房已成为中低收入群体的最大压力，很多人连租房都有困难。所以，各级政府最近几年已经明显加大保障性住房供给的力度。
其次是财政投入不足。从社会需求看，未来有更多的人需要保障房，应加快扩大住房保障服务的覆盖面。这对财政是个挑战，要求财政支出结构做大的调整，国有资本及其收益应该成为保障性住房供给的重要资金来源。
另外还要强化保障性住房的规范管理。这两年国家加大了保障性住房建设力度，中央给地方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有些地方出现了保障性住房分配走形变样等问题。有些地方以建设廉租房为名给公职人员盖房。类似问题进一步放大了社会不满情绪。我们应该严格规范管理，把有限的资源用在最需要的人身上。
《小康》：最低生活保障显然也存在覆盖面小的问题，基本公共服务的普遍低标准是否应归因于国家财力不足？
迟福林：由于低保标准太低，目前纳入低保覆盖范围的城乡人口比例还不足6%。当前全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平均标准每人每月约为250元，农村只有110多元。这样的保障水平连吃饭问题也难以解决，而且城乡之间差距明显过大。
基本公共服务的标准低、差距大，总体来说不是财政能力问题。比如，低保在财政性支出中所占比例很小，只要下决心，低保标准就能够提高。我认为，到“十二五”期末，低保覆盖率至少应达到10%。这是比较现实而可行的目标。
公立医院改革严重不到位
《小康》：目前来看，“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仍未得到切实缓解，您认为原因何在？
迟福林：“看病难、看病贵”难以解决，首先是公立医院以公益性回归为目标的改革严重不到位。现在医院追求利润、服务以营利为目的问题已经积重难返，推进改革很困难，但加快以公益性回归为目标的公立医院改革是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关键。加快这项改革，应把政府推动与社会监督相结合，在加大政府推进力度的同时，加强社会监督体制机制建设。其次，我们在医疗卫生方面的财政投入，虽然近两年增加明显，但与发展水平相当的其他国家相比还有明显差距，仍然需要进一步加大投入。第三，应在进一步完善监管制度和体制机制的前提下，适度放开医疗市场，引入竞争，促使医疗卫生服务和药品价格的显著下降。
总的来说，强化公立医院的公益性始终要放在首位，否则即便再增加对医疗卫生的投入可能也难以发挥作用。
学前教育投入不及印度、巴西
《小康》：从2010年底，发展学前教育再次成为热点话题。您认为发展学前教育应做好哪些工作？
迟福林：首先应把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可以从有条件的地方开始做，争取“十二五”末期在全国实现。
其次是加大对学前教育的投入。目前我国财政性学前教育支出占GDP的比例不及巴西、印度、墨西哥等发展中大国。“十二五”期间国家将进一步加大教育投资，学前教育状况应该会有明显改善。
最后，国家应在规定标准和加强监管的同时，鼓励更多的社会资本投入学前教育。在目前幼教资源短缺的情况下，这是很有必要的。现在很多学前教育机构以营利为目的，国家在这方面应完善公益补贴等相关政策并加强监督管理。
农民工概念应该成为历史
《小康》：关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您认为目前是否有条件进一步缩小城乡之间、农民工与市民之间在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差距？
迟福林：农民工概念应该在“十二五”期间成为历史。“80后”农民工占农民工总数的40%，他们中的大多数已经不可能再回到农村，融入城市是一个大趋势，加快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和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势在必行。
就国家财力而言，我们有条件做好这些工作。目前“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已经计划在未来三到五年内将有条件的农民工市民化。在公共服务短缺时代，各级政府必须加快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原计划到2020年初步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但无论从拉动内需、扩大消费，还是从公平发展来看，都有必要提前几年。我认为，到“十二五”期末，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大格局应该能够初步形成。
“文化休闲娱乐”
公众满意度排行榜
TOP10
1 北京
2 南京
3 广州
4 杭州
5 成都
6 上海
7 长沙
8 呼和浩特
9 重庆
10 沈阳
“义务教育”
公众满意度排行榜
TOP10
1 广州
2 北京
3 上海
4 杭州
5 呼和浩特
6 长沙
7 武汉
8 重庆
9 石家庄
10 南京
2010～2011中国公共服务小康指数：71.9
公共服务患不均
进入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虽然单位体制逐渐解体，很多地区人们的生产生活逐步社会化、社区化，但以身份为基础来划分确定所享有的权利、待遇及服务的体制还是基本没有变
文｜中国全面小康研究中心
2011年2月，《小康》杂志会同有关专家及机构，对我国“公共服务小康”进行了调查。经过对调查结果进行加权处理，并参照国家有关部门的监测数据和大量社会信息，得出中国公共服务小康指数为71.9分。
《小康》主要从行政管理、教育、社会保障、就业服务、医疗卫生、科技、市政建设及环保、文化娱乐、公共安全九个方面来衡量公共服务小康指数。随着政府公共服务意识的提高，“十二五”期间，中国公共服务小康指数将会明显提高。
目前，中国公共服务存在如下一些问题：
农村是基本公共服务的洼地
农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呼声最高
城乡之间公共服务的水平差距较大，是我国基本公共服务非均衡性或非均等性的主要表征。
建国后相当长一段时期，我国教育、医疗、卫生及社会保障实行城乡二元化体制，国家财政投入重城轻乡、重工轻农，国家公共服务体制实行城市优先发展战略，农村社会建设及公共服务的发展服务并服从于城市优先发展。这不仅造成城乡之间基本公共服务的资源占有、服务能力及供给水平存在较大的差距，也导致城乡居民民生权益及公共服务享有的权益严重失衡。
值得关注的是，由于城乡之间及地区之间经济的非均衡发展，城乡之间及地区之间公共服务的水平与质量差距仍在扩大，进一步拉大了城乡之间的收入水平及社会发展的差距。这些年中央一直关注的三农问题，其核心就是农村的公共服务极度欠缺甚至造成严重的农村民生问题。有专家认为，当前我国公共服务的重点和难点仍是农村，农民的民生问题及农村公共服务问题并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实质是权利及体制问题。
当前，党和政府立足城乡统筹，致力于消除城乡之间及不同地区之间人们公共服务的差距，基本公共服务逐步覆盖农村。但迄今为止，我国的公共服务体制的制度设计仍实行城乡二元化体制，按照城乡分离的思路，根据人们的身份和地域来设计，而不是城乡一体的体制。如现行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采取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分别的方式，城镇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农村则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虽然这是基于城乡现存的差距及国情，它也可以确保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但是，城乡居民享有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内容、范围和标准仍存在明显的差别。又如，虽然农村也有大量的失地、失业及失去生活来源的农民，但是，我国的失业救济制度仍限于城市居民，将农民排除在外。这样，农村仍旧成为基本公共服务的洼地和薄弱环节，农民成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呼声最高的群体。
不同地区公共服务水平差距拉大
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中国的公共服务水平都与中国的地形一样，呈一种明显的阶梯形状，可以看出，东部、中部及西部以及各省市之间的公共服务水平是不一致的，有的还有很大的落差。
从社会发展指标来看，相对于西部与东北地区，东部与中部地区的邮电通讯服务占全国总量的七成以上，普通高等学校数东部和中部地区占全国总量的66%，卫生机构数东部与中部地区占全国总量的55.8%。
虽然这些年，根据不同区域实施不同的振兴计划，如西部大开发战略，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中部崛起战略等，但这些战略的实施虽然在理论上有缩小差距的目标功能，但从客观效果上看，还没有收到明显的成效，地区差距不仅没有缩小，相反，有些地方还保持着扩大的势头。
性别不同，年龄不同，所享受到的公共服务也不同
不同群体之间享受的公共服务也不均衡，如男女性别的不均衡，不同年龄分段之间的不公平等等，这也会造成很多潜在的社会问题。
基本公共服务失衡在社会性别方面的影响，有一个突出的体现就在于出生、入学、就业以及各个方面的男女性别比的失衡。目前，我国的婴儿男女出生比达到了120：100以上，也就是说，即便在最初的出生环节，由于计划生育以及社会选择的原因，女性的生存权利就得到了一定的限制和损害；此外，女童的失学问题、女孩的就业难问题都体现出社会性别在国民待遇和社会权利上的失衡。
男女就业比例即便在文明程度比较高的北京、上海，女性就业比例也只在40%左右，远远低于男女性别的实际比例。对于就业女性的职业发展来说，女性虽然在理论上享有与男性同工同酬的权利，但实际上，高层职位的男性比例占绝大多数，越到高层，女性就成为凤毛麟角，性别失衡就越加显著。
另外，在我国的社会生活中，不同年龄阶段的人好像对自身的状况都有很多的不满和不安，这里也涉及一种公共服务欠缺和失衡的问题。体制内的老人用现在的眼光批评历史对自己的不公，体制外的年轻人则为着承受货币化的压力而愤愤不平，体制外的人们则为社会的分割状态对政府和社会不满。于是，也有很多人提出“代际公平”问题。
涉及一些公共领域，人们对公共资源的分配不公而多有微词，如由于义务教育资源不均衡，区域、城乡、同一个地方的不同学校之间教育水平差异较大，造成广受诟病的择校现象，损害了起点公平；由于住房保障体系不够完善，在大中城市中形成了大批“房奴”，年轻人面临着巨大的生活压力，发展空间被严重挤压，引起了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由于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基本医疗服务体系尚不完善，百姓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一直得不到有效缓解；由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完善，百姓尤其是贫困地区百姓的基本文化权益无法保障。这样，由于公共服务非均等化造成的各种弊端都已经显现，社会的秩序和安定受到严重挑战。
不同身份的国民享受的公共服务悬殊
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人被隶属于不同的单位，不同的等级，被定为不同的成分，而不同的单位、身份及等级所确定享受的待遇是完全不同的。即使进入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虽然单位体制逐渐解体，很多地区人们的生产生活逐步地社会化、社区化了，但这种以身份为基础来划分确定所享有的权利、待遇及服务的体制还是基本没有变。政府、事业单位、企业单位、无单位人员等不同身份和际遇的人，在其所享有的教育、就业、劳保、社会保障、退休养老等方面是完全不同的。同样作为国民、生产劳动者，同样作为人力资源和人才资源，由于不同的身份，其享受到的人力资源管理和服务内容是不一样的。
(感谢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研究室主任吕庆提供的支持)
权重 2005年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2010年 权重 2011年
科技 10 83.5 85.6 86.3 86.9 87.8 9 88.3
公共安全 10 77.8 80.1 80.9 81.8 83.2 9 84.1
文化娱乐 10 72.3 79.8 81.1 81.9 84.0 9 85.4
行政管理 12 61.5 64.0 65.0 65.4 66.8 10 67.5
市政建设及环保 13 60.0 66.8 68.5 69.0 70.6 11 71.6
社会保障 15 56.8 58.9 59.8 60.9 66.0 13 68.1
就业服务 - - - - - - 13 61.9
教育 15 52.3 53.6 54.5 55.1 64.8 13 67.8
医疗卫生 15 49.0 51.3 52.5 53.1 61.4 13 64.2
中国公共服务小康指数 100 62.8 65.4 66.6 67.2 71.5 100 71.9
注：从2011年度起，公共服务指标体系中增加就业服务项目，故公共服务总指数与前期不完全可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