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历造假的妻子
学历造假的妻子
2008年9月14日，6位教授向学校呈递了第三封举报信。
检举内容是揭发李连生协同妻子熊春杰，购买深圳大学毕业的假大学文凭，要求学校查处，并追究李连生的协同责任。
在2007年申报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材料里，熊春杰是排名第14的完成人，“深圳大学本科毕业”的时间为1995年7月。
“这明显与郁永章对熊春杰的过去记忆不符。这样越往下查，我们越会怀疑他的造假不是首次。这时，郁永章提出来，李的2005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就有问题。”杨绍侃说。
2009年1月6日，学校人事处给6名教授发来正式通知书，查实熊春杰的大学学历的确造假，已经给予警告处分。
“可她的档案又是谁改的呢？至今都是个谜！”“肖一新”尖锐地问道。
2008年10月，6位教授向教育部、国家科委致信，检举揭发李连生骗取2003年陕西省科技进步一等奖，骗取2005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2009年3月9日，六位教授在科学网上开博，主要由陈永江主笔。
“科学网上面的检举揭发，使弄虚作假者无言以对十分狼狈。从第一篇检举揭发文章发表，不到一个月，点击率达到几万，引得许多网民跟帖与评论！”他傲然说道。不了解陈永江的人无从感知，他的左眼视力几乎为零。科学网上每一篇博客，都是他在一旁念出拼音，由妻子一点点地敲打出。
同年4月26日，陈永江等人再次被校方约到南洋大酒店赴宴。
“一言以蔽之。如果我们撤博客，他们就撤掉李连生国家工程中心副主任的位置。我们说不行！坚决要将他赶出交大。撤了副主任，不准哪天还能升上正主任呢。”陈永江说，那天，他同样揣上了录音笔。其中一小段录音后也在《焦点访谈》上播出，字幕上标注“西安交大副校长卢天健”。
……2009年4月，陈永江等教授又实名举报李连生1998年出版的专著《涡旋压缩机》多处涉嫌抄袭。学校当即通过校学术委员会进行彻查。通过组织校内外同行专家三次核查取证，发现李连生在其专著《涡旋压缩机》第三章“涡旋压缩机的几何学”中采用了日本学者森下悦生论文《涡旋式压缩机的几何理论》的大量结果，存在严重抄袭：……
《关于六教授举报李连生存在学术不端问题的调查报告》是由副校长、学术委员会负责人卢天健签发。2011年2月23日下午，学校主楼17层一间办公室里，卢天健在三十多分钟采访中强调：“这件事对我伤害太大”，“网上与报纸纠住不放”，“给学校造成的伤害是不可估量的。”
对簿公堂的师生
2009年5月，李连生被免去流体机械及压缩机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副主任职务。
同年5月26日，李连生与束鹏程向西安碑林区人民法院起诉，将陈永江、郁永章、杨绍侃告上法庭。
7月21日第一次开庭时，李束二人没有出面。他们的律师声称，被告的3名教授自2008年1月起，在《新语丝》、中国科学网博客上不断实名发文，借批评“造假”为名，没有事实根据地污蔑原告“剽窃”、侵害他们的名誉权，丑化他们为“硕鼠盗贼”、“无所不偷”等，原告要求被告赔礼道歉，并分别赔偿15万、12万的精神抚慰金。
早在开庭前，六教授在李连生“2003年陕西省一等奖”的报奖书里，发现其开发成果及效益证明来自原西安泰德压缩机有限公司。
该公司在1998年由陕西省计委立项，公司股东分别为陕西省高科技产业开发投资公司、华山化工集团、三金科工贸有限责任公司，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1998年李连生向陕西省计经委保证‘涡旋式压缩机产业化’后，每年给陕西增加纯利润1100万元。从而促成陕西省为这家公司牵头投资4500万，其中，李连生以技术股被评估为投资10%。”陈永江说。
原西安泰德压缩机有限公司2001年正式起动，却在2005年向陕西省国资委申请资产重组，终以800多万转让给一家私企，现更名为西安泰德实业公司。
2009年5月5日，西安交大曾组织调查小组前往西安泰德实业公司。组员包括3位院士、冯全科等人。
当时，公司的常务副总和技术顾问向冯等人表示：由于企业资金链断裂，致使公司无力购买专用设备，加工产品有时出现性能不稳定，导致企业压缩机项目2005年终止。
“冯全科不同意就这样写成调察报告，认为草率了。但他又不懂商业，于是提出到工商局查税票来调查泰德公司以往真实的经济状况。有位院士当即反对，你有什么资格查账？”“肖一新”说。
“我怎么不能查？既然国家工程中心持公司股份，那就是老板。老板凭什么不能查自己公司的账？”陈永江理直气壮。
他们在陕西省工商局档案馆查到泰德压缩机公司2001年到2005年的年检报告：2001年营业额96万元，亏损148万元；2002年营业额258.81万元，亏损307.28万元；2003年营业额48万元，亏损384万元；2004年营业额99万元，亏损273万元；2005年营业额142万元，亏损528万元。
“李连生却在申报2003年陕西省科技一等奖的材料里谎报，从2001年到2003年，泰德公司因‘涡旋压缩机’获年利润是125万元-1470万元。我们将年检报告呈给法院，他们的律师当场傻眼了。”杨绍侃说。
2011年2月18日，原泰德压缩机有限公司理事、华山化工集团的原负责人付德俊在电话中拒绝采访，他表示现已退休，人在新加坡，不想介入此事。
据陈永江说，这是当年损失较大的投资方——出资1000万。他清楚地记得付德俊在那时的抱怨：“公司2001年6月正式投产，年年亏损。2004年元月开董事会，李连生、束鹏程都在场，当时下令停产。再不停产，我的家本不赔进去了？我得到的经验教训是不要把个人当成法人。西安交大是名牌，他们不见得就是。“
2010年3月22日，《焦点访谈》播出第二天，校方正式发出《西安交通大学关于李连生“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申报材料存在严重学术不端行为的函》，末尾是：由于李连生存在“严重学术不端行为”，我校于3月21日召开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委员会和党政联席会议，决定取消李连生教授职务，解除其教师聘用合同。建议教育部人事司取消李连生“长江学者”称号。
穷追不舍的举报者
离开交大后，李连生带走自己两名博士生去往合肥通用机械研究院，现任该院副总工程师与压缩机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
记者致电该院院办与人力资源部，对方都表示对此人不了解，无话可说，同时该院没有部门来负责对外解释有关他的问题。
据 “肖一新”透露，在2008年六教授举报他造假之初，他曾想正式调往天津商学院，那里有他的同学，“但商学院领导开会决定未能通过。”
在李连生申报2007年教育部科技一等奖的材料中，合肥通用机械研究院副院长贾晓枫是排名第5的完成人，他也是李连生的大学同学。收到记者的电邮后，他没有任何回复。记者曾致电他的办公室，未果。
该院一个不愿曝露姓名的职工说，压缩机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正在建设之中，李连生主管行政与业务较多，常与同事在实验室讨论一些项目怎么立项与是否值得立项，“觉得他在把握宏观方向、政策一类还可以。”
六教授认为李连生能在合肥通用担任副总工程师，与校方仍保留他的教师职称相关。陕西省人事厅办公室也表示，撤销教师职务不等同撤销其职称。教师资格证才代表教师职称。
“这就像驾照一样，他在西安不能开车，还能在合肥开车。”一位教授说。
他既而指向交大党委书记王建华曾在2009年两会期间的发言：“现在整个知识界的价值取向太功利化了，做学术做科学太功利化是有问题的，现在有些人突破了道德底线，情况比过去要多，在我们学校对这种事情处理得很严厉。比如说有研究生，他的论文有抄袭的情况，即使他毕业了，我们也要把他的学位证追回。……”，他反问道：“年青学子在人生观世界观未成熟时候，犯了抄袭、做弊都要‘追回学位证’，难道李连生的学术造假不比它要严重？”
陈永江杨绍侃纷纷提及，从举报之初到如今，他们六人只与党委书记有过一次会面——那是《焦点访谈》过后不久。
他们说：“他在会上向我们道歉，说他常把李连生训得痛哭流涕。但我们质问他种种问题，最终我们一致请他引咎辞职。”
采访中，陈永江还道出，六教授中有人曾被校内某领导“提示”：“你们只要抓住李连生2007年教育部科技一等奖和他的专著《涡旋压缩机》造假，就足以举报李连生了。不要再涉及他之前的两次大奖，这里面牵涉面太广，太复杂。”
但谁作“提示”？陈永江不愿详说。
2月20日，6位教授正式拟就《关于李连生1998年申报教授造假举报和要求其取消“教授职称”的请愿信》，打算呈交省人事厅。
当天晚上，李连生家的电话无人接听，他在西安的手机早已转至呼叫转移。而被他妻子炫耀的“全院最好的车”——一辆香槟色volvo却静候在楼底。
(实习记者张梦 吴鸣亦有贡献)
苏迈德 中国学术不端行为缘何层出不穷
中国的管理部门更喜欢那些既符合他们体制需要又符合科学需要的项目
本刊记者 李珊珊
科技部日前发布通告，正式撤销西安交通大学原教授李连生等2005年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的决定，收回奖励证书，追回奖金。这不仅在国内引起了一定的反响，还吸引了很多关注中国科技政策的外国观察者。在 2月23日《自然》杂志的在线报道中，特约记者贾鹤鹏提到：中国的这次撤奖值得赞扬，但据此欢呼这个国家应对学术不端行为已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还为时尚早。“李连生只是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这次事件只是个个案”，整个事件中有太多不可复制的因素。
美国俄勒冈大学政治学系的苏迈德(R. P. Suttmeier)教授是美国中国科技政策观察者中的代表性人物之一。早在80年代，他就著有《科研与革命——中国科技政策与社会革命》。之后，他继续研究中国的科技体制、科技政策和科技改革以及国际合作对中国科技发展的影响等问题，曾参与《中国科技改革十年回顾》等项目。作为一个独立的旁观者，他认为，中国目前的学术不端问题所暴露的是更大的科技管理方面的问题。
人物周刊：您如何看待牵扯入事件中的那位教授的学术不端行为？在中国，大部分民众倾向于认为对他的惩罚太轻了，而且认为应该追惩与这件事情有关的责任人和机构。
苏迈德：根据我个人的经验，虽然中国的学术不端行为个案确实需要彻底追查，问责相关的责任人，但我还是认为，我们很难把中国科技体制的问题完全归罪于某个特定的组织或个人。我认为，在这件事中，我们应该去问：中国现在的情况究竟是几个坏人在一个好的环境中做了坏事(学术不端行为)？还是这个环境需要改革以保证好人不会做坏事？
事实上，我个人认为，目前中国的科研管理方面的一些问题正是很多学术不端行为发生的诱因。
人物周刊：你认为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科学界学术不端的行为层出不穷？
苏迈德：西方也会有学术不端行为发生，但跟中国的情况不一样。随着近几年中国在科技方面的投入日益增加，科技管理方面存在的很多问题也纷纷浮出了水面。中国缺乏对科研资金管理部门的问责，也属于中国的科技管理方面问题的一部分。
人物周刊：作为一个外国观察者，你看到中国在科技管理方面存在哪些问题？
苏迈德：这些问题是多层面的。
首先，它存在于这个系统的顶部。作为一个外国的观察者，我觉得，在国家决策层面，中国还缺乏对不同科研群体的各种诉求进行排序的有效机制。这个国家最高层的领导者还几乎无法得到一线研究者的独立、无利害相关的意见。而且一些评估过程的不透明正在增加科研基金被滥用的可能性。
在具体项目的操作层面，中国的管理部门更喜欢那些既符合他们官僚体制需要又符合科学需要的项目。事实上，在实际操作中，两个目的往往很难同时达到。
人物周刊：在美国，你们也有一个国家科学奖章，而且我知道那个奖章的提名并非部门提名而是由学术团体等民间机构提名。
苏迈德：授奖的问题也应该从科技管理角度去考虑。美国的国家科学奖章授予时确实不需要部门提名，同事、同行甚至任何人都可以提名自己认为合适的候选人。但它的筛选程序相当正规，而且奖项(即使是政府主导的奖项)评选时并不会考虑候选项目的政治影响。
人物周刊：根据程序，美国的科学奖章由一个有12名科学家组成的评审委员会进行匿名评选。这个委员会中的每位成员都是由总统亲自任命的。这样评出来的科学奖章的国际声誉一直都不错，您认为，美国的那个奖项跟中国的国家科技奖有什么区别，有什么可供中国借鉴的地方？
苏迈德：你提到可以借鉴的地方，但我并不认为，评委们是美国科技奖评选的关键。与中国的科技类奖项相比，美国的科技类奖项最大的优势在于，每一个候选人在申请这类奖项之前已经经过了各种前期选拔——发表论文、获得博士学位、发表专著，以及得到教席……在这样的层层选拔之后，在被提名国家级的科技奖项之前，这位科学家的道德品质和学术水平早已得到了一个自发和自治的学术群体的检验与承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