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仍然至少握有涨工资的三张“王牌”
《瞭望》文章：工资会涨吗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仍然至少握有涨工资的三张“王牌”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杨琳
在“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中，“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独立成章，这在过去多年的五年计划、规划中，尚属首次。而对普通职工来讲，收入主要来自工资。在劳动报酬占GDP比重连年下滑的背景下，“涨工资”已经成为当前中国劳动者的最强呼声。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已不能如计划经济时代一样做工资计划、掌控工资上涨水平，但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运研究所所长李滨生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说，要想把职工工资提起来，还是有办法的，“主要看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愿不愿做。”
目前来看，政府手中至少握有涨工资的三张“王牌”。
第一张牌，最低工资标准。
2009年，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暂停提高各地最低工资标准。2010年，30个省份调整了最低工资标准，月最低工资标准平均增长幅度在24%左右。这其中包含了2009年未能上调的部分。进入2011年，又已有六个省市再次上调最低工资，多地承诺继续提高标准。
全国政协委员、湖南省政协副主席龚建明说：“中国很多企业长期以最低工资标准为工人工资的基准，这是不对的。但面对这种现状，政府只要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也就意味着迫使企业给工人涨工资，这是有强制性的。”
“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提出，“最低工资标准年均增长13%以上。绝大多数地区最低工资标准达到当地城镇从业人员平均工资的40%以上。”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司长李守信表示，“十一五”期间，我国最低工资标准年均提高10%。13%的年均增速要求，显然是加大了力度。
按照国际上通用的“社会平均工资法”计算，月最低工资一般是月平均工资的40%～60%，而我们现在许多省份的标准才达到20%左右。广州市刚刚将最低工资标准调整至1300元，为目前全国最高水平，然而当地的这一比例也才达到27%左右。
“在短期内达到国际上40%～60%的标准，对中国当前的具体情况而言比较困难，”李滨生说，“十二五”规划提出的40%，是经过深思熟虑、科学考虑到转型需要和发展阶段等多重因素之后的要求，“这并不是一个很高的要求，各地应该严格地执行。”
第二张牌，立法推进工资集体协商。
3月8日，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新闻中心举行的记者会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表示，要建立正常的职工工资增长机制，最核心最重要的就是建立集体协商制度。
“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要求：“企业劳动合同签订率达到90%，集体合同签订率达到80%。”这与中华全国总工会提出的“用3年时间实现已建工会组织的企业80%以上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是一致的。能不能达标，能不能实现真协商、真谈判，政府的立法支持不可或缺。地方实践证明，政府在其中的作用非常有效。
全国政协委员、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河北省总工会主席马兰翠告诉本刊记者，2007年，河北省人大通过了《企业职工工资集体协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这使河北成为全国首个为工资集体协商立法的省份。“立法推动工资集体协商的效果非常明显！”马兰翠说，条例出台前，河北纳入工资统计范围的企业职工工资在全国排名第21位，比较靠后，2009年，这个位次提高到了第16位。
马兰翠说，通过工资协商立法，河北的职工群体性上访事件逐年减少，职工对工会的信任度也在逐渐提升。
观察人士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本身已经包含了提高职工工资收入的要求，地方政府能否抛开GDP崇拜，抛开对招商引资的依赖，割断裹挟其中的私利，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推动工资协商的意愿和态度。
第三张牌，强化劳动监察执法。
2008年以来，中国劳动关系领域的立法速度明显加快。2010年社会保险法的出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劳动保障方面的法律体系已经比较完备，加强劳动保障监察执法，用足现有的劳动法律资源以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就显得更为迫切了，”李滨生说。
提起劳动保障监察执法，相关方面多有抱怨，认为这是一个“弱势”的执法部门。如果能够将劳动监察执法做实、做强，那么工资低于最低工资标准、拖欠工资、超时加班、劳动定额由企业单方面决定等问题，就会得到惩治，在劳动者权益保护领域形成执法必严的法律氛围，才会减少违法行为的发生。
“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要求：“加大劳动保障监察执法力度，切实维护劳动者权益。”这表明，劳动执法问题已被高层高度重视。落实这一要求，需要投入更多人力物力财力和政策资源，强化各地劳动保障监察机构、队伍建设。
“现在，提高职工工资的政治基础、经济基础、舆论基础都已具备，各地党政机关也都感受到了‘涨工资’的压力和动力。”李滨生说，“未来五年，职工工资水平肯定会上涨，但会达到一个什么程度、能否与民众的预期相符，还有待观察。”□
《瞭望》文章：种粮能养家吗
国家不会允许粮价大幅上升，改善农民生活水平应在增收、减支两个方面着力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张辉
在“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中，紧接着作为总纲性质的第一篇的是“三农”专篇。在大步迈向现代化、城市化的今天，“三农”问题仍然是国家的头等大事。
其间，粮食问题尤为重要，它不仅是广大农民生计所系，粮食安全还是国家时刻紧绷着的一根弦。
今年以来，农民收入增长以“突出亮点”的高姿态，被有关部门多次提及。2010年，扣除价格因素以后，农民的人均纯收入增长了10.9%，达到5919元，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增速为7.8%。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俊的研究，这是13年来农民收入增速首次超过城镇居民。
在此之前，自改革开放以来，1978至1982年和1994～1997年这两个时期，农民收入增速亦超过城镇居民。期间粮价大幅上涨，直接助推了农民收入增长。比如，1994年，粮价提高50%，1996年，粮价提高近48%。
2010年却非此因。韩俊认为，和前两次赶超相比，去年的赶超，“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工资性收入的增长保持了非常快的速度，一些局部地区农民工的工资可能上涨幅度更大。”
据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尹成杰日前在公开场合所述，2010年农民月工资收入达到了1690元，比2005年的875元增长了近一倍。就粮价而言，相关统计表明，2010年年末国内粮食加权平均价为2175元/吨，比2009年同期上涨265元/吨，涨幅达15%左右。
在农民收入中比重占40%的农业收入，还是很难让农民满意。全国政协委员、农业部市场与经济信息司司长钱克明指出，2007～2009年，粮食亩均成本利润分别为38.5%、33.1%、32%，呈下降趋势。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从安徽省皖北地区农村了解到，除去成本，一亩小麦的利润就大概三四百元，这还不包括劳动力成本。
近年来，由于农药、农用柴油等农资价格上涨和人工成本上升，粮食生产成本不断上升。受此影响，粮食主产区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农业劳动力呈现结构性紧缺，部分地区粮食生产出现“兼业化”、“副业化”、土地流转“非粮化”倾向。
资源与环境亦成为制约农民增收的重要因素。钱克明委员在《加快构建粮食生产稳定发展长效机制切实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提案中指出，当前，耕地、水资源约束日益突出。据了解，2009年我国人均水资源量1785立方米，比2003年减少390多立方米，每年农业生产缺水300亿立方米左右。而且，我国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使部分地区水资源短缺状况进一步加剧。
频发的自然灾害亦呈加重趋势。钱克明透露，近年来，随着全球气候变暖，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明显增加，各种自然灾害呈多发重发态势，每年因气象灾害损失粮食高达1000亿斤左右。在他看来，2010年西南地区持续干旱，和今年河北、河南、山东等冬小麦主产区旱情持续发展，再次警示中国农业还未从根本上摆脱靠天吃饭的局面。
在上述因素共同叠加之下，农民种粮积极性降低。始于去年冬季的北方旱情，田间地头水利设施配套不足，是导致抗旱工作开展困难的主要原因。本刊记者在调研中发现，由于种粮效益过低，不少农民宁愿农作物受旱，也不愿积极参与抗旱。
政府强农惠农政策的效益也因此而衰减。全国政协常委厉以宁认为，这进一步制约着农民收入的进一步增长。
不仅如此，农民增收的同时，支出也在增长。全国人大代表、荆门市委书记王玲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一方面，城镇化在推进，农民，尤其是居住在城镇周边的农民开始过着一种‘准城镇化’的生活，另一方面，城镇居民享有的社保、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还没完全惠及到农村。”
当前农村物价水平也有超城市之势。根据国家统计局3月11日发布的国民经济数据，今年2月，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4.8%，农村则上涨了5.5%。
王玲指出，长期以来，中国农民为了国家的发展作出了大量贡献，“十二五”时期，应促进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城市反哺农村，“如果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收入提不上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将无从谈起。”
作为农民增收措施之一，尹成杰认为，应适当提高农产品价格。
然而，由于粮价具有“一价带动多价”的特质，其价格的提高，往往牵动市场有关物价上涨的敏感神经。日前，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更加注重稳定物价总水平，防止经济出现大的波动。”
因此，多位受访专家分析认为，国家不会允许粮价大幅上升。据此，提高农民实际收入，改善农民生活水平，应在增收、减支两个方面着力。就前者而言，政府应进一步增加种粮补贴，把支持粮食生产的政策措施向主产区倾斜，建立主产区利益补偿制度，加大对产粮大县财政奖励和粮食产业建设项目扶持力度。与此同时，减少粮食销售的中间环节，使农民更大程度地享受到粮价上涨的好处。
就减支而言，首要的是，要尽快构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降低农民的“后顾之忧”。政府还应更有效地平抑农资价格，加强农资经营监管力度，防止农资经营价格过快上涨，并加大农村水利、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此外，国家扶贫标准也应有所提高。□
《瞭望》文章：住房枷锁会解开吗
在政府大力建设保障性住房，同时强力调控房地产市场的情况下，老百姓望房兴叹的局面有望改观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唐敏关桂峰
三组数据下的乐观预期
讨论未来五年普通民众的住房问题，离不开以下三组数据：
一是，“十二五”期间，国家部署建设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3600万套，其中，今年1000万套，明年1000万套，后三年一共1600万套，保障性住房的覆盖率达到20%。
二是，近期国家统计局的一个抽样调查资料显示，中国城市居民89%拥有住房，其中约12%是祖传的，是原来的私有住房；有40%多一点是通过房改房获得的；其他不到40%是居民通过市场购买的商品住房。
三是，按照我国城市化进程，以每年增长一个百分点计，每年将新增1000万城镇居民，以目前城镇人均住房面积26.65平方米计算，这意味着未来五年至少需要新增13亿平方米的住房供给。
具体分析这三组数据，在需求方面，从目前城市居民中仅有11%没有住房来看，今后住房消费的主力将是改善型购房；另一部分的需求将主要来自城市化进程中新增的城市人口。
在供给方面，5年3600万套的保障性安居工程，即使以每套30到40平方米计算，已经接近和超过了上述提及的13亿平方米的最低需求量，按照规划来看，供给应该是有保障的。
从居住情况来看，以今年1000万套的保障房为例，经济适用住房和两限房计划近200万套，400万套左右是各类棚户区改造，160多万套廉租住房，公共租赁住房近220万套。这意味着相当比例的新增城市人口可以通过租房来解决住房问题，而不是非走“房奴”这一独木桥不可。
“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对此作了明确的安排，提出对于城镇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要提供廉租房，实行廉租房制度。对城镇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要提供公共租赁住房保障。对于中高收入家庭，将实行租赁和购买相结合的商品房制度。
资金土地面临考验
“十二五”的住房规划蓝图能否真正“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还需要资金以及土地的落实。
对土地，国土资源部承诺，今年1000万套保障房用地一定能做到应保尽保。今年具体的保障房的土地供应计划，将在本月内编制完成。
对资金，住建部副部长齐骥表示，今年1000万套保障性安居工程，年度投资需要1.3万亿左右。其中，经济适用住房和两限房的建设资金，主要由社会机构通过市场运作方式来解决。同时，市县人民政府要无偿地划拨土地。
总的来说，齐骥表示，完成今年1000万套的任务，有8000多亿元是通过社会机构的投入和保障对象以及所在的企业筹集来的。剩余的5000多亿元资金，将由中央政府和省级人民政府以及市县政府通过各种渠道来筹集。
加大保障性住房用地供应，地方的土地收入将大大缩水，在此基础上，保障资金供应将面临地方政府的强烈博弈。
另一方面，地方政府面临着调控房价的重任，这其中土地是平抑房价的重要力量，房价降意味着土地收入也必须相应降低。
从地方的实践来看，不少省份已经在想方设法加大对保障性住房的资金投入。比如云南，作为财力十分匮乏的省份之一，云南省要求各州市县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对廉租住房项目予以重点倾斜，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要全部用于廉租房建设；土地出让净收益用于廉租房保障的资金比例不得低于10%；各地房地产开发税收中要拿出不低于10%的资金支持廉租房建设。
改革创新需提上日程
经历了一路狂奔的中国房地产市场，在厘清了商品房和保障性住房、市场和政府的各自责任之后，需要反思在新的形势下，如何积极应对调控，谋求自身发展，满足老百姓的住房需求。这其中，被速度掩盖的改革创新需要提上议事日程。
首先，5年3600万套的保障性住房，土地供应能否真正跟得上、应保尽保？对于日趋紧张的城镇建设用地指标，地方政府自然是倍加珍惜，对本来意愿就不强烈的保障性住房土地供应更容易打折扣。在此背景下，可以考虑让农村的集体土地参与进来，允许农民入股，在集体土地上建设公租房，作为出租房源，来解决一些城郊接合部或者中低收入群体的租房问题。
其次，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之后，企业不再被允许建房分配给职工。针对一些地方的实际，比如许多工矿企业职工面临收入很低的困难，可以采取“政企共建”的形式建设廉租房。一些省份已有此类举措，由政府给予政策支持和资金补助，企业利用自有划拨地进行保障性住房建设管理。但如果推而广之的话，需要相应法律法规的跟进。
再有，针对保障性住房的资金短缺，可通过贴息或者专项贷款等方式，降低融资成本，吸引更多的社会资金参与到保障性住房建设中。□
《瞭望》文章：孩子们会快乐成长吗
“社会的高竞争现在已经落到孩子身上，孩子的生活严重缺乏乐趣”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张冉燃
本应给儿童带来快乐的教育，已成为一些儿童的噩梦。
“我们没有周末，全市几乎所有的孩子周末都在上各种补习班，没有童年和童趣，成为各个靠办补习班赚学生钱的人的目标。孩子们的创造性都被扼杀了，如何去建设创新型国家？”北京市中关村小学一名学生在写给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技大学原党委书记郭传杰的信中说。
3月7日，在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列席的全国政协教育界别联组会议上，郭传杰宣读此信，引起社会关注。
全国政协委员、知名儿童文学作家汤素兰告诉《瞭望》新闻周刊：“社会的高竞争现在已经落到孩子身上，孩子的生活严重缺乏乐趣。”
针对时弊，“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里提出，要遵循“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
一些观察人士还指出，更重要的是端正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家长的期盼、学校的考核、甚或“国家的事业”，还是孩子们自己当下和未来的人生？
“被逼着不快乐”
在汤素兰的记忆里，她的童年没有太多玩具，但有一群玩伴，“物质生活远远没有现在丰富，但大家非常快乐。现在则是学前教育小学化，儿童太没有游戏了。”
汤素兰说，如今成人对待孩子，就像对待饲养场的鸡一样。她说，饲养场的鸡，我们要把它们填得饱饱的，让它们长得肥，下蛋多。鸡不吃食，就给它们吃助消化的药，让它们吃得多。吃多了，身强力壮，鸡鸭就会活跃。太活跃了，又怕掉膘，就给它们吃安眠药，让它们吃过了就安安静静睡觉，长更多的肉。为了提前下蛋，就吃激素，为了一次下蛋数只，就吃催排卵的药这样下来，一只小鸡从出壳到长大、下蛋，周期越来越短，有的小鸡只需二十来天，就能变成肉鸡上餐桌。
许多孩子的情况是，从幼儿园起就可以参加公共英语等级考试，原来要大学毕业才通过四级英语考试的，现在小学就可以了。“我们相信在孩子身上一切皆有可能，如果有一天爆出料来，说哪个孩子一生下来就英语过了四六级，也不会让我们瞠目结舌，因为一定是妈妈胎教有方。”汤素兰说。
如今中国城镇的孩子多为独生子女，承受的压力更甚以往。有钱人家往往怕孩子被坏人绑架了，不许他们和陌生人说话，回家马上关进笼子里。没有钱的人家，大都也不敢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再穷不能穷孩子，变本加厉地给孩子买复习资料，参加多种培优班，剥夺孩子的玩乐时间。
孩子们激烈的竞争往往就发生在“90分和100分”之间，一个题目即便会做了还要练习十遍二十遍。近年中考和高考分数节节走高，许多学生一个个像计算机一样准确，把知识点背得滚瓜烂熟。
在汤素兰看来，苦的不仅仅是应试教育下的孩子，现在反而是那些接受“素质教育”、被授以各方面能力的孩子更累，“家长一方面想要给孩子素质教育，另一方面应试教育还不敢丢下。家长生怕孩子输了，孩子也就被逼着不快乐了。”
汤素兰认为，这需要社会达成共识。“如果我带孩子去动物园了，孩子很开心，但别人家的孩子在家里做1+1=2，虽然我的孩子很有想象力，他甚至知道蛐蛐是怎么唱歌的，但他不会做1+1=2，那大家就会认为他不是优秀的。”
“成人并不比儿童高明”
汤素兰说：“孩子不是成人的预备，更不是缩小的成人，孩子是独立的存在，有自己身心发展的规律。成人并不比儿童高明。”
人格的完善，心灵的自由，对生活的热爱，以及创造力，孩子被公认往往比成人更优秀。但在中国，有一个见怪不怪的现象，受的教育越多，创造力反而越低。
汤素兰认为，当前社会对人才的衡量标准过于单一，社会的价值体系也很单一，就是有权、有钱。“我看国外的一些影视剧，人家哪怕是个餐馆端盘子的，也很有成就感。我们的教育则是，如果你现在不好好学习，那你将来就只能端盘子、扫大街。”
她表示，这既与中国“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等传统价值观念有关，也与社会转型的价值观念变迁有关。总体而言，社会不肯承认，每一份工作都是平等的。“我记得以前说起雷锋叔叔做的都是很普通的事，但我们不是也觉得他很伟大吗，包括那个时候的一些劳动模范等，社会也号召向他们学习。但是现在，恐怕很多人都会觉得掏大粪这个工作并不体面。”
她说，现在的家长期望值都很高，恨不得自己的孩子都是栋梁之才，不能接受孩子只有一技之长，去做一份普通的工作，“说到底，这还不是公民社会，不能做到不管从事什么工作，在社会上都是平等的。”
汤素兰觉得，当所有人都在老有所养等社会保障等各方面比较健全的时候，当家长不指望孩子的回报，觉得只要孩子自己很快乐就很好的时候，孩子才会不那么沉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