训练

压腿

　　举国体制的缩影

　　中小学基层运动队、业余体校—重点业余体校—体工队层层衔接的训练网，构成了体育“举国体制”的人才链，强调“思想一盘棋，组织一条龙，训练一贯制”。业余体校是这条冠军生产线的起点。

　　1972年，7岁半的彭友平被丁霞鹏选到仙桃市业余体校体操班，按照国家规定的“运动灶”伙食补助标准，他一个月可以拿到6块钱和6斤粮票。15岁时他代表湖北省参加全国比赛，拿到了跳马亚军，回来后，学校将他的生活补助从6块钱调到了9块。16岁时他代表家乡出战，再获佳绩，生活补助从9块涨到了15块，这是当时地方给予运动员生活补助的上限。彭友平说，当时父亲月工资也仅有21元，自己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却拿到了15元。

　　除了生活补助，那时候彭友平还从运动队里得到全面的生活保障，“春夏秋冬四季，每一个季节都发新衣，从外套到内衣，甚至到袜子，全都是发的”。17岁时，彭友平被保送到荆州市体育运动中专读书，学费和生活费都由国家负担，毕业后他回到仙桃业余体校当教练。

　　李大双、李小双在仙桃的成长经历几乎是他的翻版。兄弟俩的父亲是码头工人，母亲是家庭主妇，爷爷在县招待所食堂做饭，家庭生活拮据。“如果不是国家负担，他们家恐怕都很难把两个孩子带出来。”彭友平说。杨威上体校的时候，学校已经开始收费，不过一个学期的学费也仅仅30块钱。

　　在举国体制下，国家为运动员提供了基本的生活保障和训练条件。而另一方面，基层体育经费来源高度依赖于计划手段和政府财政投入。中央与各级政府通过财政预算和财政拨款对各级体育部门提供经费，包括各种行政费用、人员工资福利、国家与省市两级专业运动队的训练比赛经费及运动员薪金福利、比赛场馆建设经费等。仙桃处于这张举国体制大网的末端。

　　1986年，仙桃撤县建市，由沔阳县改为仙桃市，并由省政府直接管理。第二年，张守国由潜江市调到仙桃市，任体委主任。他是仙桃人，也是丁霞鹏带过的学生。

　　张守国的第一个任务就是争取“创建全国体育先进县市”。除了要修建一个有400米跑道的田径场、一个游泳池外，还要向省队输送5名人才。当时的仙桃体委只有10名工作人员，每年财政拨发的体育经费只有2万元，其中8000元用于业余体校。体校有3个专项班：体操、田径和篮球。由于体操成绩突出，可以从中分到5000元经费。但这笔钱要支付3名教练的工资，还要维持队伍的运行，参赛费用都不够，更谈不上买器材。很长时期内，体操器材都是从省体工队、国家体操队一点点要来的。

　　最初的体操班没有专门的校舍，在县工人文化宫后的空地上建了简易的练功房，借了篮球场看台封砌而成的几间平房。教工就丁霞鹏和颜永平两人。丁霞鹏任校长兼教练，颜永平任助理教练兼生活管理员。1993年夏天，省体委奖励给仙桃体操学校一副天津产的平衡木。时任学校副校长的颜永平和教练谢涛到武昌火车站提货。他们想为一根平衡木专程租车运回仙桃不合算，便盘算着租人力车由武昌拖到汉阳，再乘公共汽车运回仙桃，因平衡木超长，交警不让人力车过长江大桥，他们一咬牙，顶着烈日，硬是用肩膀将50多公斤重的平衡木从武昌扛到了汉阳，搬上了长途汽车。

　　张守国要考虑的，是如何在举国体制下争取更多的资源，形成基层体育发展的良性循环。但无论对竞技体育还是地方体育，成绩都是最具决定性的要素。有了成绩才有谈条件的本钱。

　　张守国回忆说，1989年湖北省曾经考虑将体操项目解散，转为技巧项目。“我们听到这个消息都急了。仿佛已经种了好多年的菜，眼看收获了，突然说不许卖了。”张守国说。恰好这一年，武汉市将李小双借走，参加第一届城市运动会。在比赛中，李小双获得了金牌。这让湖北体操看到了希望。在第二年的北京亚运会中，李小双夺得了自由体操和男子团体两块金牌。

　　借助李小双兄弟的影响，张守国开始为仙桃体操发展争取项目和资金。“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连续3年往北京找体委汇报工作争取支持，全国体操赛在南昌、许昌、花县举办，我每次都去，见到主管领导就说仙桃体操的事情。”张守国告诉我们。

　　1991年张守国为仙桃争取举办了“全国体育教练培训班”，“这次培训班第一次让全国体操界了解了仙桃，和全国体操界的朋友联络了感情”。1992年，仙桃举办了第一次全国大赛——全国少儿体操比赛分区赛。“我们决心要大搞，我们向市里申请了30万元的经费来修体育场的看台，还向仙桃的企业界集资70多万元。我们把小双请回来，在开幕式上搞了市里的颁奖大会，还搞了飞机跳伞仪式，入场式规模非常大。很多搞体操的都说，像这么大规模的体操比赛还是第一次看到，第一次在体育场里搞开幕式啊。”张守国对此记忆犹新。

　　为了和国家体操队保持关系，“每次有大赛或者出差我们都和市里领导去北京看望我们的队员，和教练、领导沟通感情。体委体操队的领导都说，我们仙桃是和他们联系最紧密的”。张守国说：“仙桃体操有今天，没有省里、国家体操队的扶持是不可能的。”

　　1992、1996年李小双连续两届奥运会获得金牌。有了冠军和项目，争取资金也更容易了。“国家体委给湖北拨付体育经费，会专门注明有一笔钱是付给仙桃的，这是很少见的情况。”张守国说。1997年体操班独立出来，成为专门的体操学校，并聘请文化教师，形成从幼儿园到小学三年级的全托教学训练体系。

　　1996年，时任体委主任伍绍祖来仙桃考察，看到训练条件比较陈旧。当时市委副书记杨先枝承诺规划170亩土地，用于建设新的体育局大楼、新体育馆和体操学校的校舍。2001年体育局依靠体彩积累的370万元及借款，共计800万元兴建了新的大楼和体操房、教室和宿舍，形成了现在的规模。同时，体操学校更名为李小双体操学校。“新学校建好后，国家体育总局赠送了我们三批设备，有一次拉了三辆大卡车。”颜永平兴奋地说。

　　城市效应

　　对于这座小城来说，体操是一件具有公共效应和对外影响力的“大事件”。

　　与其他地方政府一样，仙桃对于奥运冠军也有着特殊的照顾和奖励。李小双兄弟的姐姐先是被照顾当上公交车售票员，后来又被安排到自来水厂当工人。杨威的姐姐下岗后去了物价局当会计，郑李辉的弟弟被照顾去开一个电脑体育彩票销售点，和他一起的还有杨威的姐夫。

　　1992年李小双首夺奥运冠军后，政府奖励给李家两万元，这笔费用由本市一家毛毯厂赞助。1996年，李小双在亚特兰大奥运会夺金后，仙桃市政府奖励给他一套300平方米的别墅。2000年杨威、郑李辉获得悉尼奥运会团体冠军后也分别得到了别墅。

　　另一方面，冠军也给这座普通的城市带来了发展的题材与效应。

　　1992年李小双在巴塞罗那奥运会上获得两枚金牌。这一年仙桃第一次成为全国经济百强县。张守国回忆说：“市里在北京搞新闻发布会，在人民大会堂打出的横幅是‘奥运冠军李小双家乡人民向首都人民问好’，效果很好。这也是我们第一次把仙桃和体操结合起来。”2000年3月，国家体操运动管理中心向仙桃赠送了原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书写的“中国仙桃体操之乡”牌匾。此后“体操之乡”成为仙桃最重要的一张名片。

　　2004年10月，仙桃举办了首届国际体操节，为当地招商引资21亿元，涉及60个项目。由于经济效益突出，湖北省奖励了体操学校80万元，国家体育总局又下拨了70万元。2005年，湖北省前往香港举行招商活动。最初仙桃的招商展台并不被关注。市政府把李小双、李大双、杨威、郑李辉4位世锦赛、奥运会冠军请到香港做形象大使，马上吸引了大批香港媒体的关注。最后签下了29个项目，涉及总投资额近30亿元。

　　去年，在仙桃市编制的“十二五”规划中，计划建设“中国体操之乡体育运动中心”。仙桃市体育局副局长王明华介绍说，“体育中心”包括一座4万～6万人的体育场，体操学校的训练馆与校舍，羽毛球、乒乓球训练中心。这个计划目前已经上报国家发改委。王明华说：“目前仙桃还没有一座足球场和大型运动场地，这与城市发展是不相符的。”

　　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仙桃体操学校的学生一度达到了200人。家长们希望通过学校实现他们子女的冠军梦想，时任校长田华也希望能够借此推广体操运动，增加体操人口。但学校的接纳能力还无法达到扩招的要求，学生的增加，意味着教练、保育员的增加与场馆规模的扩大。尽管今日条件已经有了很大改观，2009年后体操学校每年可获得各类经费约50万元，但这笔费用也只够学校运转与器材购买。几年前，学校要修建一座3层的食堂楼，为了80万元的资金还要向国家发改委申请。“在这种情况下，体操学校的资源还是优先倾向于有专业前途的孩子。”田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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