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慌心理的探源与应对
社会：恐慌考验社会安全网和政府公信力
【作者】毛寿龙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
一个人可运用的社会资本越少，自我保护的反射就越强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防辐射而去“抢盐”，看似荒唐，但背后折射出不少问题。
在我看来，不是所有的“抢盐”都是恐慌下的“从众行为”。中国人一直有抢盐的习惯，一旦看到物价上涨的风头，大家首先去抢盐。上世纪八十年代，盐价、油价经常涨，抢购行为并不少见。
人群中，一部分是理性的，一部分是非理性的，还有一部分是以反理性的方式来做的。比如买盐，别人去买的时候你不去买，万一真卖完了而你又需要，那你就吃亏了，家里可能无“盐”以对，那不得去求别人要盐了吗？所以，有这种思维的人是理性的；还有些人在别人越不理性的时候，他越反理性地去抢购，可能获得一些投机，这在股票方面非常明显。大家抢购盐时，就有游资炒作，把盐业股票价格抬高。
不过除去反理性的方式，恐慌行为都是基于对自身利益受到伤害的担忧。这是因为，中国的社会安全网相对比较缺乏，更多的时候需要自己确保安全与否，个人保证个人的利益。
通俗地讲，社会安全网意味着一旦出现问题，大家很容易得到别人的帮助。比如没有盐了，谁家有盐可以帮上忙。过去，这种社会安全网依赖于乡委会、村委会、单位，现在，城市人即使是亲戚朋友都很少走动，相互间也不愿“求”人。换句话说，一个人可运用的社会资本比较少，这使得人们必须依靠自己。
在灾难面前，日本人比中国人显得“镇定”很多。一方面从灾害应对来讲，日本对灾害管理的常规化程度比较高，他们经常有常规化训练，灾难面前不容易着急；另一方面从社会成熟度来讲，如果中国平时有发达的社会组织能够让参与其中的人认同感较高，在危机面前这些社会组织就能起到削减恐慌的作用。因此，发展公民身边较多的、可依靠的社会资本(比如民间组织的建设)，让社会有一个比较好的安全网是非常重要的。
面对类似于“抢盐”的集体行为，关键时刻政府只能选择做两件事，一是告诉老百姓专业性的知识，辟谣；二是整顿规范市场，稳定食盐供给。
一般情况下，政府需要请专家解释科学知识，但我们很多专家说的话往往老百姓“听不懂”。例如，专家说核辐射影响不了中国，但是结论说得太坚决，容易引起质疑。从这个意义上看，政府辟谣确实要传达给公众客观和现实的话语。但更重要的是，应该在平时就让大家接受科学的知识，或者让老百姓习惯于一些不确定风险。如果平时很安全，忽然面对风险，那么公众要追求更高的安全感，就会出现恐慌行为。
当然，很多恐慌与灾难有关，还有很多恐慌与政府自身政策有关，比如“限购令”下的购车、购房恐慌。这与政府公信力不足有关。
去年，有的地方政府曾一度辟谣说买机动车不会限号，但后来又有限制政策出台。现在核专家说中国的核电站都是安全的，但第二天有关部门就要求对核电站全部进行检测。这种矛盾其实也是没有问题的，但中国缺乏一个政治空间的公共领域。公共领域总是有不同利益代表说话，而我们经常搞“一言堂”，所以政府的话成了唯一的，政府做任何事情都是绝对的，但一旦发现政府进行政策变化并会来回折腾时，政府公信力自然就低了。
所以，政策本身的出台过程需要一个辩论的空间并让公众参与进来。可信度都是通过相互质疑和辩论提高的。只有公众充分参与决策的讨论过程，社会安全网才能从根本上发挥效用，而政府公信力也才能逐步建立起来。
文化：“小道”文化提出传播新课题
【作者】张颐武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我们必须体谅中国人传统的传播习惯，必须体谅历史遗留的商品短缺感，更必须体谅面对未知世界产生恐慌的“人之常情”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意外的“抢盐”风潮，引起了社会公众的高度关切。这件事虽然经过反复辟谣和得力的处理影响有限，但也留下了诸多值得观察和反思的问题。
何致恐慌？有不少人认为是公众缺少科学认识和理性的分析能力所致，也有人分析是某些人为了牟取利益而制造紧张。这当然都是重要的方面，但深层次的原因可能更复杂。
心理学上把“抢盐”解读为在危机中的从众行为，现实抢购的比例是：少数人恐慌，多数人从众。我始终认为，这是基于人性的正常反应，人之常情，只是程度不同。现在包括美国在内的多个国家都出现了抢购风潮，所以看待中国人恐慌下的从众行为不一定要强调中国人这个特殊群体，虽然结果往往是糊涂人带动、影响了明白人，将事情弄得相当荒诞。
这种“荒诞剧”背后有两种心理值得关注：一是现代人对于自身脆弱性的极度敏感。由于现在的生活是一个复杂系统，是一个所谓“风险社会”，人越来越全面地依靠社会的支撑，这使得他无法适应环境剧烈变化，会让其自身抗御风险的能力较弱，一旦出现某种负面信息，就会放大心理的焦虑和不安；二是二十世纪的中国人经历过很长时间的商品短缺，中国基本生活物资的丰裕和充足供给仅仅是近二十年以来才解决的。这些在我们的心理上留下了相当刻骨铭心的记忆。一有风吹草动，就会有过度的反应，担心过去物资匮乏的状况会重演。
正是这两种心理相互激荡，使得抢购风潮能够形成。而在这种状况下，平时影响力大的新媒体如微博，能发挥的作用就相对有限。在微博中，普及常识、嘲笑“抢盐”一直是没有任何疑义的主流声音，并也得到了相当充分的传播。但作用不是非常显著，这说明关注“柴米油盐酱醋茶”、到超市抢购的人群和微博中的人群并不完全重合。至少在城市中，真正关注日常所需的人往往年纪偏大，往往通过口耳相传来获取信息，人际关系传播的信赖度超过了对媒体的信赖。这并非是有人讲的“造谣文化”，而是一种以“小道”消息的传播影响为主的的传统习惯的延续。
如果说口口相传的谣言对恐慌的蔓延起了负面作用，我们在危机中仍可看到一个积极因素。这就是大家怕乱，主流民意是中国能够稳定发展，避免任何政治的动荡、社会动荡，人们愿意过安定的日子。这是我们维系稳定社会的一个重要前提。
在这个前提下，如何提高社会管理和进行传播疏导是重要议题。尤其当公共媒体和新媒体等传播手段都有局限的时候，需要强化在基层的社会应对能力，即通过强有力的社区中的人际网络传播正面的有效信息，抑制口耳相传的谣言，确实至关重要。基层组织的管理能力和应对能力是中国社会原有的一个重要特点，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这一状况有所变化。现在看来，加强这方面的功能，应该引起高度重视。因为我们必须体谅中国人传统的传播习惯，必须体谅历史遗留的匮乏短缺感，更必须体谅面对未知世界产生恐慌的“人之常情”。
科学：通过科普减少无畏恐慌
【作者】火恩杰 上海市灾害防御协会副会长
万事开头难，只要意识到问题所在，科普并不是一件复杂的事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前几天，我的手机里也收到了短信，让大家去买盐。但是我告诉周围人，这都是谣传，不要相信。
其实很多谣言之所以得到广泛传播，关键是缺乏相应的知识，比如很多人不知道海盐主要是工业用盐，不知道依赖碘盐无法防止核辐射等。谣言止于智者，有知识的话就不会传播谣言。有人问，从非典到现在，为什么“智者”的比例好像没有增加多少？无畏的恐慌为何仍然不时出现？这恐怕正是当前的一个关键问题。
首先不得不反思的是，我们的教育体制和教材的编写对科学知识的普及抓得不够。大家都很感慨，日本经受了这么严重的地震，老百姓还相对比较淡定，这种灾难下的“平静”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近现代以来，日本人对地震的研究走在世界前列，主要大学都设有专门的地震研究所；国土上的地震监测点很密；百姓对地震的相关知识了解得很多。
我们应该对此认真思考：如何提高国民素质？
搞国学、道德教育等，这些只是提高素质的角度方面，更重要的是要做好科普工作。以上海为例，上世纪八十年代，南黄海发生6.2级地震，消息传到上海，当时就有大学生跳楼。后来总结这个现象，人们感觉到必须要普及科学知识。于是这方面工作做了10年，到1996年时，南黄海又发生6.1级地震，没人再跳楼了。这说明，只要我们持之以恒地普及科学知识，对减少不必要的恐慌是非常有好处的。
另外，我们什么都讲透明，政府应该把一些真实的信息适时告诉老百姓。比如，我们宣传地震，以前说不要宣传，怕引起老百姓的担心——是不是要来地震了？紧接着就会有一些地震谣言出现，以前确实出现过这种情况。但我们不能因此而不去宣传。我一直主张对地震知识的宣传是主动而不是被动的，主动告诉大家地震科学知识，同时结合当地的地震背景、地震历史、地震情况，这样老百姓能了解到当前自己居住城市的震情是怎样的，再加上普及的知识，他就能够对当地的地震形势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和判断。
在日本，任何震级的地震信息都会对外公布，这对稳定民心也发挥了一定作用。相形之下，我们国家还是有所欠缺。
具体到如何普及科学知识的层面，我一直主张，一是通过教育系统，对学生进行灾害教育，并且是综合的灾害教育。虽然很多灾害形成的科学原理不一样，但是地震、海啸、台风等对社会造成的影响中有共同的地方；二是建立专业的地震博物馆进行专门教育；此外，报刊杂志、每年的防灾纪念日都可以介绍和宣传灾害知识。
现在相较于地震，对核辐射的知识普及和宣传尤为不到位。更多的人，只是对核辐射的威力停留在笼统和模糊的层面。其实，我们已经进入到“核时代”，国家核电站发展很快，应该及时宣传原子核的裂变是怎么回事？放射出的物质是什么？人们应该如何保护自己？注意哪些问题等。既要宣传知识，同时也要宣传防范内容。这个过程可以很简单。比如，中学的物理课已经开始学习原子的结构、裂变反应等。我们可以补充一个章节介绍：现在和平利用原子能的渠道有哪些？安全设施做得怎么样？万一有泄露，多少剂量对人体有影响？我们国家有多少核监测部门会对老百姓负责……
万事开头难，只要意识到问题所在，科普并不是一件复杂的事。(本版文字均由本报记者 邓媛 采访整理，实习生李珵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