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德平：父亲自评只是一个过渡性人物
隐虹：胡耀邦为什么把自己界定为一个过渡性人物？
胡德平：1981年4月，他曾经从泰山的十八盘登顶。7月1日，他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讲话，以登泰山比喻克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前进道路上的困难。那个时候他雄心万丈。在当时，好像对中国经济发展很乐观的人还不多。随着改革的推进和深入，他也逐渐了解了改革的复杂性和曲折性，心情更平稳了些。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上，我也不见得能理解，但是他还是有信心的。
在党的十二大和十三大换届的中间，推出了一批年轻干部，他把希望、把未来寄托在后一辈人身上：我是个过渡性的人物。他为什么有信心呢？他说革命自有后来人，不是我看中了你、或者我看中了他，革命的大潮、社会的进步，一定会推出接班人来。
隐虹：他说自己是过渡性人物有多次，最早是什么时候？
胡德平：1980年(中央)书记处一恢复他就这么说，他说工作方法我们学毛泽东，工作精神我们学周总理，抓大事不搞繁琐哲学我们学邓小平。即便是如此，我们的工作很可能干得不好，你们很可能不满意，为什么，我们这届领导班子的人是一届过渡性的人物，我们都有局限性。他说我们只有兢兢业业工作，才能对得起人民、对得起党、对得起国家、对得起家庭。
我也觉得他是个过渡性的人物。但是他这个过渡确实是和中国13亿人民在共同过渡，我希望我们的人民群众真正了解这段历史。
隐虹：胡耀邦的经济思想，对中国未来的经济改革有什么样的意义？
胡德平：我在这本书前言里面介绍过，“文革”期间侯外庐先生主编《中国思想通史》时对我说，我们缺少对古代诸子经济思想史的整理和研究，他对此表示很遗憾。一个社会，经济是基础，上层建筑是经济基础里面派生出来的。
我们现在政策方针的制定，我觉得最宝贵的一点，是要有一个理论的指导，有一个宏观的认识。政策方针最核心的东西，还是思想的高度、概括的能力和理论的厚度。如果理论层次和深度上没有一个很高的指导，亿万人民参加这样一个伟大的变革，就可能会走弯路，还很可能产生更大的损失。
利益垄断影响改革
隐虹：现在有一批80后、90后年轻人，把自己比作“蚁族”，这实际上涉及的是改革成果共享和社会财富的分配问题。《中国为什么要改革》中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涉及这些问题。
胡德平：我很同情这些年轻人。改革应该满足大家这方面的要求。因为思想解放是为了人，打破枷锁是为了人，发展生产的目的也是为了最大限度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和文化需求。
80后、90后相当大一部分人觉得医疗、教育、住房、就业很艰难，这也是现实。改革开放在满足群众物质文化需要方面有做得不够的地方、不到位的地方，或者失误的地方，让年轻人有这么一种体会和心情，我是比较理解的，并且我对此也是不满意的。现在真正成为社会主流的人群是70后、80后、90后，他们对那些垄断利益集团、既得利益集团有很强烈的批评，我觉得这是应该的。在我们的改革进程中，腐败问题说到底和既得利益集团、垄断利益集团有密切关系，这影响着我们的改革。
我们需要多元化的利益群体，但是不允许出现垄断利益集团，我们应该让大家有多元的思想表达，但是不允许有垄断集团的利益来操纵我们的人民。如果我们能够在搞好自己业务工作的时候，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与这种社会不公和扭曲的腐败划清界线，和全国人民一同来扭转这个局面的话，国家的前途就好，青年的前途就好。
隐虹：胡耀邦的改革思想，对今天的改革来说有哪些可以借鉴的地方？
胡德平：胡耀邦改革的思路，他的立场，他的方法，从他对深圳的那个题词可以得到一个侧面的反映：就是：“特事特办，新事新办，立场不变，方法全新。”
意思是什么呢？只要中国共产党领导，立场不变，你为了利益的立场是不变的。方法全新，一切人类的文明成果都可以学习继承，资本主义对生产力有好处的、对社会文明进步有好处，我们也可以学习，方法你可以是全新的，这个和他的经历有关系，和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有关系。
抗日战争时期，当时的中国工农红军脱下红军的服装，摘下了红五角星，戴上了青天白日的帽徽，穿上了国民党的衣服，也成了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也可以喊蒋委员长万岁，拥护蒋委员长抗日，这都是方法问题，我们的红军本质立场不变，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就发展起来了。我们的立场没变，方法全新了。
隐虹：对于法治、司法公正方面，胡耀邦有怎样的主张？
胡德平：胡耀邦主张“简法护民”。曾有一位从事立法工作的人写过一篇回忆文章，胡耀邦说法律应该很简单，一眼就看出这个法律是保护谁的，人们的基本权利任何时候都不能受到侵犯，受到侵犯的时候，利用简明的法律条文就可以理直气壮来进行法律的救助和援助。
不主张年轻人太“积极”
隐虹：您和您父亲的关系是怎样的？
胡德平：我这本书不是家史，也不是胡耀邦的传记，主要是他的一些思想发展史，是他一些观点的介绍。所以家庭的事就谈得很少。恩恩怨怨的事，我觉得在历史的天平上不算什么。但是我也说，在家庭生活中，他对我们的教育和帮助，我们很多时候都不理解。我父亲在延安的时候，他的工作很拼命，也喜欢玩，我父亲喜欢唱歌，他识谱、画画、照相、骑自行车、摄影。1956年的时候他跟我们承诺说，你们上中学的时候，我们给你们买辆自行车，上高中给你们买个手表，上大学给你们买个照相机，我一视同仁。
我小学毕业考上初中的时候，他给我讲了一晚上他早年考高小，没有钱交学费的事。我爷爷和他一个长辈说到这件事，长辈在长衫里面慢慢摸，摸出了一块银元，说这个给他交学费吧。
我上高中的时候，18岁了，好像是选人大代表，我说去投票也没什么神圣感。回来之后，我爸说今天你干什么去了，我说我投票去了，他说我知道你投票了，现在你不但是个学生，还是个公民了，是公民，就有责任和义务。他有一块苏联手表，做工虽比较粗糙，但是走得却很准，他说这个表给你。
我上北大的时候，他要去湖南湘潭挂职，和华国锋同志一起工作。我就说我上学不想当干部，做干部很累，有些思想工作我也不会做，而且也不自由。我上大学时思想自由散漫。他说你为什么这么想，他还给学校写了一封信，把我的想法也说了说。他恐怕也意识到了一些问题，是不是现在强迫命令、形式主义比较多？他又跟我谈了一句话说，现在你们年轻人都非常好，要求进步，但是你们也不要太积极了，太积极了有好处，也有弊病，你们还是要把学习抓好。
来源：法治周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