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红年代的爱情故事
2008年1月6日，李振盛与祖莹侠结婚40周年之日手持当年的“文革”婚礼照片合影(摄影江融)
1940年出生的李振盛，一生只接触了他的初恋孙培奎与他太太这两位女性，这些事已写入英国出版的《红色新闻兵》一书里，他在国际上做演讲时，他对此也是这么实话实说的。有外国人很好奇，问他：你们年轻时候是怎么恋爱的？拥抱吗？接吻吗？他答：当然没有，很多人不但当面没有，在背后也没有。
记者/贺莉丹
现旅居纽约的中国摄影家李振盛，1963年毕业于长春电影学院摄影系，在黑龙江日报社做记者20年，在中国人民警官大学新闻系执教15年。“文革”期间，李振盛亲自拍摄并保存了大约10万张底片。1996年应哈佛大学邀请赴美访问讲学。自1999年底开始，他在纽约与美国联系图片社总裁罗伯特·普雷基合作编辑《红色新闻兵》摄影集，2003年由英国菲顿出版社以英、法、德、意、西、日等6种文字出版，当年被《美国摄影》评为“世界最佳摄影画册”，次年荣膺美国海外记者俱乐部“最佳摄影报道奖”，并被美国多所大学相关历史专业选作教科书。8年来，李振盛的环球摄影展览已在40多个国家/城市巡展，观众数超过150万人。2001年9月，李振盛在纽约目击并记录“9·11事件”中世贸大厦遭恐怖袭击爆炸倒塌的情景，为这场世纪大劫难留下历史见证。而早在1997年4月，李振盛在北京潘家园废品站“捡漏”买下2万余幅被中国摄影家协会丢弃的全国影展和国际影展的参展、获奖作品，他称之为“废照片”，让它们重现凝固的历史。同年7月，他以美国华文媒体身份获准采访香港回归祖国盛典，为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留下见证。
被国际媒体评为自1855年以来150年间“世界54位新闻摄影大师”，并入选“影响世界未来50华人榜”的李振盛，在青春期经历了怎样的萌动与蜕变？近日，李振盛先生跟《新民周刊》记者分享了他的当年，往事并不如烟，感触依然厚重。在那个“红色风暴”席卷中华大地的年月，一代人的青春与婚恋，与国家的命运交融跌宕，因而被无可避免地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与浓重的政治色彩。
相恋六七年却为爱而分手
青春的萌动不分时代，但人的观念却是不同的。李振盛的年轻时代，中国正处在一个政治挂帅的特殊时期，“我们年轻的那个时候，比起我们上一辈好一些，但比下一辈，我们就有点儿白活了的感觉。我们那个年代的人在婚恋的问题上，远远不像现在的年轻人这么开放，这么大胆。”他感喟。
1940年出生的李振盛，一生只接触了他的初恋孙培奎与他太太这两位女性，这些事已写入英国出版的《红色新闻兵》一书里，他在国际上做演讲时，他对此也是这么实话实说的。有外国人很好奇，问他：你们年轻时候是怎么恋爱的？拥抱吗？接吻吗？他答：当然没有，很多人不但当面没有，在背后也没有。
1960年夏天，新创办的长春电影学院在东三省几座城市招生，当时，凡是在读高中生及往届毕业生都可以报考。李振盛与孙培奎都是从大连考上长春电影学院的，而后相识。“那个时候艺术类院校招生人数很少，我们学院共 5个系，一共才150人，我读的是摄影系，孙培奎读的是表演系，我们有时放寒暑假还一起同车回大连，相互就这样熟悉了。”李振盛回忆。
当时，他觉得孙培奎属于那种很典型的贤惠，不张扬的女性，“比如说，表演系老师给他们布置无实物小品作业，让男女同学在一起扮演一对恋人，就是要把谈对象演得真实，她一说话就红脸，总是害羞不好意思，这在表演中叫做‘有杂念’，表演作业自然是做不好了。”作为山东人的李振盛，喜欢孙培奎文静的个性，“那个时候，男同学多数都不大喜欢那种性格张扬的、咋咋呼呼的女生。”
在上世纪60年代初，大学生之间谈对象，大多都是秘密恋爱，敢于公开恋爱的人屈指可数。在李振盛的印象中，他们学校文学系和表演系一对男女同学是公开恋爱的，星期天这对年轻恋人到长春南湖去玩，公开出双入对，“我们其他同学都觉得他们爱得很狂热，真的是很超前啊，他们是很敢爱的那种，让人羡慕”。他感到遗憾的是，这对同学虽然感情很深，但后来并未走到一起。
而当时李振盛和孙培奎的恋爱，“好像在秘密搞地下工作似的”，即使是他们的同学也大多并不知情。“我们当时好像是在谈恋爱了，但是和现在的年轻人相比，又好像没有恋爱一样。为什么呢？我们之间的约会通常是在无声中进行，有时对面走过使个眼神，或者擦肩而过时往手里塞个小纸条，或者是趁周围无人赶紧打个招呼，约定星期六傍晚到长影技师楼后边小树林去溜达溜达什么的。现在的年轻人听了肯定觉得很可笑。而且，那时年轻人初恋一般不会超越恋爱阶段的行为底线。”初恋的回忆，让他笑出声来。
当年的电影学院都有“专业甄别”的规定，即经过头两年的学习过程，如果有的学生专业课不及格，或者老师觉得该生缺乏艺术细胞，两年后就会被甄别了，转到其他院校去读书。而孙培奎却是自己要求不想学表演艺术的。当初是高中老师看她形象好就鼓励她报考长春电影学院，尽管她一再表示想学医、不愿当演员，最后长春电影学院还是录取了她；入学不久她就要求调整专业，老师认为她适合演某些角色而舍不得让她离开，但她去意已决。于是在1962年，孙培奎从长春电影学院表演系转到吉林师专改念中文系，这样孙、李二人就分开了，但还同在吉林省。
当年的长春电影学院是在“大跃进”形势下催生上马的。到了1962年，等李振盛和他的同学们意气风发地学习了两年以后，那时中央下达了一个“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全国各条战线从“大跃进”到“大调整”，各省刚刚上马不久的电影厂又纷纷下马，刚创办两年的长春电影学院也在此列，全校各系都要调整电影专业，比如，读电影摄影系的同学要改学新闻摄影，同学们对此心有不甘，怎么办？1962年8月，时任国家电影事业管理局局长的陈荒煤到长影视察，性格耿直的李振盛作为学生代表，单枪匹马，到长影小白楼招待所“上访”陈荒煤，表达了同学们热爱电影事业的心愿。这次越级上访被定为“搞非组织活动”。到了1963年毕业时，李振盛领教了他人生中的一个“教训”，尽管当时他已经是被新华社选中的五名毕业生之一，即将到北京学习一年英语，作为驻外记者培养对象。但结果就因为一年前的越级“上访”事件，他最后失去了这个成为新华社驻外记者的机会，随后被“发配”到黑龙江科委情报所。李振盛经过个人奋斗自主择业，最终到黑龙江日报社当了一名摄影记者。
孙培奎1965年从吉林师专毕业，分配到吉林省四平市城郊一所中学教语文，当班主任，并被评为优秀教师。孙培奎先后两次从四平到哈尔滨，李振盛也两度到四平，互相看望，他们的恋情稳固地维系着，也在憧憬着未来的幸福生活。
“应该说，我和孙培奎相恋六七年，那是一段苦恋，最终却分手了，这是‘文革’造成的一个悲剧。”李振盛感叹。
当时，孙培奎的母亲是辽宁大连金县(现金州区)一名纺织女工，1966年，“文革”开始以后，“造反派”诬指她是“地主婆”，并且第二天要押着她游街示众，为了维护尊严，她上吊自杀，但绳子断了，吊了个半死，等她清醒以后，扶着墙，把自己的手表搁在隔壁的窗台上，留给女儿(手表在那时算是“三大件”之一)，最后她一头撞在院子一角的厕所石头墙上，死得很惨烈，“在那个时候，这叫‘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罪名是用死来对抗‘文化大革命’。”
命运急转直下，孙培奎一夜之间成了“地主狗崽子”，她在学校的平房单身宿舍的窗子都被造反派给砸了，无处安身的她，最后只能到同在四平市的表演系一女同学家里暂住。
1967年5月，孙培奎专门到哈尔滨来看李振盛，表示要跟他分手。“当时我们已经相处六七年了，我想，要是没有‘文革’，我们肯定要谈婚论嫁了。她坚决要与我分手，就是怕影响我的前程。”李振盛回忆，那时，孙培奎觉得，他是做新闻记者的，而她自己却属于“黑五类”，一定会影响他的事业。李振盛于是说，“如果你的家庭成分影响我当记者的话，那我们躲到深山老林去生活都可以。”孙培奎反问：“到哪儿不查户口啊？”的确，在那个时代，连找对象都要向组织报告对方的“家庭成分”，如果“成分”不好，单位就不给开介绍信，你也就结不了婚。
最后，孙培奎不辞而别，只留下一张字条：“因为我爱你，而又不想害你，才决定离开你，请忘掉我吧。”李振盛发现以后，追到火车站，到处都不见她的踪影。他不甘心，便搭下一班火车赶到四平再去找她，他想挽回，但没有用，孙培奎的意思很坚决。
不久，李振盛接到孙培奎寄来的一封信，里面有一张二寸的黑白照片，是她与一位男青年的合影，她在信上说，“我已经结婚了，请你不要再等我了。希望你能和祖莹侠好，她是个好人，很值得你爱。”与她结婚的人是长春一汽的一位青年技术人员，“她嫁给他，就是想让我早点死心。”李振盛明白孙培奎的一番苦心。
在此之前有一个插曲，当年，孙培奎到哈尔滨看望李振盛时，就住在报社单身女编辑的宿舍里，这样也就认识了李振盛的同事祖莹侠，她们俩谈得还不错。后来，孙培奎就跟李振盛说：你跟祖莹侠好吧，她是共产党员，人又漂亮。“孙培奎是忍住巨大痛苦做出这个决定的。她的经历也充满苦难，一夜之间从优秀教师变成‘黑五类子弟’，她无法承受，也心灰意冷。但她仍在劝我要跟祖莹侠好。”李振盛说。
他在他的那本《红色新闻兵》中讲道：孙培奎是为了爱而分手。
一场空前绝后的“文革”婚礼
在李振盛来到《黑龙江日报》的次年，也就是1964年，祖莹侠从黑龙江大学中文系毕业，分配到该报总编室做秘书。他们一起参加过“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都是“社教”队员，祖莹侠在“社教”中入了党；“文革”开始以后，他们都同属由7名青年人组成的“红色青年战斗队”的成员。
得知孙培奎结婚了，李振盛知道自己再没指望了。后来他和祖莹侠慢慢产生感情相恋了。当时，李、祖二人相约外出时，也是采用秘密联络的方式，“比如说，我们出了报社大门，不会是两个人并肩走，而是隔着马路这边一个、那边一个，都往前走，等到走到没人的地方，再会合到一起。”李振盛说，“我们也知道谈恋爱并不违法，但是那时的社会氛围让我们觉很不好意思公开。当然，后来同事们也都慢慢知道了。”
1968年1月6日，星期六，天气晴朗，气温很低，报社的同事们为李振盛和祖莹侠举办了一个简朴的革命婚礼。由报社资深编辑杨福栋担任主持人。
那时早已提倡晚婚，计划生育口号是，“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一般在机关工作的青年男女大多都在25岁前后结婚，凡是到了28岁尚且未婚者，就会被称为大龄青年，对女性来说就算是超龄了。当时，李振盛和祖莹侠都是27岁，这已经算是晚婚了。
那个年代，尽管革命大潮风起云涌，但人们还是沿着人类亘古不变的生活轨迹前行，照旧居家过日子，结婚生孩子，每日三餐饭，油盐酱醋茶……
那时正在大搞破“四旧”立“四新”，结婚没有挑选黄道吉日这一说，也不讲究必在中午之前完成典礼，通常都是选择在某个周六的晚上举办简朴的“革命婚礼”。这天上午，李、祖二人在报社开了一封结婚介绍信，到离报社不远的哈尔滨市道里人民公社田地分社办理结婚登记证书，从而完成了法律意义上的合法婚姻程序。
报社里由摄影组和编辑部几位热心的同事正在张罗他们俩的婚礼。那时他们的月工资是56元，摄影组同仁计算了一下，说买糖果、茶叶和香烟大概用不了一个月的工资，李振盛就把钱交给同事们去采购，只花了36元钱就置办齐了婚礼用品。
当天晚上，李振盛与祖莹侠在报社二楼小会议室举行了一场典型的“文革”婚礼。多年以后，李振盛依然记得：会议室四面墙壁都是“红海洋”，那是用红白油漆涂写的领袖语录；几张办公桌拼在一起，上面摆着几个脱了漆皮的暖水瓶和一些搪瓷水杯，暖水瓶里沏泡着茶水，用大茶盘盛着糖块和香烟放在桌上招待客人。参加婚礼的人都是编辑部及印刷厂的一些同事和朋友。
在“阶级斗争天天讲”的狂热岁月里，参加婚礼这类活动，多多少少还是有那么一点人间烟火的味道，前来参加婚礼的人们脸上都挂着平日难得一见的笑容。这对新人都没有为结婚而买新衣裳，只是暂时脱掉了平日穿的类似黄军装的外套，那是当时的流行装。李振盛在穿了多年的对襟棉袄外面加一件深灰色的中式对襟罩衫，祖莹侠在小棉袄外边穿一件绿底小白花的素罩衫，“那个时代结婚的新人看上去都是表面光鲜，其实是光而不鲜，在罩衫里面仍是穿了多年的旧棉袄。这种罩衫最先是从上海兴起的，我们那时觉得很实用，穿脏了可以脱下来洗的。”另外，除了每人胸前佩戴的毛主席像章和总也不离手的《毛主席语录》是红色的以外，这对新人浑身上下也没有一点喜庆的红色，胸前更没有大红花；婚礼现场除了墙上的“毛主席语录”是红色的以外，再没有任何彩带或彩纸了。
年长李振盛9岁的杨福栋作为这场婚礼的主持人，他说话声音宏亮，富有穿透力，他的幽默与才智更为这场婚礼平添了不少欢乐的气氛。当宣布婚礼开始时，主持人一声高喊：“把走社会主义道路新郎、新娘带上来！”这对新人在同事的簇拥下走进会议室里，主持人首先带领群众挥动“红宝书”敬祝伟大领袖万寿无疆，大家一起高唱《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手》，由一名到报社“支左”的大学生在场拉手风琴伴奏，接着宣读当天上午刚刚办好的结婚登记证书，随后是新人向毛主席像鞠躬，再向到场的群众鞠躬，最后是夫妻行鞠躬对拜。
完成这一套基本程式之后，主持人杨福栋宣布革命群众向这对新人赠送“最最珍贵的贺礼”，是一本由近20人共同签名赠送的《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画册，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编辑者是“中国革命摄影学会”(注：现今中国摄影家协会的前身是中国摄影学会，“文革”中一度更名为“中国革命摄影学会”)。其他礼品是各种不同版本的《毛主席语录》、《毛泽东选集》、《毛泽东诗词》等“红宝书”和领袖“宝像”，还有李振盛的老朋友、《大海航行靠舵手》曲作者王双印赠送的用彩色电影胶片编框的一幅毛主席像，背面是由其抄录的毛主席诗词《咏梅》。以上这些结婚礼品，都被李振盛完好地保存下来了，有些实物在他的环球摄影展览中，作为“文革文物”锁在玻璃柜中展出。
接下来是李振盛所在的摄影组同仁送上一件用报纸包着的礼品，非让这对新人当众拆开不可，结果包的是同事们“偷”了李振盛的一面带支架的圆镜子，背面镶有李、祖二人在松花江边自拍的合影。把这面镜子拿到婚礼上也能逗得一乐，这个“小包袱”引起群众一片哄笑声，活跃了气氛。
下面就是让人们倍感惊喜的“大包袱”了：主持人拿上来一个扁扁的长方形纸包，人们都好奇地猜想这又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呢？主持人让这对新人一层一层地撕开纸包，最终看到是两块红纸黄字的牌子，分别写着“走社会主义道路新郎”和“走社会主义道路新娘”，人们一见这两个红牌子立即明白其用意了，大家兴奋起来，一个劲地起哄说“赶紧给他们挂到脖子上”，在一片哄笑声中，不由分说地把牌子挂到李、祖二人的胸前，让他们俩忍俊不禁，有点哭笑不得。
“我们结婚的时候，这个让人意想不到的‘黑色幽默’，是在模仿‘文革’岁月里挂大牌子批斗‘走资本主义路道当权派’的情景，这也算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创意吧。在那个年月里，没有多少可以让人欢乐的东西，这个创意也让大家乐了一把。那个时候大家欢乐的起点并不高。婚礼现场的情景被我在长春电影学院摄影系的老同学刘歧祥拍了下来，为我们留下了难忘的记忆。可惜的是我这位老同学没过几年就英年早逝了。”李振盛回忆。
当时，报社的住房十分困难，根本没有房子分给新结婚的青年职工，不少人都是婚后照旧住在单身宿舍里。婚礼结束后，几位老大姐送这对新人去入“洞房”，这个“洞房”是临时借用报社招待所一个房间，四面的墙壁上也是写满了毛主席诗词的“红海洋”，招待所房间原摆着4张单人床，拆掉两张，合拼两张，床上铺的哈尔滨毛毯价值54元，这是摄影组四位同事集体赠送的，他们俩收到的最为实用又是最昂贵的结婚礼物，这床毛毯他们一直使用至今。
那时没有法定的结婚假期，每天照常上班，各自在食堂里打饭吃，晚间回到这间简陋的新房里睡觉。这对新人在这里住了7天，然后各自搬回男女单身宿舍去了。
“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
那个年代，老百姓的生活是极为贫困的。那时的大学生的工资有明文规定，本科毕业生头一年每月46元，第二年是56元，以李振盛夫妇为例，他们俩每人56元的月工资拿了17年，没涨过一分钱，就靠两个人的112元钱过日子，养大了一双儿女，此外，每个月李振盛还要给远在山东老家的父母亲寄10元钱。
大约半年后，他们终于有一个没有取暖设备的十几平米的房间，这才算有了一个家。他们结婚的时候买了一张“一头沉”的桌子，38元，这是唯一凭票买到的家具。而李振盛就是在这张桌子压着的墙角地板上锯开一个洞口，把那些“给文化大革命抹黑”的“负面”底片用油布包起来藏在地板下面的。这段经历让他难忘：当时他们居住的是俄式平房，几家合用一个露天厕所，那时是天天都在讲“阶级斗争”，一旦发现邻居有任何异动，都会有人去“检举”，所以李振盛在锯地板的时候，祖莹侠就站在窗前看着外面“把风”，一有人经过，就得马上停止拉锯，“结果花了一个礼拜才锯开一个书本大小的洞，把底片藏在洞里以后，再把木板重新压下去。”后来，报社把李、祖都发配到柳河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时，“我们找到最可信赖的同事李明达到家里，就像刘备托孤似的让他看看埋藏底片的洞口，再三嘱咐万一我们有生命意外时，请他务必把这些底片取走保存好，相信将来一定会有用的……”
婚前，李、祖二人都还没有见过双方的父母；婚后，他们相约，准备1968年春节先去山东荣成老家过年，然后再去牡丹江看望岳父母。1968年11月底，祖莹侠接到了她牡丹江老家大哥写来的一封信，信上说，她的父亲已经去世了。至今，李振盛依然记得妻子祖莹侠悲痛欲绝的样子。他们后来才知道，她父亲是自杀的。老爷子是牡丹江宁安县石岩公社中心卫生院的中医大夫，医术高超，名声挺好，“文革”中，造反派说他是卫生院里工资最高的“反动技术权威”。又查出老爷子在日本统治东北时期曾给当地小火车站的日本站长看过病，就说他是“汉奸”和“日本特务”，造反派为了逼迫他交代“罪行”，先逼他在批斗会场站在火炉旁边烘烤，烤得他浑身大汗，然后扒下他的棉衣棉裤，推到室外去让他冷静冷静，在雪地里冻几个小时，东北农村的冬天室内外的温差相差几十度，老爷子被折磨得生不如死，第二天，就在隔离室上吊了。
“爱情中有欢乐，也伴有痛苦。”李振盛感叹，他一生接触的这两位女性的长辈——孙培奎的母亲和祖莹侠的父亲，都在“文革”中惨遭迫害而选择自杀，以这种极端痛苦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我理解，他们的自杀行为是需要极大勇气的，敢于用生命去捍卫自己的尊严，是很值得尊敬的。但结局是悲惨的，我为她们失去亲人深感痛心。”
当时祖莹侠的大哥还在信中说，“要向组织报告此事，表示要与父亲划清界线。”她在家里痛哭不止，把眼睛都哭肿了。祖莹侠强忍着巨大悲痛，擦干眼泪，向报社“工宣队”(“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报告她的父亲自杀了。马上，祖莹侠就被打入另册，派到所谓的“学习班”去了，凡在这个学习班的都在政治上不可靠的人。
1968年10月30日，李振盛的儿子出生了，当时不论是政治气候，还是自然气候，都摆脱不了严寒的阴影，思量再三，他给儿子起名叫“笑寒”。因为儿子的名字，险些招来一场政治风波，他用智慧和幽默应对“革委会”主任找他谈话，最终总算化解了“笑寒风波”。
1968年12月26日，李振盛因在日记里写了两条决心：“决不老死黑龙江”和“不学英语照样游走世界”，被认为比鲁迅笔下的《狂人日记》还要狂，指责他“妄图投敌叛国”。在300多名报社职工面前，李振盛被押到台上批斗了6个多小时。次日凌晨，“革命小将”押着李振盛坐上吉普车去抄他的家，那时他的爱人祖莹侠刚生孩子不久。他们抄走了李振盛珍藏多年的邮票和私人相册、信件等物品，所幸的是，他事先埋藏在地板底下面的“文革”底片躲过一劫。
1969年李振盛和祖莹侠先后被发配到柳河五七干校去劳动改造了两年多。虽然夫妻都在柳河五七干校同一个营里劳动，但他们并不在一起生活，因为那时候凡是夫妻，都在不同的男女宿舍里，所以那时虽然是合法的夫妻，也等于是分居了。过了将近一年多，五七干校开始要照顾同在干校的夫妻生活了，每两周一次的周末，临时安排几间空房子，让为数不多的夫妻把各自的行李搬到一起住一个晚上。每当这时，男宿舍的“五七小将”就对李振盛起哄：怎么还不搬走啊？等他第二天把行李搬回宿舍的时候，又会被这样搞笑一次。“在那艰苦穷困的年代里，东北有句歇后语‘叫花子打板儿——穷乐’，五七干校里的这种乐呵，也是苦难中的欢乐。”李振盛说。
当时五七干校的口号是“一辈子扎根农村闹革命”，大家都说，这辈子算是完了，再也不能搞自己的专业了。但是李振盛却相信，明天总会是更美好的，“我当时就常常暗示自己，为了将来还能搞摄影，在电锯上干活时一定要保护好眼睛，还要保护好手指，无论如何，就算是万一出事故，也不能锯断摁快门用的右手食指”。当时，他看到有人在电锯上干活被一块飞出的木头击中头部，当场就死了，那人曾被打成“右派”，没有举行任何追悼仪式，只用草席卷了，就埋到林子里了。那时，他在林海雪原里拍了两张照片，其中一张是两根干枯小草在雪原中迎风挺立，他在照片旁边写下英国诗人雪莱的诗句，“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另一张是林海雪原一苍松，他写下“天生我才必有用 ”的自励句。1972年2月6日，也是一个寒冷的冬日，李振盛的女儿笑冰降生了。3个月以后，他又回到报社，重操旧业。2004年，他应邀到伦敦大学做演讲的时候，还特地放映了这两张图片，听众掌声热烈。
他于是常说：人没有吃不了的苦，多么苦都会挺过来。
“婚姻要相互扶持地走下去，慢慢变老”
用镜头记录历史，始终是李振盛从影的信念。每当遇到新闻事件的时候，他都有记录的冲动，包括在美国“9·11事件”发生时，身在纽约的他，也拍到了世贸双塔倒塌的全过程等很多灾难照片。
小时候，李振盛的祖父曾给他测字算过命，说他一生在坎坷当中度过，晚年会平安享福。“我这个人的性格，决定我这一辈子都是在坎坷当中度过。人生，只要去奋斗了，去体验了就好。”李振盛笑言，“几十年来，‘谦虚使人进步’这句话本没错，但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行也不敢说行，总是装成谦虚的样子给别人看。如今我作为古稀之人，回望自己的一生，坦诚地实话实说，毫无疑问我在事业上是成功了。我向来认为，看一个人的能量和实力，不是看他在顺境当中爬升得有多快，而是看他在逆境当中反弹得有多高。我是属于后一种，越有压力越有反弹力。所以我真诚感谢那些曾经无端地迫害、打压过我的人，还有那些从未善待过我的人，是他们给了我在逆境中反弹的巨大动力。我用一生在进行‘一个人的战斗’，始终在自我奋斗，努力在证明着自己，我的人生实践证明：我李振盛行！借用并改进一句广告语：神州行，世界行，我能行！这句话一点也不夸张，我做到了！”
作为夫妻，一个人的成功跟另一个人渊源匪浅。在做摄影记者的时候，李振盛每年春节都没在家里过，妻子祖莹侠无悔无怨。1997年4月，他在北京潘家园购买2万多张“废照片”的时候，祖莹侠跟他一起挑捡，风里来尘里去，“我们这么做，都是为了保留历史。”一些细节也能体现出生活中的包容之心，比如，李振盛是一个什么东西都舍不得丢弃的人，从中学到大学使用过的东西他都保存着，那时他们在北京方庄的家不大，四处都堆放塞满了各种资料，“她能容忍我什么东西不肯丢也是很难得的，这成就了我的收藏。”
“祖莹侠这个人性格开朗，对人热情善良，现在就是一个普通的退休老太太。我们都是普通人，过着普通百姓的生活。我们又都是活得真实的人，一个人活着，能让别人说你是一个真实的人，就是很高的评价了。”李振盛感念妻子给予他的巨大支持，“尤其是她陪着我从‘文革’苦难当中走过来，不离不弃。”
幸福的婚姻好像都是一样的，不幸的婚姻各有各的不幸。他们携手，走过风雨岁月。在李振盛看来，婚姻就是用法律形式固定了两个人的关系，就是要相互扶持地走下去，慢慢变老，“在我们那个年代，没有人敢轻易离婚，谁要是离婚了，那简直是不得了的事。那个时候搞恋爱谈对象，并没有广泛选择的可能性，基本上就是介绍人给你介绍一个，一般就得成，不然介绍人也不高兴啊！当时在这方面有很多社会压力，也有不成文的道德压力。当时我们报社也有个别人离婚的，或者是搞恋爱见过好几个对象的，通常会被同事说成是作风有问题，也不好面对同事和家人。这种社会压力不只是一个单位的，而是整个社会氛围下人们遵守的一种道德规范。所以并不是每个家庭都是很幸福的。”他说。
现在，他们俩结婚43年了，时间为明证，“几十年的共同生活中也时有争吵声，我认为这是家庭生活中的组成部分。夫妻之间，磕磕碰碰、吵吵闹闹也是正常现象，随着年龄增长，频率会降低的，这就是生活。没有起伏的音乐还能叫音乐吗？ ”
“我们青春时期谈恋爱搞对象，没人敢在大庭广众面前拥抱接吻。这事在外国人看来绝对是难以置信的。”访谈中李振盛首次向《新民周刊》记者透露他们夫妇在国际上的一次遭遇：“2003年6月26日，由法国文化部主办我的环球摄影展览在巴黎首展开幕，当天巴黎文化艺术界为我举办庆贺晚宴，我影展的策展人罗伯特·普雷基席间讲话时突然‘发难’说：‘李和祖35年前从恋爱到结婚从未当众拥抱接吻，今天请他们在浪漫之都巴黎为影展成功而拥抱接吻吧！’话音刚落，50多位嘉宾跟着起哄，又是鼓掌，又是欢呼，万般无奈，却之失礼，我说咱们今天就豁出去了，在一片鼓噪声中首次当众拥抱了，也接吻了。”这一情景被法国摄影师贝纳德·勒巴斯(Bernard LeBars)抓拍了下来”，普雷基笑言，李和祖终于补上了人生的这一课。
“我们那个时代的恋人竟然不敢公开拥抱接吻，这事在国际上说死也没人信。但是，不管你是有悔还是无悔，那就是我们走过的青春岁月。”李振盛笑呵呵地说。
上海“荧屏达人”柏万青说“贞操是女孩最好的嫁妆”，引发热议，我们就此询问李振盛先生对此的看法。他表示，他颇能理解这位传统女性的呼吁，“她是在呼唤道德回归”，“咱们中国的经济上去了，但道德不应该滑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