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清华大学赴美留学生70多人在太平洋远航中的邮轮上合影

1947年，时逢清华大学36周年校庆，校友和来宾在“宴会厅”（体育馆）聚餐

清华大学传统游戏——打驴球（摄于1948年）

　　清华之道

　　一张拍摄于1914年的照片，几乎是周诒春留下的唯一公开影像。照片里戴着圆边眼镜的西装青年，有着饱满圆润的额头，深邃专注的眼睛，略为抿起的嘴唇，坚毅但看上去似乎又有一点故作老成。

　　说是故作，因为他实在太年轻——即便是在那个中西碰撞使得留洋青年才俊辈出的年代。正式出任清华学堂教务长时，周诒春还不满29岁，成为校长时，仍未到而立之年。作为对照，唐国安任清华校长时已54岁，与周诒春同时期任副校长的赵国材比周大4岁，20年后，梅贻琦当上清华大学校长时，也已42岁。曾经担任过周诒春秘书的清华毕业生徐辅治提到过，当时有外宾到清华参观，见到校长如此年轻，均大为惊异。

　　这位年轻校长的就任，源于一场意外的悲剧。

　　1913年8月22日，时任清华校长的唐国安心脏病发，遽然辞世。在前一天递交给外务部的报告中，他这样描述自己的处境：

　　“视事以来，时虑郧越，乃学风之嚣张，今非昔比，学款之支绌，罗掘俱穷。一年之间，精力耗于教务者半，耗于款务者亦半。入春以来，陡患心疾，比时旋轻旋重，方冀霍然，讵料渐入膏肓，势将不起。”

　　虽然在当时及后来的许多人看来，建立于“四万万人之膏血”基础之上的清华，拥有20世纪初中国其他学校完全无法媲美的优越条件，但事实上，建校之初的3年中，清华一直步履蹒跚地走在生存或灭亡的悬崖小径上。

　　1911年秋季学期开学不久，辛亥革命爆发，烽烟四起，风声鹤唳，北京高校从法政学堂开始，纷纷放假，清华也被波及。美国教师全部出国避乱，学生大都离校回家，不知学校重开何期。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由于与清华渊源颇深的颜惠庆和周诒春在新政府中担任要职(颜任外交部次长，周诒春一度担任孙中山的英文秘书)，清华大学得以于1912年5月重新开学。然而这之后，由于二次革命中袁世凯挪用美国退回的庚款接济兵饷，清华一度处于无米下锅的窘境，“罗掘俱穷”绝非夸大之词。此外，由于清华直接隶属于外交部，不像其他学堂一样归学部(教育部)管辖，如此特殊的地位，也使其成为易受教育界人士攻击的靶子。更重要的是，尽管学校已开3年，但没有人真正清楚，要把清华办成一所什么样的学校，要在这里培养出什么样的学生。

　　如此艰难时势，令身在漩涡之中的唐国安心力交瘁。一息尚存之际，他荐周诒春以自代：

　　“(周)老成练达，学识皆优，自充任副校长以来，苦心孤诣，劳怨弗辞。国安虽病，该副校长兼理一切，颇能措置裕如。若以之升任校长，必能胜任愉快。”

　　报告尚未得到批复，唐国安便已撒手人寰。临终前，他将自己的全部藏书赠予清华学校图书馆，他希望，周诒春能把它们保管得很好，正如他为之鞠躬尽瘁的清华学堂。

　　此时此刻，天将降大任于斯人者的周诒春，却正身在美国。

　　这一行的目的，是率领110名此前耽搁甚久方始成行的清华庚款留美学生前往美国入学报到。据徐辅治、孙锡三等人的回忆和清华校史记录，自这一年起，每年暑假，周诒春均亲自将清华留美学生护送至美国，帮助他们安排好在美国的学习地点和程序后才离开，前后凡此7次，直至他从清华校长的职位上引退。

　　1914年从清华毕业、当年8月15日作为清华第五批“放洋学生”的陈鹤琴，几十年后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描述了当时的情景：

　　“周校长先教学生们在国外吃饭时的礼仪，不仅讲课，还亲自做示范。学生们在青年会住了一个月，周校长的‘吃饭课’也讲了一个月。这些留学生戏称自己为‘吃饭学生’，称周校长为‘吃饭先生’。”

　　这位“吃饭先生”教的吃饭课，包括坐席、坐的姿势、喝汤、吃面包、用刀叉、席间交谈的注意事项。当时看来琐碎，但当陈鹤琴后来在美国受邀到一位市长家中吃饭，将周校长传授的礼仪搬出来并受到市长夫妇“中国不愧是礼仪之邦”的赞赏时，他方才领会到，周诒春的良苦用心。

　　护送学生赴美、安顿他们在美国的行止、帮助他们消除在异国他乡生活的疏离感，对于一所设立时将主要宗旨定位为“留美预备”的学校的校长来说，虽不必非要如此，但似乎也尚属分内之事。然而，不顾旅途劳顿，平均每年在邮船的风浪颠簸中度过两个月的时间，周诒春的真正目的，却绝非让这些经过千挑万选遴选出的“质地聪明、性格纯正、身体强壮、身家清白、恰当年龄”的最优秀的中国学生，尽早成为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美国化的“假洋鬼子”。

　　船上的漫长时光，周诒春用来与学生逐一恳谈，了解他们的志向和学业选择。以陈鹤琴为例，赴美之前，他原打算到俄亥俄州的教会学校奥柏林大学攻读教育学，然后再转到哥伦比亚师范学院。但在船上，他却逐渐对自己的选择产生了怀疑。“我为什么要读教育？教育不是一种很空泛的东西吗？读了教育，还不是坐冷板凳，看别人的面孔讨生活吗？”他开始想要学一门实在的手艺，自食其力，不求于人。学医，成了他的新选择。

　　权衡再三之后，陈鹤琴将这个想法告诉了周诒春。周诒春马上打了一个电报给留美监督，替陈鹤琴接洽转到美国最著名的医科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然而，心愿得偿没过几天，陈鹤琴便开始后悔起来。

　　“教育虽然不能使我独立，难道医学是我所愿意学的东西吗？一个人做人总有一定的志向。定了志向，再定学什么。现在我要自己问一声：‘究竟我的志向是什么？’我的志向是为个人的生活吗？决不！是为一家的生活吗？也决不！我的志向是要为人类服务，为国家尽瘁。”

　　下定决心之后，陈鹤琴忐忑地找到周诒春。周诒春并没有因他的反复而发怒，反而微笑着道：“电报已经打出，不能再改了。好在霍普金斯大学文理科也是非常著名的，你还是到那里去吧！”

　　这一插曲的尾声，是陈鹤琴先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读教育系，再赴哥伦比亚师范学院深造，1919年8月获得教育学硕士后归国。此后的岁月里，他创办了中国最早的幼儿教育实验中心，与陶行知一道开辟了一系列乡村幼稚教育基地，出版了大量儿童心理和幼儿教育专著，从而成为中国现代幼儿教育事业的奠基人。

　　如果说对于陈鹤琴的个人选择，周诒春表现得通情达理并照顾周全的话，对于另一个学生——1911至1916年就读于清华、1917年留美的吴宓——所应该走的道路，他却显得有些独持偏见、一意孤行。

　　赴美之前，吴宓初时打算学路矿等实学，转而又想入哥伦比亚大学，专攻新闻出版。而吴宓的继父为其谋划的人生道路，却是“英文学好，易谋饭碗。洋行之买办，大人物之翻译，得钱皆不赀，且最好先入美国籍，使中国亡，则可保一家之安乐”。

　　正当吴宓为此纠结不已时，周诒春却根据此前对他的了解，力主吴宓前往哈佛大学修习看起来十分没前途的文学。要到数十年之后，俨然已成学贯中西的文学大师的吴宓，才在日记中对这位自己早年多有腹诽的师长当初的识人洞见由衷地发出感叹：“校长实是宓之知己。”

　　刊登在1917年《清华周刊临时增刊》上的一份训辞，最能全面体现周诒春对这些清华留美学生的期待。

　　周诒春提醒即将于这年夏天赴美的毕业生，在美留学期间，应注意四件事。一要发展个人潜能，勿墨守师说，凡学问“后来居上”，世界是进化的。二宜自发心裁，创造发明，勿徒崇拜西人。他列举清华官费生祁暄发明“国文打字机”，王预之“对照表”和茅以升之“算尺”等例子，证明黄种人是有为的，希望同学接踵而起，日新又新。三是注重调查与克己修省，“中国百政废弛，应调查改良者千万，宜取美人之长补我之短。不可为外国之诱惑力而自蔽自欺”。四则要服务社会，宣扬国光，时刻以孔子“己立立人，己达达人”相勉。而切实的做法，除了到唐人街去启迪华人智识，以消除外国人对我之诬蔑，在与西人交谈时，也要阐扬本国文化，保持不亢不卑的言辞态度，更需在毕业论文中“择关于中国之学术政治社会实业等为题”，使不明中国情势的外人渐除隔膜，“顿起尊敬之心也”(转引自台湾学者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

　　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一个终极目标：“他日学成归国，报效祖国，贡献社会，为母校增光。”当整个社会都将清华目为一个跳板式的留美预备营时，在周诒春的心中，却有一个更远大更宏伟的规划。

　　“寄师的原意，不是徒尔要造就一班美国化的学生，而是要把清华慢慢地办理成一所完全中国式的大学。”刘师舜，清华学堂的第一批学生、民国时期著名的外交家和翻译家，在追念周诒春的回忆文章中，一语道破天机。

　　要体会周诒春做出这一决定所需要的大智慧和大勇气，我们应对那个时代的中国教育嬗变有着更深刻的了解。第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便是：美国为何乐于将超索的巨额庚款退回中国，并指定这笔经费必须用于文化教育事业，且暗示需派遣学生赴美留学？

　　在劳伦斯·克雷明所著的《美国教育史：城市化时期的历程1876～1980》中，给出了一种答案。克雷明指出，从19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美国的“帝国”概念经历了重大调整，“上帝给美国安排的命运”逐渐改变为通过“仁爱”帝国主义来发挥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作用。“新地区不再并入美帝国，成为大城区的一部分；正相反，大城区与它的依存者将保持比较传统的联系：在大城区的保护之下，这些新地区将是原材料的供应地、产品的销售市场以及大城区教育的对象。调整后的帝国观是麦金利和西奥多·罗斯福更加积极主动的外交政策的核心……大批美国旅游者、技术人员和占领军到达世界各地，通过实例、设计甚至武力向所在国传授和传播美国文化、文明……不论其教学是否具有系统性，他们的行为本身就代表了一种文明，在这种文明中不断增长的政治和经济力量也预示了仿效所能带来的益处。”

　　正是基于这种原因，当美国在华传教士明恩溥(Arthur Smith)于1906年3月6日与罗斯福总统见面、建议将庚款退还用以选派中国学生来美深造时，罗斯福不待他说完，便表示：“我完全同意你……这是一个伟大的想法，我要设法完成它。”

　　而从另一方面，自1898年张之洞发表《劝学篇》起，中国掀起的留日高潮，也是促使罗斯福速下决心、推动庚款退回的另一层原因。数据显示，从1896年到清华学堂正式成立的1911年，16年中，中国留日学生多达4.5059万人，尤以1905年到1907年为最高峰，每年都在6700人以上。这固然是出于中日地理上的近便、清政府的鼓励、甲午战败的刺激，但很少为人提及的一点是，当时的日本政府也在运用种种手段、大力吸引中国留学生。

　　1898年5月14日，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在写给外务大臣的信中指出：“如果将在日本受感化的中国新人才散布于古老帝国，是为日后树立势力于东亚大陆的最佳策略。其习武备者，日后不仅将仿效日本兵制，军用器材等亦必仰赖日本，清国之军事，将成为日本化。又因培养理科学生之结果，因其职务上之关系，定将与日本发生密切关系，此系扩张日本工商业于中国的阶梯。至于专攻法政等学生，定以日本为楷模，为中国将来改革的准则。果真如此，不仅中国官民信赖之情，将较往昔增加二十倍，且可无限量地扩张势力于大陆。”

　　这种鼓励与吸引，主要体现于为留日学生提供种种生活上的便利，以及在日本创办一系列专门针对中国留学生的学堂或科系，尤其是法政、警务和军事科。这不仅使得留日成为经济上十分划算的选择，更保证了这些留日学生归国后的仕途。国民党元老胡汉民曾在自传中写道：“其时(留日)学生全体内容至为复杂。有纯为利禄而来者，有怀抱非常之志愿者，有勤于学校功课而不愿一问外事者，有好交游议论而不悦学者，有迷信日本一切以为中国未来之正鹄者，有不满日本而更言欧美之政治文化者……有为贵族富豪之子弟者，有出身贫寒来自田间者，有为秘密会党之领袖以亡命者，有已备有官绅之资格来此为仕进之捷径者。”

　　与之相对应，从1909到1925年，尽管有庚款资助，17年间，中国留美学生合计才不过1031人。如此鲜明对比，令得当时舆论，纷纷以清华为抨击对象，认为它崇洋媚外，斥巨资培养美式精英，而于国家社会贡献有限。就连身为庚款留学生的胡适，也在1914年发表《非留学篇》，宣称留学实是“吾国之大耻”、“废时伤财事倍功半”。他在文章中算了一笔细账：在国内上学，最贵的是上海的各大学校，但平均每年只要250墨元(注：晚清民国时在中国流通的墨西哥银圆，也称鹰洋)，而以官费留学，每年花费不下2000墨元，“以吾一年留学之费，可养八人在上海读书之资”，“今岁费四十万元，其所造就仅二百人耳。若以此四十万元，为国内振兴高等教育之费……可设大学二所，可容学生二千人”。

　　然而，时时刻刻提醒学生“获受国耻之赐，既受特别权利，当负特别义务”的周诒春，就真的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吗？

　　或者，向来强调实干，反复指出“今日中国所急需者，非高谈阔论之理想家，乃身体力行之实验家”的他，只是在静静地等待一个时机？

　　《民国史料丛刊》中，收录了出版于民国15年(1926年)的《清华一览》。里面一份表格列出了历年清华“放洋”学生的联系方式。一一点数，九成以上，均于学成后回国效力。他们是清华、北大、南开等高等院校中的院长、教授，外交部、交通部、实业部等国民政府部门中的干员，银行、煤矿、工厂里的经理和襄理……这些当年自水木清华漂洋过海的种子，渐次飞回，重新扎根于古老中国的土地。

　　1916年7月27日，周诒春上书外交部：

　　“窃以清华学校系于前清宣统三年就游美肄业馆改设，开办至今，先后已历八年。留学毕业回国学生，日见其众，年来志切来学者，更见络绎不绝……故拟以原定学程上，分年扩充增加，俾于数年之后，得完全成一大学本科之程度，以应时势之需要。”

　　在这份报告中，周诒春特地指出：

　　“清华经费，至民国二十九年庚子赔款摊还清结后，亦将无以为继。届时更恐维持之不暇，势难更求增进之要图。不如趁此时机，渐求扩充，藉可撙节经费。至赔款退清之时，则大学之规模设备，均可早定基础。至时本校回国学生可达数千，如经常费无着，即可望其中富者出财，智者尽力，为母校分任维持之义务，则退还赔款虽已终结，而学校仍可图继续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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