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之物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1931年，梅贻琦就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时说过的这段话，履见诸报章。如果断章取义地看，很容易理解为，大楼与大师，是非此即彼、互相对立的双方。然而，回归到最初的语境之下，便会发现，真相并非如此。

　　这段名言之前，梅贻琦是这样说的：

　　“我们要向高深研究的方向去做，必须有两个必备的条件，其一是设备，其二是教授。设备这一层，比较容易办到，我们只要有钱而且肯把钱用在这方面，就不难办到。可是教授就难了。”

　　而事实上，清华成立20周年之际的梅贻琦之所以会觉得设备和大楼之事不难，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周诒春任职期间，“勤勤恳恳，扩充校务；增损修革，惨淡经营；心力憔悴，成绩昭著”。通过一系列的校园建筑改造活动，已经奠定了清华大学未来几十年中的物理格局。

　　《清华周刊》1922年双四节特刊上，对11年前清华初建时的样貌如是描述：“本校建设之始……园内旧建筑，岿然存者，只工字厅一所。开办时造成讲室、宿舍、医院、礼堂等处，大小共计一千一百余间。”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当时的图书馆，仅有“大房一间，小房两间，设备简陋，藏书甚少”。第一任校长唐国安逝世前将自己的藏书赠与清华，却因地方偏窄不足用而长时间被封存。

　　但到罗素1920年访问清华时，这里却已经变成了“恰像一个由美国移植到中国来的大学校”。给罗素留下这一印象的，无疑是周诒春于1916年开始主持修建、当时已经大体完工投入使用的“清华四大建筑”：图书馆、体育馆、科学馆和大礼堂。

　　据孙锡三回忆，这四大建筑样式均各有所本，“大礼堂是模仿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建筑修正建造的，图书馆是模仿美国威斯康星州立大学的图书馆略事缩小而造的”。但更重要的是，所有这些建筑并非徒具华丽的外表。

　　仍以图书馆为例，这栋造价17.5万元的两层大楼，“全部照欧美新式避火法建造”，“轮奂壮丽，可为全国冠”。但使其成为令当时北京城内学者师生艳羡不已的关键，却是大楼之内丰富的藏书。1920年7月，当时的图书馆主任戴超按照周诒春在任时制定的“图书经费需占全校预算20%”的构想，一口气编列了11.5万元的图书采购预算，与之对照，当时全中国没有一所大学的图书经费超过2万元。民国元年时，清华图书馆的馆藏“中西文共仅二千余册”，到民国十年时，中文书即增至2万册以上，西文书增至1万册以上。再历10年，中文书已逾14万册，西文书已达4万多册。而管理这所图书馆的，则均为受过现代化图书馆专业训练的人。时任图书馆副主任的袁同礼，更是第一位被接受为大英图书协会和牛津图书协会会员的中国人。后来的清华国学研究院之所以能汇集众多当代大师，这些藏书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原因。

　　然而，正是这些无论软件硬件设施均以美国著名大学为标准的建筑，为周诒春召来了漫天诽谤。

　　一所现代化的大学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在杜威的名著《学校与社会进步》中，这位美国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倡导人其实已经给出了解答。他敏锐地观察到，工业革命之后，教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中最突出的表现是，随着人们面对面紧密连接的小型农村社区的衰落，它所包含的“以培养守秩序和勤勉习惯、树立责任观念为目的的教育”也逐渐落伍。在他看来，新的学校必须成为一种初具雏形的社区生活，其中活跃着反映大社会生活的形形色色的职业，同时也渗透着艺术、历史和科学的精神。学校应当在这样的一个小社会里引导和训练学生成为社会的成员，“用服务的精神熏陶他，并授予其有效的自我指导的工具”。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拥有一个有价值的、可爱的、和谐的现代化大社会。

　　这样的一个新生事物，必然需要一个物理载体。可是这个载体应该是什么样的？

　　毫无疑问，古老的书斋和私塾已经不再能够满足它的需要，但实验室和机器车间就是答案吗？在现代化和城市化中先行一步的美国，其教育理念和体制模式，也在不停地向俄国、德国、英国等国家借鉴吸收。事实上，20世纪初的美式大学，尽管教育思想和实践的模式具有鲜明的美国特色，但已经并非是纯粹美国式的了。它所体现的，其实是一个挂着美国标签的面对现代社会适者生存的产物。而作为美式大学符号的现代化的图书馆、体育馆、科学馆和大礼堂，其宗旨，正是周诒春为清华定下的教育方针——德智体三育并进，造就一完全之人格。

　　然而，当时的绝大多数中国教育界人士，都未能认识到这一点。

　　周诒春在清华园内大兴土木之时，北京城里，已然物议纷纷。“北京教育界人士认为清华只需兴建讲堂寝室及自修室即可，不应‘妄拟欧美’兴建图书馆、体育馆、科学馆及大礼堂。更不需要兴建学生宿舍、中外教员住宅和教员办公室。他们认为教员除预备功课外，别无公事可办，盖什么办公室？”苏云峰在《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一书中写道。而如此大规模地兴建工程、添购器具，使得清华自1915年起，连续4年预算均超出百万元以上，这也引来了受美国人控制的校董事会的反弹。

　　种种矛盾，在1917年秋，周诒春护送清华留学生赴美并调查学务之时爆发。这一年10月12日，北京教育界黄正明、刘文治等6人，向外交部指控周诒春的九大罪状，并将原文以《北京清华学校之黑幕》为题，刊登于北京的报纸上。与此同时，校董事会也给周诒春发电报，质疑他此前拨付给驻美监督处的一笔购买钢材、图书仪器和聘请美国教员路费和薪酬的款项，要他回国解释。

　　90多年后，我们在国家图书馆的微缩胶片上，借着昏黄的光线看到了那洋洋数千言的罪状：

　　“养尊处优，以公款添筑卧室，供其亲族居住”……应该是徐辅治和刘师舜共同的回忆吧，从1911到1936年，周诒春在北京跨工、商、学三界，任职众多，位于扁担厂25号的一所四合院却是他唯一的财产。而在南京担任实业部常务次长时，由于“凡来南京之客人无处可居者，悉留之住并膳食”，开支浩大而均出自私囊，这一处北京的房子，最终也被抵押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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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当年在耶鲁读书时曾获演说辩论最优金牌奖的周诒春，却对这些从证据角度讲不堪一击的恶意攻击不予置辩。

　　1917年12月25日，甫一归国，他便致信清华董事会，详尽说明那笔受到质疑的款项每一角每一分的用途，结果是一切会计手续完整。

　　1918年1月4日，他以“力微任重，劳顿成疾”为由，向外交部提出辞呈。

　　1918年1月18日，清华学生“着制服、擎枪致敬”，送别周诒春。他在仪式上发表简短讲话，教导学生“注重体育，保持康健，有了健全的身体，自能担负繁重的事务”，许多人因之泪下。

　　1921年4月，《清华周刊》10周年纪念号，校刊的编辑写道：“学校一个时代的精神如何，就看校长的态度怎样。我们不必细究周寄梅先生的履历，确实我们承认他是有宗旨、有计划、有理想、有希望的人。清华以前享有的盛誉以及现今学校所有的规模、层层发现的美果，莫不是他那时种下的善因。”

　　1931年4月，《国立清华大学20周年纪念刊》上，做出这样的评价：“周诒春任职四年余，建树极众，历任校长无出其右。”

　　90多年后，他“妄靡巨款，营私害公”的罪证——清华的四大建筑，依然是这所校园里最优美的风景，而在此之后的许多营造，早已倾颓无存。

　　清华之人

　　后世论之，周诒春离开清华的真正原因，在于当时外交部内部的派系斗争。亲日派上台，一为周诒春提供奥援的颜惠庆遭到排挤，而掌控巨款的清华校长这个肥缺，亦为人所艳羡。种种原因层层加码，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然而，在从晚清到民国那个经济变革、政治跌宕、文化撞击、社会转型的时代大背景下，在与所有以上因素都息息相关的教育问题上，在清华这个如此特殊的小世界中，纵没有这些外部原因，身处两种力量拉扯较量之中的掌舵人，是否又能安然无恙？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二十年中，校名三更，校长十易。”周诒春离去之后，清华校长更替仿如家常便饭，最短者任职仅3个月，更曾出现连续11个月无校长的局面。苏云峰对这些匆匆过客的清华校长们的履历背景曾一一加以详查，得出的结论是——“每位都有良好的学历和能力，但不一定有办学的兴趣和热忱，多数以清华为跳板，活跃于政治、外交和军事领域，或与学生相处不良，被学生赶走，或在清华的时间太过短暂，乏善可陈。”

　　上世纪30年代初，清华人事最为紊乱之时，据当时校刊记载，学生曾派代表，到周诒春家中请“老校长”返校任职。校刊还发出呼吁：“请教育部即任命周诒春为校长，如教部仍不顾同学公意任命他人长校时，一概坚决拒绝。”

　　周诒春并未归来。这件事，加之此前他曾婉拒曹云祥发出的担任清华大学筹备委员会顾问的邀请，被某些研究者推断为周诒春对清华存有心结的证据。但是，只看他在抗战期间，对贵阳清华中学的大力促成，不仅以清华为之命名，更将校训、校歌、教育方针和管理制度一一移植，而且在生活上亦对时任清华校长的梅贻琦和其他来黔清华校友照拂毕至，便知道，这种揣度应是低估了周诒春的境界。

　　事实的真相是，他太忙。

　　从清华引退后，从20年代到30年代中期，大约是周诒春一生中最忙碌也最有成果的时光。据徐辅治的回忆，周诒春那时担任的职务有天津永利公司董事长、北京仁立地毯公司董事长、北京协和医学院托事会主席、北京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董事、北京中国营造学会理事长、北京图书馆建筑委员会委员、北京欧美同学会董事、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执行委员，一度还兼任燕京大学代理校长。

　　而且，只要身在其位，周诒春便尽力谋其政，从来不肯做华威先生式的挂名董事，也不肯因为身在某一机构便偏离自己为社会谋福利的立场。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创始人何廉曾回忆道，1926年，当时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委员会有意聘请何廉出任社会调查部研究主任，许以月薪400元，而何廉在南开的月薪只有180元，相差甚远。他向担任基金会董事的周诒春请教是否应当接受这个邀请。周诒春对他说，南开虽苦，但可以做事，不仅能做研究，还可教课，劝他不要为钱而放弃自己的事业，和当时的南开校长张伯苓商量一下。后来，何廉得到一笔特殊经费，用于创办南开经济研究所。在筚路蓝缕的开创期间，周诒春极力帮忙，几乎每日都利用自己的专车，陪同何廉四处奔走，搜集整理材料。

　　在1934年的英文版周刊《中国评论》(China Critic)上，曾任北京大学英文系主任和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主任、主持人物特写专栏“知交剪影”(Intimate Portraits)的温源宁这样描写他所熟识的周诒春：

　　“如果他不是不断的忙碌，生命便没有价值。从早到晚，他总是在为某项计划辛勤劳动，以满足某种社会需要或是解决某种社会问题。他可以像个无可救药的悲观主义者那样对你说话，支持他实际活动的却是永不褪色的理想主义。今日的周诒春，实在是一名勤奋工作而未能获得适当报酬的劳动者。在北平或是在上海，无论在什么位置上，他都是一名热心公务而效率极高的人物。他说不上富有，甚至算不得小康，但是为了劝诱一名百万富翁拿出一笔钱来赞助一项有意义的事业，他会毫不吝惜地掏他自己的腰包。”

　　这些有意义的事业中，包括周诒春一如既往的爱盖大楼。

　　清华同学会成立伊始，他便出面募集捐款，在北池子骑河楼购买布置了一个会所，内有游艺室、会客室、会议室及单人宿舍多间，以备校中教职员及学生来市区工作或休假时住宿之需。而早些时候欧美同学会的成立和会所的修整，也出自他的大力倡议之下。他的目的，是将清华毕业生和欧美留学生联合成一支有组织的力量，以更好地造福社会，不至于像当年的留日学生一样，“政府以巨资培养学生，毕业后恝然置之，任其自寻出路，以致学非所用，无裨实际”。

　　1920年，美国政府第二次退还溢付的庚子赔款，为保管及运用这一款项，于1924年9月成立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在周诒春的推动下，这笔赔款的一部分被用以建造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的前身，位于北海西岸文津街上)。据孙锡三回忆，在整个工程进展期间，周诒春“每日早晚两次，风雨无阻地亲临工地视察指示，是以，保证了它的建筑质量”。直至今日，这栋仍在使用的钢筋水泥结构的宫殿式建筑，依然为中西合璧建筑的典范。

　　这一幕，在1938年贵阳清华中学兴建新校舍时再度重现。根据王思元等人留下的回忆录，当时在贵阳担任省府委员兼农村合作委员会委员长的周诒春，“每到星期日，便早早乘他的小车从贵阳到花溪，视察学校或与师生谈话。每次总是下午很晚才回城里，风雨无阻，几无例外。可以说，周诒春在贵州七年多，绝大部分的休假日是在清华中学度过的”。

　　具有某种讽刺意味的是，一个如此热心为所在机构组织添置资产的人，却几乎从未花心思给自己买房置地。抗日战争结束后，时任国民政府农林部长的周诒春前往北京办理敌伪机构接收事宜。由于他此前在北京的住宅早已折价偿债，只好借住于友人孙锡三客厅旁的一个小房间，其秘书徐辅治在床旁另搭一帆布床。但当农林部的另一名接收特派员徐廷瑚提议将一房屋和设备颇好的接收的日本人住宅拨给周诒春使用时，他却断然拒绝。

　　他亦不图名。在贵阳时，清华中学的基建经费大部分是周诒春以为贵州省主席吴鼎昌(字达铨)祝寿的名义筹集来的。当时教师们曾提议，既然学校的礼堂可以因此被命名为“达公楼”，至少也应有一建筑被命名为“寄公楼”。周诒春却正颜答道：“只要我在世一天，就不许用我的名字命名任何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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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们将周诒春离开清华后的所作所为一一厘清，在这一大背景下，他于1918年的离开，便不再是悲剧式的退场，而是某种带有深刻象征意义的新的开始。

　　生于华夏沉沦、中原板荡、民生艰难、内忧外侮之际，一个享万兆国民血汗之供养的“受教育的人”，一个拥有强健之身体、活泼之精神、具有完全人格的现代中国人，何能一直苟且偷安于环境优裕的“世外桃源”之中？他当如何负起自己的责任，回应美国教育家乔治·康茨振聋发聩的提问：学校敢于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秩序吗？

　　早在1915年11月出版的《清华学报》上，周诒春就以《受教育者的责任》为题，阐发了自己的观点。这与他一直以来对学生的谆谆教导如出一辙：振兴实业，普及教育，改革政治法律，整顿金融。而在告别清华的日子里，这些正是他之所为。正如温源宁所洞见的，“他(周诒春)并不把他的工作看成是一个职务，而看成为实现他心中理想的一种手段”。抗日名将、清华毕业生、同样亦是周诒春门下高弟的孙立人有一句流传颇广的名言：“一日清华人，一世清华人。”所陈述的，也是这一道理。

　　1934年，胡适在《写在孔子诞辰纪念之后》一文中，一改20年前在《非留学篇》中的尖锐质疑。他慷慨激昂地写道：

　　“平心说来，‘最近二十年’是中国进步最速的时代；无论在智识上，道德上，国民精神上，国民人格上，社会风俗上，政治组织上，民族自信力上，这二十年的进步都可以说是超过以前的任何时代。这时期中自然也有不少的怪现状的暴露，劣根性的表现，然而种种缺陷都不能减损这二十年的总进步的净盈余。”

　　“这二三十年中的领袖人才，正因为生活在一个新世界的新潮流里，他们的人格往往比旧时代的人物更伟大：思想更透辟，知识更丰富，气象更开阔，行为更豪放，人格更崇高……照我这十几年来的观察，凡受这个新世界的新文化的震撼最大的人物，他们的人格都可以上比一切时代的圣贤，不但没有愧色，往往超越前人。老辈中，如高梦旦先生，如张元济先生，如蔡元培先生，如吴稚晖先生，如张伯苓先生；朋辈中，如周诒春先生，如李四光先生，如翁文灏先生，如姜蒋佐先生：他们的人格的崇高可爱敬，在中国古人中真寻不出相当的伦比。这种人格只有这个新时代才能产生，同时又都是能够给这个时代增加光耀的。”

　　如果你详察这份名单中列出的人物的生平，便会发现，他们或多或少，都与庚款和清华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而作为其中与清华关系最深切的周诒春，更是用他的一生，为我们描摹了一颗沉默无声的种子，在黑暗中经历了种种挫折与幻灭后，是如何以一种虽万千人吾往矣的自我牺牲精神，终于繁衍成一片壮美的森林。

　　1958年8月30日，75岁的周诒春在上海病逝。只有在他足不出户的晚年，家人才终于有机会与他相处，而在那之前，他的时间，全部给了他的学生、朋友和事业。当我们辗转托人找到周诒春之子、已经96岁的周华康先生，想要向他打听一些其父的生平琐事时，得到的答复是，在他还很小的时候，就已经不同父亲生活在一起，几乎没有留下什么印象。与之相对应的，却是从梁实秋到孙立人，均在回忆录中屡次提到，“周校长一直把我当自己的孩子看待”，“比父子见面还来得亲切”。

　　周诒春，字寄梅——如果可以，请你记住这个名字。因为当你享受着这个国家的现代化所带来的种种好处与便利时，需得知道，这个国家，亏欠这些种子般的人物良多。■

　　(本文资料来自《清华大学史料选编》、《清华周刊》(1914至1931年各卷)、《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中国新教育的萌芽与成长》、《清华大学校史稿》、《清华人物志》、《民国史料丛刊(文教、高等教育)》、《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教育》、《吴宓日记》、《美国教育史：城市化时期的历程1876～1980》等著作，并参考了陈鹤琴、孙立人、刘师舜、孙锡三、王道立等人的回忆录，周诒春先生及其家人的老照片由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提供，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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