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纠缠下的国企反腐
“集体腐败多几乎是国企腐败区别于其他腐败的最大特点”
《望东方周刊》特约撰稿徐静、记者芦 | 北京报道
2009年12月，中国移动原党组书记、副总经理张春江被调查，成为目前电信系统落马的最高级别人物。
此前数月的7月15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定原中石化董事长陈同海犯受贿罪成立，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两位副部级国企高管相继落马，成为近年来国企腐败的一个缩影。
就在2009年，中央接连出台《关于国有企业领导人员违反廉洁自律“七项要求”政纪处分规定》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若干规定》，亦反映出整治国企腐败问题之迫切。
国企腐败起源
反腐学者、中央党校政法部教授林认为，国企“一把手”权力过大、重大决策独断专行、缺乏有效制度监督是导致国企腐败的重要原因。
权力是国有企业负责人贪污腐败的最大砝码。
于2005年落马的北京城乡建设集团原总经理聂玉河在接受审查时曾说：“在任命干部上，我的作用很重要，没有我的同意，他们就任命不了，对于我的意见，其他领导很少有反对的。”这样的“生杀大权”无疑为下属的行贿创造了原动力。
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贪污腐败事件的发生，也多伴随着企业“一把手”权力的不断扩大。
源于上世纪80年代的“放权让利”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第一步。
从几乎没有权力到放权让利，国营企业负责人思想观念急剧变化。而随着“放权让利”的不断深入，“厂长负责制”逐渐确立，国营企业负责人的权力极度膨胀，企业违法经营等活动迅速抬头。
体制转换期的真空
1990 年中纪委颁布《关于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纪律检查工作的暂行规定》，1992 年 8 月监察部颁布《关于全民所有制企业事业单位监察工作的若干问题的意见》，两个文件都指向国营经济的监督管理。
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此后，股份制改革试点继续扩大。
股份制改革不同于以往的“放权让利”，它是国有企业产权制度的大变革。
2003 年，十六届三中全会作出《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要求建立健全国有资产管理和监督体制，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实现国有企业保值增值。
时至今日，股份制改革尚未完成，现代企业制度仍未完全建立，恰恰是这一段制度建设的真空，提供了滋养部分国企领导腐败的空间。
在林看来，“集体腐败多几乎是国企腐败区别于其他腐败的最大特点。” 她认为，国有企业大一统的机制和金字塔形的结构，导致权力高度集中，在监督机制还不完善的情况下，不少企业的工会、职工代表大会等形同虚设，极易形成“一把手”、“一言堂”，最终走向腐败。
新型受贿成治理重点
在某检察院侦办的行贿、受贿案件中，以购物卡作为贿赂品的案件竟然占到了83%
《望东方周刊》特约撰稿徐静、记者芦 | 北京报道
4月11日，人民银行召开廉政工作电视电话会议，行长周小川在讲话中指出，坚决整治收受礼金问题。对收送各类有价证券、支付凭证、商业预付卡的，以收送同等数额的现金查处。切实发挥人民银行在全国开展商业预付卡治理工作中的牵头作用，会同有关部门研究提出防止利用商业预付卡行贿受贿的治理措施。
周小川的话是有的放矢：在上个月的国务院第四次廉政工作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专门布置防止领导干部收送礼金、有价证券、支付凭证、商业预付卡。
在国务院廉政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重点整治查处收送礼金问题，这还是第一次。
政策到而风不止
事实上，早在1986年，国务院办公厅就发出了《关于严禁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牟取非法利益的通知》。《通知》指出，当前在社会经济活动中，以“回扣”、“佣金”、“红包”、“提成费”、“好处费”等名目非法收受“酬金”的现象相当严重，必须严加禁止；规定国家工作人员不准在社会经济活动中非法接受任何名义的“酬金”或“馈赠”。
随后，1993年出台的《关于严禁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公务活动中接受和赠送礼金、有价证券的通知》中，明文规定严禁收受礼金、礼券。但是文件政策到而送礼受礼之风不止。
1995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锦涛受中央委托宣布批准陈希同引咎辞去北京市委书记、常委、委员的职务。后陈希同被判刑入狱的罪名之一，便是利用职权和公务之便，收受贵重物品。
1995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出了《关于对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国内交往中收受的礼品实行登记制度的规定》和《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
5月17日，《关于国有企业实行业务招待费使用情况向职代会报告制度的规定》印发。
以收入申报制度、礼品登记制度、企业业务招待费向职代会报告制度为核心，中纪委于1995年提出在全国建立“三项制度”。
《中国监察》报道，该制度实施一年后，据不完全统计，全国30多个省区市有172094名党政干部按规定对收受的礼品进行了登记，有76840名党政机关干部按规定上缴了礼品礼金，折合人民币4394万余元。
全国30个省区市约有80%的县处级以上单位建立了收入申报制度，已建立收入申报制度的单位申报率一般在85%以上。
“礼金礼券之祸猛于虎”
曾有党建专家在《学习时报》撰文指出，当前，贿赂的标的物已经超出了传统的“财物”界限和范围，开始向财产性利益和非财产性利益领域延伸。为了使权钱交易更具隐蔽性和复杂性，交易双方往往在贿赂标的物上煞费苦心地精心谋划、反复揣摩。
中国自古尚礼。而今，旧传统已然成了行贿受贿的方式，而且因其独特的“优势”与“便利”而大行其道。
中央党校政法部教授林表示，上世纪90年代末前后的数年时间，贪腐官员大多还是直接收受现金。但是近些年，随着反腐力度的不断加强，行贿者和受贿者均学会了保护自己，对应的腐败方式也不断变更，并且手段更加隐性。
据某地检察院统计，在该院侦办的行贿、受贿案件中，以购物卡作为贿赂品的案件竟然占到了83%。
曾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江苏省财政厅原副厅长张美芳，过一个节收取各种购物卡价值达数十万元人民币；河南省的贫困县西华县原县委书记栾蔚东仅仅在几年的春节、中秋两个节日，就收受礼金近百万；浙江省嵊州市政协原副主席杜洪苗，在其收受的十几次贿赂中，除了一次为实物外，其他贿赂全是购物卡，价值共计18万余元。
“礼金礼券之祸猛于虎。”这是原广西北流市市长李水明面对铁窗残月通过自己亲身感受进行反思而得出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