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科大：结果未知的教改实验
2001年，陈丹青从清华辞职，这幅《国学研究院》或许寄托了他对清华大学的最美想像。画中左起为赵元任、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四导师及时任教务长的吴宓。
2011年3月在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内，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政治系副教授爱德华·斯坦菲尔德在为两校合作的IMBA班学生授课。“洋大学”近年纷纷登陆中国，人才培养加速国际化。
面对清华百年的教育之问，南方科技大学能够存在本身，便是意味深长的回答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丁扬发自深圳、北京从上个月开始，南方科技大学(以下称“南科大”)校长朱清时以及他身后那所初具规模的大学，便对所有媒体保持了沉默——这是来自自身压力与外在压力相遇后的自然后果。“一所大学的成败，不在这一时的发言和表现，而是一个长期的考验。”该校新闻发言人蓝海这样对记者解释学校目前的“关门谢客”。甚至是3月20日的开学典礼，大批记者被拦截在门外，没有人能够进入现场目睹这一极有可能被载入中国教育史册的庆典。
当然，联想到这所学校正在或将要面临的有形无形压力，没有人会责怪南科大在这一紧要关头的“失礼”。从一开始，这所大学便以改革异类的形象闯入中国高等教育界。它的远大理想令公众振奋。然而当理想触摸现实，一张盘根错节的教育体制之网，让它的每一步都迈得异常艰难，庆幸的是到目前，它没有停止，这是大多数人的期望——中国教育需要南科大的出现，其存在本身，便是教育改革的希望本身。
做教改的亲历者
“比高中累呀……总学不完，又好多不懂……但感觉很充实开心。”在自己的人人网状态中，南科大新生程齐家这样形容刚刚开始的大学生活。
在这批新生中，程齐家有些特别：报到那天，他独自一人从北京杀到深圳——一个人拖着箱子，背着包，拎着一大袋书，耳朵上套着一个大耳机，手上还提着一包乐器。里面都是“不同长度和粗细的笛子、箫还有葫芦丝”。
程齐家就读的人大附中，在北京甚至全国都赫赫有名，素有“清北预备班”之称。按照原先的高考计划，他要报考清华大学机械专业，毕业后专门研究汽车。这对在英语实验班，而且数理化特别出色的程齐家来说，并不是很难实现的梦。但他最终还是选择了南科大。在给这所大学的自荐材料中，程齐家写了一篇2000多字的文章，题目正是“钱学森之问”：我国为何培养不出创新人才？“我希望到南科大读书以后，有更多自由探索和学习的机会。我听过朱清时校长讲话，几乎每句都讲到我心里，所以我就来了。”程齐家说。
程齐家的背后，还有45名如他一样为南科大的办学理念和教改勇气所吸引的少年们。在很多人眼里，他们同样有勇气，因为没有谁知道，四年后的南科大文凭是否具备参加国家公务员考试的资格，是否具备投考其他院校更高学位的资格，是否被社会上大多数招聘企业所认可——这也是为什么，46名教改实验班的学生被校长朱清时看作“一起做教改的战友和亲历者”，而对比哈佛大学当年开始创办时的7个学生，南科大也许并不需要感到气馁，正如校长朱清时所说，一所好大学都是先建精品，做核心，条件具备了再慢慢扩大，我们就走这个路。”
改革的难题
3月20日，南科大举行了开学典礼。21日上午，首批教改实验班的46名学生开始了第一堂课程，授课者是香港大学教授、物理学家唐叔贤。课堂上，所有专业术语均用英文表达，且PPT课件和教材均为英文。
直至此时，舆论依然因为南科大而存在两种不同的声音，反对的声音集中了在南科大的第一课居然是用“全英语教学”——“与其说南科大在创新，不如说是在自我殖民”。
但实际情况是，以现有标准判断，中国大学教育还能有更坏的结果吗？
校长朱清时在不同的场合都说过，创办南科大的目的是要回答“钱学森之问”的命题。这个学实验物理出身，信奉“一个改革的行动，胜过一打改革纲领”的前中科大校长，希望在南科大这张白纸上，推行一场没有历史负担的改革试验。
但很显然，没有负担的改革并不存在，他所遇到的困难也超出想像。仅仅是“如何得到教育部承认”这道坎，就差点让南科大胎死腹中。而在薪酬数字上与出资方深圳市的扯皮更富戏剧性。随后的招生、组建团队甚至是教学方式，都曾因种种障碍及障碍间的盘根错节而倍显艰辛。同济大学教授朱大可甚至一度断言：“南方科技大学的努力必定要失败，因为它无法跟庞大的行政体制对抗。”
南科大目前奉行的是“去行政化、自主招生、自授学位”的办学理念，年初中国教育管理层的默许，大可视为默许了南科大在“中国教育改革”方面的尝试。然而有趣的是，即便以最宽松的标准来看，和世界一流大学的办学理念相比，南科大并没有任何创新之处，而其所谓“三条办学理念”不过是大学教育应该具备的基本条件——但即使如此，它在中国的存活也堪称艰难——因为，在新生如初的南科大面前，有太多的力量会自动归位至对立面。
也因此，用话语权作为衡量标准，希望南科大失败的人远比期盼南科大成功的人有发言权。一旦南科大的模式成功了，是将其视为对现有教育的否定和质疑，还是出口和推动？这必然是一个令许多部委或者大学机构陷入两难的“站队问题”。
试着走一段
南科大此次招生，学生采用自主方式录取。面对今后的招生方式有无可能与高考挂钩，通过借助高考选拔学生时，朱清时曾表示，就他本人而言，还是希望通过自己的选拔方式，招收到学校真正需要的人才。尽管目前很多高校都有自主招生考试，事实上，这样的招生方式并不开放，首先在招生比例上非常有限，其次，即使学生通过资质招生考试，最后也只能获得5～30分的加分，还是逃不了由高考分数主宰的命运。
但招生这一目前看来已经解决的难题，却将在未来四年炙烤着南科大——首届毕业生的资格认可没有拿到社会上接受检验或者直接在制度层面得到解决之前，南科大每年的招生都将成为难题。
面对外界对学校全英文授课的质疑，朱清时曾说：“试着走一段再看，这也是教育的探索。”——这句话，实则可以看作整个南科大人之间的暗号。值得庆幸的是，身处这所校园的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正走在一条怎样不易然而充满梦想的路上。
中国教育，完全可以更好
几乎所有年轻人都渴望到西方去、到华尔街去、到体制内去——这显然不是百年树人的目标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丁扬、李芮发自北京、牛津再说中国教育，似乎早已是一个陈旧的话题，然而这一话题说了许多年，却仍是一筹莫展，没有标准答案。
学习西方，反思过去——这是中国教育在迷途中的本能探索，牛津、剑桥的追求卓越和鼓励自由，哈佛的永远创新和良性竞争，老北大的兼容并包，老西南联大的怡然雍容，人们乐于从远处寻求答案，于是，看上去好大学在西方，好大学在再也无法重来的过去之中。
似乎谁都不愿意看到，这看似政治正确的答案之中埋藏着的难堪——一切外在的答案，指向的都是中国教育一直以来试图忽略的暗疮：体制、政治、资产、利益……它不在别处，就深嵌中国教育身体之内。也因此，真正的教改，势必前路险恶鲜血淋漓，也因此，真正的教育改革，尚未来临。
过去的大学
“把北大办得和老北大一样”，当这样一个不算目标的目标出现，“过去的大学”俨然升华为某种寄托着愁思与向往的符号。
过去的大学是蔡元培、蒋梦麟、胡适当校长的北京大学，是梅贻琦当校长的清华大学，是罗家伦当校长的中央大学，是竺可桢当校长的浙江大学……过去的大学，更是自由、宽容、争辩、兼济天下的大学。
遗憾的是，在种种推翻与自我破坏的劫数中，如今中国的大学，无一能够再现当年老大学们的风采，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那种一以贯之的优雅与从容，恰是当今中国教育最为匮乏的气质。即使一个世纪后的清华，也颇难孚其百年美名。
也因此，这些年人们乐于谈论过去的大学，《清华旧事》《联大八年》《过去的大学》，老课本老教材老照片……越是怀念翻检过去，当下越是不堪。当下愈是没有希望，人们愈发想要回头——目的是明显的，为了得到启发，也为寻求安慰。
事实是，无论过去的大学如何开放明德，也难以在中国的当下被复制，这几乎是中国社会最为复杂且模糊的时代，过去强大的本体下，任何改变都显得微不足道且艰难无比——南科大试验说明的正是这一点。
撼不动的铜墙铁壁
正如有人总结说：当下中国大小事，十之八九指向体制，“这几乎是一种原罪”。
而历史总是如此相似，中国现世大学的丑陋，依然最初现形于体制的不合作者——2001年，清华大学宣誓要“进入世界一流大学行列”，这一年，却有清华美院一个不识时务者跳出来，指着体制开骂，他是归国画家陈丹青。
十年后，再次回顾当年“清华出走”，陈丹青毫不讳言当年国内教育带给他的迷茫和无力感：“虽然我曾被封为‘责任教授’，却不知道责任在哪里：一切都被规定了，我连续四年招不到半个研究生，何来责任？”今日的陈丹青认为，当年他的辞职只是私事，谈不上个人的转折点，更遑论中国教育的转折点，“大家都知道，不会有一件事、一句话，足以使今日教育发生‘关键的转折’”。
体制外十年，陈丹青依然明白，对于中国教育，绝非一己之力或因一个教授的不合作而有任何改变，因为体制的铜墙铁壁就站在眼前。
虽然有人依然看到了某种“进步”，但是与所要跋涉的长途相比，这一点点进步甚至令人心寒——就在2011年4月18日晚上，作家熊培云在对外经贸大学作题为《这个社会会好吗》的演讲，被该校学务处处长痛斥“肤浅，哗众取宠，不是主流价值观”，演讲因此搁浅。
进步总是难以衡量，尤其是面前有太多障碍的时候——改革者所要面对的不仅仅是体制这个单一而宏大的概念，还有体制之下无数的屈从乃至维护者。
行政化之问
如果说原罪在于体制，那么大学行政化便是其最牢固的支撑。事实上，自大学诞生的第一天起，行政与治学的矛盾便存在，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教育家蒋梦麟曾说：“我在大学中搞了几十年，经过许多风潮，发现了一个规律：一个大学中有三派势力，一派是校长，一派是教授，一派是学生，在这三派势力中，如果有两派联合起来反对第三派，第三派必然要失败。”
过去无数次中国教育的文明转折点上，教授与学生的联合曾一次次将大学推动向前——遗憾的是，从某一天开始，学生再也不是任何一方的联合。校长与教授当然也非总是联合，而是在不同的形势下分离或者成为共同体，其实即使今天，教授在中国的大学也非中心——专心治学常常面临来自政治上的种种困扰。
行政化管理之下，学生只不过是大学里并不特别的一个部分——与大楼、师资和排名一起，构成一所大学所必须时时维护的几个支点。服从成为衡量学生极为重要的品德之一，除了遵循指令，便只需像一座大楼那般沉默。那么，在一所曾经激荡着思想与灵魂火花的校园内，看到的都是既得利益的主动维护者，都是虚头八脑的老干部模样，也并不值得惊诧。
大学生会因讨论食堂涨价而一个个被“会商”，会看着办不下去的独立报刊而求助无门，当然也就会主动投身主流——“去行政化”口号喊得如此响亮的今天，我们看到的大多数是这一口号的反面，事实上，若没有精神深处的信仰，行政化之后，怕还会有产业化、集团化、官僚化……
并不是没有解决方法。牛津大学校长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就认为，导师制是一所大学做到自由开放的前提条件——实行导师制，其最大特点是师生关系密切，导师不仅要指导学生学习，还要关心他们的生活。而说到导师制，早在1936年，竺可桢刚刚担任浙江大学校长时就曾竭力提倡，他甚至表态，为了改变我国大学“这种教而不训的制度”，他认为一定要选好教授，因为“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这一点，与清华校长梅贻琦“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观点如出一辙。
教育家沈尹默曾对胡适谈起教员改革：“凡改革一件事，要拿得稳，不然的话，一个反复，比现在更坏。”然而遗憾的是，导师制，教授治学，这一近百年前就有人提出的理念，至今仍未实现。“是横下心去做，还是横下心不做？”这的确是一个问题。
中国教育的现状并不至于太坏，然而却有充分的理由做得更好。当一个国家拥有全球第二的GDP，那么她的教育理应更值得自豪。所有的年轻人都渴望到西方去、到华尔街去、到体制内去——这显然不是百年树人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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