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慈善可持续发展的制度空间在哪
陈光标独立行善的慈善方式撞到了"制度的墙"，在"以慈善之名的讨伐"之外，我们更应该期待中国慈善拓宽"可持持续发展"的制度空间。
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院长、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原司长王振耀认为，我们应该"以善促善"，如果不允许一个有缺点的慈善家存在，一味地站在道德制高点，以极端的、恶的心态去猜想他、压制他，是对善的摧毁
法治周末记者 黄希韦
慈善界没有哪一件事像陈光标事件这样，如此集中地让公众关注中国慈善之痛———陈光标的行善方式同中国的慈善制度发生了哪些碰撞？“个人慈善的悲喜剧”会不会重演？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制度空间又在哪里？
“中国首善”受到误解 全社会都应反思
5月2日，陈光标接受《华西都市报》采访时强调：“有人说：枪打出头鸟。的确，我高调慈善有时也会得罪一些人，也会受到各种质疑，比如，高调慈善的动机，慈善资金从哪来？公司有没有偷税漏税？捐款数字是不是有泡沫？”
此前，陈光标除了在央视激动地用手指着票据等证据之外，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多次有意无意暗示：“我做慈善的方式得罪了一些人。”
“人在做，天在看。”这位深陷漩涡的慈善家补充道。
到底陈光标的慈善方式同中国的慈善现状及制度发生了哪些碰撞？
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民政部前官员王振耀评价说：“之所以会出现此次风波，与中国的现代慈善机制建设不完全有相当大的关系。这样一个捐赠14亿多元、有‘中国首善’之称的人，在不健全的机制面前受到伤害误解，全社会都应反思。”
过去几年，陈光标一直高调奔走于灾区和山村中。
他把直接发钱的慈善方式看作“安心”的通道。在去年“裸捐”承诺作出之时，他曾向《法治周末》记者解释其在汶川地震慈善行为的初衷：“直接发钱，我放心。”
陈光标还以为，他这种方式是一种表率、榜样，他希望带动中国慈善事业往前发展。为此，他在数次面对王振耀的问题“你一次次的救灾，一次次捐下去，难道没想过激情会消失吗”时，均表示会一如既往。
目前，慈善项目的实施，必须依赖于各级政府的权力系统。而这，是任何民间慈善机构所无法抵达的区域。南都基金会秘书长徐永光等人一度在想，陈光标也许会是新慈善模式的希望。
由于国内个人财产捐赠一般以用财产成立慈善基金、捐往大型公募基金会的方式执行，所以徐永光曾力劝陈光标成立自己的非公募基金会。
非公募基金会的典型是盖茨基金会，这类基金会将捐赠者投入的本金用于增值投资，持续经营，确保收益继续用于公益领域。
不过，作为中国非公募基金会领域的先行者，徐永光向《法治周末》记者回忆，陈光标当时回应说“我怎么能做这样的事”，似乎这是不道德的事。
多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受访者对《法治周末》记者说，陈光标“无章法”的捐赠更像是布施，但他总是称“我只是要回报社会、支持国家”。
“以他的身份，完全可以推动慈善创新项目。”徐永光说。
我们应该讨论制度的缺失 而不是企业家的道德良心
特别有心的慈善家倾向于紧盯着自己善款的去向，曹德旺就是一个例子。
2010年5月，曹德旺父子通过中国扶贫基金会义捐2亿元救助西南旱灾群众，创下当时国内一次性个人捐赠最高纪录。为把钱发到真正需要的农户手中，他同中国扶贫基金会签订了中国迄今为止问责公益最大的“对赌合同”。合同包括：钱不能给干部和生意人等；善款的3%作为基金会管理经费；善款发放后将随机抽查10%受助家庭，如缺损率超1%，则要求基金会按照超过1%部分缺损比例的30倍赔偿。
同时，曹德旺还成立了监督委员会对项目执行全程监督。
“哪里没有问题？教育、经济、医疗，社会各个领域存在的问题，慈善界也会有。”曹德旺说。
陈光标没有选择这种做法。“5·12”汶川地震灾害后，他开着大型机械车辆驶入灾区，向灾民分发救灾物资。“他热情且固执，一直以一种原始、粗放的方式在开展慈善。”徐永光和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副主任刘佑平对《法治周末》记者说。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于建嵘近日在微博上说：“只要陈光标没有利用慈善进行经济或政治交易，只要陈光标的慈善行为没有伤害到受捐的穷人，就是他高调甚至有点吹牛，我们还是要善待他。诚实很重要，但不能把某些虚荣全当成是虚伪。”
这正契合了刘佑平的观点：要宽容对待多种形态的慈善。在任何法治社会，财富都是宪法和法律规制的对象，并不是完全由个人裁量和支配，所以我们更应该讨论制度的缺失，而不是讨论企业家的道德良心。
不允许有缺点的慈善家存在，是对善的摧毁
在社会保障处于初级阶段之时，慈善业对中国未来10年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汶川地震后，民间慈善的蓬勃生发令人瞩目。
“我相信，个体的、自发的、持续的捐助，最能体现慈善的真谛。”王振耀对《法治周末》记者说。目前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的慈善捐赠无论总额还是人均，都处在较低的水平。王振耀一直力推“平民慈善”，其内涵之一便是富翁也以平民心态、平民行为来做慈善。
如今，对于陈光标的遭遇，也难说“暴力慈善”同这一精神有何抵触之处。不过，受制于体制性障碍，目前民间慈善的规模依旧羸弱。
在内地做了多个慈善项目的李连杰同陈光标似乎有共同之处：“同样的物品发放，大米、面包就比衣服、鞋子效果要好。我为什么一直把善款变成粮食送到灾区，是为了减少被贪污的可能，因为你贪污最多拿一袋米走，从一个省到县到基层传递下去，你最多就贪污两袋大米，你不可能把一百袋大米搁家里吧。”
2010年，当壹基金准备和中国红十字会诀别时，李连杰的话似乎点明了当下中国民间慈善事业生发的现实语境：“在国内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做善事大家都愿意，但问题是，捐出去的钱最后有没有帮到真正需要的人。比如一笔善款不同的组织辗转几次到了灾区，就可能有一些资金减少，不知道去了哪里。”
这几乎是环绕在整个中国民间慈善事业周围的共同忧虑。
王振耀认为，由于现行慈善法律体制不健全，谈及民间慈善的方式时，我们更应该提倡的是以善促善，“如果不允许一个有缺点的慈善家存在，一味地站在道德制高点，以极端的、恶的心态去猜想他、压制他，是非常可怕的，是对善的摧毁。”
现行慈善制度理念不利行善
陈光标慈善路途首遇坎坷。我们不仅看其个人的成败得失、真伪高下，更应倾听中国慈善业发展路途上的沉重自问。
为此，《法治周末》记者特意对话中国慈善领域的3位权威人物，请他们点评中国慈善制度的不足之处，以解决社会的行善争议
■对话人：《法治周末》记者黄希韦
■王振耀：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院长、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原司长
■王名：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非政府组织研究所所长
■刘佑平：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副主任、原《公益时报》总编辑
捐赠权高于公众的知情权
公众不能因为慈善家捐了钱，就拿着放大镜观察其隐私
《法治周末》：很多人认为，陈光标事件源于其慈善的“高调”。您怎么看？
王振耀：在传统语境中，我们对慈善的直观说法是“皇恩浩荡”，民间的、个体的慈善在相当一部分人眼里是不合时宜的。但是，在现代慈善中，高调是陈光标自己的方式，无可厚非。再说了，同比尔·盖茨和巴菲特周游各国劝捐相比，陈光标算不上什么高调。
《法治周末》：您谈到陈光标事件时，反复强调“现代慈善”，它背后凝结着什么理念？
王振耀：慈善可以被监管，但应该采取现代慈善语境下的文明监督方式。
我们要树立一种观念，捐赠是一种权利，捐赠人也有隐私，其捐赠权在某种程度上来说高于公众的知情权。公众不能因为慈善家捐了钱，就拿着放大镜观察其隐私，毕竟他们是拿自己的钱去捐的(不是拿公家的钱)，我们应呵护他们，保护他们的积极性。
《法治周末》：这么说，我国要走上“现代慈善”之路，还需要转变慈善理念。
王振耀：若仍坚持传统慈善理念，倡导低调、排斥个性，若仍习惯于怀疑捐款者的动机、怀疑其做了亏心事，那么不知道中国的慈善事业何时能赶上国际步伐。
我担忧陈光标事件关涉的不止是一个陈光标，而是一种社会心态对慈善的冲击。
即使有伪善，也是因为制度有漏洞
如何行善就像穿衣吃饭、发表言论等简单的行为一样，是公民的权利
《法治周末》：怎么看待陈光标事件背后的问题？
王名：我不评价陈光标本人的价值取向等问题，但我反对对陈光标的“围剿”，用批判的眼光称其慈善为“暴力慈善”很不恰当。我们对慈善太缺少宽容了。
简单来讲，慈善就是一部分人将其财富拿出来给另一部分人，以表达慈悲。似乎大家都还没搞清楚，慈善是捐赠者的权利，捐赠者有权选择任何方式去做慈善，不论他是高调还是低调，是直接捐赠还是间接捐赠。
我们不应对他人的慈善方式横加指责，因为如何行善就像穿衣吃饭、发表言论等简单的行为一样，是公民的权利。那是他自己的选择。
《法治周末》：直接捐赠同间接捐赠相比，有什么不好吗？
王名：不经过中间环节的直接捐赠，其实没什么不好，也是符合我国公益事业捐赠法的。
包括陈光标在内的很多慈善家不是不能采取间接捐赠方式，但很多时候他们喜欢以现金、实物捐赠的方式行善，或许因为他们不放心(完全捐钱给基金会)。
《法治周末》：但是这种直接捐赠的数额等毕竟是不好统计的，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慈善行为如何衡量？若出现沽名钓誉问题，我们是否应该加以监管？
王名：的确，比如一个人说他捐了10块钱，我们想知道，他真的捐了10块钱吗？这是目前的一个难题，其背后反映了现行慈善立法和政策的缺陷，就是说没有一个良好的机制去引导或监督慈善行为的公开性、透明性。陈光标若真的有所谓伪善问题，我想也是由于我国的制度有漏洞可钻。陈光标事件提醒政府，应出台相应的制度去配套慈善家的各种慈善行为。
慈善公信力不足，责任主要在受赠方
关于捐赠人的信息披露，还没有任何法律的约束
《法治周末》：慈善榜上陈光标无名，我们想知道有没有一种好的机制让我们来评价或评判慈善？
刘佑平：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慈善事业或者行业中，慈善捐赠人没有商业回报，更大程度上是一种道德的激励和自愿，所以不是强制的。
捐赠行为，有所谓理性捐赠和激情捐赠之分。如果你承诺捐赠1亿元，但因为各种原因，你可能只到位了6000万元。这种不兑现承诺的现象，在全世界普遍存在。这个时候，慈善更多的是包容，而不是法律的强制执行，因为强制执行的后果，就是打击捐赠人的积极性。
《法治周末》：那么如何保障慈善的公信力呢？
刘佑平：公信力的问题，主要是指信息透明的问题，但信息透明的责任，主要不在捐赠人，而在受捐赠方。
当然，作为公众人物，其捐赠与普通公民的捐赠，还有一些区别，普通公众的捐赠，可以援用隐私保护条例，但公众人物的隐私保护限度，在法律上，全世界都没有特别清楚的规定。
《法治周末》：今后，在制度层面上，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刘佑平：陈光标事件的制度思考，首先是加快建立健全我国的慈善信息披露机制，保障慈善在阳光下前行。目前，关于捐赠人的信息披露，还没有任何法律的约束。
《法治周末》：在其他方面，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刘佑平：营造良好的慈善文化氛围。慈善与包容是一对孪生兄弟。慈善是爱，爱是没有罪的。如何保护中国民众刚刚释放出来的慈善热情，值得我们的主管部门以及我们的媒体思考。
还要思考如何建立良好的中国慈善伦理，这是今天中国整个公益慈善行业必须要考虑的事情。我们倡导最纯洁、最高效的慈善，但我们也包容任何哪怕是细小的甚至是不那么完美的慈善。
我们还应该提倡公众人物在慈善行为上应该做一些榜样，尽量以事实说话———可以作秀，但不能有意欺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