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利斌20多年的老朋友张兴旺卖了房子把钱放到惠龙集团，一家人蜗居在烟酒门市的仓库里

　　如今的惠龙总部已经人去楼空。通过经侦支队，我们进入这座曾经辉煌的大楼。四楼空空荡荡的走廊墙面上只剩“一支军队，一个家庭，一所学校”的标语，据说当年四面曾挂满了各级领导在惠龙的视察照，与金利斌的合影，总共有上百张，光环一层又一层，不由得人不相信。

　　金利斌死了，惠龙集团的后续事宜由执行总裁孙绍黎、金利斌二妹金利敏负责。孙绍黎对本刊记者说，处在市中心繁华地段的香格里拉商务会所、商务足道、3家洗浴中心、3家连锁超市等已经停业，防止债权人疯抢，只有惠龙控股65%的曲迷乳业，因地处偏远，还在运营。惠龙出事一个月，旗下最优质的资产，如物流园中一些大品牌蓝带啤酒、伊利牛奶等已经更换代理商，位置一流的香格里拉会所也面临收回经营权的威胁。让惠龙卷入高利贷风暴的福禾豆业，也由伊利出来单干的几个人提出收购意向。

　　孙绍黎13岁就认识了金利斌，后来认了他妈做干妈，又来到惠龙作为金利斌的左膀右臂。他告诉本刊记者，金立斌有天生的商业头脑，难得的是，又有商业信誉。大学期间他就卖过报纸，卖过西瓜。他曾借钱从临河以9分钱1斤的价格贩回2.5万斤西瓜，当时包头市场上的西瓜价格是3角1斤。面对顾客，他一连切开4个生瓜蛋，直到他切开第五个时，才看到了红瓤。买西瓜的顾客被金立斌的真诚所感动，建议他到包钢附近去卖。那个暑假，金立斌靠卖西瓜净赚5000元。这之后，他开过拳击馆、贩过瓜子、倒过羊绒。直到从106市场一个10平方米的小屋做烟酒批发起家，开始获得一些品牌食品的代理权，惠龙的雏形搭建起来。见证他在106市场历史的张兴旺说，他拿在这里赚的钱买了一个库房，后来改成洗浴中心，这是包头最早的洗浴中心之一，证明了他投资的超前，也由此将惠龙的产业拓展。后来的惠龙宣传片人人耳熟能详：“惠龙集团涵盖食品物流、国际会馆、洗浴俱乐部、连锁超市、矿业、奶业、投资公司等14个分公司，拥有25亿元资产。”

　　对比自己和金利斌的人生道路，张兴旺告诉本刊记者，他很佩服金讲信誉，干活拼命，当年他因为这股劲被称为“小日本”。他后来在惠龙办公室内摆了一头狼的标本，显示他的霸气。

　　在通过物流、洗浴、会所等奠定惠龙根基之后，金利斌计划大规模扩张，提出“三年上市，十年总资产100亿元”的口号，以2007年上马的福禾豆业为引擎。孙绍黎说，这一项目是从北京的“禾禾豆业”手中买下的，当时作为“高科技三农项目”引进，中国农业大学还放了研究基地在这里。如今再看，却是接下了一个别人甩下的包袱。“晚上放一些豆子进入，早上榨汁机里就能出来一杯豆奶，家家户户都能做。而且，大豆产地在东北，内蒙古并没有成本优势。”黄利民告诉本刊记者，当时身边朋友都感觉到惠龙扩张太快，也劝过他，但金利斌根本听不进去。

　　或许是太多的光环让金利斌的野心膨胀。黄利民说，那两年走到马路上到处都是“惠龙”二字，不说市中心的惠龙经营实体，报纸上、电视上也铺天盖地：内蒙古自治区百强企业、包头民企20强、光彩事业重点项目、2010年上海世博会联合国馆豆食品类金奖……惠龙还发行了一份内刊，给惠龙职工看，还发到包钢去，吸引了这个当地龙头企业的一批人成为惠龙债权人。惠龙每周末赞助的“一宫”活动，也为它常年在这个人流量最大的场地内外宣传提供了便利。

　　这一前景未知的福禾项目，据说需要的前期投入达5亿元。资金从哪儿来？惠龙把能抵押的全部抵押出去了，才从银行获得一笔6000万元的贷款，今年3月，金利斌终于又以“十大鹿城财经人物”的名号获得了一笔浦发银行5000万元的贷款，但此时他已积重难返，将4000万元转手还贷。要想扩大融资，只有靠高利贷维系民间融资。在2008年惠龙集团融资的消息开始沸沸扬扬时，明星企业的光环为它赢得了天然的信用。只是后来面对这个无法及时大规模产出的项目，高利贷雪球越滚越大，变成一个无法遏止的恶性循环。

　　黄利民说，2010年惠龙专门成立了资金部负责融资，金利斌还让副总裁王秀华负责引进大额款项，又送到清华总裁班去扩大关系网，据说在她手上有1.8亿元，个人提成可观。很多债权人的信心还在于，惠龙曾私下提及政府方面要提供2.8亿元的资金支持，但这笔资金迟迟不见。

　　一些大债权人去参观过金利斌雄心勃勃的福禾豆业园区，无不赞叹“园林企业”，新项目展现出的气魄让他们义无反顾地加大投入。而据一位惠龙集团知情人士对本刊记者分析，金利斌的失败恰恰出在他讲究排场，一味追求“大而全”上。“比如福禾，完全可以先扩大生产规模，再盖大楼、建园林。食品产业利润并不高，靠的是规模效应，市场上的福禾豆制品供不应求，但惠龙已无力加大生产投入，在全国各地过早铺开的销售网络因在外地代加工，也加大了成本。最后福禾工业园区内的建筑欠款，就达1.3亿元。”

　　包头经侦支队惠龙专案组目前已介入调查近一个月。专案组人员对本刊记者分析认为，在这一明星企业的层层光环下，其内部危机早已尽显。“哪有说董事长死了，企业就全盘停转了的？金利斌崇拜李嘉诚，可是李嘉诚个人控股只占11%，而惠龙股权的90%由他一人掌控，剩下的由他妹妹占5%，高参占5%。在惠龙的组织结构中，金利斌任董事长，二妹金利敏任总经理，他妈的干儿子孙绍黎任执行总裁，妻子陈蕊任集团采购总监，基本上具备了一个家族企业的所有特征，一人独大，而他个人的知识结构、管理模式都支撑不了那么大规模。越是这种企业，越需要光环，他也寄望通过上市来脱罪，上马福禾项目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打造上市所需的复合产业链。”该专案组人员认为，“即使没有福禾项目，金利斌和惠龙也可能会倒下。福禾只是摧毁它的最后一根稻草。”

　　民间借贷之困

　　专案组认为惠龙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包头经侦支队李队长对本刊记者说，惠龙公司触犯《刑法》第176条的规定，以高额回报为诱饵非法向社会不特定多数人吸收存款。

　　李队长说，惠龙公司将吸收的款项大部分用于公司运营及返息，本案属于单位犯罪。而与浙江吴英“集资诈骗”性质不同，惠龙公司在主观意图上无占有故意，责任人一般会定罪在10年以下有期徒刑，具体还要看下一步对单位集资、社会融资、企业债务经营三种资金进一步区分后判定。

　　因为民间借贷行为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之间的界限模糊，在企业的资金链断裂之前，政府通常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听之任之，民间借贷一直在现实中承担着为企业融资、民间投资双重需求提供出口的功能。据统计，截至2007年9月末，包头市GDP同比增加161.45亿元，同比增长22.86%，2007年末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同比增加62.09亿元，同比增长12.87%，金融机构的信贷投入与实际需求差距较大，中间的缺口需要填充。包头市金融办公室副主任王丽萍对本刊记者说，在物价不断攀升、储蓄存款利率大幅回落、城乡居民对股票、基金等的投资不断缩水的情况下，民间借贷因利率高、回报大成为吸引闲散资金的渠道，同时也打开了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融资途径。孙家惠在解释自己的投资心理时也说，银行利率一般不超过8厘，民间借贷不低于2分。在目前的通胀水平下，放进银行简直相当于“负利率”。

　　黄利民告诉本刊记者，蒙西历来是民间借贷活跃之地。尤其是近几年在曾属于包头东盛区的鄂尔多斯“扬眉吐气”(羊绒、煤炭、稀土、天然气)的经济狂飙带动下，包头的民间游资也在寻找各种出口。在这个以包钢为龙头的传统重工业城市，这几年也出现了很多暴利行业。“比如神华煤化工，去年8月在包头投资近200亿元，仅仅试生产3个月就收回3个亿，这样不到10年就能收回成本，工人人均月工资都在万元以上。希望铝业，普通工人工资5000元，奖金往往比工资还高，在那里找一个职位要拿20万元。”黄利民的一个朋友幸运地在去年把投在惠龙的钱要回来了，当时还发愁“撤出来再投在哪儿呢？”

　　王丽萍说，为了满足企业和民资的双向需求，包头这几年不断鼓励小额贷款公司、典当行、担保行的设立。与银行的严格审查相比，这些机构因为速度快、手续简便满足了一些小型民营企业的融资需求。但是，就拿小额贷款公司来说，目前包头只有66家，全部注册资本金只有60亿，与银行的资金量不在一个量级上。另外，对这些小额贷款公司放贷主要靠自有资金，只贷不存，在满足上述企业需求方面还显薄弱。而以熟人放贷为基础的民间借贷则实际承担着民营经济运行中最主要的拾遗补缺作用。

　　实际运作中，大部分的小额贷款公司、典当行、担保行都存在吸储功能。比如在惠龙案件中，据说包头有80%的典当行或投资公司涉及。在黄利民统计的200人名单中，他看到了某债权人名下28份不同金额总计约500万元的债权合同，来源于当地某农村信用社的一位职员，她以每月1分2的利息吸纳了近千万元的存款，再以3分利贷给金利斌。事实上，在黄利民所掌握的单笔金额达上千万元大债券人中，很多背后都是投资公司、典当行、担保公司背景，比如一家典当行向惠龙借贷6000万元，又担保了一笔7000万元的资金。一位典当行经营者告诉本刊记者，自有资金根本满足不了贷款需求，他在急需时会以1.5分到2分利吸收民间资本，再以3分利贷给企业，在这一赚取利差的利润模式下，典当行业利润高达40%。惠龙事发，也在典当行业内引发震荡，恐慌的人们纷纷去提取资金，有的小典当行不堪重负而倒闭。

　　谁来监管民间借贷？王丽萍说，惠龙事件又一次暴露出民间借贷的监管空白，法律只规定“超过人民银行同期基准利率4倍以上的高息不予保护”，但是对民间借贷和非法集资一直没有明确区分。民间借贷的监管主体、监管内容、借贷主体如何规范、借贷的最高额、利率水平等，都没有明确。

　　债权人的权力

　　5月3日，心急如焚的债权人聚集在第一工人文化宫，昔日惠龙的宣传阵地。李海霞早早到了，看到整个场地里已经坐满了人，后来的只能站着了。她数了数，一排26个座位，有30多排，怎么也有1000多人吧。她觉得心定了不少，“这么多人受损失，总不能不管吧”。

　　主持者是原包头商业局局长祖建国，他退休后给多家企业做法律顾问。他提出“债转股”的自救方案，以短期的利益损失换取长期的潜在收益，他认为，这是最大限度减少损失的最优办法。按照发起这一方案的十几位债权人的表述，他们将把借贷给惠龙的本金主动转为股权，同时号召扣除利息后债权本金为300万元以上的债权人转债为股。

　　祖建国对本刊记者解释，他们预期的理想债权总额是6亿元。他算了一笔账，惠龙集团总共欠下15亿元债务，按3分利计算，一年利息3.6亿元，集资按两年算利息就是7亿多元，扣除这7亿元利息所剩的债券人本金总共是9亿元。如果能发动占6亿元债券的大债权人将债权转化为股权，也就意味着只剩3亿元负债。

　　可能的方案还有破产、收购、国家财政买单等。祖建国认为，像三鹿奶粉那样由国家买单，等于全体纳税人来为企业犯罪买单，是最下策，也是有违法律规定的。而破产是以消灭赔偿主体的办法，来消灭赔偿责任的下策，也是价值最低的一种评估。在他的大致估算下，惠龙的很多产业是有经营价值无财产价值的，比如会所房子都是租的，物流是品牌代理，无法纳入破产评估，而这些恰恰是惠龙旗下经营状况最好的。而在破产清算后，偿还顺序是银行、工资、建筑工程费、抵押权，到了最后一级普通债权估计就不剩什么了。就算是还剩下一点，因为涉及弱势群体人数众多，处置时也会以小债权人优先。寻求大企业收购当然好，可是一般都会只收购优质资产，不会全盘接下。“任何一个企业收购惠龙都要面对15亿元债务，而对债权人主体来说只有3亿元，这是最大的不同。”

　　“债转股”面临的问题是，要补足3亿多元的债务缺口，再加上注册资本，但大债权人的出资数额和比例都没有达成协议。祖建国在会上代表大债权人承诺，先还小债权人的欠款，每年还款20%，3至5年还清。这意味着每年要盈利6000万元，压力很大。不过，祖建国认为，他提供法律顾问服务的这些大债权人的优势在于，他们都是真正的大企业家，对惠龙的运营有更高层面判断，比如引入战略投资者，将它一步步盘活。在祖建国眼中，他们都很低调，跟金利斌外部造声势、内部管理混乱不同。祖建国和金利斌都是“民建”成员，当时金利斌想请祖建国帮忙在“民建”内部融资，他拒绝了，也曾劝金利斌不要贪大。“走到这一步，他就是挖大坑，填小坑，最后坑越挖越大，把自己也填进去了。”

　　债权人大会开了3天就散了，惠龙和这13个多亿债权在等待中越来越不确定。黄利民听说，大债权人向政府提出3亿元贷款的要求，并且希望给批一块地，开发房地产先把欠债还上，他觉得这一想法有点理想化。此外，虽然大债权人说要先还小债权人的欠款，但掌握企业主动权后赚了钱还会兑现承诺吗？另外，一个股权如此分散的企业是否能按计划运营还存疑——“再出现第二个金利斌怎么办？”■

　　(实习生李琳熙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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