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人物杂志201114期封面

薄一波与女儿薄小莹

薄一波平反后收到的部分来信

左图：1939年1月，薄一波在山西沁县南沟村。上图：1938年8月，薄一波（背向者）与战士摔跤

　　百封书信背后的历史真相

　　再读父亲薄一波

　　薄小莹(薄一波女儿)

　　环球人物杂志刘畅主笔去年的约稿，拖至今日才完成，我已是怀着十分的歉意！在反复斟酌后，之所以选择了这个题目，是因为读了那些老前辈写给爸爸的信和爸爸在一封封信上的批复。信中提到了70多年前的抗战，更提到在“文革”中他们蒙受的不白之冤。来信中的内容与爸爸的批复使我感受到他们共同对信仰的执著及对那段历史评价的“心结”！这篇文章我认真查阅了资料，而此文试图在这些书信基础上(限于篇幅只能引很少的一部分)来展现历史的真实。我也想在研读这些资料的过程中，感悟爸爸的心路历程。

　　75年前的三晋大地风起云涌，是全国抗战的模范。冼星海为之作歌：《牺盟大合唱》；李公朴为之著书：《走上胜利之路的山西》。要打日本鬼子的热血志士纷纷来到了山西，“决死抗敌”！其中不乏北大、清华的优秀学子——“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身处陕北的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对山西在抗日战争中举足轻重的地位有着高屋建瓴的战略眼光。1937年9月，在给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的电报中，毛泽东指出：“山西将成为华北的特殊局面，这根本是因为有红军，其次则是阎锡山与我们结合起来。由于这两个结合，将造成数百万人民的游击战争。”

　　这是一段不该被淡忘、忽视的历史！而在“文革”期间，“牺盟会”、“山西新军”更被污蔑为“反动组织”、“反动军队”，那些当年慷慨悲歌以赴国难的青年，由于这段他们一生都引以为豪的历史而备遭摧残，人生坎坷。

　　此文从爸爸接到的老部下的来信说起，讲述了老战士们与他们的政委薄一波在“文革”中的共同抗争，又以书信为线索、视角，回顾了75年前的那段艰苦卓绝而又辉煌传奇的历史。

　　薄一波(1908—2007)，山西定襄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太原北部地区委员会书记，太原地委组织部部长等职。1931年被捕后，被关入“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即草岚子监狱)，在狱中任支部书记。1936年经党组织营救出狱后，受北方局指令，回到山西，和地方实力派阎锡山建立起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任中共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书记，改组牺牲救国同盟会(以下简称牺盟会)。抗战爆发后，组建山西新军(首先成立青年抗敌决死队，以下简称决死队)，任第一纵队政委。1939年12月，阎锡山发动“十二月事变”，攻打新军。此后，新军列入了八路军的战斗序列。创建太岳抗日根据地，任太岳区委书记、中共中央太行分局副书记等职。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副书记、华北局第一书记、华北军区政委、华北人民政府副主席等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财政部部长、国家建委主任、经委主任、国务院副总理等职。“文革”中受到迫害。后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是中共七届、八届、十一届(四中全会增补)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是中共十二届、十三届中顾委副主任。

　　薄一波一生共有7位子女，依次为西莹(女)、洁莹(女)、熙永、熙来、小莹(女)、熙成、熙宁。

　　写给当年薄政委的信

　　不少信没有提什么个人要求，只是鉴于“文革”中所受诬陷迫害的教训，要求他将山西抗战的历史说清楚

　　2007年1月15日，爸爸永远离开了我们。整理遗物时我看到那些成捆成捆的来信，其中1979年至20世纪80年代初的来信大都是当年抗战时期“牺盟会”和“山西新军”老战士(其中有工人、农民、军人、干部)写来的，有200余封。这些信大部分是通过信访办转到老人家手中的(信上盖着中办、国办信访局的戳，有的来信上还别着信访办的条子)。翻看这二三十年前的来信，首先吸引我的是爸爸在这些信上写的大大的字，当时爸爸已年过七旬，又刚刚恢复工作，头绪万千，怎么会有如此的精力来一一阅读、批复这么多看似普通的来信？细读来信，我被其中所述说的往事深深打动。虽然其中的行文用语未必那么流畅贴切，但实实在在的“故事”却让我真切地感触到那段历史，也使我连缀起爸爸平日和我们谈到的点点滴滴。

　　来信记录真挚感情

　　1978年底，爸爸平反了。消息一经传出，来信便如雪片。现在我能看到的应该远远不是来信的全部，因为不少来信显示，那已是第二或第三封信，他们此前已接到过爸爸的回复(或批写在原信上寄回，或亲笔复信)。我想在此文中摘录这些信的原话，因为那是最真实、又是最真挚、生动的记录：

　　“直到我给您写信那年(1979年)(我的问题)一直迟迟不予以平反。您老人家得知后，在我的信上写了几句话，您让我等待落实政策，并说等问题落实后，有机会见见面，有什么问题给您写信。当我看到您那父亲般的亲切话语，我激动得流下了热泪。到了1979年11月份，我的问题终于得到了落实。”(烈士冯彦俊之子、牺盟会通讯员冯永义，1981年12月19日)

　　“接到您的复信，我们非常激动，真没想到伯伯会在百忙中那么认真地亲笔回信。……我妈妈看完信感动得流出眼泪，伯伯的亲笔信对她多年来受了无数次打击和挫伤的心是莫大的安慰。”(崔振三之子崔云宁，1980年1月1日)

　　“去年王新三同志带来你亲笔为我写的有关历史证明，使‘文化大革命’以来拖了多年关于我参加革命年限问题得到了妥善解决。”(许铁民，1980年1月11日。秘书记：薄老已于1980年1月18日复信。)

　　“您在百忙中亲自看了我的信，并给予了回信，使我万分感激。关于我要求证明的问题是这样的。”(张儒英，1980年1月23日)

　　“近从王世荣同志处，得悉首长回信，当即使我如同久压胸中重石落地。”(樊印才，年份不详，12月4日。秘书记：已复。)

　　“那时您正住院治疗，您的儿子熙宁同志代笔回了信，我老泪横流，因为这封信为我解除了身上的枷锁，洗刷了我心头的积怨。”(原决死队特务中队中队长李景荣，1994年2月19日)

　　“首长在百忙中很快把我的信批转北京军区，使我深受感动。军区已于1983年9月20日确定我参加革命的时间，从1937年5月参加国民兵教导团算起。”(张希诚，1984年3月12日)……

　　抗日武装却被诬蔑为“伪军”

　　记得当时还有不少人找上门来向爸爸倾诉，有老战士也有他们的亲属。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牺盟会”和“山西新军”是抗战时期山西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的组织、武装，而对这一组织、这一军队的评价有着曲折的过程。尤其在“文革”中，被污蔑为“阎匪”，甚至“伪军”。可想而知，当年这些与“薄政委”共赴国难的牺盟会员、新军战士在“文革”中承受了怎样的磨难：

　　“我母亲能投身到党所领导的山西新军参加革命是件大好事，是走对了。……1968年7月，我母亲被迫害致死。在她去世前，我回家见她最后一面的那个夜晚，她特意向我叙述了在新军时的一幕幕生活，她提及您时说‘也不知薄政委怎样了’。……受我母亲的株连，我兄妹五人几乎到了家破人亡、一贫如洗的境地。”(马英之子马建生，1979年1月10日。爸爸在信头上批嘱弟弟薄熙成回信：“爸爸看了你的来信，说马英同志是他的老战友。说你家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苦了，这是历史现象。所遗留问题可向组织继续要求解决，估计在三中全会后的形势，问题是会解决的。”)

　　“您虽然不认识我，但您在我的心目中却很熟悉，因为从小就常常听爸爸讲他抗日战争时期跟随您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浴血奋战的许许多多事情。……整整十多年我们全家都因爸爸的‘罪过’而过着被人欺凌侮辱的日子，爸爸的胳膊被打断不给医治以致成了残废，妈妈双腿被打残至今寸步难行……”(崔云宁，1979年12月6日。爸爸在信头上写了大大的几个字：崔振三，暂存。)

　　“父亲也是在党的领导下，在薄伯伯的亲自指导下，一步步走上革命道路的。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中，父亲受到林彪‘四人帮’掀起的‘肃薄(一波)肃李(成芳)’恶浪的冲击，并被坏人踢伤肾脏，以至于右肾脏被切除。”(梁中玉子女，1980年5月17日。信上秘书记，爸爸发了唁电，并与其子女面谈。)

　　“我是张翼天的女儿，我父亲曾在山西抗日根据地和您一起生活和战斗过。……公安局人告诉我：‘因你父亲态度顽固，被拘留了。’……公安局的人当时指示我说‘你父亲不能写字(半身不遂)，你帮他好好回忆，交待他过去在山西决死队的情况，要写详细，这是你立功赎罪的机会。’”(张彬，1980年1月2日)

　　“首先我代表我们全家感谢你在我父亲去世以后对我们的关怀。……我父亲和其他许多在牺盟会决死纵队工作过的同志一样，‘文革’中被打成国民党员、反动军官。”(樊建德之子樊向群，1981年7月5日)……

　　“希望你为牺盟会多说几句话”

　　不少信没有提什么个人要求，甚至是匿名的(还将可能透露信息的信纸字头部分裁掉)，只是鉴于“文革”中所受诬陷迫害的教训，希望尊重历史，要求爸爸将山西抗战这段历史说清楚：

　　“牺盟会这个组织是革命的，而且在抗日战争初期它吸引了大批青年加入了革命队伍，这一点我是了解的。但是这个组织在别的地区的一些人，有的就不太了解。……现在你老人家这一辈健在，这个问题容易说清，假定在百年之后，由谁能说清这个组织(牺盟会)在革命历史上的作用，我曾想过这个问题，所以去信，烦请你老人家给其他老一辈人考虑，可否说明这个牺盟组织在我们的伟大的革命历史上的作用，以便后人能够知道革命征途上有这样一个革命的史事。”(霍仁秀，1981年2月1日)

　　“我是一个退休工人，在1936年，山西一开始成立牺盟会，我就在太原同蒲铁路上，参加由你领导的牺牲救国同盟会组织。……由于没有中央文件，这里的领导人大部分是解放后参加工作的，对牺盟会和决死队的历史不了解，也无文件可查，……‘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整了你，我参加过牺盟会的历史也成了不明不白的历史问题，连提都不敢提。……我认为牺盟会决死队是当时革命组织的一部分，中央应该有个明文规定。”(邱生云，1979年1月5日。爸爸在信头写：“简复，信收到了。谢谢。”)

　　“但就在长期的频繁的拳打脚踢、火烤、棍棒打、烈日晒、蚊虫咬……残酷的折磨下，我都没有丝毫改变你是好老师、好党员、好首长、好领导的信念。十年中我没有说过你一句(坏)话，没有写过你一个坏字。……关于山西抗日决死队和牺盟会，山西人民是有公正评价的。但有一些不明历史情况和有意贬低决死队和牺盟会的人。……‘十年动乱’中更是把决死队、牺盟会打成了‘最坏最坏的反革命组织’。……你是牺盟会、决死队的头，我们跟你走过一段艰苦的路，希望你为决死队、牺盟会多说几句话，把党的这部分历史讲清楚，恢复决死队、牺盟会的本来面目，为牺盟会、决死队恢复名誉，为我们牺盟会员、决死队员恢复名誉。……三中全会以后，你见报的两篇文章里曾说到牺盟会和决死队，这使我们很高兴，但我觉得话说得少了点、轻了点，以后有机会请你多说两句。因为这不仅是你的事，也不仅是我这个写信人的事，而是涉及到千万人的事，涉及到千万人流血牺牲的事，涉及到党的这部分历史本来面目的事，你应该把这事说清楚。”(匿名，1981年7月11日。写信人提到他曾在晋绥军区第八军区司令部工作，1943年曾护送过爸爸通过离岚公路封锁线去延安。爸爸在信头写：未署名的来信，存晓予［秘书］处。)

　　“1982年8月是山西抗日决死队成立45周年，恳请你写一篇纪念文章刊登到人民日报上。为人民做过好事的个人、党派、团体(有的比决死队大，有的比决死队人还少)常见到纪念他们的文章，写一篇纪念山西抗日决死队的文章上报，也是有益的，因为它是千万人在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行动，而且有许多烈士流血牺牲。”(匿名，1981年8月8日，从笔迹上看似与上封信同出一人之手。)

　　抗战初期，山西人口也就1300万。到1939年夏，牺盟会的会员竟发展到300万之众！山西新军主力50个团加地方武装达10万人，参加这一由共产党实际领导的特殊形式统一战线的组织、军队的人及涉及的家属该是怎样一个庞大的群体！

　　“我要活着出去”

　　父亲说：“‘希望和自知无罪’鼓舞着我，使我能在10年‘监护’和‘管制’下健存下来。”

　　1967年1月1日，爸爸从广州被造反派押上火车，开始了长达8年的“监护”、4年的“管制”。经历了136次批斗、206次审讯(即“过堂”)、武力批判、单独监禁、家破人亡(我妈妈胡明于1967年1月15日被迫害致死，三个兄弟被关押在“可教育好子女学习班”5年之久)。2007年，爸爸去世后，我才看到一些《动态情况反映》(专案组人员及看守写的简报)的复印件，才了解到爸爸在“文革”时期遭遇的一些细节。

　　“总想到她之死和孩子们如何活”

　　1967年1月3日，爸爸被押到北京“监护”，7日开始写“交代材料”，10日开始提审，21日写完《关于在北平草岚子监狱斗争始末——兼答1936年9月出狱经过》(已收入《薄一波文选》)。29日在批斗会上得知妈妈被迫害致死，看守记“自1月29日斗争会后，情绪不太正常，常问他给孩子去的信，给他发出去没有，怎么不见回信”。

　　2月1日到11日，爸爸写在人民日报边缘的“日记”里，总要提到妈妈和我们：“2月5日……我这几天除了想到胡明同志之死以外，就只想到小孩们怎样生活下去的问题。……不得已今天给孩子们写了封信，不知能否发出去？我的主要目的是使他们知道，他们的爸爸还在。……2月7日……总想到她之死和孩子们如何活。……2月9日……今天农历元旦，……我脑子里，只能不断想到你们。”

　　从2月开始，由于不间断的提审和批斗会，加上旧病(爸爸当时59岁，身体本就不太好)，爸爸越病越重，常常在“日记”里自我勉励：“2月1日……今天浑身无力，大有支持不住之势，这不行，我要努力挣扎，如果病倒，那还有谁来说明我们的冤屈。……2月15日……要挣扎，身体无论如何也垮不得。……2月21日……今天是第八次斗争会。……吃药效果不大，药继续吃了，看明天怎样。精神实在有些顶不下来，但应努力支撑。”看守们的汇报中也记录了爸爸曾对他们说：“我还有许多东西需要写出来，为了把身体搞好一点，我要多吃饭，我要求你们给我买点醋酱油吃，刺激胃的消化，不知是否可以？”而看守们的态度是“没有答复他”！

　　“勤学习、苦锻炼、不自杀”

　　从爸爸的“日记”看，3月开始，爸爸努力将自己的注意力转到批斗会对他的批判内容上，他尽可能记下大会的发言及他的答辩，尽可能不再去想家人。我联想到爸爸曾给我们讲过，当年(1931—1936年)在草岚子监狱，先后关押了400多人，绝大部分陆陆续续变节、叛变走了，其中有的人本来很坚定，就是将他们的父母、妻儿抓来后，顶不住了，最后只剩下爸爸他们50余人坚持斗争。为了不使自己被“软化”，孤军奋战的爸爸必须自我调整，自我珍重。难怪爸爸曾劝诫过我：“人不能沉溺于一种情绪中，尤其是消极的情绪。”看来这是爸爸坎坷遭遇的经验之谈。尽管如此，人非草木，我发现爸爸在被“监护”期间看过的书上面，记录下每次阅读的起止日期(爸爸将经典著作通读了数遍)，那日期大都是我们这7个子女的生日！爸爸后来曾跟我们说，在狱中他给自己定了三条：“勤学习、苦锻炼、不自杀。”又觉得“不自杀”太消极，改为了“不气馁”。

　　因为爸爸不肯屈服，“武力批判”就成了家常便饭：“7月6日……我今天受了一次毒打，身上到处是伤，衣服全被撕破。……8月8日……两人反绑手，是训练过的，不只是反绑，而且扭折，后面一人专门踢打，……押我的3人‘一班’，大约15—20多(人)，共换了6班，每隔2分钟折腾一次，扭坐飞机式，两臂反扭几次，腿伸直头压到地下，但必须抬起头来立正，抓头发踢打……8月8日补记，昨天回来发晕，手臂不能动未记。”……

　　爸爸被折磨得曾几次昏厥，但态度始终强硬，不肯低头，专案组的汇报常写道：“截至目前，薄一波仍负隅顽抗，态度极为恶劣，拒不认罪。在批斗和审讯后，常在看过的报纸上写东西，大放厥词，发泄不满。……表现极不老实，气焰嚣张。……无论是提讯还是斗争会，在会上公开反驳、顶撞。……薄一波在黑帮里是最坏的，根本不低头认罪。”

　　……1975年9月1日，中央专案一办上呈的简报中又提到爸爸是少数始终不认罪的人之一；9月5日汪东兴(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等给主席、中央的报告称：“我们收到一些受审查人的信，原来只有薄一波不同意审查结论，其他都表示同意。最近不同了，有少数人在闹翻案。”

　　因为任何手段都不能使爸爸就范，“薄一波专案组”多次受到康生(时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的训斥。1968年1月，“该组成立至今，始终未将薄之反动气焰打下，可见该组工作之弱，应彻底检查工作之缺点。”1968年4月，“你们为什么进展很慢呢？……薄一波专案组没有头绪，没有进展，你们思想很乱！”康生还批示：“这个组人员要调整，正副组长不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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