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6年之前的17年间，徐武一直依附于中国第三大国有钢铁企业—武汉钢铁集团谋生。在这座规模庞大的钢铁王国里，这个中年男人只是十多万员工中的普通一员。

　　但这年年底，已经38岁的徐武突然成了一名“精神病人”，随后被送到武钢第二职工医院精神科，在那里，他度过了与世隔绝的四年多时间。

　　从入院的第一天开始，他就计划着逃离，他只想弄清楚自己到底是不是“精神病”。

　　南都记者_周鹏 湖北武汉报道     摄影_孙炯(署名除外)

　　飞越“疯人院”

　　那似乎是个只有徐武一个人醒着的深夜。

　　凌晨两点左右，他把床单卷成一股粗绳，缠在一楼病房窗户外的不锈钢管栅栏上，然后拼尽全力将钢管拧弯，撑出了一道身体勉强能通过的间隙后越窗而出。

　　除了兜里的十来块钱，装在黑塑料袋里的一副象棋、几本脏兮兮的棋谱和两套蓝条病号服是他所有的行李。

　　穿过住院部大楼下未上锁的铁门后，徐武快速绕过一栋红砖砌成的锅炉房和仍在施工中的医院办公大楼工地。看守医院大门的值班人员正在打瞌睡，这让徐武顺利通过了最后一关，随后消失在郊区暗夜中。

　　附近唯一一趟公交专线车还有4个来小时才会经过。

　　在随时会被抓回的恐惧中，徐武从武钢集团旗下连绵不绝的一众工厂旁疾走而过。

　　灰尘弥漫的水泥路上，身后射来的每一束汽车灯光，每一声喇叭鸣叫，都让这个逃亡途中的矮个中年男人心惊肉跳。

　　这是2011年4月19日凌晨。天快亮时，蓬头垢面的他走到了2009年底才开通运行的武汉新火车站—在精神病院里看电视新闻时，他将这里设为了逃亡的第一个落脚点。他原本打算在此混上火车，逃往别的城市。

　　2007年3月29日，已被送进精神病院3个月的徐武就有过一次出逃经历。当时，他用在操场放风时捡到的一段锯条锯断病房门锁后，从精神病院逃到了汉口火车站，然后扒了一辆运煤车逃到了北京。

　　但十多天后，寻迹而至的武汉警员及徐武工作的武钢炼铁厂保卫科人员，便将他带回交还给医院。在第二次逃出精神病院后录制的一段视频里，徐武神情放松地回忆着跟朋友说，自己原本打算逃到北京打工的，但因为白天点了根蜡烛拿在手里，所以被警察“逮着了”。 他还记得在回答警察盘查时，自己回了句，“这个社会太黑了，不点蜡烛看不见”。

　　这次他还打算重施旧计。

　　但在武汉新火车站门外晃荡好半天后，他发现自己错了—没有车票，没人能混进已经被现代技术包裹严实的车站候车厅。

　　惶恐中，他想到了自己为数不多的一位朋友—在武汉市从事消费维权服务的“楚天维权网”负责人黄志宏。多年前，他与黄志宏有过法律诉讼案件的合作，曾去过对方在汉口火车站附近的家里。

　　一番问询后，徐武掏出两元钱坐上了驶往汉口方向的610路公交车。

　　此时的武汉市区，与他四年前从北京被带回武汉时匆匆一瞥的印象早已大相径庭。车窗外新修的那些气派的高楼大厦、环绕延伸的高架桥、绿意盎然的绿化带，并没让徐武感到新鲜。他正像个逃犯一样紧张不已，担心车里的人会突然冲上来。

　　对被带回精神病院的强烈恐惧，甚至让他作好了自伤准备—他在路上捡了几块四方形小玻璃片，装在一个捡来的烟盒里。“如果被人发现了，我就吞玻璃死了算了。”事后他这样跟一位朋友说。

　　公交车驶入汉口火车站时，已是下午4点。徐武夺门而出。

　　他在火车站附近绕了一个多小时，却总不找到黄志宏家所在的小区。城市的改变让正如惊弓之鸟般的徐武走投无路。

　　他找了个公共电话，拨通了黄志宏的手机。4年来，这串11位数号码他一直熟记在心，认为有朝一日会成为“救命稻草”。

　　接到电话时，黄志宏正在外地出差。他马上给徐武提供了网站合伙人冯志波的地址，让徐武过去求助，并随即将此情况电话通知了冯志波。

　　冯志波曾在2006年一次民间维权人士的小型聚会上与徐武有一面之缘。当徐武走进办公室时，冯志波大吃一惊：对方像个乞丐一样邋遢—一头又长又乱的头发，浅黄色夹克下的衬衣因为没有纽扣而坦胸露怀，没有皮带的黑色裤子只能勉强挂在腰间。

　　徐武的记忆力似乎不错—他一下就认出了冯志波，爽朗地笑着说：“我跑出来了。”

　　冯志波借了2000元钱给徐武。作为条件，徐武写了张借条，上面歪歪扭扭地写下了“保证不做违法之事，不上访，不去北京，一心一意找个工作，争取多挣钱，有钱就还”这样一段话。

　　当晚在理发店剪头发时，徐武告诉冯志波，精神病院里的人曾让其剃光头，但他坚决不剃。“他说自己不是犯人。”冯志波说。

　　帮徐武开好宾馆房间后，冯志波将徐的所有行李都扔进了垃圾桶。但徐武坚持留下了打发过去四年多时间的象棋和棋谱。这两样东西，他看得“像命一样重”。

　　他跟冯志波说了件趣事：医院一位男护士经常找他这个“精神病”下象棋，但对方经常靠悔棋取胜。徐武对此很恼火，但不敢反抗—在医院里如果不听话，会被“电击”。

　　第二天下午，冯志波为徐武买了武广高铁车票，然后带着他一同到了广州。除了“楚天维权网”的业务外，冯志波还在广州做服装批发生意，时常往返于武广两地。他在广州租有一套公寓。

　　一天多的交流后，冯志波已经相信徐武不是“精神病”—在随后的几天里，他让自己儿子跟徐武同住一房，还带徐参加朋友间的聚会。

　　作为来广州的最大心愿，徐武在广州市精神病医院作了神经、心理等测试。一位名叫林建荣的医生，在他的病历上写下了“自我评价稍低”、“抑郁情绪”等结论。

　　尽管这并非司法鉴定，但徐武很开心。他认为这是对自己在武汉被诊断为“偏执性精神病”的平反。

　　之后的几天是徐武四年来最开心的时间：他跟着冯志波逛了广州著名的北京路步行街、中华广场、珠江沿岸，还多次接受冯为其联系的媒体采访。他说自己的事“得找媒体关注一下才行，不然总像是过逃亡生活”。

　　数日后，徐武电话联系了父亲徐桂斌。4月27日上午，徐桂斌乘火车也赶到了广州。他带上了儿子的身份证，打算在广州对儿子作进一步的精神鉴定。

　　这天发生的事已经广为人知了：徐武父子和冯志波临近中午时分接受完南方电视台《拍案惊奇》栏目组记者徐静采访后，刚坐进出租车打算离开时，多名陌生男子将徐桂斌和冯志波拖下车，随即将徐武强行带离。

　　这群陌生人，正是武汉市公安局钢城分局的干警和武钢炼铁厂保卫科人员。

　　冯志波后来算了下时间，徐武“飞越疯人院”的时间刚好200个小时。

　　“讨人厌的老实人”

　　徐武又回到了武钢第二职工医院精神科病房里。

　　5月3日，透过将精神科大楼与操场隔开的铁栅栏，依然能看到徐武从病房逃离时的那道钢管被拧弯了的窗台栅栏。此时，这间病房已空无一人。

　　医院已将徐武逃脱时穿过的楼下铁门重新电焊加固，上锁处新刷的浅绿色的油漆尚未风干，一把黄铜色的大锁把守住了这处曾经的漏洞。

　　当天下午，多家媒体记者先后混进了医院，但紧锁的铁门，将记者隔在了精神科大楼外的操场里。

　　一位记者对着大楼，喊了几声“徐武”。

　　“哎！”一个听上去有些衰弱的声音从楼里意外传来。

　　在唯一安装了两层不锈钢管栅栏的三楼一间病房窗户里，出现了徐武的脸。他费劲地从栅栏里伸出半只手向记者轻轻挥了几下。

　　但一分钟不到，在转头不知跟谁说了句话后，徐武的手一下缩了回去。窗户也随即被人合上。

　　几分钟后赶到医院的徐桂斌，未能再见到儿子。离开医院时，徐桂斌不安地猜测说，“弄不好徐武又要吃苦头了”。

　　在被送进精神病院前，徐武已经吃过了不少“苦头”。

　　他跟父母以及姐弟，在武汉青山区冶金大道工业三路一栋老旧的武钢职工楼里生活过多年。

　　几乎所有邻居都对这家人有着同样的评价：老实、内向、不爱说话。

　　1960年，在钢铁系统支援武钢建设的背景下，鞍山钢铁厂工人徐桂斌被分派到千里之外的武钢，从此将自己和家庭像螺丝一样焊在了这台巨大的钢铁机器上。这家总部位于武汉市东郊的特大型企业占地面积超过21平方公里，像座体系完备的城市一样，拥有派出所、医院、学校、超市……数以万计的武钢职工就常年生活于此。

　　数年后经人介绍，没上过几天初中的徐桂斌与在河南农村务农的龚莲芳结为夫妻，陆续生下一女两子。徐武排行老二。

　　徐桂斌的父亲1949年前曾担任过国民党军官，这样的家庭背景让这名工人阶级成员在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中异常谨慎。他说自己即使在“文革”期间也从未参与过任何游行。徐家的老邻居、武钢销售公司退休职工胡家志说，“徐师傅胆子非常小，这辈子没什么事可讲”。

　　甚至在徐武被精神病院收治的4年多时间里，徐桂斌也从未向任何外人提及过此事，胡家志说，“他家怕这事传出去让徐武今后找不到媳妇”。

　　而当徐桂斌小心翼翼地避免着被政治运动波及时，徐武姐弟三人跟着母亲在河南农村度过了贫困的童年。直到徐武12岁时，龚莲芳才带着孩子们到了武汉。在此之前，徐武只见过父亲一次—6岁时，他跟着母亲到武汉看过眼病。

　　团聚后的一家五口，在武钢提供的一间不到二十平方米的单间里挤了两年。武钢为龚莲芳安排了工作。1982年，这家人搬进了如今居住的职工宿舍。

　　胡家志还记得徐武小时候是个“沉默寡言”的少年，经常在铁道附近帮家里捡煤渣。他说，徐武似乎从小就继承了父亲的内向性格，“他从不闹事，只有看到很熟的人才会打声招呼”。

　　徐桂斌对子女奉行传统的“棍棒式”教育。徐武的弟弟徐进说，他们兄弟俩直到20多岁还会被父亲打，“但哥哥要听话些，学习也不错，被打得少”。

　　1989年，20岁出头的徐武顺利从武钢第一技校毕业，分配到武钢炼铁厂从事一份“看仪表”的工作。

　　在当时，这是一份让普通人羡慕的工作。徐桂斌认为儿子的工作很轻松，而且待遇也要比一般基层工人高。而影响了徐武一生命运的诸多性格也从此逐渐凸显：他很少说话，不愿与领导同事打交道，不抽烟，几乎不喝酒，对女性不感兴趣(时至今日，徐武仍是单身一人)，每天下班后就径直回家。

　　他唯一的爱好就是看书，尤其喜欢诗歌和小说。在他留下的书籍中，甚至有《华兹华斯抒情诗选》、《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这类文学作品。

　　自我封闭的性格让徐武在炼铁厂里不招人喜欢。一位自称前炼铁厂员工的匿名女性说：厂里早年曾允许职工在交纳部分费用前提下承接外单位制造业务，但这个几乎所有人都赞成的举措却因为徐武向上级反映而被取缔。徐武的反对理由是“职工不该利用机器为自己赚私钱”。

　　徐桂斌也记得徐武的一些往事，例如向上级反映炼铁厂私下为员工发福利品，“甚至厕所的灯泡坏了，他也要去反映”。

　　至今没人能说清楚徐武为何后来在工厂里总是“乱管闲事”，哪怕这样的“闲事”于己有利。

　　“徐武在厂里有很多让大家哭笑不得的事情，”那位女员工说，“我不敢说他是不是神经病，但是真的很多人不喜欢他。”

　　而就连在厂外认识的黄志宏也没将徐武当成朋友。

　　黄志宏是在2002 年认识的徐武。当年《武汉晨报》刊登了一篇徐武为两部“水货”手机反复打官司的经历。刚开始从事消费维权业务的黄志宏因此联系了徐武，约对方见面交流经验。

　　他对徐武的第一印象是“邋里邋遢，不修边幅”。这个印象在此后数年被徐武一再强化，“他经常穿白衬衣，但穿出了油也不换，还喜欢系一条脏兮兮的红色领带”，黄志宏说，有时候靠近他甚至还能“闻到怪味”。

　　“你说谁愿意交这样的朋友？”黄志宏说，因为自己与徐武有往来，还曾被朋友开过玩笑，“问我怎么老跟‘精神病’在一起”。

　　徐武当时已经把所有的兴趣都放在了投诉、打官司上—为出警不及时、买到劣质手机未获处理之类的“小事”，他甚至自掏腰包先后将当地公安局、质监局、劳动局、司法局等众多单位告上法院。

　　为了提高胜算，徐武还买过不少法律书籍自学。这些书在他进精神病院后被徐桂斌付之一炬。恼怒的父亲对儿子一天到晚学法律，到头来却“被关进精神病院”的下场耿耿于怀。

　　徐武对法律理论知识的学习似乎并不精。黄志宏说，早年在一起交流涉及法律问题时，徐武“很少能讲明白”。

　　但黄志宏始终强调，徐武所做的那些自找麻烦的事并非毫无意义。“他只不过比大多数正常人固执而已，更何况，他做的事难道有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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