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执性精神病？

　　但徐武被送进了精神病院。

　　1989年进入炼铁厂后，徐武先后干过三份工作。徐桂斌说这些工作一份不如一份：从在车间“看仪表”，到被调到看运送煤粉的传送带，再调到保卫科当消防员。消防员一职被徐武的弟弟徐进称为“相当于厂里养的富余人员”。

　　2000年后，徐武因为炼铁厂里的同工不同酬、克扣工资、厂务不公开等状况，开始不断向相关部门投诉，严重时甚至还请假去法院与厂方对簿公堂。

　　这些举动让他成为不受厂里欢迎的人。徐桂斌记得，儿子在2003年曾被厂里保卫科同事痛打一顿。

　　在徐桂斌印象里，炼铁厂常年以旷工等理由克扣徐武的工资。按照徐武事后的说法，他当时每月工资应有1900元，但能拿到手的最多只有1200元左右。

　　数年的投诉、打官司无果后，徐武开始上访了。

　　2006年12月前，青山区、武汉市甚至湖北省有关部门多次接访过徐武。但其反映的问题一直未获解决。

　　徐桂斌记得在2006年八九月间，徐武再次被炼铁厂保卫科人员打了一顿，“还把他关了几个小时”。事后，徐武曾为此事向钢城分局报警，但最终也不了了之。

　　2006年12月，徐武独自坐火车去北京。在这个中年人眼里，北京是他能寻求“公正”的最后去处。在徐桂斌家里，至今还有一本名为《2006—2007中国基层人大代表选举须知》的白色小手册，徐武在手册背面密密麻麻地写着众多中央部委的名称和地址。

　　没人知道他曾经去哪些部门上访过。但十多天时间后，他被北京警方查获，随即被钢城分局警员带回青山拘留所关押。

　　新华社援引武汉警方的解释称，徐武当年曾扬言要“搞炸药，到北京天安门炸”，且北京警方从他身上“搜出炸药配方、电工刀及制爆原材料等危险物品”。

　　但徐桂斌始终认为这个说法不可靠。这位父亲总是辩称：自己没见过那张“炸药配方”，也不知道上面写了什么；从未有人告诉他被称为“制爆原材料”的“白色粉末”到底是何成分，而且“电工刀并不是管制刀具”。

　　但有人已经在为徐武设计命运了。

　　2006年12月30日，数名钢城分局警员和炼铁厂保卫科人员敲开了徐家大门。

　　徐桂斌还大致记得当时的对话，“他们说徐武犯罪了，要搞爆炸，要判刑，还要被单位开除”，而如果家属同意将徐武送入精神病院呆三到六个月，“接受一下‘教育’，就能出来继续上班了”。

　　半小时后，一位警员在一张白纸上写了几句话，大意是家属同意对徐武进行精神病鉴定，并将其送入精神病院。徐桂斌在另一张纸上照抄了一遍，随后签下了自己的姓名。

　　第二天，38岁的徐武被钢城分局和炼铁厂保卫科送进了武钢第二职工医院精神科。该医院是直属于武钢集团的事业单位。

　　徐桂斌坚持认为，钢城分局和武钢保卫部门是为了避免儿子不断上访对企业产生不良影响，才将他送进精神病院的。

　　在《湖北省警官学院学报》2010年第五期一篇题为《锐意进取，贴近服务，着力打造“钢铁卫士”—武汉市公安局钢城分局》的报道中，有这样的描述，“2003年1月钢城分局从武钢划归武汉市公安局直管，作为武汉市公安局服务武钢的专业分局，始终坚持以服务武钢改革发展为己任”，“今年(指2010年)以来，钢城分局以全力维护武钢政治稳定和治安大局平稳为出发点，以推进公安保卫联勤联动为切入点，积极采取措施把服务武钢具体化”。

　　一位武钢退休工人称，负责武钢企业内部综合治安管理的保卫部，正是由当年划出去组建钢城分局后的剩余员工组成。在“稳定压倒一切”的背景下，四处上访的徐武无疑是个影响“大局”和“稳定”的人。

　　三个月后，徐武没有出院。六个月后，徐武依然没有出院。而且没人再提出院的事情了。

　　这让徐桂斌夫妇慌了神，开始四处打听。

　　医院精神科一位医生曾私下对徐桂斌说：放不放徐武，钢城分局说了算，理由是谁送来的人，谁负责接走。

　　徐桂斌去找钢城分局问情况，但对方却告诉他：放不放人，医院说了算。理由是医院才能确定徐武的病好了没有。

　　在此后数年里，“徐武何时能出院”这个问题，就像乒乓球一样被两家单位推来挡去，从无确切答案。

　　徐桂斌家里有三份显示徐武被诊断为“偏执性精神病”材料的复印件。在显示日期为2006年12月26日的一份加盖了“武汉市精神病医院司法鉴定专用章”的《病情证明书》上，第一次对徐武下了“偏执性精神病”诊断。

　　诊断书建议病人“积极住院治疗”，不知是何原因，紧接着又补充了一句“建议监护治疗”。值得一提的是，这份显示由李凯骐、樊国胜、王昉三位医师署名的诊断书上，三人的签名笔迹明显能看出系同一人所写。

　　而在另一份显示由“武汉市精神病医院司法鉴定办公室”加盖公章，制作于2008年11月7日的《武汉市精神病医院司法精神医学鉴定书》(武精医鉴字0810257号)上，也出现了打印字体的包括李凯骐在内的三位医生姓名，并分别加盖了各自的司法鉴定专用章。

　　5月5日上午，南都周刊记者在武汉市精神病医院找到了李凯骐。但他已经不记得自己是否曾参与对徐武的鉴定了。对那份《病情证明书》，李表示非其本人签名，可能是医院在事后开证明材料时由别人代签的名。对于此方法是否适当，李只表示，“不是我签的字，我可以不认账”。

　　他对2008年的《鉴定书》同样没有印象。对加盖了司法鉴定专用章一事，他说这个章平日由医院保管，“盖不盖章，我不知道”。

　　记者随后前往医院司法鉴定科调查，但一位男性工作人员称，所有采访须经武汉市宣传部门同意后才能进行。

　　在此前的5月3日上午，武汉市公安局新闻发言人郎平也有类似回应。在当天不到十分钟的采访时间里，郎平对记者提及的问题一概以“建议找市委宣传部或武钢宣传部门了解”作答。而武钢外宣负责人白方对媒体的回应是：徐武一事以新华社4月30日刊发的通稿为准。

　　这份题为《武汉“被精神病”主角徐武回汉住院继续治疗》的通稿称，经武汉精神病医院两次鉴定，“诊断其为偏执性精神病，建议长期监护治疗”。

　　而在过去四年多时间里，徐桂斌夫妇一直想弄清楚这个结论是怎么得出的。

　　他们曾与一位参与过鉴定的医生见过面。龚莲芳当时问对方有没有用仪器检测过徐武，对方的回答是，“他头上又没长包，用什么仪器！”并称“你儿子一看就是个精神病”。

　　2009年7月，徐桂斌夫妇曾在武汉找过一位律师，希望通过法律程序对徐武重新进行精神病司法鉴定，为此向对方支付了4.5万元的“活动费”。这笔钱几乎是徐武的所有积蓄。事后，该律师联系了一家名为“北京明正司法鉴定中心”的机构。最终，该机构由于“得不到有关方面的支持与配合”，未能对徐武进行鉴定。

　　似乎总有一股看不见的力量将徐武困在精神病院里。

　　2010年12月16日，徐桂斌夫妇到医院探视儿子时，再次请求院方对徐武进行复查。一位医生当场就开了份《诊断证明书》递给徐桂斌，上面依然写着：“偏执性精神病”、“住院治疗”。那位医生对徐桂斌说，“你儿子的病是治不好的”。

　　“徐武是个好同志”

　　徐武被人从广州强行带走后，徐桂斌也乘坐当晚的火车离开了广州。

　　随后数日，众多外省媒体记者陆续赶赴武汉。他们都奔着同一个问题—“徐武到底是不是精神病人”而去。

　　这个看似再简单不过的采访调查却从一开始就陷入了困局—与徐武事件相关的武钢集团、炼铁厂、钢城分局、武钢第二职工医院等诸多单位，均不正面回应采访。

　　在徐武被带回武汉后，武钢大型厂退休办书记张安平经常代表武钢与徐家接洽。他有权决定徐桂斌夫妇能否到医院探视儿子。此时，若无武钢同意，徐桂斌夫妇连精神病医院大门都进不去了。

　　而奔波前来的记者们，始终未能采访到徐武，甚至一度连徐桂斌夫妇也接触不到。

　　武钢人员在全力劝阻徐桂斌夫妇接受媒体采访，甚至在5月3日深夜将他们接至武汉市一家高级酒店呆了两天。

　　在宾馆期间，“他们老是跟我说：你是老党员，老职工，要顾全大局，要爱护武钢。”徐桂斌说。

　　5月5日晚上，武钢人员将徐桂斌夫妇送回家中。此时，徐桂斌手机里的所有电话号码已被人删除，还有人主动送了他一台“天语牌”新手机。但徐桂斌一直不敢使用这部手机，他担心通话“被监听”。

　　从酒店回家后，徐桂斌曾一度对登门的记者消极应对。一位邻居说，“他被洗脑了”。

　　徐桂斌并不是个有主见的人。他有时会激动地对记者讲述家人奔波之苦，但常常又不愿透露事件的关键细节。他说，“有的事情没有必要说那么清楚”。

　　这位干瘦矮小的老人说自己是个“有信仰的人”，多次强调“自己是1982年就入党的老党员了，应该自觉去维稳”。

　　他说自己早年一直不赞成徐武去投诉、上访，还为此与儿子发生过多次争吵。

　　“如果维稳的代价是你儿子一直呆在精神病院里，怎么办？”记者问。

　　“领导说了：徐武是个好同志，等记者都走了后，徐武随时都能回家”，徐桂斌说，这是在宾馆时一位领导给他的承诺。领导还跟他说，“记者靠不住”。

　　当记者问及领导的名字时，徐桂斌又支支吾吾地埋头不语。坐在一旁的龚莲芳猛地扬起手，差点给了他一巴掌。她指着徐桂斌的鼻子大骂道：“都什么时候了，还不说！”

　　在龚莲芳责骂下，徐桂斌终于说：是武钢集团综合办公室一位“姓刘的主任”说的。

　　过去四年的徒劳走访，让臃肿体衰的龚莲芳认定靠老两口已经无法解决问题。她说，现在除了记者，谁也不相信。

　　2010年12月，湖北省公安厅信访办的一位工作人员曾让徐桂斌写两份“保证书”—一份要徐武“保证不上访，不说对社会有危害的话”，另一份要徐桂斌“保证做好徐武的监护工作”。

　　徐桂斌说，当时对方答应他，将保证书交给有关部门后，会有一个“答复”。 不久后，徐桂斌就将自己和徐武写的两份保证书分别交到了钢城分局信访办和武钢第二职工医院办公室。

　　或许是已经“关怕了”，徐武主动在保证书上加了一条——“要听领导的话”。但等了四个多月后，他仍然没能走出精神病院。

　　徐武选择了再次出逃，但又在一周后被再次带回。

　　5月8日傍晚，徐家一位老邻居给记者打来电话，说十多位武钢人员已经楼上楼下地将徐家“包围了”。

　　“四楼、五楼、六楼，还有楼顶，每层都站着两个人，楼下还有七八个人”，这位邻居说，还有人威胁在楼下闲聊的邻居，说“谁敢再对记者乱说话，就见一个抓一个”。

　　而此时，徐桂斌夫妇像精神病院里的儿子一样，已被人日夜看守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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