阵痛在所难免，只要这是一个公民社会成长所要付出的代价。

　　本刊记者/赵晓秋

　　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人们已经进入一个风险社会。

　　非典、水污染、毒奶粉、疫苗、阴滋病……天灾、人祸，最近几年，没有一年安生过。

　　自欺、惊恐、从容、迎战、出击……在公共卫生事件中，最近几年，中国政府的表情也越来越自信。

　　风险社会，阵痛在所难免，只要这是一个公民社会成长所要付出的代价。

　　2003年，掩盖非典病例与一部法律的出台

　　在大多人的记忆里，8年前在广东肇始、在北京得到最大规模传播的SARS疫情，让中国人第一次感受到公共卫生事件对社会的冲击。

　　2003年2月，一种类似肺炎的怪病在广东地区肆虐。很快，这种后来被人们广泛称为SARS的疾病在中国扩散。政府试图通过减少通报的病例安抚人们的不安情绪。4月3日，时任卫生部部长的张文康宣布，北京只有12例SARS病人，死亡3例，卫生部表示“疫情已经得到控制”。4月4日，解放军总医院一名退休教授写了一封署名信称，仅他知道的北京309医院就收治了60例SARS病人，到4月3日已有6人死亡。

　　一方面是SARS疫情的蔓延，一方面是官方的“谎报军情”，各种传言不胫而走，并以几何数的速度四处散布。据说可以杀菌消毒的板蓝根和白醋成为人们疯狂抢购的物品，社会一时陷入混乱。

　　饱受国际舆论批评和质疑的中国政府通令不得瞒报SARS疫情。2003年4月20日，高强在第三次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全国的SARS病例已经上升到1807例，其中死亡79人；北京的SARS病例突然飚升至339例，死亡人数上升至18人。

　　除了这次“大幅度翻倍”的病例外，当天新华社发布中共中央的决定，张文康被免去卫生部党组书记的职务，孟学农被免去北京市市委副书记的职务。此时，距离张文康出任卫生部部长也就一个月，孟学农担任北京市市长不到两个月，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

　　从此，卫生部坚持每天向社会公布全国疫情，先后召开9次新闻发布会、24场新闻通报会、吹风会和媒体见面会。终于，在这种前所未有的信息透明面前，蔓延全国的大恐慌渐渐平息。

　　因为一场疾病而导致的社会失控，让中国政府意识到应急管理能力是自己的一块“短板”，必须尽快整修。2003年5月7日，国务院全文发布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将政府在公共卫生事件应有的表现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

　　2005年，哈尔滨水污染与部长的引咎辞职

　　2005年11月13日， 吉林省吉林市石化公司双苯厂胺苯车间发生爆炸，成百吨的苯流入松花江并造成水质污染。

　　在松花江水污染事件中，吉林、黑龙江、哈尔滨政府重复了SARS前期的传播套路——瞒报。当时，吉林市一名官员信誓旦旦地表示，吉化车间爆炸不会造成大规模污染，没有大规模疏散居民计划，对松花江被苯污染一事只字未提。

　　11月21日，已经知道松花江被污染的哈尔滨政府以“供水管网设施进行全面检修”为由发出“停水公告”，表示将在全市停水4天。面对这个无法自圆其说的“停水公告”，各种怀疑、猜疑和谣言开始涌现，“饮用水网中被投入了可以导致2亿人死亡的剧毒氰化钾及氰化金钾”。

　　11月22日，哈尔滨政府连续发出的两份公告终于道出实情，“因中石油吉化公司双苯厂爆炸后可能造成松花江水体污染，市政府决定停止向市区供水”。虽然当地政府公开承认了危机，但在公告中，政府只是请求市民谅解，并没有说明会采取什么样的应急措施。于是，人们纷纷扑向超市，抢购物资，商场的饮用水一夜脱销；火车站、飞机场人山人海，很多人开始逃离哈尔滨。

　　面对即将失控的局面，一直“失语”的当地媒体开辟《关注松花江水污染特别报道》版，相关报道逐渐增多，恐慌、谣言和疯狂抢购行为逐渐平息。之后，关于松花江污染段的流向和沿途的防范情况逐日公布，信息基本公开化。

　　2005年12月2日，中央电视台公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对松花江重大污染事件的通报。通报指责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领导的环保总局对这起事件造成的损失负有责任。不同于因SARS被中央直接免职的张文康和孟学农，解振华最终引咎辞职了。

　　2008年，信息公开下的“大事件”

　　2008年5月1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实施。十多天后，5月12日，四川汶川地震成为《条例》实施的第一场“大考”。当天，北京、上海、重庆、贵州、河南等地的政府部门，针对当地群众的疑虑和恐惧，及时发布信息稳人心、辟谣言。

　　5月13日16时，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民政部、中国地震局有关负责人向中外记者介绍了汶川地震灾害和抗震救灾进展情况。从那时起的一个多月里，中国政府每天都会发布更新的地震伤亡、失踪人数。政府信息的及时公开为救灾赢得了时间和民心，也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

　　同年9月9日，甘肃的一家报纸称有14名婴儿同患肾结石，这些孩子自出生起就一直食用河北石家庄三鹿集团所产的三鹿婴幼儿奶粉。三鹿奶粉事件逐渐被全国关注。9月11日，国务院成立的联合调查组发现三鹿集团生产的三鹿婴幼儿配方奶粉受到三聚氰氨的污染，导致大量的婴幼儿患肾结石；9月13日，中国政府启动国家重大食品安全事故I级响应，成立应急处置领导小组，召开“三鹿牌婴幼儿配方奶粉”重大安全事故情况发布会。

　　此后，中国政府用“疾风骤雨”的方式处理“三鹿奶粉事件”：排查、救治患病婴儿，对患病婴幼儿实行免费救治，所需费用由财政承担；全国排查所有奶制品，在第一时间通过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将合格与不合格奶粉、液态奶及其他相关奶制品名单向世界颁布；三鹿公司停产，召回所有受污染产品，处置相关责任人，全国范围内实行安全整治……

　　2008年9月20日，卫生部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开通婴幼儿奶粉事件健康咨询热线12320，消除公众任何疑虑。各种媒体上，关于问题奶粉的报道和最新动态层出不穷，民众在第一时间了解了事件的前因和进展。政府的果断介入，迅速平息了各方的不安。

　　2010年，麻疹免疫“突击”与沟通大众理念

　　2010年9月1日，卫生部向公众宣布将在10天内对近1亿名儿童接种强化麻疹疫苗。这场强化免疫活动，在现实生活和网络上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

　　最先开始流传的是“慢性毒药论”，部分北京市民在9月初就收到这条骇人的短信。更有甚者在网络上将这次麻疹疫苗的强化免疫活动描绘成一场“外国对中国进行灭种”的政治阴谋。很快，一位免疫学博士的质疑在网上广泛地传播。这位自称北京大学医学部的博士在博文中表示“如果是自愿，我不准备带女儿进行麻疹疫苗的强化接种”。网络流言愈演愈烈，公众质疑与日俱增。9月6日～9日，卫生部网站连续刊登12篇文章，针对此次强化免疫的各种问题进行了公开解答。9月7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又在其网站组织麻疹疫苗强化免疫的在线访谈，邀请了世界卫生组织官员PeterStrebel、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专家回答网友问题。

　　虽然世界卫生组织、政府、医学专家、媒体纷纷力挺麻疹疫苗，但公众的疑虑并没有散去。在经历山西疫苗案后，当时正是民众对疫苗信任度最低的时候。而政府的“一刀切”以及忽视事前的广泛社会动员的做法(外国在进行类似公共卫生活动时，一般会进行三四个月的社会动员)加剧了公众的信任危机，不少家长还是作出了“不给孩子接种强化麻疹免疫疫苗”的决定。

　　全国麻疹强化免疫风波提示政府，公共卫生工作需要强化与大众的沟通。很快，这种理念在2011年4月6日得到了运用。当天，卫生部“高调”地将尚未被普通大众了解的“阴性艾滋病”传闻主动亮给社会。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5月上半月期)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