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生活周刊201122期封面

康有为

晚清，幼小的光绪皇帝坐在马背上

慈禧太后（摄于1900年）

　　戊戌政变及代际断裂

　　戊戌变法  百日跌宕

　　戊戌政变，百日维新流产，是一个历史事件，它不是只关乎背叛与否的戏剧。

　　◎李鸿谷

　　逃亡，梁启超

　　逃亡，总是惊险并且传奇。戊戌政变后第四天，八月初十(公历1898年9月25日)。

　　下官(日本驻天津领事郑永昌)与另外两名日本人伴同梁启超，四人均换上猎装，于晚上9时左右从紫竹林悄悄地登上一艘中国船出发。不幸北洋大臣的小蒸汽快船“快马号”随后跟踪而来。是夜凌晨2时终于在新河附近被追上。“快马号”上乘坐着清国的警部、持枪的士兵和其他20多名中国人。他们声称下官之船中潜藏着清国罪犯康有为。下官再三辩解，拒绝搜查，但他们置之不理，强施暴力，用绳索将下官之船缠上，强行向天津方向拖去，大约逆行两町余(一町约合109米)。因下官斥其非法行为，双方展开辩论，又经过两个多小时，终于达成协议。清国警部及持枪士兵，以警护为由，转乘下官之船，一同下塘沽，至塘沽再作解决。而“快马号”则向天津报告，撇下本官之船，先向塘沽急驶而去。翌日清晨7时，下官之船快到塘沽从帝国军舰“大岛号”旁边经过时，下官便挥舞帽子，求其出迎。军舰上的人遂将舰载快艇放下，准备迎接我们。清国警部与士兵见此情形便打算各自逃走。此时下官要求警部即按双方在新河附近的协议来展开充分的讨论，但警部回答称：已无谈判之必要。随即匆匆登上另一条船，仓皇离去。因此，下官不得已转乘到大岛舰的快艇上，与同行三人一同登上大岛舰上稍事休息。我们将梁启超留置在舰上，便和另外两名日本人同去塘沽车站。此时，可能是得到了“快马号”急报的缘故，直隶总督荣禄为捕获要犯，特派武毅军提督聂士成、亲兵总教习王得胜、天津县知县吕宗祥等三人率持枪士兵三十余名，于上午9时半即来到车站。岂料彼听到的是康有为已逃上大岛舰的消息，聂士成大失所望，不禁勃然大怒，执意主张去大岛舰上将要犯抓回。但王、吕二人则忠告聂士成不可如此，于是打消了抓人的念头。本官于下午3时与聂、王、吕同乘火车返回天津，回到领事馆后，立即另写函，照会海关道诘问为何清国官吏对日本领事采取此种无礼的举动，并要求对此事做出相当的处理，但海关道迄今仍未有任何答复。其后，清国搜捕犯人，日益严密，目前将梁启超转移到商船，极为危险，所以仍然将其留置在舰上。第二天，直隶总督更派招商局总办，会同新建陆军参谋长来到大岛舰，要求引渡要犯，舰长回答说舰内没有其欲捕犯人。他们离舰而去。

　　(录自郑永昌致日本外务次官鸠山和夫密信)

　　显然，清朝官吏以为登上日本军舰的中国人是“国家通缉犯”康有为。在追缉与两次交涉未果之后，经过分析，当时袁世凯发给总理衙门的电报里认为：“该华人年约三十以内，似非康犯，或为康党。”稍后，袁世凯终于确认登上日舰的可能是梁启超，“再三侦访，有谓并非康犯，疑系梁启超，已剃发改装，无从辨认”。

　　已在日舰藏匿的梁启超，于是基本上安全了。谁有权并决定救他的呢？

　　戊戌年八月初六日(9月21日)早朝，慈禧太后与光绪帝共同见军机，宣布慈禧再度“训政”。史称“戊戌政变”，即以此日为时间节点。

　　这天下午2点左右，梁启超进入日本公使馆。“他的颜色苍白，漂浮着悲壮之气。不能不看出事态之非常。”当时的日本代理公使林权助在其回忆录《我的七十年》里描述，“梁直截地说，请给我纸。他马上写出下面的文句：‘仆三日内即须赴市曹就死，愿有两事奉托。君若犹念兄弟之国，不忘旧交，许其一言。’……‘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等志士，都被逮捕。其首领是康有为，想也快要被捕杀头！皇帝不用说已被幽闭。西太后一派为袁世凯和军机大臣荣禄。如果我也被捕，最迟三天内也将被杀。我的生命早就准备献给祖国，毫无可惜。请解皇帝之幽闭，使玉体安全，并救康有为氏。所说奉托之事，只此二端。’”

　　林权助允诺了这两件事。林权助又说：“你为什么要去死呢？好好想想，如果心意改变，什么时候都好到我的地方来。我救你啊！”但是，梁启超还是离开了。

　　这天晚上，离开了的梁启超又回来了。“公使馆门口骚闹着。我正奇怪的一刹那，梁启超飞快地跑了进来！”事情已无回转，林权助必须做出决定：救还是不救梁启梁。

　　作为日本的代理公使，在那个时代，林权助当然有能力救助梁启超，只是他有没有这个权力？是疑问。当时，在日本公使馆，还有一位日本人，下野的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在梁启超下午来访后，林权助即向伊藤报告了此事此人，但却没有明说自己“救助”的许诺；梁启超晚上又回来了，问题不再可能延宕。林权助据实以告，伊藤很直接：“这是做了好事。救他吧！而且让他逃到日本去吧！到了日本，我帮助他。梁这青年对于中国是珍贵的灵魂啊。”

　　伊藤博文一言而定，梁启超剪掉辫子，在公使馆住宿一夜后，由日本领事郑永昌陪同乘火车去到天津，再后登上大岛舰。

　　伊藤博文访华

　　历史的意外，往往超过想象。在戊戌政变发生的前一天，即八月初五中午，光绪皇帝在西苑勤政殿接见了伊藤博文。伊藤访华，尤其是这次接见，在当时清廷的“政治生活”里是一件极其重大的事件。只是未料，两天之间，清朝政局反转倾覆。前一天还“亲切”接见外宾的光绪，此刻已失权柄。

　　为什么伊藤博文会恰逢其时在这个历史现场？这一决定于伊藤而言，并无特别深意，当时驻日的清朝公使裕庚电报总理衙门称：“此次系无聊，回同退者来家扰，藉少避。又查看中华情形，有无机括可乘，是其故技，非大举动。”而伊藤派人向中国公使说明他只是“自行游历”，只想与“王爷”“中堂(大学士)”进行非官方性质谈话，唯一的要求，“来京时求派员到车栈照料为叩”。

　　伊藤博文来访，对当年“公车上书”的主导者康有为，尤其是一个重大机会，似乎一切也尽在掌握之中。在康有为等的鼓动下，光绪不仅同意接见伊藤，并将觐见地点定为西苑勤政殿。在清朝历史上，勤政殿的大门，这是第二次为外国人开放；上次则是接见德国亨利亲王。这是清一朝规格最高的接待。

　　这个机会，看上去将会很精彩。

　　伊藤博文将来中国访问的消息传来，颇为激荡中国官员的想象力：可否将他留下作为客卿主持清朝改革？另一位与伊藤博文同列“客卿”人选的是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有意思的是，李提摩太跟伊藤博文住在同一个旅馆，而且李提摩太跟伊藤的秘书主任津田先生“有过长时间的谈话”。两位外国人，都在等待光绪皇帝的一个决定。

　　政治游戏，除了超常的想象力，还要用倾力一搏的勇气。这个机会，果真只是伊藤博文与李提摩太的吗？其实，无论从哪个方面看，他们都是被动的。准确地看，这是康有为及其维新党获得改革主导权的一个副产品而已。稍前，七月底，康有为及其同党再次上奏请开“懋勤殿”——主导改革的政治机构。谁能进入这一政治团队，鼓吹者当然希望的是康有为等维新派。伊藤博文的来访，在“懋勤殿”的操作里，有了极其精妙的政治运作空间。若有诸如伊藤这样国际著名的“客卿”进入“懋勤殿”这一政治机构，那么，从理论上讲，慈禧操纵光绪，这一有违国际政治通行规则的中国式政治模式，继续下去将十分困难，甚至就此中止。而“懋勤殿”里的中国改革家，诸如康有为等人，亦将因此获授大权。用“客卿”而获实权，这是这场政治游戏里最精彩的想象所在。

　　八月初五，光绪接见了伊藤博文。深入研究这一过程的历史学家茅海建分析：如果说光绪帝接见没有国书且非政府官员的伊藤博文，在当时已属异常事件；那么，光绪帝在接见中的言论，更属异常——光绪甚至提出通过总理衙门与伊藤建立一种政治咨询关系。而之前，清朝皇帝接见外宾，所有问答都是事先拟稿，客套与礼貌而已，从不涉及政治性议题。(《戊戌变法史实考》)

　　只是，这种进步对当时渴望利用这一机会——挟“客卿”而扼慈禧的维新党人而言，近乎失败。光绪没有提懋勤殿，更没有对聘用顾问作任何表示。而且，更大的失败接踵而来。

　　所有的政治游戏都是有对手的。光绪以及维新党人的失败，甚至非常简单，在接见伊藤博文的前一天，慈禧从颐和园回到宫里，她见了光绪……逃亡，在接见完伊藤博文之后的第二天，就成了梁启超的命运。

　　那么，康有为呢？这个时候，他在哪里？

　　康有为上场

　　即使100多年后，康有为予中国人一般标签式的印象仍是：公车上书。甲午战争失败后，康有为领导1000多名“公车”(进京应试举人)，上书反对李鸿章谈判并签署《马关条约》，由此名动一时，并影响至今。将此视为康有为“出世”之举，并无不妥。

　　那一时刻的历史现场究竟如何？历史学家茅海建发现：这一时期，众多公车上书，多以通过同乡、亲属、旧友等关系而集会具稿、联名上书；像康有为这样联络各省公车联名的，只此一例，但恰恰这次“公车上书”没有递呈朝廷。稍后，康有为将其这一长达一万多字的上书在上海刊行，所题名举人只有602名，并非康有为宣称并被历史教科书所记载的1200多人 (《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 。更有趣味的是，另一位历史研究者姜鸣甚至翻出了当年《申报》的《公车上书记》一书的销售广告，初版，“每部实洋两角”；两个月之后减价，“每大本洋四分，每小本洋二分”。

　　据说康有为《公车上书记》刊行后，使他的名气一振，于是，康有为决定在上海再次刊行他的上书稿《南海先生四上书记》。很偶然，康有为因应了现代传播介质的中国兴起——书籍、报纸成为新型政治工具。之后，梁启超更熟练地运用起这一工具，“文人论政”的中国报纸传统，肇始于此。这也是在众多公车上书中，唯独这份没有送达朝廷，而出版发行的康氏上书之所以暴得大名的缘由。刊行《公车上书记》的成功，当然需要复制，考试完毕，留在北京的康有为创办免费赠送的《万国公报》，系统传播他的政治思想，同时又有别种收获。一般而言，每科状元才是传统中国读书人为人所知的捷径，但康有为颠覆了这一规则，《万国公报》让他在官场知晓度上，迅速高开高走。

　　后世读史，若无通观，而论见识，谈何容易。如果单论康有为戊戌年间的行为逻辑，乖张之处，比比皆是，难以理解。但将康有为性格置之那个巨变的时代，他有意无意间与时代潮流的接轨，才是理解他的行为逻辑的关键。

　　“公车上书”那年，康有为因上书而速得大名之外，科举考试成绩也不错，以二甲四十八名取入。算得上双喜临门。但是，康有为不满意，他认为他应当得状元，认真的后世研究者并不轻信。在《派系分合与晚清政治》里，历史学家林文仁综合当年史料分析：“但几乎就在彼对李(文田)、许(应骙)大摆姿态的同时，也积极想走翁同龢的门路，被拒。由德宗亲政在即，权力结构行将调整之现实以观，与其云康氏有原则，不如说彼甚懂政治行情。”

　　康有为未必只是走传媒一途的中国政治家，从广为人知，到真正获得权力，其道路无论在当时还是在现在，都远着呢。在真正的政治运行上，康有为同样出人意外，李剑农在其《中国近百年政治史》里概括说：“在运动方法上，康是从上层社会着手。他知道在中国的政治组织上，君主专制主义已经发达到了极点，一切权都在皇帝手里。倘若皇帝不信服你，随你如何完美的主义，如何高强的本领，终归无所施其技；倘若皇帝信服了你，不知不觉做了你的傀儡，就可以为所欲为了。所以他向皇帝一次上书不达，就再次，由再次而三次、四次，至于七次，总要使皇帝赏识了他的议论，信服了他的主张，然后罢手。”康有为之所以有别他人，除了他有完整的一套改革思路之外，他的戏剧性仍是他人难及，以明亡之君崇祯比喻，如不改革，“求布衣而不可得”，这真有些大逆的意味了。但光绪却对军机大臣说：“康某何不顾生乃尔，竟敢以此言陈于朕前。”他理解这是因为康有为忠君，才有如此直言。公允而论，康有为改革之心实属可贵，而且难得，清朝此际也处在由自强而变法进入“改革深水区”，需有强力推进。只是，政治的结果，往往以成败而论。

　　康有为所主导的“公车上书”，于他而言，并没有拿到上海刊行完事，他之后又以之为底稿将其重新改写。茅海建研究分析：“该上书删减了‘公车上书’中拒和、迁都、再战的内容，也调整了其中改革的内容。其建策分三部分：其一为富国之法六项；其二为养民之法四项；其三为社会改革。”以“为安危大计乞及时变法呈”为名的这次上书，在康有为自编的上书辑里称为“上清帝第三书”，这是相对完整的康有为的变法思想汇集。这份上书送达光绪，颇得赞赏，谕旨下发各省大吏讨论。刚中进士的康有为，终于脱颖而出。

　　康有为，戊戌年的主角，这个极具传奇色彩的政治人物，真正上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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