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清廷外务官员正在议事

李提摩太

翁同龢

郑孝胥

　　权力的现实

　　从上层着手，以上书专攻皇帝，自是伸张思想与主张的捷径。只是，康有为的时代，权力结构特殊，传统“皆决于上”的单极结构，此时却是二元——慈禧与光绪共治。

　　慈禧与光绪之间的权力安排，是理解那个时代的核心结构。

　　光绪二十年(1894年)起，慈禧常住颐和园，而光绪则基本住在宫中。此刻，光绪皇帝固然“独立”，可以亲政，只是在君臣关系之下，还有“母子”关系，这个很有机巧。从《清代起居注册》里搜索并计算出这些时间安排，茅海建得出的光绪与慈禧权力关系结构之一：事先请示制度——光绪无论是请安、侍早膳与晚膳，还是侍看戏，都是“孝道”之下柔性的政治活动与控制方式。

　　以这种柔性的事先请示制度对应，相对刚性的则是“事后报告制度”——在政变之前，光绪单独出席“早朝”，有单独的朱批权、口谕权，并对谕旨的形成有相当大的处置权。但在事后，准确说来，就是在第二天，必须要向慈禧太后报告。这种结构关系，意味着，“光绪帝有处理权，慈禧太后有监督权”。茅海建概括而论：“光绪帝犹如在玻璃房子里办公，慈禧虽在远处，仍可以大体看个清楚。但是，再透明的玻璃房也会有一些暗角。”显然，这些暗角尤其是其间的运作，是再准确不过的观察二元权力关系后来崩破的关键。

　　传统中国政治中最重要的人事任免权，早在光绪十四年就做出规定，很明确，人事任免尤其是重要官员，其最终决定权在慈禧。

　　戊戌变法，其关键当然是“百日维新”——四月二十三日，光绪根据慈禧的旨意，下达了明定国是的谕旨。在慈禧的同意下，维新运动启动。而杨深秀与徐致靖的上奏，却是康有为代笔，所以说康有为开启了维新运动，并不错。

　　维新运动的展开，第一步骤是人事调整，翁同龢被罢，荣禄补大学士，刚毅升协办大学士，崇礼接刑部尚书——按一般观察，这都是太后的人马。人事上卡位，这是慈禧权力运作的核心。不唯如此，在下达明定国是谕旨后，再有谕旨强调：“嗣后在廷臣工仰蒙慈禧皇太后赏项，及补授文武一品暨满汉侍郎，均著具折后恭诣皇太后前谢恩。各将军、都统、督、抚、提督等官亦著一体具折奏谢。”人事控制，这是慈禧的权力红线，不可触碰。

　　康有为以二甲四十八名获取进士，在稍后的工作安排上，光绪皇帝将他圈为“分部学习”，进入工部。康有为称“授工部主事”，这也符合当时一般的说法。问题是排在前面的“候补”太多，茅海建计算：“康有为若依辈分补缺，以当时最快速度为计，至少也要10年，年龄将会至50岁；更有可能终生未能补上主事额缺，由此终老一生。”康有为在其《我史》里记录：“自知非吏才，不能供奔走……未能为五斗折腰，故不到署。”他放弃了这个需要熬年头才能获权力的位置。

　　在启动维新运动之后，光绪召见了康有为，这是第一次也是康最后一次见到光绪皇帝。当然，这同样也是康有为获得权力的机会。

　　召见完毕，光绪发下谕旨：“工部主事康有为，著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上行走。”若以此际清廷的官员晋升方法与速度而论，总理衙门章京本是最好的权力位置，然与康有为的理想而言，实在落差太大，梁启超记录当时维新一派对这一任命的基本态度：“总署行走，可笑之至。”回到光绪与慈禧的权力安排，如果给予康有为更高位置，比如总理衙门大臣之类，首先至少要三四品京卿，这则需要慈禧首肯才可，反而不利。总理衙门章京之位，是无奈权力结构下最好的安排。

　　当然，康有为与他的同党并不这么认为。在召见结束后，康有为即上奏“请御门誓众开制度局统筹大局折”。“制度局”，是康有为天才般另造权力体系的设计。

　　历史学家徐中约统计百日维新：“清廷在教育、行政管理、工业和国际文化交流领域约40项到55项变法法令颁布。”其关键，历史学家郭廷以概括：“废八股为变法第一大事，开制度局关系变法的根本。”而正是这两项，与学而优则仕的读书人冲突，也与满朝官员冲突。

　　更具体分析这两项变法之策，历史学家林文仁解析：“作为变法之‘参谋本部’的制度局，其承担统筹全局，改造制度法律重责之外，实等于创造一取代原有枢译二署，乃至内阁之新权力核心，透过其改定法律制度目标之实现，一一架空原有决策机制，达到权力重新分配之根本目的。另一方面，则釜底抽薪之计，即废八股取士之旧法，打击长期借此路径，凝聚官僚体系伦理，垄断意识形态定义权，以建构其合法地位之‘旧人’所坐拥之权力纲络。”如此设计，当然具有战略性思维。

　　由此而观，有着领导改革清朝理想的康有为，如何可能在乎“总理衙门章京”那样一个小职位。维新运动形成了一种特别局面，康有为及其维新派的许多提议都被接受，“废八股”甚至都被采用，但在权力再造的“制度局”一项上，“惟此一条决不让步。军机处、总理衙门及其他高官们似乎同此一心，决不让康有为掌握实际的政治权力”。

　　若以现代化的中国进程角度观察，清朝此际已进入制度变更时期，而“废八股”与另起权力中心开设“制度局”，自是关键。在政治上，当然也路向正确；只是，从利益的角度——而这才是真正的政治运作实况，如何实施，技术上怎样破题才是决定性的。

　　天才者如康有为，有其长，能洞悉国家变革之根本与方向；也有其短，比如他那戏剧性的极其符合传播要素的性格，在二元权力结构下，未必见容于刻板僵硬的清朝官制，更未必在政治技术上能够妥帖操作。由此，冲突自是难免。只是，这番冲突，最终演变成“零和游戏”。悲剧。

　　冲突和变局

　　设制度局，康有为有两次上书，第一次在戊戌年的二月十九日；光绪召见后，第二次上书要求。这个时候，光绪皇帝询问总理衙门如何处理康有为第一份“正月制度局之折”？总理衙门的回复很直接：“似不必另开制度局，设待诏所。”对这一回应，光绪非常不满：“著该衙门另行妥议具奏。”以光绪谕旨论，对议复奏折如这般推倒重来，是唯一的一次。

　　皇上要办，下面属臣不乐意，怎么办？传统中国的权力运行已经成熟：拖！

　　这个时候，礼部候补主事王照给光绪皇帝上了一道书，“书中言请皇上奉太后游日本，以知日本崛兴之由，然后将奉太后之意，以晓谕臣民，以变风气”。王照当然看出清朝政治的二元结构，并尝试着调和光绪母子，以破胶着格局。后来王照回忆说：“此照之意，欲和两宫，以名誉归太后，庶消变萌。”有意思的是，王照对变法与权力关系的认识，不同于当时断然对立的“维新”与“守旧”两派，在更具体的政治现实里，王照曾向康有为分析：“太后本好名之人，若皇上极力尊奉，善则归亲，家庭间虽有小小嫌隙，何至不可感化。”但是，这一选择被康为有拒绝。政治的残酷，参与的双方正如硬币之两面，败者常以胜者之恶名之，其实未必一定如此。后来，变法失败后，王照亦流亡日本，他更坚持曾经的判断：“自翁同龢黜后，大臣抗旨者，皆阴恃太后；然太后先年原喜变法，此时不得干政，激而阴结顽固诸老，实不过为权利之计耳。”按此逻辑，将变法之名让渡给慈禧，或许能破此僵局。

　　只是，这一设想，不见容于康有为，更不见容于反对派。

　　王照没有资格直接上书皇帝，需由礼部代奏，但这道充满调和意味的折奏，却被礼部压下11天而不送。王照当然急了，上书弹劾礼部堂官。人事本是政治的内容之一，人事纠缠却是多数政治冲突的关键，按王照后来的回忆，阻击他的并非礼部全部堂官，只是许应骙。他的理由是：“请圣驾游外洋，安知非包藏祸心。臣等若贸然代奏，他日倘有意外，则王照之肉足食乎？”——许应骙的此论确定过于小人之心。光绪极端生气，回应这一说法：“朕心自有权衡，无庸该尚书等鳃鳃过虑。”生气之下，光绪将礼部怀塔布、许应骙等全部6位堂官一应免职。光绪的反弹，的确猛烈。许应骙一人作为，结果礼部全部担祸，而礼部尚书怀塔布，“到部时甚稀，在他处画稿而不阅稿。闻革职，出涕曰：‘我并未见人家折子说的什么话，跟他们一道革职，冤不冤？’”政治里的人事冲突，不会轻易结束，会有后戏。

　　这年的七月十九日，光绪罢免礼部六官，轰动一时，是维新期间最激烈的政治举动。但这一事件有一个更重要的细节：光绪没有就此次罢免，请示慈禧。

　　戊戌变法的举措里，有一个重要的措施即鼓励司员士民上书。罢礼部六官之后，最明显的反应则是上书陡增。过去的机构处理不及，于是在罢免礼部六官后，第二天，光绪下令将杨锐、刘光第、谭嗣同、林旭为军机章京，“参预新政事宜”。其主要工作即为处理司员士民的上书。

　　这四位新的军机章京，就戊戌变法而言，意味着什么？萧一山在其《清代通史》里判断：“新党始正式参与政事。”与罢免礼部六官一样，这项新任命，同样也没有请示慈禧。在权力制衡的关系结构里，林文仁的分析是，“帝党终将权力之手，伸到后党的鼻尖”。

　　仅仅任命四位军机“秘书”，竟是将权力之手伸到对方鼻尖，有这么夸张吗？这得回到清一朝的权力制度。自雍正设定军机处开始，所有权力集中于皇帝，大臣的折奏，先由皇帝拆封，做出决定，然后军机大臣奉旨拟旨；但处理司员士民的上书，因为太多，所以变通成先由新进四章京提出意见、然后奏明，形成旨意，跟明朝“票拟”类似。虽然他们处理的是不算重要的文件，但由皇帝拿主意，还是由属臣出主张，是断然有别的。因此，在实际权力上，可以自己出主张的军机新章京，当然要大过奉旨拟旨的军机大臣。按此安排，光绪与慈禧的权力关系，无论事先请示还是事后汇报，都有可能就此落空。

　　康有为很敏锐地看到了新进四章京的价值，他极其夸张地描述：“于是军机大臣同于内阁，实伴食而已。”不过，康此言仍一秉其“戏剧性”常态，将未来的可能移至现实。

　　在制度局没有任何实际进展之下，有了这一未来可能的权力空间的鼓舞，康有为及其维新派此时提出重开“懋勤殿”。梁启超定义：“选集通国英才数十人，并延聘东西各政治专家，共议制度，将一切应兴应革之事，全盘筹算，定一详细规则，然后施行。”延续“制度局”的思路，增加“延聘东西各政治专家”，以新名目再造权力体系。日本的伊藤博文与英国的李提摩太，正好分属东西政治专家，在此议之下，他们恰逢其时来到北京。

　　“懋勤殿”，动作不小，光绪虽然很赞同，却需要请示慈禧，不敢擅权独断。七月二十九日，光绪去到颐和园，向慈禧请示。此时，慈禧已弄权38年，何等精通权术之人，她当然一眼看通“懋勤殿”之本意。茅海建分析：“若同意开懋勤殿，将对其与光绪帝之间的政治权力关系进行大修改，而且会是实质性修改。也就是说，光绪帝10天前‘擅自’罢免礼部六堂，是对其权力的否定，光绪帝此时提出开懋勤殿，将动摇她的权力基础。从她的角度来看，光绪帝已是两次发动‘政变’。”

　　维新运动，自此急转直下。第二天，光绪给杨锐的密诏很清晰地表达了自己的处境。杨锐是后来被慈禧下令处死的“戊戌六君子”之一，他儿子藏好了这道密诏，慈禧死后，宣统二年他将其呈缴都察院，才终让世人知晓光绪那天见慈禧，大体是什么样的情形。——茅海建分析说：“根据上述密诏的提示，可以想象七月二十九日光绪帝与慈禧太后争论的场景，并可得出三点结论：一、光绪帝向慈禧太后提出了建立议政机构的意见，也可能提出了由康有为及其党人参加或主持此议政机构的意见，慈禧太后则提出了对罢免礼部六堂官的指责；二、光绪帝的政治权力对建立议政机构、重用康有为及其党人以及罢免大臣，‘实有未足’，该项政治权力属于慈禧太后；三、慈禧太后警告光绪帝，若有越出权限，其皇位‘不能保’。”

　　在此等情形之下，伊藤博文与李提摩太，当然不会有中国政治顾问的位置给予了。

　　由此看来，罢免礼部六官的反弹十分强劲。人事变动，尤其是这种异常的变动，提供的可操作的政治空间，以后世读史者观察，匪夷所思。从怀塔布的角度看，他当然有些委屈。《清代通史》记录当时：当皇上之改革也，满洲大臣及内务府诸人，多跪请于西后，乞其禁止皇上，西后笑而不言。有涕泣固请者，西笑且骂曰：“汝管此闲事何为乎？岂我之见犹不及汝耶？”怀塔布的妻子当然也是这群涕泣中的一个。《清代通史》记：“怀塔布之妻素侍太后宴游，乃哭诉于慈禧，谓且尽除满人，后因不善帝之所为，久有废立意。”

　　当然，失官的怀塔布也没闲着。清人苏继祖在《戊戌朝变记》里记录其赴天津寻求荣禄的帮助。这当然是受委屈者的自然举动。但是，这一变故对御史杨崇伊而言，则是另番机会。他也去天津找荣禄，清人笔记对此记载颇多，指向明确：杨崇伊纠合数人请太后再亲政。杨崇伊的儿子娶了李鸿章的孙女(李经方之女)，所以杨李是故交。但在这件事上，盛宣怀档案中《虎坊摭闻》称：“闻杨崇伊纠众奏请太后亲政，以疏示李鸿章，李不肯签名。杨遂赴津，谋于荣禄。此亦七月事。”

　　风暴骤起，变局在即。

　　八月初三

　　杨崇伊之奏“吁恳皇太后即日训政折”八月初三送到慈禧处，此次上奏未经奏事处。这一天军机处在给慈禧的奏片里称：“……均签拟办法，恭呈慈览，俟发下后，再行办理。”也即此后谕旨在下发前，要经过慈禧太后，原来的事后报告制度，变成了事前请示制度。这显然是针对权力逸出传统的，处理司员士民上书军机四章京的权力监控。除此之外，颐和园里的慈禧与光绪，一派祥和。

　　慈禧是戏迷，这天的内务府升平署演出的戏目是《丹桂飘香》、《昭代萧韶》、《庆安澜》，除了升平署的太监戏，还外请了“义顺和班”演了六出。慈禧颁下的赏银为403两。这一天的戏从早上10点开演，一直演到晚上8点半。光绪在下午2点多离开颐和园回宫，接见伊藤博文是一件事，除此还需按清代礼制，上戊祭社稷坛。都是正常安排。

　　这一天，康有为要做的事真多。

　　前一天，光绪颁发谕旨，催促康有为离开北京去上海办报，这是光绪与慈禧见面之后，回应并平复慈禧的愤怒而采取的对策。可能康有为是当天最晚知道这道谕旨的人。这天晚上，康有为记录：“是夜，未见旨，饮宋芝栋家。李苾园尚书、徐子静侍郎在我左右，唱昆曲极乐……”按康氏所叙，他是散席后回到家中，才看到当日明发，敦促他出京上谕；而且林旭来访而未遇，嘱他明早勿出。第二天，八月初三一早，林旭带来光绪给杨锐的那道“朕位且不能保”的密诏，见此密诏，康有为“与复生跪读痛哭”。

　　康有为及其党人必须行动起来。这天下午，康有为的时间已经预支，他要去见伊藤博文，后来《台湾日日新报》刊出长篇报道，记录这次“下午3点至晚上”的见面，但是，这一报道没有提及康有为欲请伊藤为清朝政治顾问的内容。显然，报道刊发之际，政局已经巨变，再提此事并无益处。

　　当晚，康有为与杨深秀、宋伯鲁、李岳瑞、王照相见，商议两件大事：其一保举李提摩太、伊藤博文为顾问，参预清朝中枢政治；其二设计调袁世凯部进入北京。袁世凯对康及维新派，殊为关键，而去做说服工作的是谭嗣同。

　　这个时候，袁世凯已从天津来到北京，接受光绪的接见后，等待“请训”——即新官上任前请皇帝予以训示。而保举袁世凯，请光绪破格使用的，正是康氏人马徐致靖。八月初一，光绪已颁谕，授袁世凯侍郎候补，听到这个消息，毕永年记录康有为的反应：“康与梁正在晚餐，乃拍案叫绝曰：‘天子真圣明，较我等所献之计，尤觉隆重，袁必更喜而图报矣。’”康有为的兴奋，基于这样一重逻辑：袁世凯的破格晋升，系由维新派所推荐。袁既已晋升，当思报答皇上，而此际皇上正遭劫难，由保举他的维新人士去相求救皇上，他势必应允。

　　在一般想象里，这层逻辑十分圆满，只是，康氏及其党人的措施太险。

　　谭嗣同与袁世凯的此次见面，袁世凯后来在其所撰《戊戌日记》里有较详细的记录。袁的这份日记，长久被视作其自辩的伪作，多不被采信。上世纪90年代，历史学家杨天石对新发现的毕永年《诡谋直纪》，进行深入对照比较，重新认定袁氏日记“相当可靠”。袁世凯所记可能是康有为、谭嗣同所拟上奏的密折内容：一、荣某谋废立弑君，大逆不道；二、袁世凯初五请训，请面付朱谕一道，令其带本部兵赴津，见荣某，出朱谕宣读，立即正法；三、封禁电局铁路，迅速载袁某部兵入京，派一半转颐和园，一半守宫，大事可定。这是一个相当完整的政变计划。如此设计，康有为及维新党采用暴力方式解决政争，箭在弦上。

　　梁启超记录，袁世凯向谭嗣同表示：“杀荣禄乃一狗耳。”虽然如此容易，而袁仍拒绝了这一计划，作为一种回旋，袁提出：“若天津阅兵时，上驰吾营，则可以上命诛贼臣也。”

　　大约就在袁世凯与谭嗣同密谋之际，看完戏的慈禧开始看那道杨崇伊请其训政的奏折。临时起意，“戊刻(晚上7时至9时)”决定由颐和园回到北京城。历史学家们分析的相对一致的结论是：杨崇伊奏折里描述光绪将可能请伊藤为政治顾问，是触发慈禧回城的关键因素。很显然，慈禧决定回城与袁世凯、谭嗣同密谋的时间几乎一致，没有操作的可能性。因此，流传至今的因袁世凯告密而促使慈禧回来发动政变，维新运动就此失败的“戏剧”性转折，不复可能。

　　袁世凯果真无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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