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老宫殿的现代骚动
其实骚动的何止故宫
本刊记者 施雨华 卫毅 发自北京
一桩小窃案开启故宫“三重门”
如果不是发生在故宫，这可能算不上一件大窃案。
5月8日，故宫斋宫临时展览《交融——两依藏珍选粹展》9件展品失窃。这个北京故宫博物院和香港两依藏博物馆共同举办的展览，包括19件套中式木器、家具及111件套西式化妆盒、手袋，均为20世纪工艺品。
尽管在事后的新闻发布会上，两依藏博物馆馆长王夏虹对媒体表示，失窃展品的价值“保守估计几千万元吧”，很多收藏家却并不太认同。相对客气的马未都说，两依藏博物馆的西式化妆盒，“除了他收，国内没有任何人收”，正因国内没有人收藏、拍卖，所以它们的收藏价值、经济价值难以讨论。而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文物专家告诉本刊记者，这些“最早不过是民国”的藏品根本没资格进故宫展览，恐怕是托了关系，到故宫出风头、镀金来了。
媒体注意到两依藏博物馆为被盗的7件展品(新闻发布会时已经找回两件)投保的金额总共只有31万元，对此，王夏虹解释说，因为是在故宫展览，没料到会发生意外，所以只是象征性投保，“现在很后悔”。
她没有后悔太久。案发58小时后，北京警方在丰台区一家网吧将犯罪嫌疑人石柏魁——一个身高1米6的瘦小男子抓获。很快，失窃的藏品又找回4件。人们吃惊地获知，原来犯罪嫌疑人当晚就被故宫保安抓到过，却又乘保安打电话汇报的时候逃脱。据说他顺着房顶一路跑，爬上10米高的城墙跳到了故宫外。这时他发现兜里只剩4件藏品了。据他说，就是这4件也因为一位“懂行的人”说是假的，被他丢到了垃圾桶里。
失窃的藏品还没有全部找回，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纪天斌就给北京市公安局送去了两面锦旗，其中一面写着“撼祖国强盛，卫京都泰安”。很快有网友质疑“撼”字是“捍”字的误写。故宫方面则拒不认错，称用“撼”字没错，而且显得厚重。“跟‘撼山易，撼解放军难’中‘撼’字使用是一样的。”
但几天后，一封公开信出现在了故宫官方微博，为锦旗上出现的错字向公众致歉，声称，错字产生的原因是“赠送锦旗由院保卫部门负责联系、制作，由于时间紧，从制作场地直接将锦旗带到赠送现场，未再交院里检查”。无论作何解释，故宫已遭遇信任危机，“故宫其真无人耶”？
道歉信发出之前，故宫已遭遇新一轮公关危机。5月11日，曾质疑星巴克进入故宫的央视主持人芮成钢发微博称，故宫建福宫“已被某知名企业和故宫管理方改成一个为全球所谓顶级富豪们独享的私人会所，500席会籍面向全球限量发售。前两天一外籍导游也骄傲地告诉我，他刚为一位美国亿万富翁全家单独安排在故宫不对外的宫殿里晚宴”。两天后，也就是故宫向公安部门送出锦旗当天，一位名为“不要脸爱面子”的网民开始在微博上大爆“紫禁城建福宫”的猛料。5月14日他贴出了有“紫禁城建福宫”印章图样的入会协议书，之后又贴出一系列会所开幕典礼现场的照片。
压力之下故宫终于作出回应。5月16日，故宫博物院的QQ空间在发布“故宫博物院针对展品失窃案的整改措施”的同时，也发布了“关于建福宫花园的有关说明”，称“建福宫花园不存在也不可能成为全球顶级富豪私人会所……绝对不是某些人专享的、封闭的、排他的”，“受院委托承担花园接待服务工作的北京故宫宫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在未经院里审批的情况下，擅作主张……发放所谓入会协议书。”
5月19日，本刊记者去故宫调查，发现通往建福宫和建福宫花园的各条道路均已经封锁或有人看守，连在建福宫东面、原本属于开放宫殿区西六宫区的陈列过慈禧垂帘听政展的咸福宫也锁上了大门。
故宫行政化之忧
无论最后是否能妥善处理这一系列公关危机——有人甚至说这只是刚开始——不肯认错的故宫，背离公共服务宗旨高度商业化的故宫，在国人心目中庄严、凝重的形象已经受损，尢如假文物露出破绽一样。
故宫在国人心中一直拥有崇高地位。1912年溥仪逊位后革命政府根据双方约定的《清室优待条件》，允许他“暂居宫禁”，即紫禁城后部的内廷。同时决定将承德避暑山庄和沈阳故宫的文物移至北京故宫前部的外朝部分，并于1914年成立了古物陈列所。1924年冯玉祥将溥仪逐出紫禁城，接管故宫。次年10月，故宫博物院成立。当时，“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曾对故宫文物进行清点查收，计共有117万余件文物。故宫博物院设置了古物馆、图书馆、文献馆，分别组织人力继续对文物进行整理，并在宫内开辟展室，举办陈列，出版刊物。
1933年，为使文物不致遭战火毁伤或被日本掠夺，故宫博物院决定择其精要装箱南迁，并在南京建立库房，成立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抗战爆发后南迁文物又分三路辗转运抵四川，抗战胜利后，运回南京。1948年底1949年初，国民党政府从中挑出近3000箱运往台湾，后以此建立台北故宫博物院。其余大批文物，除有2100多箱封存于南京的库房，委托南京博物院代为保管外，运回北京故宫博物院一万多箱。
1950年代初，故宫得到大规模维修和整治，宫中清除出的垃圾竟达25万立方米。同时，故宫也对文物重新进行了整理编号，总数达近百万件。1961年，国务院公布故宫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革”期间这里的“四旧”并没有像别的地方那样遭到损毁。因为有周恩来的特别指示，故宫有一支部队驻守，平时关起四面的大门，只有故宫工作人员方能出入。改革开放后，故宫和整个社会一样，渐渐现代化。
总体而言，1997年之前的故宫博物院基本是专家治院，院长、领导多半是文物行家，有的还是社会名流。新中国第一任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是考古学家、金石学家、书法篆刻家；第二任院长吴仲超在解放战争时期就已担任山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之后的张忠培、杨伯达等院长、副院长也都是考古学家、某类甚至某几类文物的专家。老先生们经常在库房兜兜转转，还喜欢指点和参与陈列布展。
1997年是一个转折点。在这年前后，故宫博物院负责人的行政管理者色彩变得浓重起来。1997年10月至2003年9月任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的谭斌“文革”期间曾提出著名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大学读的是无线电系，之后服役20年，1996年被国务院评为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文化行政管理专家，高级工程师职称。2002年开始担任院长至今的郑欣淼，曾任中共陕西省委研究室副处长、处长，中共陕西省委副秘书长，青海省副省长。
借裙带关系进入故宫的人却越来越多，有的甚至是在退休年龄还被当作“人才”引进、培养，做一位“鉴宝大师”的助手。在故宫工作几十年、前几年退下来的一位老专家何进(化名)怒不可遏：故宫那么多硕士、博士，不可以培养他们吗？他们不够资格做助手吗？
何进告诉记者一组数字：现在故宫真正做研究的人有一百多位，但整个故宫的工作人员几乎10倍于此。据何进透露，那些故宫的老专家，因为很早退休之后无事可做，只好四处奔波，去帮人鉴定古董。故宫不认他们，外界还是把他们当宝。于是有人自嘲说，要是故宫让我们留下来了，我们还挣不着这么多钱呢。
回归博物馆公益定位
某种意义上，“故宫博物院”其实是故宫＋博物院。换句话说，是借用明清宫廷建筑做场地的综合性博物馆。博物馆的功能，除了收藏文物外，主要包括为公众提供教育和欣赏的服务，且不以营利为目的。
早年故宫内部曾商讨过，要不要把故宫和博物院拆开，也就是说故宫以古建筑群为主，故宫所收藏的文物转移到别的博物馆或者新建博物馆。商讨的结果，还是维持原状。
何进告诉记者说，在服务公众方面，相比之下，北京故宫做得不如台北故宫好。台北故宫每年都有许多展览，有些部门一年要换好几次展品，而北京故宫某些馆的展品一摆就是十几年。
对故宫只开放了一部分，民间也有质疑声，认为应全面开放。在故宫工作数十年的李言(化名)说，其实这是误会。故宫没有开放的部分很多是还需要维修的，没法给人看，不是故意要设置禁区。
但何进对参观者也不无批评——他们来故宫博物院，主要是看故宫而非博物院。也就是说，主要是对宫廷生活好奇，而不是想获得知识和审美感受。所以，他们往往刚迈进珍品无数的陶瓷馆就退出去找漱芳斋了。真正呆下来看很久的，往往是藏家、文物商甚至造假者，有时他们还会拿出自己收藏的“玩意儿”和故宫的珍品比照。
这是个全民收藏的时代。民国时期的藏家，主要是有钱、有闲、有文化、有眼光的人，收藏是因为个人爱好。而今天似乎谁都能随时拿出一两件器物来“鉴宝”——而一旦真的去“鉴”，结果往往令人失望。大多数人收藏是为了买卖、营利。一次北京收藏家协会搞免费鉴定，结果排队的人数把组织者吓了一跳，以后不敢轻易再动这念头。
李言告诉本刊记者，潘家园那些所谓古董，买到真品是你运气，因为至少九成是假的。很多人都有侥幸心理，把自己收藏的东西拿到拍卖行去。大的拍卖行只收达到了一定标准的藏品，一旦流拍，则不收手续费或收得很少。在大拍卖行受挫的人转而到中小拍卖行去“碰运气”。中小拍卖行不管藏品是否流拍都收手续费，不过问藏品的质量，往往一场下来，一大半东西流拍却照样有收入。事实上如果他们坚持只拍有价值的藏品，恐怕拍卖根本无法进行，因为市面上有价值藏品的数量根本不够那么多中小公司“分享”。
与之相对应的是，北京故宫的商业化程度也越来越高。一个有符号意义的事件是，2008年底，故宫在淘宝开了“官方旗舰店”，销售原本只在故宫里面卖的“宫廷娃娃”、“宫廷T恤”、“宫廷包包”、“宫廷文具”等。
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周功鑫告诉记者，台北故宫不以营利为目的，所有收入和预算都会公开，门票、礼品销售、餐饮服务、品牌授权等全部收入，大多进入公共财政，一部分进入艺术发展基金，用于购买文物等。
台北故宫一年收入约为5亿多元台币，而预算为10亿元台币左右。不用台北故宫去操心，政府会拨足预算给他们。也许是因为有这样的保障，他们可以不那么急功近利，专心于为公众服务，承担自己博物馆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