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城乡统筹的民本语境
廉政瞭望201106期封面
城乡统筹，事关数百万农民的民生大计。是“为民做主”还是“由民做主”？成都的决策者选择了后者。
草根智慧喷涌而出，村民议事会、村务监督委员会自下诞生，并得到制度强化。农民们“我的事情，我做主”，让成都的城乡统筹试验变成了一场生动的基层民主实践。
民生课题下的成都试验——
“最彻底”的身份转身背后
◎文_本刊记者 叶茂
2011年4月20日15点28分，金堂县幸福横路县妇幼保健院。一个7斤重的胖小子呱呱坠地。即使过了10多天，李跃强夫妇仍然掩饰不住兴奋。
今天是5月份的第二个星期五，一个雨洗过后、充满阳光的日子，记者陪伴两夫妇到土桥镇派出所，为家里添的新丁进行人口登记。随后，记者在登记表上看到，“户别”一栏清楚地写着“居民家庭户口”。
“我们的户口和城里面都没啥区别了！我们的身份都一样了！”——李家人的变化，在成都城乡之间早已不再让人觉得讶异。 从生活和心理上，“农民”标识转变为“居民”标识。而李家的小孩只是千万个新生儿之一——他们是新的一代，城市的新“居民”。
如今，城乡统筹中的成都正在历经着一场巨变，其意义在于将来。对于新生的未来成都人而言，眼下，正是这场震撼人心的历史。
2010年11月16日，作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成都市对外正式宣布：计划到2012年，城乡二元结构将全面改变，户籍背后的身份差异也将随之消除。
从2003年到2011年，8年经营，成都实现了“最彻底”的户籍改革。其背后，政府在民生上又下了哪些功夫？与身份转变配套的均等化在填补多大的鸿沟？祖祖辈辈都是农民，又如何在身份、居所、生产生活方式上转变，实现精神文明层面上的升华？记者深入到成都市多个区县以及乡镇进行了观察。
成都的“拐点”
快5点了——老余看了下表，9岁的女儿差不多该放学了。他嘱咐着妻子在洗衣店里继续忙活，他得动身了。去年，这对夫妇从温江区八里村搬到天香路社区的安置小区“大同上郡”里居住，两口子在附近开起了洗衣店。
不远处的街口，是一栋由几块具有童趣的色彩所包裹的三层楼房，上面写着“4:30社区学校”。三三两两的小学生正跳着蹦着进了校门。“我今天去陪女儿搞活动！”老余一脸兴奋。
当记者和老余走进“4:30社区学校”，置身在一个五彩斑斓的活动室里时，小朋友们已经沸腾起来，在学校社工的指导下，几个小孩和家长开始了“亲子沟通”的活动。“亲子沟通？我们以前根本懂不起。”老余捂着嘴笑，“这次还是跟孩子一起来学习。以前农村里面哪有这个条件？娃娃放学了也没管。现在在这里就可以像城里娃娃一样，学点唱歌跳舞，娃娃喜欢！”
4:30社区学校——“这类丰富小孩业余生活的学校，在涉农社区已经红火了多年。”万春镇党委书记袁顺明告诉记者，“这是区委区政府出资支持的，为小孩们提供免费服务。”
从前可能只会出现在城市的“玩意儿”，如今农民一样在自己的社区里享受。而教育还只是其中一个部分。农民搬进新型社区后，还有哪些与民生有关的配套设施在进行着城乡“均衡化”？
成都市统筹城乡工作委员会政策法规处一位负责人向记者介绍了“1+13工程”——“1个镇有13项具体的配套设施，先落地再开花，最后实现‘全覆盖’。”他给记者展示了一份标准配备表，包含学校、卫生院、劳动保障站、日用品放心店、垃圾转运站、给排水系统、垃圾转运站、公交站点甚至停车场在内的公共设施如同“清单”一样被开列出来，其中规模大小、功能标准皆有要求。重点安置的镇还要按“1+17”来落实。
这位负责人告诉记者，其实均衡化的“起跑线”曾经很不乐观。据相关统计，2008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达3.33:1倍，如果加上各种福利保障及其他公共服务，这个差距达到6:1。以教育为例，城市小学的校均固定资产总额是农村小学的8.3倍，更不用说教育质量在城乡之间的巨大差距了。而在医疗领域，成都有近10%的行政村没有卫生室。
从2003年开始，每个乡镇每年有了20万元的公共服务资金，7年间，鸿沟在一点点地消弭。特别在2007年6月，成都市正式提出 “全域成都”的理念来统领整盘棋之后，均衡化的步伐更在加大。
当记者走访了多个村镇的新型社区，总结几天的感性体会，就是一句话：农民生活环境已高度集成化，与都市小区别无二致。当你随意选择一个社区，在一个普通业主的带领下，进屋参观他雅致的客厅、卧室、阳台，然后坐在他家舒适的沙发上和他聊天，你就能得到这种验证。对于一个农民来讲，这次成都市彻底的户籍改革给他带来的讶异，其实并不大。
“‘水到渠成’—— 应当说，为天下先的勇气是来源于多年积累的气候。正是成都多年来在民生建设上的努力才最后让户籍改革这样彻底。”上述那位成都市统筹委的负责人认为，“户籍，也是民生的一种。”
最早始于《管子》记载的“户籍”二字，在今天看来，更有着特殊意义。户籍上消除“鸿沟”，是现代社会对于取消门户之别、人人平等权力、共享社会繁荣的文明新象。它是一场更深刻的民生改善。
而“农民”变“居民”，这使得社保、养老这样的“软民生”在成都的“全域化”有了根基。在城乡劳动力与生产要素有了自由流动的基础上，2011年2月，成都市再进一步宣布取消“农民工”称呼，将城乡从业人员的社会保险进行了并轨。
“拐点”，四川省委书记刘奇葆用这个词来形容成都市城乡差距的由大到小，“成都经过这几年的实践，已经走到拐点，遏制住了城乡差距扩大的趋势，城乡差距开始缩小。”
从“形聚”到“神聚”
“第3期的住户搬进去了，又要去忙了！”彭州市蒙阳镇三湾村村镇办主任王治勇和几个同事抬着一个大纸箱，往社区里赶。
三湾社区，是彭州建制较早的农村社区，目前集中居住着原来分散在7个村的群众。看到王治勇，正在搬家的居民们停下了手里的活，围拢过来。王治勇打开箱子，向每户人家发了3套牙膏牙刷、一张文明行为用语宣传画，和一册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漫画书。
“别小看这几样小东西，对我们宣传倡导文明生活很重要！”王治勇笑着对记者说，“住惯了农村，许多住户生活习惯还是跟以前一样，那怎么行？每一期住户进来，我们都要强调，是居民了，就要有个居民的样。”
王治勇面临的问题，或许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农民”的身份变成了“居民”，从自家小院集中居住到了崭新的社区大楼，他们的身份和生活环境实现了“物理上”的全面转变；但是，对城市文明的“精神融入”，则将是一个复杂的“化学过程”。
“政府引导尤其重要！”彭州市委城乡统筹办公室主任罗明富如此认为，政府哪怕在一件小事、一个小活动里带领大家，都可能起到“以小见大”的效果。当地正在进行 “三新”活动，正是着力于此：让新居民们意识到，要建设新家园、培育新风尚、创造新生活，才和自己享有的身份和民生福利相匹配。
社区干部甚至一户一户地进行宣传和引导，而有的社区则形成了一套自我监督制度，文明习惯评比结果不合格的，将受到村民自治议事会的罚款。“这是权利与责任的结合。”罗明富强调说。
对于“过渡期”思维，成都大学城乡发展中心吴建瓴教授认为，许多新型社区地理位置较为偏远，那么它的过渡性特征就更为明显。政府在管理模式上需要贯彻这种“过渡”思想，让社区文明习惯在一种自然的方式中形成。虽然，也许有些地方目前收效甚微，但这是个积累过程，没法快起来。
身份转变、城乡统筹，背后更多承载的是精神上与文明层面的巨变。由“农民”变“居民”，由“形聚”到“神聚”，从可见到不可见，这个漫长的过程也许是城乡统筹中贯穿“以人为本”主线的长期工程。
可持续，路在何方？
在金堂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记者遇到了前来缴养老保险的李玉琴，陪她来的，还有她的妹妹玉贞，两个老人都已经年过花甲了。她们今天赶了个早，从三星镇赶了过来。
为什么这把年纪了，会想到来办理养老保险？面对记者的疑问，李玉琴一脸笑容：“你看看玉贞的存折，每月都有165元呢！” 原来是妹妹李玉贞让她下了决心。
“我们以前都不相信，我们农民也能办养老保险？”两个老人回忆起2007年，“当时镇上的宣传员挨家挨户地来向我们宣传政策，但大家心里都很矛盾！”
“养儿防老嘛，这是在我们农村祖祖辈辈的想法！” 去年底，考虑了许久的李玉贞终于决定一次性缴清了15年的养老保险费，除去政府的补贴，实际上只花了7920块钱。
“我都是第一次看到存折上的钱，才真正心里踏实了！”如今李玉贞已过65岁，保险金也从110元涨到了165元，姐姐李玉琴在她的说服下也动了心。
2009年11月，金堂县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被推荐为全国试点。截至2010年底，已有40.9万农民参加了新农保，其中领取养老金的人数已达7.3万。
记者了解到，尽管成都的城乡统筹已越七年，而市政府关于各项福利的落实都还在摸底，要筛查和挖掘出未参加或享受社会福利的人员。但如何延续？如何使这些民生工程实现“常态化”？这成为成都城乡统筹下一步深化的问题之一。
2011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深入成都各地调研，他对于“以城乡统筹来完成灾后重建目标”的思路做出了高度评价。而随着灾后重建逐渐“收官”，成都借势灾后重建，整合利用重建资源与资金进行城乡规划的方式，在“后重建时期”必须持续下去。
“我们关注可持续问题，要把整个‘民生’的解决作为一项可循环的系统工程。”成都市社科院副院长陈家泽认为，从经济维度来考虑，解决好宜居和投资环境后，就有利于引入投资、发展区域产业，而区域产业又可以将农村富余劳动力吸纳进去，这符合了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将“人”作为了最活跃的因素。
陈家泽说，产业和社会实现了良性的互动与循环，整个系统工程才能持续。集中居住的农民成为了“产业工人”后，既解决了地方政府注入民生的资金问题，又完善了农民的“居民”标识，让他们从生产方式上真正转变为“居民”。
2008年11月，成都给出的承诺是，在2020年实现城乡全面均等。这个承诺是对“人”的承诺，也是对民生建设的承诺。正如陈家泽所言，这不仅是城乡共享经济成果的理想，也是“工业反哺”的民生课题。
链接：成都城乡统筹纪事
2003年3月
由龙泉驿区、都江堰市、双流县、郫县、大邑县试点为开端，拉开成都城乡统筹的序幕；
2007年6月
成都正式获批“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2008年1月1日
成都市委出台2008年“1号文件”——《关于加强耕地保护进一步改革完善农村土地和房屋产权制度的意见(试行)》，明确提出土地确权和流转战略；
2008年10月13日
全国首家综合性农村产权交易所在成都诞生；
2009年1月
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市属高校大学生基本医疗保险统一整合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进一步探索城乡均等化；
2009年5月
国务院正式批复了《成都市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成都市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驶入快车道；
2010年11月16日
成都市出台《关于全域成都城乡统一户籍实现居民自由迁徙的意见》，推行最彻底“户改”，计划于2012年实现全面城乡统一户籍，民众可自由迁徙，并享有平等的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
2011年2月22日
成都市宣布，自今年4月1日起，成都市非城镇户籍从业人员综合社会保险与城镇职工社会保险并轨，农民工不能与城镇职工同等享受社会保险待遇的情况，在成都成为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