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的自我救赎
■本刊记者 邱积敏
“把它看完，因为每天看，看着心里发烦，睡不着觉！真的彻夜难眠！看到不足，看到了问题，甚至看到了我们丑陋的一面！不痛下决心，不坚决解决，我们不可能跨越式发展！”操着浓重的武汉口音，新任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脱稿后，表情严肃地警醒着坐在会场下面的武汉官员。
这天是4月6日，武汉市委十一届十一次全体(扩大)会议，阮成发口中的“它”指的是新华社湖北分社撰写的《武汉市投资环境问题及对策分析》。以此为起点，武汉进入一场前所未有的问责风暴之中。
风暴的指向却不单是官场，用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的话说，要“打造‘大武汉人’”。
谁也理不清这是武汉第几次反思。此前均无功而返，这次呢？武汉能否从反思走向自我救赎，值得拭目以待。
整肃官场“第三种状态”
在4月6日的武汉市委扩大会议上，阮成发讲了很多掷地有声的话。
“在责任制面前，干部‘人人自危’有什么不好？如果大家都松松垮垮、讲话不算，出了事没人处理，大家都‘不自危’，那么事业如何保证？领导干部‘不自危’，那么人民群众就会‘人人自危’。如果我们都殚精竭虑，尽职尽责，人民才会满意。”
“我是全市总责任体系的第一责任人，我没有退路，也不想给自己找退路。当市委书记不能做老好人，怕得罪人，我已准备‘遍体鳞伤’，只要武汉能好！”
刺痛阮成发的有许多因素。
2009年武汉市委机关报《长江日报》曾报道，在一次企业家座谈会上，一位民营企业家在谈到武汉投资环境时哽咽了，直接落泪了。
2011年湖北省“两会”上，李鸿忠不忌讳地称，“现在全国的白色家电中心不在武汉，而是在合肥，为什么？合肥市委市政府算大账不算小账，在投资环境方面抢先一步。我们解放思想还不够，这个白色家电中心，可以说是拱手让人的。”并要求武汉打造全国投资环境最优城市之一。
种种事情都表明，武汉吏治改善已刻不容缓。
2011年春节后，武汉市委组织四大班子领导就投资环境进行了一个多月的专题调研。2月28日，阮成发到新华社湖北分社调研，亲自点题，委托其进行武汉投资环境专题采访，最终形成《武汉市投资环境问题及对策分析》。
阮成发说，报告列举了行政、法制、财税、金融、人文环境以及基础设施等方面的问题，归根到底是人的问题，尤其是干部作风。“武汉投资环境的问题就像人病了不舒服却查不出病因，这种‘重症肌无力’的病症其实更危险。”
以此次市委扩大会议为标志，治庸风暴刮起，利剑直指干部“第三种状态”。“治庸关键在于消除干部队伍工作表现上的‘第三种状态’——干不好又不交‘枪’，占着职务岗位不作为。”阮成发称，“要通过‘治庸计划’，使干部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干得好，要么交‘枪’，不能有第三种选择。重在一个‘治’字，使庸下能上，减庸提能！”
根据武汉《关于在全市掀起“责任风暴”、实施“治庸计划”，推动武汉跨越式发展的决定》，“治庸风暴”将会贯穿2011年全年，分为四个阶段：4月6日—4月30日为动员阶段，5月1日—6月30日为自查整改阶段，7月1日—8月30日为检查追责阶段，9月1日—年底为建立机制阶段。
为了强力推进责任风暴与治庸计划，武汉专门设置一个办事机构，称之为“治庸办”，还专门开通治庸投诉热线、网站和信箱。这部热线电话自4月11日开通后，3天之内就接到了市民的投诉举报600余件次，热得发烫。
4月19日，治庸风暴开出第一张“罚单”：对3个区、5个市直部门的39名责任人进行问责，其中调离现职工作岗位7人，辞退1人，停职反省一个月的2人，并责成6个相关单位主要负责人作出公开检讨。
截至4月30日，武汉市已有109名机关干部受到“治庸”问责，其中包括3名市管副局级以上干部、19名处级干部。据武汉当地媒体评价说，这场“治庸风暴”的时间之快、力度之大、范围之广、震撼之强，均为武汉改革开放以来之最。
在这样一个大武汉复兴的关键节点上，武汉的主政者们，寄希望于通过一场治庸改变的，绝不仅仅是官场一个方面。
仕风、民风
事实上，中国最早的“治庸风暴”发起于深圳。2005年，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的李鸿忠掀起第一场整顿干部队伍的治庸风暴。
此次武汉治庸风暴亦源于李鸿忠对武汉的要求——打造全国投资环境最优城市。不过对于武汉，李鸿忠似乎要求更高。4月2日，李鸿忠在湖北省“一主两副”武汉现场会上要求，武汉要按照“五个大”来加强自身建设，即大武汉人、大武汉文化、大武汉标准、大武汉境界等。
这在仕风的基础上，延伸到了民风与地域文化的改善。
对于武汉落后的原因分析，不少人认为是中央给武汉的优惠政策不够多。但同时，也有一部分人在反思武汉地域文化的缺陷，他们认为是武汉人性格中的劣根性，造成了武汉的落后。
提到武汉，外人的第一反应往往不是城市的大，也不是湖泊众多，而是武汉人说话嗓门大、咄咄逼人。以至于2008年，当传出武汉要申报“全国文明城市”的消息时，众多网友直呼“震惊”。最近，武汉市市长唐良智也要求武汉官员外出招商时，最好不要说武汉话。
武汉也曾有过与城市发展良性互动的文化，但随后“武汉被计划经济宠坏了”，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分析说，“武汉都是国有企业，大家都有工作做，就没必要自己去拼死拼活地闯荡。”这就形成武汉人抱守家园、安于小康的性格。
在湖北民间至今仍流传着这样的谚语：“一生不出门，是个福人”，“出的门多，受的罪多”。这种观念深深地烙在了武汉人的心里，成为他们很难抹掉的文化基因。
走不出去的武汉人，逐步困于内陆意识惯性，开放意识逐步退化。武汉市原市长、现任湖北省副省长李宪生在《两次世纪之交，武汉对外开放之比较》中，谈到武汉人的开放意识的不同：“19—20世纪之交，汉口的‘码头文化’是‘码头城市’的‘转输贸易’商业功能的产物，而20—21世纪之交，武汉的对外开放受到城市市民浓厚的‘内陆意识’的制约则是武汉成为国内工业基地、商业港口城市功能退化的结果……表现在武汉人囿于地域区位的局限而形成的封闭自守，甘居中游的文化心态和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那种对商品和市场天然敏感性的丧失。”
李鸿忠在就任湖北省委书记后的一次重要讲话中，也疾呼“为什么叫大武汉呢？就是要‘大’在开放上”。
沉溺于体制的幻梦，受困于内陆意识，在开放意识逐渐薄弱下，武汉一直难以铸造现代文明的城市灵魂。这在政界表现为权力意识浓重。一个典型例子是：武汉中北路延长线是武汉二环线上的重点工程，但这条市长亲自过问、多部门关注的市政道路，建设方来回跑相关审批部门，经过5次批复，花了17个月才拿到施工许可。
大武汉文化？
对于自身文化的局限，武汉人并非没有自觉，也有足够的反思勇气，几乎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有个事件刺痛武汉人，引发一场大讨论。
最近一次应该是2010年的贺岁电影《人在囧途》了。虽然这是一部由武汉当地公司投资的电影，但如同《疯狂的石头》引起重庆人的热议一样，《人在囧途》中如同80年代的武汉场景，引起了有关武汉形象的讨论。当时，仅“天涯论坛”上，一份名为《人在囧途丑化武汉》的帖子，引来172张回帖，7800多人访问。百度“人在囧途吧”里，一位外地的网友感叹，“电影里面武汉真差……感觉是县”。
类似讨论不是当时才有，在媒体上、网络上也都可以见到。比如最近在大楚网上，《搜集“喊你回武汉”的N条理由》成为热门话题，网友们在表达热爱武汉的同时，也说出了武汉的不足。
在此之前，还有关于“武汉热干面河南产”的热议。作为武汉人每天早餐主角之一，武汉人对现做的热干面习以为常，从未想过方便热干面。等到河南将此作为速食装，销到武汉时，武汉人又一次疾呼“为何近在咫尺的商机却被外地利用？”
从电影到热干面、从公交车到的士、从说话到服装、从媒体到坊间，如此种种，武汉人对自己的反思不可谓不深。但反思归反思、现实归现实，每次反思的结果总会被武汉顽固的市民文化所消磨。武汉人在“既爱又恨”的日常抱怨中，逐渐沉落。
其实，应该形成何种城市文化，武汉至今也没有形成共识。
“从码头文化到现在的荆楚文化，都有争议。到现在，武汉的文化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定位，与自己的政治经济地位不相匹配。”湖北省社科院长江经济研究所所长彭智敏告诉《决策》。
接受采访时，武汉大学发展研究院院长李光认为，武汉的地域文化具有局限性，“城市的现代化核心是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是人的素质的现代化。在武汉，市民素质问题往往会成为争论的焦点，我认为武汉需要从码头文化向现代的市民意识、公民意识提升。”
而在“五个大”中，李鸿忠对武汉最新的要求是，按照“楚汉特色、时代精神、融通天下”的思路，发挥传统优势，顺应时代要求，建立健全符合市场经济理念的体制机制，培育“开放包容、崇尚成功、宽容失败”的大武汉文化。
回顾武汉过去种种的文化重建会发现，要达到重塑大武汉文化的要求，显然任重道远。实际上，大武汉文化与大武汉人，是紧密相联，相互影响的，但到目前为止，如何塑造大武汉人，武汉还没有系统的举措出台。
企业家“短板”
■本刊记者 王运宝
“五一”期间，武汉三镇的闹市街头，多出来一组独特的景观。“主角”是《长江日报》近期宣传报道的近百位武汉著名企业家和为企业服务的优秀公务员，把他们制作成每幅3米高、1.8米宽的巨型公益路牌广告，冠以“城市英雄”的名称，树立在武汉主干道上。另据《长江日报》介绍，随着报道的推进，会有更多“城市英雄”在街头亮相。
本刊记者在武汉采访时获悉，“以企业为主体、以企业家为主体”，从2009年开始，逐渐成为湖北省、武汉市推动经济跨越式发展的共识。据介绍，这是湖北省近年来在谋划经济发展推动力上的一个重大转变。
对武汉来说，不管复兴的路有多长，大武汉的核心始终是人，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观念解放的干部队伍，二是企业家群体，三是高素质的市民。他们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不同群体。
一流的城市需要一流的产业支撑，一流的产业由一流的企业集聚形成，一流的企业需要一流的企业家引领。因此，大武汉回归的首要在于企业家群体的突起。
向企业家鞠躬
4月18日，“武汉市企业家活动日”举行，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亲自参加。活动一开始，阮成发主动站起身，向所有与会的企业家鞠躬。记者梳理《长江日报》上公布的企业家名单发现，真正有重大影响力的知名企业家数量，还是相对较少。这是武汉多年来的一个客观事实。
其实，不仅武汉如此，所有经济欠发达地区，都面临企业家资源稀缺的短板。正因如此，在采访中，所有受访者在分析武汉如何实现真正复兴时，都不约而同地重点强调企业家的作用。
从纵向来梳理，虽然大武汉在近现代历史上拥有很高的城市地位，但那些为民族经济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的大企业家之中，似乎很难发现武汉人的名字。从横向对比会发现，当前正活跃在中国经济舞台上的一大批重量级领军型企业家，我们还是很难找到武汉人的身影。
“在东湖高新区，只有一家产值超百亿的企业，但是作为一家国有企业，董事长贡献再大也不能说是自己的。”武汉大学发展研究院院长李光分析说，深圳、青岛、宁波、无锡、苏州、大连、佛山等新兴经济城市崛起和赶超武汉，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企业家的兴起。比如青岛有名扬海内的“五朵金花”，深圳有华为、中兴、招商、平安、万科、腾讯，每个企业都有一个响当当的企业家领袖。
实际上不用看太远，这样的企业家明星，在武汉周围各省市中，都可以找到。
武汉的南边邻居长沙，其工程机械制造产业的原有基础，远不如武汉雄厚。但长沙有梁稳根、詹纯新、何新华，以及向文波等一批领军型人物，引领长沙向“工程机械制造之都”挺进。
一个简单的数字对比，就能说明一流企业与一流企业家的重要性。武汉原有的著名企业武重、武锅、长动3家企业重组成为武汉重工集团，合并起来2010年的销售额才30多亿元。同为中部的长沙三一重工、中联重科，2010年销售收入双双突破500亿元，武重与它们完全不在一个重量级上。
同样是国家级自主创新示范区，北京中关村、武汉东湖、上海张江三者比较后会发现，武汉东湖一方面不像北京中关村那样，有联想、方正、紫光、百度、搜狐、新浪等知名企业；另一方面，也不像上海张江那样，有200多家世界500强研发中心。湖北当地学者和媒体调研后发现，虽然武汉每年培养的高科技人才高于上海，但进驻武汉的跨国公司研发中心却很少，这明显是一种悖论。
因此，有专家称，武汉就像是一个企业的“围城”。城外的企业可以冲进来，城内的企业难以冲出去。对此，“点子大王”何阳道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事实：由于武汉夏天出了名的热，武汉的饮料销售额在全国一直处于前列。按此推理，武汉发展空调业的条件似乎很充分。但是，武汉的空调品牌却没有走向全国市场，武汉至今还找不出一家与海尔、格力、美的并驾齐驱的空调企业航母。
企业家的缺失，直接导致武汉众多优势只能体制内循环，无法发挥作用。一个典型例子是武汉的科技优势无法与当地产业进行配套转化。李光给记者举了一个例子，武汉纺织大学的徐卫林教授发明了一项全新的纺织技术，被誉为是“纺织行业的一次革命”，但在武汉竟然找不到一家企业能够将其转化成产品，最后被山东如意集团买过去，仅用3天时间就拿出转化的成果，创造了几十亿的产值。更具意味的是，如意集团反过来再回到武汉，把自己生产的全世界最轻薄的纱巾，捐赠给武汉纺织博物馆。
冲破“天花板”
“为什么我们留不住马云？”曾成为上海的热门问题，武汉需要同样的反思。
汉正街曾经诞生过中国第一批商贸流通领域的小老板，但是武汉没有像南京那样，生长出中国商贸流通领域的大哥大——苏宁集团。汉正街更是没有成为与义乌小商品市场并驾齐驱的交易中心。虽然现在有汉口北商贸流通枢纽的崛起，但是其真正的操盘手，却是浙江人，是义乌人。
实际上，不管是本土能人型企业家还是外来植入型企业家，武汉都很少。而且在企业数量或是体量上，都与武汉这座城市本身的体量不相称。
武汉为什么企业家资源不足？只有找到制约的天花板，才能打破阻碍企业家竞相涌现的瓶颈。
首先，在国有企业一枝独秀的情况下，民营企业在利益左右搏弈中艰难推进，在上升中还有体制困境。这在武汉已经成为一个长久的话题，其背后隐藏着有形或无形的多种制约。
其次，是企业家能够支配的资源少，尤其是具有一定技能和团队精神的员工队伍少。其主要原因是武汉每年的人才流失严重，根据《湖北发展研究报告2010》中公布的数字显示，2009年与2010年，武汉市高校毕业生连续两年都是25万人，位居全国第一，其中每年大约只有1%的博士生、4%的硕士生和11%的本科生留在武汉创业就业。“这与武汉的产业结构有直接关系，武汉的知识型就业明显不足，高科技服务业水平低，武汉的高技术还是集中在高技术制造业上。”李光分析说。
第三个关键方面，是企业和企业家成长的环境问题。武汉复兴需要打造一批产业“航母”，但更重要的是要能够汇集一片承载航母的“海洋”，这个海洋就是环境。
在4月6日的会议上，播出了一段投资环境案例的采访录像，让会议厅内近百位武汉市各部门“掌门人”如坐针毡：在一份反映审批难问题的报告上，市领导写下感叹，从审批到完工最后要花上29个月，真是难于上青天！武汉邮科院准备盖一栋研发大楼，但跑了多个部门，审批一头雾水，最后一算账，从审批到拿到备案证，要花518个工作日、过77道关。而同样在南京，该院建大楼只花一个多月就审批完毕。
还是在这次会议上，武汉市市长唐良智围绕环境问题举例说，武汉有13家五星级酒店，但组织稍微大一点的国际会议会展，就捉襟见肘，写字楼也没有一座真正能对接全球化经营要求和全天候服务要求的。在市级政务网上随机选择内资企业注册登记，成都承诺是5个工作日，杭州是3-5个工作日，武汉是25个工作日。
当时公开播放的全是武汉投资审批时限长、政府官员违法乱纪、承诺不兑现等“黑镜头”，这些都更加印证了新华社调研报告中的问题。“投资环境不优，已成为我市跨越式发展的重大障碍！”阮成发大声疾呼，“我们必须痛下决心，大刀阔斧，以前所未有的力度，从根本上改善投资发展环境，努力将武汉打造成全国行政审批项目最少、程序最便捷、收费最低、效率最高的城市，让投资者和企业家安心、开心、快乐。”
《长江日报》曾专门撰文称“作为历史重商之都，武汉为什么缺少全国闻名的一流企业和企业家，政府和各级领导干部首先要反思”。4月27日的《湖北日报》上，在综述湖北省党政代表团赴湖南学习考察时，着重分析认为“湖南速度”是从不断改善的投资环境中内生出来，并提出“要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投资环境；要像每天洗脸一样，及时清除环境中的污垢。”
由此可见，阮成发向企业家鞠躬的一幕，意味深长，含义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