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刺“第四极”
■本刊记者 王运宝
搅动、奋起，一股努力向上的冲劲，让外界强烈感受到当下武汉的力量。
站在2011年这样一个对武汉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来观察，我们不禁发问：群雄并起的时代，武汉能圆一个复兴武汉、回归国家中心城市的梦吗？
如果从武汉一座城市扩展到武汉城市圈，从武汉城市圈再扩大到长江中游城市群，2011年会不会成为“中三角元年”？“中三角”又能否成为中国的“第四极”？
解开这些疑问，只要进入中国区域经济坐标系，就能画出武汉所处的方位。
武汉的方位在哪里？
武汉作为长江经济带上的中心城市，首先就要在长江经济带上来比较。
上海、南京、武汉、重庆是滨江四大中心城市，2010年，上海在4个直辖市、15个副省级城市中排名第一，经济总量是16872亿元，武汉仅是上海的1/3。同时，武汉经济总量在重庆之后，仅仅高过南京500亿元。如果放大到整个长江经济带，武汉在杭州、成都、苏州、无锡4座城市之后，其中，苏州是9510.9亿元，高出武汉4000亿元。杭州、成都、无锡与武汉都处于“5000亿俱乐部”，基本在同一方阵。
综合长江经济带的中心城市来看，武汉排在上海、重庆、苏州、杭州、无锡、成都之后，可见，武汉在长江经济带上已经不能进入到前五强之列。
从历史纵向中来看，武汉整体经济实力的变化曲线，划出了一个完整的“W”型。“1982年武汉的经济总量在全国15个副省级城市中排位第一，一直到1984年，武汉在全国位列第四位，仅次于京沪津三大直辖市，是真正的中国‘第四城’，排在广州之前。”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长江经济研究所所长彭智敏告诉《决策》。
采访中，武汉与广州的比较是被提及次数最多的，因为要实现大武汉的真正复兴，回归到曾经的历史地位，武汉必须要追上广州。
1988年，广州经济总量超过武汉，22年来，差距不是缩小，而是越拉越大。到2010年，广州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万亿元大关，达到10604.48亿元，排名全国第三、副省级城市第一。同年，武汉的GDP为5515.76亿元，仅为广州的一半左右。而且，广州已经明确定位为国家中心城市，其城市功能的强大，是目前武汉所无法望其项背的。
从2010年的经济数据来看，在直辖市、副省级城市和新兴经济城市中，武汉的地方一般预算收入、工业增加值、进出口总额、实际利用外资等主要经济指标，都在十名之外，稍好一点的第三产业增加值与固定资产投资排名第8位。而广州的工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加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进出口总额等多项经济指标，都在前五名。
在这些指标中，作为城市经济支撑力的工业，武汉在2010年的工业增加值是2079.8亿元，仅仅是上海的1/3，在直辖市、副省级城市和新兴经济城市中，排名第15位。与广州相比，差距依然有1500亿元。因此，武汉市委机关报《长江日报》在“励精图治、复兴大武汉”系列评论中尖锐地指出，武汉虽是老工业基地，但“武汉制造”没有走向全国。
作为中心城市，第三产业是其核心功能，在这方面，武汉是什么位置呢？
作为全国的三大中心城市，2010年，北京、上海、广州的第三产业增加值恰好排名前三甲，北京最高突破一万亿元，上海是“榜眼”，广州位列“探花”。而武汉的第三产业增加值是2813亿元，只有广州6465亿元的43.5%。
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方面，北京、上海、广州同样是全国前三甲。广州在2010年实现4476亿元，同期武汉是2523亿元，相当于广州的56%。
强将与挤压
一系列数据比较发现，武汉的差距很明显，冲击中国“第四城”依然是任重而道远。如果跳出单纯与广州的比较，武汉第一步可以进军副省级城市前三甲。
那么，目前武汉的位置如何呢？从2010年的地方统计公报来看，武汉在副省级城市中的排名在广州、深圳、杭州、青岛、成都之后，位居第六。其中，广州、深圳都遥遥领先于武汉。武汉若想实现目标，必须连续赶超杭州、青岛和成都。
在经济总量上，杭州、青岛、成都和武汉，都在5000多亿元的区间，基本处于同一梯队。杭州稍微高一点也仅仅高出武汉400亿元。青岛、成都与武汉的差距只有几十亿元。由此可见，武汉具备赶超的充足底气。
但另一方面，2010年经济总量紧随武汉之后的宁波、大连、沈阳和南京，都是区域经济中的“精兵强将”，它们赶超武汉同样信心十足，而且态势强劲，尤其是与武汉在同一时间提出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沈阳，不可小觑。
沈阳的经济总量虽然比武汉少了500亿元，但沈阳的地方一般预算收入、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利用外资等关键经济指标，都比武汉高。尤其是沈阳的固定资产投资完成5007.4亿元，仅次于北京、上海、天津、重庆4个直辖市，不仅高于广州、深圳，更是高出武汉1254亿元。今天的投资就是明天的经济，而且沈阳也是国家级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在政策利好上不输于武汉，因此，沈阳在副省级城市中有能力冲击前三甲，将成为武汉强有力的竞争者。
对武汉来说，面对的还不仅仅是一群副省级城市“强将”，同时还有来自周边城市的无形挤压，特别是同处于京广经济带上的两个邻居——北面的郑州与南边的长沙。
比如，武汉天河机场的目标是打造成中国第四大枢纽机场，但在2010年，其旅客吞吐量已被长沙机场超过，武汉不得不把中部第一的位子拱手相让。这一事例说明，武汉还不能领袖群伦。
郑州和长沙敢于公开向武汉叫板，也从一个侧面印证出，武汉的经济实力与城市吸引力双双出现滑落。而在这些周边城市中，最让武汉揪心的是城市间的合纵连横，以长株潭融城、郑汴一体化为典型。
2010年，长沙、株洲、湘潭3市的经济总量达到6715.8亿元，正好高出武汉1200亿元。郑汴一体化的经济总量是4930.22亿元，仅比武汉相差580亿元。
在体现经济竞争力的工业增加值上，长沙是2020.68亿元，与武汉的2079.8亿元相比，基本持平，而长株潭融城的工业增加值就反超武汉1058亿元。同时，郑汴一体化的工业增加值反超武汉285亿元。
在体现经济增长潜力的固定资产投资上，长沙也已经突破3000亿元，相比武汉只少560亿元。长株潭融城之后的固定资产投资就会反超武汉880亿元。更关键的是在经济活力上，长沙要优于武汉，且长株潭3市的经济增长都在15%以上。
目前，不仅仅是长沙、郑州等老牌省会城市站出来挑战武汉，处于京广经济带延伸线上的深圳、天津以及佛山，经济总量都已经超越武汉，因此，武汉在京广经济带上同样也不能进入前五名。
通过以上纵横坐标轴的分析来看，武汉处在“前有标兵、后有追兵、四周有强兵”的状态，排在武汉前面的杭州、青岛、成都，以及紧随其后的南京、沈阳、宁波、大连，都在摩拳擦掌。
得天元之位是武汉的区位优势，湖北被誉为是中部崛起的战略支点，武汉则是“支点中的支点”，但事实上，居中的武汉不仅缺少支点的张力，而且更容易受到四周城市的挤压。
因此，从经济实力来看，武汉要实现国家中心城市的战略目标，靠单打独斗是绝不可行的，惟有与周边城市合力抱拳，不仅构建武汉城市圈，还要站在长江中游地区的高度，携手长株潭城市群和环鄱阳湖城市圈，组建“中三角”。因为只有“中三角”成为中国区域经济的“第四极”，武汉才有可能借力回归到曾经的历史地位。
那么，武汉与周边城市群合力抱拳之后，又会是一番怎样的格局呢？
“中三角”VS成渝经济区
“中国的明日乐园，长江上的芝加哥，代表了世界的未来。”这是颇具权威性的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在其推出的“全球城市指数排名2010”中重点推介重庆时，给予这座城市的点评。
把“芝加哥”的桂冠给予中国的某一座内地大城市，已经成为一种普遍性比喻。武汉、郑州、长沙都曾把“东方芝加哥”的帽子抢着戴在自己的头上。
虽然只是个称号，其背后却是城市竞争的大戏。在这个舞台上，被公认为“东方芝加哥”的武汉，会稍许有些尴尬。
一个在区域经济学界普遍提及的比喻是，中国东部海岸线如一张弓，长江就像一支箭，之前的说法是“弓有多强，箭就能射多远”。后来，这一说法悄然改变成“弓再强，也要看开弓的力有多大。”因此，扣弦的着力点——武汉就显得非常重要。
但随着西部大开发推进十年，在西部优厚政策的引力下，直接投资西部的“蛙跳式”产业转移风生水起。于是，“扣弦的点”已经由武汉向西移，转而是上海与西部长江上游城市“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的默契配合了。虽然武汉海关大楼的钟声依然洪亮，但已非当日与大上海并称时的武汉了。
5月初，国务院正式批复成渝经济区发展规划，一个20万平方公里的新经济生长点正在崛起。这又为以武汉为顶点的长江中游地区冲击中国区域经济“第四极”增加了变数。放眼国内，与“中三角”展开竞争的，就是成渝经济区。
首先，从单一城市圈来看，长江中游地区的3个城市圈，都还不足以凭自身能量笑傲江湖。2010年，武汉经济圈的总体实力是8000多亿元，长株潭3+5城市群是10000亿元左右，环鄱阳湖经济圈只有5000亿元。
同期，成都市加上重庆市一小时经济圈的总量，达到12000亿元。排在前面的长三角与环渤海城市圈的经济总量都在6万亿元之上；珠三角不包含港澳在内的核心成员就已经突破30000亿元。
因此，不管是武汉自身还是长江中游地区的城市圈，要参与新一轮区域经济的“跑马圈地”，必须在3个国家级区域发展战略的基础上，经过叠加整合之后，形成一个新的整体战略。统计数据显示，长江中游地区三个城市群相加的经济总量，超过2万亿元，能够与成渝经济区一较高下，冲刺“第四极”。
其次，“中三角”的形成，已经具备客观基础。早在2003年，就有“中三角”概念的提出。在2010年最新的国家“十二五”规划和主体功能区规划中，武汉、长沙、南昌同属长江中游地区的范畴。
这一区域不仅有长江的天然联系，而且将武汉、长沙、南昌以及20多座中等城市串联起来的环形高速公路、高铁动车，都已经贯通。另一方面，从定位上来说，“不管是‘两型社会’，还是生态经济示范区，两者具有内在联系，完全可以相互整合、互相促进。”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秦尊文对《决策》分析说。
因此，“把长江中游地区三个‘一小时经济圈’整合成一个‘三小时经济圈’，是可行的。”秦尊文说，在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经济区之外，长江中游城市群能够成为中国经济“第四极”。
4月26日，李鸿忠率领湖北省党政代表团赴湖南考察，在湘鄂两省经济社会发展座谈会上，李鸿忠提出应合力打造长江中游城市群，打造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第四极”。此举被认为是启动长江中游城市群的一次重要接洽，组建跨省区的超大型经济圈的发展动向，已经很明晰。
从本质上来讲，“中三角”的影响力有多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武汉的影响力和带动力。如果武汉能够发挥上海之于长三角的引领作用，“中三角”就会水到渠成。由此，我们期待大武汉在自身求变的同时，能够与“中三角”实现真正的互动。
“老大”城市回归
■本刊记者 徐浩程
当下，沉闷的武汉被搅动得风生水起，它的梦想也随之变得更大。
如果将视野放宽就会发现，当下怀揣“复兴梦”躁动的城市不独是武汉。沈阳、南京、西安等这些曾经引领中国城市的榜样、曾经失落的“老大”城市，似乎先后迎来复兴的曙光。
这圆了众多人心中的情结。
但武汉、沈阳、南京、西安等城市是在跳出城市大起大落发展的怪圈，抑或只是进入了一个“政策兴奋期”？
老大的幸福时光
“三级跳”是目前武汉政界的一个热词——过去3年，武汉GDP连续跳过了3000亿、4000亿、5000亿三级，达到5515.76亿，在全国15个副省级城市中跃升至第六位。
这之前，武汉GDP在1998年突破1000亿后，用了7年时间突破2000亿——在2005年达到2238亿；用了2年突破3000亿——在2007年达到3141亿。
速度与数据背后是武汉跳动的梦想。
2011年湖北省“两会”上，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提出，“十二五”期间武汉要实现更大程度的跨越，努力建设“国家中心城市”，为此将授予武汉市以省一级的管理决策权限，并对武汉释放所有省级政策空间，在政策机制和管理权限上的“省市一体”，为武汉在“十二五”期间实现更大程度上的跨越式发展创造条件。
此后不久，武汉在市委全体会议上以《励精图治，奋发有为，努力开创武汉科学发展新局面》的主题报告，“回应发展的机遇、复兴的大势、历史的瞩目和深沉的寄望”。4月7日，《长江日报》开始连续刊发《励精图治、复兴大武汉》的系列评论，“十二五”开局也被武汉定位为“再创辉煌的历史新时期”，并号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面复兴大武汉”。
武汉只是“老大”城市集体躁动的一个例子。在此前后，南京、沈阳、西安等一批既“老”且“大”的城市先后发力。这些城市与改革开放后勃兴的大连、苏州、青岛、无锡、宁波等新贵城市相比，是当之无愧的“老”城；因为计划经济体系与城市发展模式，让它们也是动辄几百万人口的“大”城。这些城市有过辉煌，也曾陷入过与新贵城市的口水战，苦苦挣扎，分外纠结。现在，即便部分城市在经济体量上尚未超过新贵城市，但在城市竞争中，都开始扭转劣势。沈阳与大连是其中的一个典型。
2000年前后，大连通过经营城市，建设“大大连”迅速崛起，而此时沈阳还陷入老工业基地的泥潭中。因为沈阳的衰落，“辽宁振兴靠谁？沈阳还是大连？”此类问题在2003年前后甚是流行。但在2007年，沈阳在经济总量上一举反超大连；2010年4月，沈阳经济区上升为国家战略，成为国家新型工业化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2011年，沈阳在其“十二五”规划中更是将“东北中心城市”的发展定位调整为“国家中心城市”，先大连一步。
在长三角，尽管与苏州、无锡等城市的经济总量尚有差距，但南京当地政界人士和学者们普遍认为，“南京近年来城市变化巨大，经济发展迅速”。特别是在城市功能和科教资源上，南京远高于苏州、无锡等长三角城市。曾先后主政苏州、无锡的杨卫泽调任南京市委书记之后，凭借他对三座城市的深厚洞察，杨卫泽雄心勃勃地提出，南京作为江苏省会城市和长三角中心城市，发展目标和定位是带头，要实现带头就只能是第一。
政策、官员、大工地
“老大”城市的复兴有其客观经济背景。
“2008年扩大内需政策实施以后，这些城市巨大的人口正在逐步转化为巨大的消费市场，让这些城市的发展得到了强劲的支持。”湖北省社科院副院长秦尊文向《决策》分析道。
在消费市场之外，“老大”城市的产业结构也与内需政策有着某种匹配。“内需政策刺激了基础设施大量开工，以及以汽车为代表的产业发力。这就使得汽车、钢铁、石化等传统产业效益明显提升。”华中科学技术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徐长生告诉《决策》。恰恰是武汉等“老大”城市得益于计划经济的产业布局，在钢铁、石化等传统产业上占有明显的优势。随着这些产业的复苏，“老大”城市明显摆脱了此前的经济困境，沈阳尤为明显。
相对经济大势，“老大”城市复兴中更让人瞩目的共同点是政策、官员、大工地。
随着中国城市发展模式从大中小城市并举转向优先发展大城市，“老大”城市相对新贵城市而言更容易得到政策上的倾斜。
仅以2009年以来国家级区域战略而言，众多以“老大”城市为中心的城市群、都市圈战略被上升为国家战略。2007年12月，武汉都市圈被批准为“两型社会”试验区；2009年6月，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发布，将西安定位为“国际化大都市”；2009年12，武汉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被批准为第二家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2010年4月，沈阳经济区被批准为国家新型工业化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这些政策更多只是一个个概念，划定一个更大的腾挪空间。这些城市的当政者借助这些政策，通过肃清吏治打破此前沉闷的局面。
2011年4月，新任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在看了新华社湖北分社关于武汉市投资环境的调查报告后，在大会上称“看到了我们丑陋的一面。晚上睡不着觉，真的彻夜难眠……不痛下决心，不彻底解决，我们不可能跨越式发展。”这迅速在武汉政界形成旋风、高压态势，通过治庸风暴传递到政府体系的最末梢。
西安市市委书记孙清云传递压力的方式则是网络。2011年初，孙清云在6天内对媒体报道和网民留言做了3次批示，称“对网民和媒体反映的问题，有关区县和市级部门要采取适当形式予以及时回复。这应该成为一种常态。”
此外，抓住扩大内需的机会，大量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也是这些“老大”城市的共同态势与复兴的重要助推力之一。
从城市基础设施大建设到超大型地块的概念性开发，武汉最显而易见的变化的就是楼、桥、路。武汉东湖自主创新示范区已扩容到500平方公里，从2012年开始，武汉将会每年一条地铁通车。5000多个同时开工的工地，让武汉“堵在路上”，烦恼与希望并存。
西安则着力打造180多平方公里的西咸新区，按陕西省政府“三年出形象，五年大变样，十年大跨越”的要求，十年间西咸新区的基础设施投入将达到2000亿元，再建一个人口100万的特大城市新区。
能否跳出发展惯性？
“老大”城市的复兴需要政府“看得见的手”提供一个“梯子”。但“梯子”终有一天会被“踢掉”，或者变得不再那么重要，那么，“老大”城市复兴的惯性何在呢？它们又将如何形成现代经济的报酬递增与自强化的反馈机制呢？
到目前为止，似乎没有一座城市能够给出答案，跳出城市发展的政策依赖。
3月，因修地铁而修剪、移植法国梧桐的“砍树事件”，让南京复兴态势下的焦灼显露无疑。近年来，南京变化巨大，但一直没有找到城市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与发展的新路径，而30年间10任市长走马灯似地轮替主政，让政策推动力变得不那么可靠。
几乎在同一时间，武汉市民则隔空发问，“如果可以，能否每人出一定数额的钱，将武汉长江二桥买下来？”。从今年7月份开始，在取消了近7年后，武汉将对除武汉长江大桥、江汉桥之外的过江通道收费。坊间认为这是武汉市政府基础设施投入过大，财力后续乏力的无奈之举。
城市兴衰有其自然规律，不可避免。作为政府，在城市发展中应当用“看得见的手”去熨平这种发展的起伏，尽可能的避免城市发展的大起大落，而不是助推形成“尺蠖效应”，甚至透支城市未来发展的潜力，最终“成也政策、败也政策”。
因此，以武汉、沈阳为代表的一批“老大”城市，能否走出一条不同于上海、广州等城市所走过的道路，同时又区别于深圳、大连、青岛、宁波等新兴城市的第三条道路，成为很多人的期待。
美国未来学家麦金利·康维预测武汉将是未来世界十大超级大城市之一。这一直让武汉人颇为自豪。
这一结论是基于武汉的区位、交通、科技人才等要素，但能否跳出发展的惯性？还需要时间给出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