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党校原副校长：共产党有强大的纠错能力
瞭望东方周刊201125期封面
李君如：中国共产党有自己的“抗体”
文 | 芦
1941年6月3日下午，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在召开县长联席会议。突然一声雷响，雷电击中了会场礼堂，礼堂里的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和礼堂边的一头驴被雷击而死。驴的主人随口便说：“老天瞎了眼，怎么不劈死毛泽东？”
农民随即被抓。毛泽东知道后，要求马上放人并调查。调查结果很快就出来了：因为当时延安物质极其匮乏，农民们承受了很重的负担，心中自然不满。
“这之后，毛泽东就在延安开展了大生产运动。”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告诉《望东方周刊》。减轻了人民负担，自己动手解决丰衣足食的问题，人民的不满也随之化解。
在李君如看来，这件往事，正是中国共产党90年历史的一个缩影：在考验中更加成熟，在挫折中寻找智慧。究其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有自己的“抗体”。
李君如把“抗体”的来源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中国共产党既有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又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一个为民主和科学而奋斗的政党；
中国共产党既立足于中国的基本国情，又能够顺应世界发展进步潮流，是一个具有世界眼光和战略思维的政党；
中国共产党既坚持党内民主，又坚持党的集中统一，是一个能够吸引和凝聚民族精英的政党；
中国共产党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是一个敢于斗争又善于应对各种困难和风险的政党；
中国共产党既能够为人民坚持真理，又能够为人民修正错误，是一个真正没有私利的政党；
中国共产党既重视学习，又善于学习，是一个能够在不停顿的学习中提升自己的素质和能力的政党。
“正是因为具备这几条因素，党才具备了对错误的免疫力。”李君如说。
度尽劫波，历久弥新。90年的党史确实证明，中国共产党面对错误有强大的纠正能力：
1927年，“八七会议”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
1935年，“遵义会议”纠正了王明军事上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
1942年，“延安整风”使全党从思想上结束了“左倾”错误；
1962年，“七千人大会”在很大程度上纠正了党的八大以来“左”的错误，并提出当时切实可行的“八字方针”；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文革”以来的混乱，开辟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的新格局。
⋯⋯
90年，不论形势多么危急，不论斗争多么残酷，中国共产党一次次拨乱反正，转危为安。一部党史，就是一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进而不断朝正确航向前行的历史。
在热播的影视作品《人间正道是沧桑》里，以瞿秋白等为原型的早期中共领导人瞿恩受到错误路线排挤，不能随红军长征，而留在即将被占领的苏区无异于送死。当警卫员和下级为他鸣不平时，瞿恩说，“要相信我们的党，我们的党就像大海，有自我调节和净化的能力。”
遵义转折：从“担架谈话”起步
一路上密切交谈的毛泽东、王稼祥和张闻天三人住在当地另一军阀易怀之的宅子里。而博古和李德，则被安排在城边的一所房子里，显然这不仅是地理上的“靠边站”了
文 | 芦
1934年12月，湖南与贵州交界处。红军队伍绵延山路间。
毛泽东此时躺在担架上，一张巨大的油纸盖在他魁梧的身体上。两名健壮的战士双肩架起长长的担架。毛泽东陷入松软的网绳里，若有所思。
当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战略转移。大约一年后，到达甘肃南部的哈达铺，“长征”这个充满英雄主义色彩的浪漫词汇才被毛泽东创造出来。此时，大家还认为这次行军是撤退。
红军遇到了自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来最大的危机。
斯诺在他的传世名著《西行漫记》中这么描写当时的情况：1933年10月，南京发动了它的第五次，也是最大的一次反共战争，一年之后，红军终于被迫实行总撤退。当时几乎人人都认为完了，认为这是为红军送葬出殡。
斯诺还写道，蒋介石有一阵子真的相信了自己的吹牛---他已经“消灭了共产主义的威胁”。
危急时刻，人心思变。
担架上的序曲
休息了一会儿，精神稍好的毛泽东掀开油纸。这些天他已经形成了一个习惯，精神一来，就要找王稼祥聊天。
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身负重伤，此时仍然没有痊愈，所以也一直躺在担架上休息。两个人的担架经常同行，便有了频繁接触的机会。
这两人经历差异巨大。用21世纪的网络语言说，毛泽东是“土鳖”，王稼祥是“海龟”，而且是从苏联回来的“金牌海龟”。
国际派和本土派之争今天已为人熟知。两派的差异到底有多大，从一件小事可以看出。
张国焘到晚年还记得，关于到底是称同志好，还是称兄弟好，两人争执了半天。“秦邦宪(博古)总是‘同志同志’，满口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二十八宿’的味道，我则是‘润之兄’‘玉阶兄’，他忽然撇开话题质问我‘想不到你还喜欢称兄道弟？’他认为这是国民党军阀的习惯。”
此时，毛泽东早已被以王明为代表的国际派排除于领导核心之外多时，对此前的败局有心无力。他要改变处境，从身边的国际派王稼祥开始。
王稼祥虽然也是从苏联留学归来的，但是这段时间的挫折连连让他意识到，博古等人的领导有问题。这为他和毛泽东的进一步交谈打下了基础。
主导者显然是毛泽东。王稼祥比毛泽东年轻13岁，这年41岁的毛泽东已经过多年革命斗争，战斗经验丰富，对中国实际情况的了解更是鲜有能与其匹敌者。而王稼祥不过28岁，此前主要从事宣传和政治工作。
危急时刻，共识的达成并不难。交流不多时，王稼祥便在忧虑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想法，他认为这样下去不行，应该把李德等人“轰”下台。毛泽东与他一拍即合。
此后直到遵义会议召开，王稼祥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行军路上，他不断找其他领导人交换意见，并取得大家的支持。比如聂荣臻当时因为脚伤，同样坐在担架上，王稼祥在行军途中多次与其交谈并获得赞同。后来到达遵义后，共青团领导人凯丰曾多次找聂荣臻，希望争取其支持博古，但未如愿。
毛泽东交谈的另一个重要领导人是张闻天。
曾任《纽约时报》副总编辑的美国人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书中写道：洛甫(张闻天)几个月来一直在向毛泽东靠拢。他们夏天在云石山上的多次谈话已使洛甫相信毛是正确的。四月在广昌遭到失败后，洛甫就曾严厉地批评过博古。他说伤亡太大，对于红军来说，打步步为营的堡垒战是不明智的。他指出，照这样下去，红军不可能取得胜利。
李德不懂中文，他与人沟通要靠伍修权翻译。但是他意识到毛泽东在做什么，也意识到自己的地位岌岌可危。他晚年回忆道：他(毛泽东)不顾行军的纪律，一会儿呆在这个军团，一会儿呆在那个军团，目的无非是劝诱军团和师的指挥员和政委接受他的思想。他用这种办法把不稳定的因素带进了领导之中，使它逐渐分裂。
李德想要阻止这种趋势，可他已经失去了人们的信任。自从第五次反“围剿”的不断失利，红军中对其的不满便日益蔓延。
在军事指挥上，李德拥有绝对权力。毛泽东等人在担架上的谈话逐渐扩散，成为瓦解李德手中权力的序曲。
1935年新年前后，红军迅速跨过吴江，随后于1月7日占领黔北重镇遵义，将追兵甩在身后，赢得了宝贵的喘息时间。
“洋钦差”是怎样炼成的
李德为什么能够取得红军的领导权？有不可考据的偶然，也有不可回避的荒唐。
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奥地利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加入德共，后进入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李德最为中国人熟知的形象来自一张他在中国的照片。照片中，他戴着一顶红军帽，浓眉下面是一副圆形眼镜，笑容灿烂。
他后来家喻户晓的身份，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但这个差一点葬送了红军的外国人，身份并非如此肯定。
李德在晚年的回忆录中称，他当时到中国的任务“粗略地说”是给中国共产党担任军事顾问。事实上，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当时就有人质疑李德的顾问身份。
伍修权在回忆录中写道，曾经有人说过，李德并不是共产国际派来的正式顾问，当时还有另一名正式顾问在上海，但是他没有来苏区，后来又调回了莫斯科，结果让李德当上了正式顾问。王稼祥同志也曾说过，李德实际上是由当时的共产国际的王明所派遣，来掌握我党军权的。
尽管到死都没有主动揭开谜底，但是对其真实身份，李德在回忆录中仍然留下了蛛丝马迹。他回忆刚到上海所感受到的白色恐怖时，首先便提到这样一件事：1930年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人员诺伦斯·鲁格被捕，他办公室里的许多文件也被查出，因为对当时腐化的中国法官进行了贿赂，才使他免受死刑。
诺伦斯·鲁格，中文名牛兰，他和他的夫人，是当时共产国际在远东负责人员、资金和信息流通的关键人物。他们被捕后，恰逢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他指认出了牛兰夫妇，国民党才知大鱼落网了。
共产国际立即展开营救，并将具体工作交由苏联红军总参谋部远东情报局的上海工作站。为了打通国民党的办案人员，苏军总参谋部立即选派两人各携带两万美元，分别走不同的路线前往上海，而且两人互相并不知情。
其中一人，便是李德。
任务完成得很顺利。之后，李德本应返回。但在上海，他遇到了“故人”博古。博古此时接替了前往莫斯科的王明，担任中共中央代理总书记。因顾顺章的叛变，原来处于上海的中共中央不得不转移到中央苏区。作为代理总书记，博古要承担苏区军事斗争的重要任务。
对于这个从未有过任何战斗指挥经验的年轻人来说，这几乎是个无解的难题。然而，“答案”却是自己找上门来。
在博古看来，李德如同上天送来的礼物---此时对共产国际言听计从的中国共产党，“外来和尚好念经”，更何况还是军事学院毕业的专业人士。
当年9月25日，国民党军大举进攻黎川，中央苏区和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拉开战幕。几乎与此同时，博古力捧的“洋钦差”李德来到了瑞金。
到了中央苏区，李德立即被推到至高无上的位置。前方所有的电报，都要送到李德住处，由其批阅，然后再送给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周恩来根据来电的重要程度，一般问题自己处理，重大问题则提交军委或政治局讨论。
伍修权回忆，加上李德自身为人专横，这使得其成了一个地道的“太上皇”。“李德的权力，不是他自己争来的，而是中共中央负责人拱手交给他的，造成失败的主要责任应该是中国同志本身。”
会场上的“反报告”
1935年1月15日，红军已在遵义休整了一个星期。这天晚饭后，中共二十位主要领导人齐聚在遵义旧城的一座二层小楼，酝酿已久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此召开。
这是一座私宅，原属当地军阀柏辉章。柏辉章后来被国民党政府委任为第102师师长。抗日战争期间，102师先后参加过淞沪会战、徐州会战、南昌保卫战、长沙会战等著名战役，伤亡惨重。
1949年国民党败逃期间，柏辉章回到遵义，后率部起义。后来这位新中国建国初期的统战对象，1952年在镇反中被处决。
红军行军极为迅速，一路下来，进驻某地时，一些国民党官员、大地主还没来得及逃走，因而获得大量补给。柏辉章离开了，留下了这座小楼。
红军进入遵义，柏宅就成为红军司令部。周恩来和邓颖超，朱德和康克清，刘伯承、彭德怀、刘少奇都在此住宿。
一路上密切交谈的毛泽东、王稼祥和张闻天三人住在当地另一军阀易怀之的宅子里。而博古和李德，则被安排在城边的一所房子里，显然这不仅是地理上的“靠边站”了。
柏宅建造未久，又加之中西并具的风格，在当地算是奢华的。会议在二层的一个不大的房间举行。头顶一盏煤油灯，众人围着一张长条旧桌坐下。因为领导人白天要处理各种事务，会议只能放在晚上。
曾担任张闻天秘书的国家问题和中共党史专家何方曾撰文说，毫无疑问，当时反对“左”倾中央和“左”倾军事路线的灵魂是毛泽东。但是他在中央势孤力单，掀不起一场有望解决问题的斗争，只能长时间保持沉默。所以张闻天、王稼祥从“左”倾中央分化出来极为重要。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仍然站不到最前面的位置上来，只能推举在中央位居第二的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代表正确路线方面作“反报告”。
接下来是毛泽东发言。他的发言很长，伍修权记得，讲了大约有一个多小时，“算是长篇大论了”。李德晚年回忆，毛泽东一反往日的习惯，作报告时手里拿着一份显然是经过详细拟定的讲稿。
毛泽东的发言直指军事指挥问题，毫不留情地点名批评博古和李德，说李德只知道纸上谈兵。毛泽东用前四次反“围剿”胜利反驳博古提出的敌强我弱的辩护，提出问题不是数量，而是战术，即“防守中的保守主义”、“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
李德看着一堆人接连发言---因为不懂中文，他确实只能看着这群批判他的人。另外，他能做的，就是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翻译伍修权此时对这个“洋钦差”的态度也跃然面上，由于会议时间很长，越到后来，他的翻译就越简略。
李德在晚年的回忆录中自称没有表态，而伍修权则说他为自己及王明在军事上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进行了辩护。不过直到去世，他都坚持认为自己并没有犯错，并对毛泽东充满愤怒。
但这已经无法影响事情的进展：随后的发言，几乎是一边倒向毛泽东和张闻天。唯一例外的是凯丰，这位年轻的领导人同样曾在莫斯科学习过。
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书中写道，凯丰对毛泽东说：“你根本不懂马列主义。你只读过《孙子兵法》。”他承认他们确实犯了错误，但是不同意解除他们的职务。
会议持续了3天，每天都从7点左右开始，一直到子夜才结束。博古、凯丰的辩护没起作用。此前张闻天和毛泽东的发言已是人心所向。
会后，张闻天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基本延续了会议上他和毛泽东等人的发言内容。
新的领导集体随后产生。
“三人团”取消，军事指挥权交由朱德、周恩来，周恩来是下最后决心的负责人。毛泽东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
在不久后的几次会议中，毛泽东重新成为主要的军事指挥者。3月中旬，他与王稼祥、周恩来形成新的“三人团”，周恩来任团长。这是战时中共中央最重要的领导机构。
而在此前2月份的一次会议上，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习惯上称总书记)。张本人在随后几年的岁月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的民主作风使得党内的意见能够得到充分讨论，毛泽东曾多次称其为“明君”。
在党史正本上，其后的一切胜利，无疑都在遵义会议上打下了基础：“这次会议，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
(林歆、赵宇希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