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奔自由之城
朱德总司令在延安枣园和干部战士一起打扑克。图／CFP
热血青年们打起背包，开始了迈向延安这座自由之城的“朝圣之旅”，这是一段交织着艰辛与惊险的旅程。
中国周刊记者 周昂 北京报道
上世纪30年代中期，中国共产党扎根延安后，从国内外记者发回的各种关于这个边区首府的报道里，国统区的青年们仿佛望见了一座民主、平等、积极向上的自由之城。它如同一块纯净的圣地，对热血青年们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
一幅令人惊异的景象出现了。穿着各式服装、背着简单背包的青年大军，从五湖四海出发，奔赴中国的西北角。这些“朝圣者”的口号很一致——“到延安去！”
根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时期前往延安的青年，至少有3万余人，他们当中有学生、作家、音乐家、画家等等。“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过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学习，歌唱，过着紧张的快活的日子。”当年，作家何其芳这样兴奋地描绘着青年人从四面八方涌入延安的情形。
不过，这的确是一段交织着艰辛与惊险的旅途。
陕道难
在当时，想去延安，西安是必经的门户，两地相距近400公里，不通火车。如果从西安开始步行，皆是连绵崎岖的山路，至少要走十天以上。所以，如何在战时搭上一趟去延安的顺风车，以翻越这八百里秦川，这是横亘在许多青年人面前的最大难题。
1938年2月末的一天，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来了一个叫徐懋庸的年轻人。这位27岁的作家要求到延安工作。时任党代表的林伯渠同意了他的请求，但什么时候有去延安的车，还不一定，林伯渠让徐懋庸等人去旅馆等通知。
这一等就是数日。徐懋庸等人天天到办事处去问车，总是说没有。三月初，他们忽然听说，近期有一辆大卡车，会载着国民党的几个官员去延安参加三八纪念大会。于是赶忙到八路军办事处，开了一封介绍信，搭上了顺风车。
几天后，徐懋庸等人和国民党官员同车前往延安。一路上，同行人等谁也不愿意说话，多少有些尴尬。
但抵达洛川的第二天早上，车子刚出北门就坏了。徐懋庸只能在洛川住了三天，直到司机打电话到西安，派了另一辆车来，才继续前进，到了延安。
作家陈企霞的遭遇更加狼狈。1940年1月，陈企霞夫妇从重庆出发前往延安，刚到成都，就遭遇日军飞机轰炸，公路遭到严重破坏，车辆无法通行，两人不得不找了当地的旅馆住了下来。盘缠快用完了，只好写信向重庆的亲戚借。
陈企霞的夫人郑重此时已经怀孕，妊娠反应严重，加上一个月等不到车，心情愈加烦躁。一天，她饭后出门散步，一不小心掉进了一个大炮弹坑，费尽口舌才让人把她拉上来，回到旅馆后，郑重再也控制不住，嚎啕大哭。
好不容易公路通了，道路两旁挤满了一个月来滞留的旅客。此时的人们也顾不得是否舒服了，只要有车就上。陈企霞夫妇挤上了一趟没有顶棚和座位的卡车，再次启程。车子开得很颠簸，沙尘弥漫，呛得人睁不开眼睛，最后每个人都一脑袋灰，大家互相见了，都捧腹大笑。
就这样，他们一路风尘仆仆，终于抵达西安。随后，在八路军办事处的安排下，登上了开往延安的汽车。当车子开入边区，所有人顿时齐声唱起歌来，嗓子都喊哑了。
虎口脱险
不过，与翻山越岭的劳苦相比，另一种难，更让人刻骨铭心。
1939年4月，国民党内部以绝密形式向各级组织下达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加强了对边区的封锁。从西安到陕北的路途上，密密麻麻地设置了几十个检查站，遇到赶赴延安的青年，便直接扣留下来，送往集中营监禁、教育。
对于这些青年来说，八百里秦川于崎岖之外，又增添了一份险恶。
1940年11月中旬，一辆载有数名医务人员的卡车从重庆出发，前往延安。车上就有女作家陈学昭。全体人员身着军装，佩戴着第十八集团军胸章，他们事先得到嘱咐，“行军途中若遇特务问话，你们能回答的回答，不能回答的就不理睬。”
12月中旬，当他们行至陕甘宁边区不远的铜川市，突然遭遇国民党的武装人员。一行人被赶下车，关在一个又脏又臭的旅馆内，陈学昭睡在铺着干稻草的泥地上。
审问多在夜里两三点钟进行。一行人一个个被叫去问话：“你们从哪里来？原来是做什么工作？为什么要到延安去？”审问者还声称，“共产党游而不击，破坏抗战”、“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
一天晚上，陈学昭被叫去，问道：“你们当中哪个叫陈学昭，你讲出来，对你没有害处。”
“是男还是女？”陈学昭佯装不知。
“滚！”审问者恼怒地放走了她。
音乐家贺绿汀也有着类似的经历。1941年初，他带着自己的妻子姜瑞芝和女儿，登上了一支开往延安的车队，同行的大部分是当时在重庆的文化人。一行人走到半途，“皖南事变”爆发，气氛一下子紧张到顶点。领队要求每个人都想好一套说辞，以应付国民党军队的盘查。
一天，车队开到一个小县城，突然被国民党军队团团围住。士兵端着刺刀上车检查，还戳破了贺绿汀的女儿的饼干罐，她被吓得大哭起来。
接着，所有人被赶下车，被押到了一条河堤旁边，面对他们，军队架好了机关枪。
双方在寒风中对峙了良久，在领队的交涉下，众人又被押回了宪兵司令部。又过了很长时间，一个军官站在凳子上对大家说，这是一场“误会”。最后，除了一辆卡车被扣留，其余车辆予以放行。
伪装者
1941年2月，31岁的艾青与几个同伴，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从重庆启程奔赴西北。考虑到路途安全，艾青托一位学生，为他弄来一个国民党高级参谋的身份证件。
由于这个证件仅允许一人通行，他们便将上面的“一”字改为了“三”字。几个人准备先乘国民政府的汽车到陕西宝鸡，然后绕道耀县，再从这里进入陕北。
行至宝鸡，他们又遇到两个也要去延安的朋友，于是又将证件上的“三”字改为“五”字。为了装得更像，一个同伴还上街把头发剃了个精光，一位女士特意在行李中放了一件新羊皮夹克和一双高跟鞋。艾青也准备了印刻考究的高参名片。
就这样，艾青扮作国民党高参，几个友人，有人扮成高参太太，有人扮成勤务员，有人扮成秘书，有人扮成副官，几个人摇身一变，继续赶路。
当他们搭乘一趟长途汽车赶到耀县时，天色已晚，城门半闭。守卫的军警按三五人一拨，逐个检查证件。轮到艾青，军警用手电照了照名片，又翻查了行李，没有发现什么破绽，手一挥，放他们进去了。
在城内旅馆，几个人悬起来的心稍稍放下，正准备休息，突然一名军警敲门进来，声称局长要亲自看一下证件。将证件拿走后，直到夜深也没有归还。
艾青一行人担惊受怕，彻夜难眠。天刚微亮，几个人爬起来合计，应该赶紧要回证件，城门一开即走，以免夜长梦多。
一个叫罗烽的同伴，自告奋勇来到了警察局，找到了昨夜查房的那个军警，发现此人正在打瞌睡。罗烽一把推醒他，厉声责问道，看证件还要一夜不成？再不给，我们长官就要发脾气了！
对方还了证件。于是，艾青一行人匆匆北行，出了城门。
临近延安，盘查越来越严密。一天，艾青等人在路上忽然遇到一个国民党军官，亦步亦趋地跟着他们，顿时又紧张起来。
罗烽给那位军官的随从递过去一支烟，聊了起来，得知这个军官来头不小，是某警备区司令，在这一带颇有权势。因是杂牌军，一直得不到重用，对国民党颇为不满。
车到宜君，艾青一行人大胆决定，请这个军官吃上一顿饭。此人欣然应邀，在一间小酒馆里，三杯酒下肚，便指名道姓骂开了蒋介石。艾青怕搞出麻烦，赶忙对他说：“还是莫谈国事吧。”一番推杯换盏，双方成了朋友，从此畅行无阻。
1941年3月8日，艾青一行人历尽艰险，终于抵达了延安。当天晚上，毛泽东打着火把亲自拜会了他们。
后来，艾青回忆这段往事时，才惊讶地发现，这一趟，他们足足经过了大小47次的检查，才安然到达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