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过头去搞清楚那些真实的历史
庄圻泰
贺麟
冯至
中老胡同32号
中老胡同32号见证了一些重大而关键的转折，也见证了新生命的诞生。1949年费平成出生时，徐悲鸿专门买了一辆婴儿车送来，感谢费青曾出面辩护，营救出被当做共产党员抓走的他的4个学生。费孝通也来到中老胡同的兄长家，看望新出生的侄儿。
“那时候，李伯伯他们也经常来我们家里做客。”陈莹回忆说。她所说的李伯伯，指的是的李尧棠和李健吾。李尧棠就是巴金，他那段时间经常跟曹禺等人一起出入中老胡同。
“巴金和曹禺拜访周炳琳时，特别恭敬，让他们坐沙发，他们不坐，只是在沙发扶手边靠了一下。”周炳琳的外甥张友仁当年住在周家，他在座谈会上回忆道。周炳琳任教育部常务次长时，曾分别给曹禺和巴金颁过奖，所以二人见周一直执弟子礼。
巴金和曹禺是来参加这年7月召开的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在大会上，住在中老胡同的冯至得到了周恩来的题词“为建设人民文艺而努力”。同院的陈占元则在这次大会上，与中学校友廖承志重逢。此后，中老胡同32号又多了廖梦醒和廖承志姐弟两位客人。
院子里的孩子们，也越来越活跃。成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的冯姚平，不再沉迷于《水浒》、《说唐》等读物，而更愿意在学校里“追求进步”。回到家里，她有时还会对父母的“不够进步”产生不满情绪。
有一天，贺美英惊喜地对冯姚平说：“别看陈莹那么小，她都能读《中国青年报》社论了。”
追求进步的气氛，在中老胡同32号的孩子中间越来越浓，大人们则似乎越来越沉寂。
1951年9月29日，教授们走出院子，和其他北大教师集体步行到中南海怀仁堂。周恩来在主席台上为高校教师作了关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问题的长篇报告。
周总理一共讲了四五个小时，谈到知识分子崇洋问题时，他还举自己为例，说自己也曾有过一个英文名字。
那场后来被称为“洗澡”的改造知识分子运动，在一定程度上与中老胡同32号有关。
张企明回忆，1951年秋，北大12位教授自发组成“教师学习会”，并通过校长马寅初致信“上面”，自此开始了高校教师的思想改造运动。他的父亲、住在中老胡同32号的北大教务长张景钺是12位教授之一。
运动开始后，朱光潜的女儿朱世嘉找到学校负责人，问自己可以做什么。负责人告诉她，要和父亲划清界限，关心父亲的情绪反应，帮助他好好改造。
“我们那时候都觉得父辈们不够进步。”冯姚平说。
自此，在中老胡同32号院，经常会听到孩子们一本正经地在开导自己的父母。
沈虎雏回忆说：“那时候，好像经常听到周浩博大声说周伯伯跟不上形势。”
他的父亲沈从文在课堂上提起周炳琳，常做出两手叉腰的的姿势，形容周敢于仗义执言。对试图让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运动，周炳琳明显有抵触，因此多次检讨均未通过，成为北大思想改造中的重点人物。
在北大俄语系读书的周浩博曾想将斯大林头像挂在墙上，周炳琳说，我不喜欢看见他的样子。周浩博只好作罢。这事后来传到了毛泽东那里，被演绎成了周浩博在家中挂毛主席头像，被周炳琳撤除。此举遭人非议。梁漱溟后来在文章中写道，他1952年与毛主席谈话时，毛曾提及周被非议之事，但说此可不必，应允许人有自由意志。
在北京市委书记彭真给毛泽东呈送的一份《简报》中，周炳琳被提及。毛在1952年4月21日写了一段批语，其中说，“看来除了像张东荪那样个别人及严重的敌特分子以外，像周炳琳那样的人还是帮助他们过关为宜，时间可以放宽些。”
毕竟，在1936年，周同几位教授一起，在东安市场选购了一批金华火腿、怀表和布鞋，托地下党用卡车运往陕北，送给刚结束长征的毛泽东。毛收到礼物后，回信表示“衷心感谢”，并致以“民族革命的敬礼”。
16年后的7月30日，周炳琳在北京大学千人大会上的第四次检讨，最终得到群众的谅解而被通过。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得益于校长马寅初的帮助。他曾亲自到中老胡同32号，帮助周“改造”，还从周家客厅和内室通道的台阶上往下一跳说：“思想改造就要痛下决心，就像我这样向下一跳，就改造过来了！”
之后不久，周炳琳撰写《我的检讨》一文，院子里迎来了另外一位客人——《人民日报》副总编林淡秋，他是奉毛主席之命来取文章的。在张友仁的陪同下，林从中老胡同取走文章，送给毛泽东审阅。
“看到文章后，毛泽东认为标题不好，给改成了一个很长的题目。”张友仁回忆说。
1952年10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周炳琳的文章《人民民主政权给了中国人民伟大的创造力以发挥的机会》，文中写道：“新中国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和国防上各方面的成就，得力于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
同一时期，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艾知生在动员报告中，要求教师勇于暴露思想，要像“洗澡”那样脱光衣服，彻底洗去旧思想污浊，还形象地鼓励说：“就当在澡堂里，彼此都脱光，也就没什么不好意思了。”
59年后，清华大学百周年校庆。孙承谔之子孙捷先应邀参加有关活动。有校领导问他，对清华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有什么建议？孙捷先回答：回过头去好好看看学校的历史，把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吸取了，就能达到世界一流；如果不正视自己的历史，永远也“一流”不了。
“你要想找到答案的话，最好回过头去搞清楚那些历史。”在与伙伴们一起开的座谈会上，孙捷先再次重复了这句话。
在他看来，这也是大家画出中老胡同32号的布局图和写出回忆文字的意义所在，“起码记述的那一段历史，是真实的”。
未被理解的人和历史，以及不复存在的院子
“我们一点都不了解我们的父辈，我甚至到今天也没有理解我父亲。可能很多人都觉得他是个‘书呆子’。”数学系教授庄圻泰的女儿庄建镶，在座谈会上这样提醒伙伴们。
在他们的记忆里，个子高高的庄伯伯解放前常常一身长布衫，解放后常常一身褪色中山装，整天踱步沉思，总是仰头向天，全神贯注，一副十足的“书呆子”形象。
但这个“书呆子”，是杨乐和张广厚的导师。陈省身生前曾说，在当年清华大学算学系，“真正传了熊庆来先生衣钵”的学生，当推庄圻泰。
只是如今，庄圻泰已成鲜为人知的一个名字。相比之下，周炳琳这个名字则更显孤寂。
甚至大多数北大师生也对这个当年大名鼎鼎的北大人闻所未闻，他们会一脸愕然地问，“谁是周炳琳？”
答案可以是这样：周炳琳是那个在1929年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与陈果夫、陈立夫大吵一场后立即退出的人；也是在1930年，接到时任南京政府教育部长蒋梦麟电令后，坚决不就任清华代理校长的人；还是那个与胡适争吵后，1947年中央研究院院士提名时，胡适依然得特意请他代为提出社会科学界候选人名单的人。
长期担任北大哲学系主任的郑昕教授，上世纪50年代回忆，像胡适、傅斯年那样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的人，在关于学校大事做决定前，都要“问问枚荪”(周炳琳字枚荪)，遇事让三分。蒋梦麟在北大声称“我从来就姓蒋”，强势专权，只有周炳琳敢和他吵架。当周炳琳到国民政府做厅长、次长时，北大便把法学院院长这个位置空着。
但是在1951年后的中老胡同32号，面对儿子的质问和开导，周炳琳大多沉默以对。
张友仁回忆，当过周炳琳秘书的任继愈在谈到周时曾说：“他的思想中民主思想很深。自五四以来，他的民主一直没有丢、没有放弃，可是他一直很不顺当。他争民主，触犯了四大家族的利益，国民党是不允许的。解放后，周先生还是争这个民主，所以也不受欢迎。”
这些当时不被儿女理解的父辈们，有的甚至一生都不被理解。
回忆起父亲冯至，冯姚平坦言：“他晚年的时候，我都忙着照顾他的身体了，很少跟他有精神上的交流。”
沈虎雏也是在后来，才慢慢理解到父亲沈从文的苦闷。
1949年年初，陆续有人来转告，北大民主广场上贴了好多壁报、标语，是骂沈从文的。
“挺长的呐，题目叫《斥反动文艺》，说爸爸是粉红还是什么桃红色作家。也骂了别人，不光是爸爸。”去看了个究竟后，哥哥沈龙朱回来告诉沈虎雏。随后小虎雏便意识到，“爸爸病了”，“觉得受到监视，压低声音说话，担心隔墙有耳”，“一天天被精神的紊乱缠缚更紧”。
即将担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到中老胡同32号看望沈从文时，沈告诉他，自己愿意到磁县去烧瓷。这让吴晗很为难。后来，沈从文被安排到午门楼上的历史博物馆工作，沈家搬出中老胡同32号。
1950年，贺麟在中老胡同32号翻译完成的黑格尔《小逻辑》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次年，他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参加土改改变了我的思想》一文，公开表示赞同唯物论。1952年，院系调整开始，北大从城内沙滩红楼搬到西郊的燕园。一年后，贺麟一家住进燕东园，离开了中老胡同。
几十年后，贺美英曾带着怀旧之心，骑自行车故地重游。结果发现，她所熟悉的32号院大门已经封死，成了一面墙，门前的台阶和一对可爱的小狮子已经踪迹全无，院子里的房屋也已经变成楼房，只有她家屋后的那棵大槐树还枝繁叶茂。
上世纪80年代末，当时健在的人们，开始为这个面目全非的大院画图。记性极好的江泽涵夫人清晰地勾勒出这里的布局、住户，甚至树木山石等。随后，这张图又经沈虎雏修正补充。
当时，内向的冯至整天很苦闷。女儿冯姚平劝他：“你这么大年纪了，就别忧国忧民了。”冯至很生气地反问女儿：“我是诗人，哪一个诗人是不忧国忧民的？不忧国忧民能做诗人吗？”
但听说大家在画中老胡同32号的布局图时，冯至很高兴，嚷道：“快给我看看！”于是，这张图被送到冯至手里。迫不及待地打开图后，冯至在上面补充上了他记得的人名，冯姚平则在上面补充上了她记得的一些树木名称。
这些在现实中早已不复存在。1961年，吴之椿一家作为最后的住户搬出大院。他的女儿吴采采在回忆文章中写道：“院子里开始有了变化。高高的假山被拆掉，一行行的果树被砍掉，院子的后院墙被推倒一部分，开了一个能走汽车的后门，这个后门正对着景山东街，门口还挂起了‘医疗器械厂’的牌子。院子里面的四合院结构，很快被厂房车间的组合所取代。”
整个32号院，只有那棵大槐树因被定为“北京市二级古树”而幸存。
经考证，1952年院系调整后，中老胡同32号成为北京政法学院宿舍。大跃进年代，这里成为由许多私营小企业组成的公私合营科伟医疗器械厂。70年代初，该厂改为“北京医疗电子仪器厂”，院内逐步盖起了楼房。如今使用此处的单位是“北京首都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09年4月，江丕权三兄弟在红楼参加完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重新开馆仪式后，还能重回大槐树下留影。然而到了2011年，当陈莹在6月15日上午想再去大槐树下时，被保安拦住。保安让她找公司领导。老人在电话里小心翼翼地哀求着该领导，依旧被告知“现在不能随便进人”。
她只能站在中老胡同里，隔着高墙看看大槐树的枝叶。稍微能减少老人失望情绪的是，下午回到家里，她看到了张企明带来的中老胡同32号的立面图。这是他在2006年根据大家画的平面布局图制成的。
这张用铅笔画的图已经掉色，折痕处的裂口上小心翼翼粘着的透明胶带也已发黄，但这毕竟是如今所能看到的中老胡同32号“最直观的形象”了。